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入相
第19章 理通事順

原始社會的公天下,到封建時期的家天下,然後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權沒有合法性來源,很快就被漢取代。漢武帝用董仲舒,獨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國的大道理,而是要給自己的政權一個合法性來源。董仲舒為了達到獨尊儒術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論,後世稱其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為此。
這種治亂循環,放到資本主義時代,換一個名字,比作經濟危機,也就通了。
對歷史進程的劃分,是歐洲人根據自己的歷史來的,並不是必然的歷史規律。從他們的這種劃分上,會推出共產主義這個大同之世,是因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國歷史,和歐洲的公、家、公對上了,大家在人類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歸。
這種泊來的意識形態和中國歷史的不和諧,徐平前世可以不當一回事,到了真身臨其境了,做宰相了,還當成理所當然把現實向裏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詔書。就像前世他作為一個小公務員,講傳統文化有人就拿著《弟子規》這種連村秀才都不屑一顧的東西出來講,他可以當一個笑話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已。自己治國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傳統文化是先秦諸子,以及後世于其上生髮的傳、注,再加上各種政論文章,整個一大套的理論系統。通了,才有資格來做這個宰相。不通,皇帝問政一問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語,皇帝不會信,百官也不會服的。
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循環,剝去天時、地理這些外在因素,而以國內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一對主要矛盾來觀察,便就是剝削烈度加深,導致社會危機出現。政權不能夠解除面臨的社會危機,便亡于內亂。或者危機導致國力大減,亡于外敵。政權之亡,有亡于內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敵者。亡于內是內政的問題,亡于外是軍力的問題,兩者有相關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夠牽扯在一起,不然歷史就看不清楚了。
後人看周的分封,雖然被秦所滅,但依然還是華夏,認為分封有利於延續文明,古人是不會這麼看的。秦為周之客,而周亡于秦,站在周的立場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漢朝不許異姓封王,就是鑒於這樣的教訓。同姓封國,又出現了七國之亂,漢武帝別尋出路,從天命取來了政權合法性。天命帶有公天下的一面,只是以天命授給一個人,在這個體系內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識形態,才是終結封建的原因。
禮制是意識形態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識形態,禮制就莫名其妙,讓人不明所以。
課本上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君主立憲和議會制,都是資產階級為了掌握政權而出現的政治結構。徐平的立場不偏向他們那一邊,而是偏向最廣大的被剝削者,自然就不會使用這兩種政治結構。政治結構從https://m.hetubook.com•com屬於意識形態,同一意識形態會有多種政結構,但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很難使用對立意識形態的政治結構。
哪怕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產階級內部,而臨嚴重的危機時,有人想進行較大的改革,大義一舉,依然威力無窮。沒錯,說的就是美國,就是民主制。最高統治者留有較多權力的時候,揮舞著大義,把政治結構大變樣並不稀奇。你能把這一個拖下台,後面還會再出現另一個,社會危機不解除,這種衝擊就不會結束。無他,政權有立場,但政權本身是獨立於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權生存,這種獨立人格就體現出來了。
同樣面臨國破家亡,南明對於擁戴誰當皇帝爭得一塌糊塗,南宋隨便拉一個姓趙的就可以當皇帝。因為明朝是家天下,官員有家臣的性質,不會像宋朝官員那麼隨便。
之所以會出現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來劃分歐洲的白人興起前的時代,是因為歐洲的羅馬亡了。羅馬亡了,歐洲的公天下、私天下這樣的脈絡就斷了。入侵的蠻人,是從部落制進入家天下的,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從家天下進入了公天下,幾乎沒有出現私天下的歷史階段。換句話說,歐洲沒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有了這個意識形態基礎,就有統一戰爭的外在需求,有結成歐盟求統一的行動。
儒、墨、道、法,先秦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結構的層次,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地方不多。把他們的理論分別,當成意識形態的分岐,歷史就會成為一團亂麻。
徐平的選擇,是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上,這是中國傳統的立場,也是這個時代能被廣泛接受的立場。天下以民為本,是孟子理論中很重要的內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時代的呼聲。
大一統的政權,意識形態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這是中國封建時代至秦而止的內在原因。只有家天下,才會分封,這是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政治原則。明朝分封,是從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嚴格說不是大一統的政權,其疆土內有封國,只是把封國弱化抗拒不了統一,是部分封建。
當大潮席捲全球的時候,外部矛盾容易掩蓋內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臨社會危機時向外轉移矛盾作為當然之理。時代不同了,這個當然之理也不是當然之理了,向外轉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時候,每一個政權都必須想辦法對內解決社會危機。
公天下,大一統,地方官在郡縣,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績,百姓的態度不太重要。這個職位本來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聲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還是以朝廷職責市私恩。萬民傘之類對官員絕對加成,是封建殘餘,是有家天下的意識形態在內hetubook.com.com
歷史到中唐,漢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來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統,因為天命終不顯於世間治亂,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歷史現實,已經難以為系。韓愈和柳宗元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鎮重建大一統的現實需求下,不得不為政權重建合法性。天命說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於人,公天下便就應運而生。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終秦滅六國而代周。周之八百年,雖有春秋戰國之衰,卻沒有表現出這種治亂循環來,或許可以認為,治亂循環是大一統的特點,而不是家天下的特點。
上層建築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意識形態生髮出政治結構和一系的政治原則,由此又有各種各樣的行政舉措。變法,就是在確立了意識形態之後,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行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舊的政治原則,建立新的政治原則。
由意識形態而延伸出來的這些禁忌,在政權內部就是政治原則,在政權外部就是政治正確。官員要有政治意識,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還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正確在約束他們。不以政治原則來要求,就不在官的範圍內,是吏了。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體,與皇帝一起治理國家。皇帝的責任,就是使這個治理國家的群體,立場永遠在被剝削者這一邊。皇帝失去了立場,則官僚集團必然就會失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瓦解了。立場失去了,意識形態就變了,政權性質就變了。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這個範圍內,百姓受到好處只可歸於朝廷,朝廷認為是個好官,而不可藉此讓百姓感激自己。否則就是封建思想,違反了大一統之下怨歸於己,恩歸於上的政治原則。朝廷縱然一時有行政命令錯誤,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擔,不可以向上推託,分辨是朝廷內部的事情,與百姓無關。挾民意而對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如寬刑免稅興學之類,地方官提出來施行,必須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書的敕令行下來,而不能自作主張。哪怕從頭到尾中書就是簽個名,蓋個印,這個好處也是來自於朝廷。這條政治原則,是為了保證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壞大一統的政治結構。
理通事順,完成了道與術的問對,對天下的改革將順利地推行。
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都是為了弱化統治者對政權的掌控力而出現的,弱化的目的是利於資本家操控政權。只要統治者的權威還重,天然就有號召民眾,有把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識形態下,對於統治者來說,大義在手,天下我有。立憲以及種種措施,都是為了斷絕這種可能,確保資產階級對政權的掌控權。
一姓之m.hetubook.com.com永祀,家天下,表現出來就是封建。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的時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國,是出於家的一員,異姓封國則為客。周對天下分封建國,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制。客為賓,待之以賓禮而非臣禮。異姓以功封國,是不再視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賓。一字並肩王,在家天下的時代是有可能出現的。
所以萬民傘之類官員要當心,一個不小心,不但不會受到獎勵,還有可能受到嚴重的處罰。違反政治原則,比違反制度更加嚴重,就此被打入另冊也有可能。徐平離開邕州百姓雨夜相送,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並不會因此獎勵升遷。如果他拿著這件事,回京之後作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勞,反而會被別人抓住把柄。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簡單的文字差別,而是因為他們面臨的任務是削藩鎮。藩鎮類于古時之封建,柳宗元才會斥家天下,駁封建。
意識形態會外化為政治結構,形成制度舉措,並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則。
有這個背景,徐平才會堂而皇之與趙禎如此問對。趙禎不會覺得奇怪,已經掌權的士大夫們會認可,一切才能順順利利地推行下去。
不把道理講明白,徐平終將是另一個王安石,最後還是回到治亂循環上來。
朝廷必偏,是說政權必須有一個立場,沒有立場,政權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在這套話語體系之下,資本主義就不再是封建社會的下一個朝代,都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為內部主要矛盾的歷史時期,大同之世依然遙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麼資本主義社會,讓資本家掌權就無從談起。改革措施,與此無關。
意識形態別內外,確定對內對外各自的態度和行事原則。對內首先明確,這個政權是誰的政權?是所有人的政權,還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個人的政權,這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承認天命,天子是代天而牧民,合法性來自於天,就是一個人的政權。不承認天命,則就是公天下還是私天下,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還是一姓之永祀。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聲,徐平的這一世,正當浪潮正盛的時候。紮緊籬笆,堅定地在浪潮中巋然不動,接下來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漢人的。卷身到這股洪流中,貪小利忘大義,徒然把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反擊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費國力,浪費民族的發展機會。
政權有獨立的人格,而臨危機時,必然也就會有自救的行動。當自求必須要觸動到最深層的意識形態時,便就天下大變,進行自我革命了。延伸來說,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變法改革,王朝更替,廣義上就是在進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政治結構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錯,導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這個和*圖*書政治原則,是為了體現皇帝與士大夫的主從之分,確保政權的立場。體現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減刑免稅之類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來並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歸於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減刑,因為不是示恩之舉,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為疏決。
政權的獨立意志越堅定,意識形態越強,對官員的政治立場要求就越嚴厲,違反政治原則受到的處罰就更重。征民間賢士,給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紀律的約束。以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賞識,做官不用講政治就想當然了,是把古代都當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識形態,會有不同的政治。
官員不適任被貶被免不只是做錯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話來說,有的時候是政治立場不堅定,政治原則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這一條,比做錯了事還嚴重,受到的懲罰也更重。歐陽修因朋黨被重貶,便是違反了政治原則。
把唐宋連起來,看作一個整體,才能看出來,蒙古滅宋,中原文明到那時斷了。蒙古滅宋幾乎是相當於羅馬被蠻族所滅,只是中原文明頑強,又爬了起來而已。
明亡于內憂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夾雜著對滿族人內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繼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統的大雜燴政權。表現出來,就是濃厚的奴隸制遺風。這個政權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對意識形態的討論,必然非常忌諱。王朝興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五德終始之說,不得不被撿了出來。
政權內的官員要講政治,吏不需要講政治,即吏無義,這是官與吏的區別之一。
意識形態是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並以此而來的對未來的展望,如果社會基礎出現了眾大轉變,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會出現重大的轉變。
中國傳統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劃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亂循環,是在這個結構之內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及以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劃分包容不了中國的歷史,套到中國來,就無論如何解釋不了秦之後的歷史時期。反過來,中國對天下屬於誰的意識形態,是可以包容掉把歷史劃分出的那些時期的。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識形態生髮出來的政治結構。徐平一直講的怨歸於己,恩歸於上,則是公天下與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過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則是封建思想,把自己當成了郡縣的主人。
意識形態的結構中,立場是位於政權屬於誰之下的。為了政權生存,統治者一人敢於挑戰整個剝削集團,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威力。意識形態決定政治結構,而不是反過來。
「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就是一人之天下,我做皇帝,hetubook.com.com是因為我能打。所以當有人比你能打的時候,生死認命。統治者可以認命,百姓怎麼認命,亂世不可長久。
羅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漢的丞相制度,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立場偏向來的。在這樣一個系統之下,會理出很多歷史的脈絡來。
皇帝的個人操守不可靠,無非是把皇帝換成一個集體,如同把宰相之權分成宰執集團的眾人之權而已。確定了政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不會改變。其間的分別,如同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雖有不同,卻同屬於一種意識形態。
為什麼使用這個時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而不是拿課本上源自歐洲的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到了宋朝,出於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權開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對於政權的合法性,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宋儒不得不上追漢唐,承韓愈柳宗元之後。到了徐平所在的這個年代,公天下的意識形態,與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結構已經呼之欲出了。
所以說,皇帝的義不在縱容官僚集團上,他站到官僚集團這一邊來,整個天下就非常危險了。君臣和諧,是說大家意識形態相同,但各有職責,矛盾體現在這裏。
不涉及上層建築,不足以稱為變法。有的變法觸到了意識形態,有的變法只是及於政治結構和一部分政治原則的調整,這是廣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完全被推倒重來,可以稱為革命。有時是別人革政權的命,政權橫下一條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當然,這不等於說家天下強於大一統,因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發展不到治而後亂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約等於大一統治亂循環的下限。
確定了天下屬於誰,誰是這個政權的主人,意識形態接下來面對的是國內矛盾。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意識形態的下一個問題是站在誰的立場上。同樣是公天下,還有一個立場問題。
政權的獨立性就在於,在政治結構的最頂層,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則,而沒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沒有不可更改之憲法。誰都想一勞永逸,只是政權被現實教訓了,面對內外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一勞永逸還只是一種夢想。或許只有寄望于科技進步,生產力大發展,用極大豐富的物質來慢慢彌合矛盾。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來的全球革命潮正在退去,處於時代的尾聲,每一個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傷口。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經是逆大勢而行。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出來,應對內部危機已經是一種趨勢,這就是大勢。不管是自覺還是被動,各個國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局面。抽身得越早,損失越小。這個時候還看不清局面,去亂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會顯得很可笑。雖為小邦,而心懷天下,就說的是這種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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