王彥在離開福京時，又再次讓胡為宗去揚州取銀，沒想到這次居然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將銀兩取了回來。

隆武將這一百萬兩白銀，二十萬兩留作朝廷遠轉，三十萬兩撥給江西督師萬元吉，讓他擋住江西清軍，剩下五十萬兩則全部撥給，國姓爺鄭成功，命他募兵出仙霞關，進取江南。

此時的天南，雖然沒有東林黨這種代表士紳商賈的利益的大勢力，但粵地商人與本地的士紳大族，甚至官員之間，關係也是盤根錯節。

這時他已經理解隆武帝，急於讓他出兵的急迫心情。

當然這些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並非王彥一人能夠完成，也需要一個好的契機，才能不引起士紳和商賈的反彈。

大喜之下的王彥，隨與胡為宗相談，才知天地會與從南京逃出的錦衣衛合併，又招收了不少江湖好手，已經在江南各地建立分舵，而他們與侯方域建立聯繫之後，也打探了不少清廷內部hetubook.com.com的消息。

戲院中，揮金如土的士紳、商賈，讓王彥心生感嘆，他為北伐的經費苦惱不已之時，士紳、商賈的財富卻多到可以金銀投地，全不在乎。

此時王彥到沒什麼打擊士紳豪賈之意，相反他還認為士紳、豪賈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

《宋論》之中有「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之語。《黃書》中有言「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就是從小教導王彥的族兄王夫之，也曾言，他視損富濟貧為，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

因為本朝官商勾結之厲害，可謂是空前，只要皇帝想要收商稅，那全天下輿論，都會跳出來反對。什麼與民爭利，什麼橫徵暴斂，都會成為士紳抗稅的借口。

王彥從戲院出來，心中不禁一陣感嘆，這與他在開平境內處理土客械鬥之時，簡直是兩個極端。

一時間，王彥不禁一和_圖_書籌莫展，但正在這時，從江南南下的胡為宗，卻為他帶來了銀錢。

王彥得到銀錢，約制出兵的唯一條件已經決解決，隨託付蘇觀生主持民政，留心腹劉順領忠勇營坐鎮廣州，又留幕僚陳邦彥為其出謀劃策，便決定親率督標親軍和忠武營，合計一萬七千五百人，揮師北上，發動荊州之戰。

王彥回到國公府，依然為銀錢而煩惱，許嫣嫣所獻的一萬兩白銀，對他來說只能算是杯水車薪，而正在這時，朝廷的催他出征的詔書又至。

如此一來，有骨氣的忠臣義士全部身死，剩下的就是逆來順受的順民，這時清廷在減免田賦，稍微施捨一點恩惠，過不了幾年，就會徹底統治江南。

三百萬兩白銀，胡為宗留下一百萬兩發展天地會，剩下兩百萬兩，全部運來廣州，頓時便解了王彥的燃眉之急。

皇帝有命，王彥不得不從，但緊靠三十萬兩存銀，就想打下湖北，卻又顯然不https://m.hetubook.com.com太可能，他光採購糧草物資，怕就要將銀錢花完。

王彥隨將侯方域之事轉告給李香君，其聞之後，不禁立馬淚流滿面，而對於侯方域從洪承疇身邊搜集來的情報，王彥觀看之後，心中卻一陣沉重。

萬曆年間，皇帝派遣內侍到東南徵收絲綢布匹稅，結果也是徵到哪裡，哪裡便發生暴亂。

於是，王彥讓胡為宗留下一名得力骨幹，便於聯絡，而後立即返回江南，並將天地會發展到湖廣一帶，以此來配合他的大軍到來。

王彥從胡為宗帶來的情報中，看出了這一點，也看到了江南抗清已經進入一個低谷，所以明白明軍必須有所行動，出兵刻不容緩。

剃髮令雖然殘暴無比，但清廷卻用他將忠於漢室的士民分辨出來，而後通通殺害，解決了許多隱患，使清廷佔據的地區逐漸穩定下來。

此時王彥已經有了改革稅制的想法，但他卻也知道，推行行起來，必然會遇到強和*圖*書大的阻力。

原來在王彥將一百萬兩白銀解押到福京之後，使得在財政上受制於鄭芝龍的皇帝，突然寬裕起來。

揚州富甲天下，王彥撤離時，曾秘密將揚州府庫的存銀，以及當初士紳的捐獻，合計三百萬兩白銀，埋藏在西城外高坡之下，以備將來北伐時充作軍費。

王彥思慮再三之後，決定先不觸動士紳與商賈的現有利益，並不改變稅率，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打擊偷稅漏稅之舉，並且將稅目逐漸完善起來。

隆武帝重拾雄心，首先對他解押稅銀入褲之舉大家讚賞，就連壓了多日，一直未曾批複的《定粵請練府兵疏》也被批准，而後就是詔命王彥，配合鄭成功出兵江南，即刻北上，發動攻伐荊州、武昌的戰役。

偌大一個朝廷，幾乎全部靠著田賦來運轉，如此國朝的子民中，最為貧困的普通百姓，卻承擔了國家七成五以上的賦稅，而商賈與士大夫階層勾結之後，卻只承擔了不到一成的朝廷和_圖_書稅賦，這與宋時商稅最高達朝廷稅收的七成正好反之，所以國朝士紳與商賈簡直富得流油。

對此，王彥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會無端打擊富戶，但如今國朝危在旦夕，士紳與商賈，卻要承擔他們因該擔起的責任。

處於社會底層的鄉民，為了爭奪生活所需的一點土地和資源，不惜以命相搏，而生活在廣州城內的士紳商賈，卻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

八月間，王彥曾親自北上，冒險去取，但那時李成棟正奉清廷之命，重鑄揚州城，使他取銀的計劃失敗。

這種情況，一直到萬曆年間，才有所改變，朝廷開始重新提高商稅比例，但國朝的稅賦中，農稅卻依然佔到七成五，而鹽稅佔一成，剩下的皇莊等亂七八糟的收入則佔半成，而商稅卻依然只佔不到一成。

大明朝因為太祖皇帝的出身，對於商賈之事不太看重，加之元末經濟的破壞，使國朝沒有意識到商賈的作用，而在商稅上採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輕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