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制度下，朝廷每年徵收的稅賦，都只是用來供給皇帝和宮廷以及京官，朝廷的地方官府地方官員甚至都不用朝廷財政支出，地方官員也一樣是用職田、公廨田、公廨錢、官職永業田來支付地方官府的辦公費用以及地方官員的俸祿。至於那些地方的吏員，這些人朝廷是不用支付錢糧的，甚至地方官員也一樣不用支付錢糧，這些人光幹活不吃飯。當然，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但朝廷和地方確實不給這些吏員支付錢糧，他們完全靠自己的職務合法合理的收取灰色收入以養家糊口，甚至發家致富。
易風很清楚這一點，比誰都清楚，但他依然堅定不移的把這個計劃拋了出來。
況且，促使易風改革稅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均田制根本是個維持不了多久的政策，而租庸調製就是以均田製為基本。均田制一壞，租庸調製也就失去了根本，國家的稅制也就會崩壞。做為一個有著不一樣見識的皇帝，易風當然不能等到以後崩壞了的時候再去改。
易風即位以來，北衙的那三十五萬禁軍，其實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在養著，用的都是他自己的內帑。朝廷原來的稅制，都是相當簡單的，均田制加府兵制，是隋朝的兩大基本國策，給百姓均田授田，然後租庸調製收稅。
大明朝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萬兩白銀，看似收的稅很少，可實際上百姓的日子卻過的艱難，原因就在於大明的鹽稅、商稅這些大筆的稅收都流失掉了，被那些官紳地主階層給擄奪了，肥了那些人，卻苦了朝廷。然後兩稅方面，同樣如此，官紳擁有諸多免稅免役特權，加上大量的隱戶，使得朝廷的稅收大量流失，最後一年只徵收到幾百萬兩，卻還絕大多數都是從普通百姓身上徵到的。當大明遇到遼東的危機以及關內的流賊作亂，朝廷用兵不斷，便缺餉少糧，最終不得加征加派，朝廷每年加征的幾百萬兩的三餉，最終卻又幾乎全從普通百姓手裡徵收來的，導致的結果就是貧苦的百姓紛紛破產，最終葬送和*圖*書了大明朝。
這還沒有算上朝廷如果要興建水利或者修葺城池、維修道路，疏通運河等方面的工程費用。
最後就得看到底有多少人有這樣的見識了。
府兵授田，然後府兵不交稅國家也不用支付他們糧餉，甚至府兵還得自己置辦軍械裝備。
僅僅是每年的軍費加上官吏俸祿和宮廷的開銷，一年就得三千萬貫。
易風看來，南宋一個偏居一隅的朝廷一年徵收一億幾千萬貫的稅收，而明朝一個統一中原的大一統王朝一年卻只收幾百萬兩稅收，加派三餉卻導致天下沸騰，這不正很好的說明了問題。明朝只知道收窮老百姓的稅，而宋朝卻主要靠收商人的稅，其次是通過專賣這個迂迴的方式收稅，給百姓相對公平的稅制，錢收了，天下卻依然安定。
易風的新稅法，讓國家財政收入一年翻六翻，還給官員漲薪水，給吏員發工資，還減輕了絕大多數普通百姓們的稅務支出，對普通百姓們說這將是一個仁政，甚至對許多將士和官吏們來說，也是個好事，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
不搞稅制改革，就根本維持不了現在的朝廷開銷，更別說還得養幾十萬職業軍隊了。而要養幾十萬軍隊，還得要維持現在的擴張計劃，保證不斷的軍事作戰計劃，需要的錢糧都是海量的。光靠著現在朝廷每年不到千萬貫的財政收入，根本不夠。
這並不是妄想，易風在懷荒時，已經開始推行工商業的發展，並從中獲得許多利益。北宋熙寧之時，一年的兩稅摺合錢兩千多萬貫，而商稅宋初時只有四五百萬貫，後來也達到了兩千萬貫左右。當然，北宋之時創收最多的卻是專賣，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鹽專賣，北宋末年之時竟然達到了四千萬貫，而鹽之外的茶葉和酒的專賣也一樣創收許多，每年都在千萬上下。而宋朝特別是南宋，在兩稅、商稅和專賣這三項主要收入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雜稅，南宋時最高財政收入一年達到一億幾千萬貫，其中雜稅就有數千萬貫，紹興三十年和*圖*書，光是雜稅中的綠總制錢就有兩千多萬貫。
雖然翻了三倍多，但這筆錢還是不夠每年基本的財政支出的。為此易風的稅制了，又增加了國家專賣這一塊，用以增進財政收入，專賣的就是鹽茶酒銅錢等一些緊要物資，尤其是食鹽，易風準備學後世的那些朝代，從這裏奪取一大筆稅收。易風預計鹽茶酒等專賣稅收一年兩千萬左右，此外還有一個稅收來源則是商稅，易風也打算從中獲得千萬以上。
不過除了兩稅、商稅和專賣的收入外，易風其實也擁有一份很大的私人收入。他的許多產業都歸屬在他的名下，比如北方銀行、東方保險等等產業，據他的私人產業的總管高明月的報告，如今每年能為他帶來一千萬貫以上的收入，這筆錢相當於稅改前朝廷一年的財政收入了，就算稅改后，也能達到朝廷收入的六分之一。而這筆錢，屬於皇帝的私人財產，朝廷財政部門是無權過問其收支，也無法動用的。在此之前，易風一直用這些錢供養著北衙的禁軍，以及宮廷的開支，還有他直轄的三個秘密情報機構和三支特種部隊的費用。
可現在不行了，新朝的各種新政，處處都與原來的策略不同。
易風現在不打算變著法子收雜稅，但也不想放棄專賣這個大創收，因此他的目標是兩稅、商稅和專賣這三項，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萬，如此朝廷才能保證維持運轉之外，還有富餘留下一部份給地方的省州縣使用，使得中央財政外地方也有錢財府庫諸存，另外還可以有錢供朝廷和地方搞建設開發，甚至每年還能存一筆錢用以戰爭和救災等專項需要。
北衙禁軍做為職業軍人，待遇相對優厚，平均每個士兵每年的軍費是五十貫左右，計算下來一年就得一千七百五十萬的供軍費用。這還沒計算髮生戰事的戰爭支出，而邊衙與南衙的邊軍、府兵雖然不是職業軍人，可也有不少的職業軍官，要維持這兩衙的幾十萬軍隊，一年也需要不少錢，合算起來三衙的軍費一年起碼得兩千萬，
ｈtｔｐs://www•ｈｅtuｂｏoｋ•ｃｏm.ｃom還是非戰時。而易風給官員們加薪，給吏員們發薪水，雖不如供軍花費這麼大，但加上宮廷的開銷，一年也起碼得要一千萬左右。
這次，他也許將與全天下的貴族豪強地主富商們博弈，一次危險的博弈，但易風相信自己不會敗，也許天下千分之一貴族豪強地主富商們會反對自己的新稅法，可他也還有天下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普通階層的軍民百姓擁護支持他的改革，自己可不是宋神宗，他如今對這天下的掌控是他無法企及的。況且，雖然新稅法對那些有錢人會有害，可推行工商業發展，富國強軍，擴充疆土，對那些階級來說也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他們如果眼光長遠，與朝廷合作，那他們損失的只是芝麻，卻能收穫西瓜。
但有好肯定也有壞，這個新稅法減輕了普通百姓的負擔，卻要讓那些貴族豪強地主們出血了，兩稅法根本就是按田畝徵稅，原來的租庸調都計入田畝之中，田畝越多稅越多，這將讓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豪強們感受到切膚的疼痛。而商稅的改革，也使得商人們得支付不低的商稅，增加許多商業成本，而那些貴族豪強們，也正是擁有大量商量資本的一群人。不管是這主稅兩稅，還是工商稅，都將大大的影響到那些上層階級們的切身利益，甚至就連鹽茶酒等專賣，也一樣會影響到他們。
朝廷的稅賦除了供養皇帝和宮廷以及京中百官外，還得供養幾十萬北衙禁軍，以及府軍、邊軍的職業軍官們，此外地方官員的薪俸也已經納入國家財政支出，另外原來一直不用付錢就為朝廷工作的那比官員數量多出十倍以上的吏員，也算是有了編製，也納入了國家公務員的行列，他們也是有了正式的薪俸，這又是一筆巨大的支出，加上朝廷和地方官府的辦公費用等等，都是相比於過去額外的支出。何況，新朝已經取消了勞役，朝廷要興建工程項目，徵召民夫還都得支付民夫們薪水。
按照易風的設想，最合理的稅制，兩稅這樣的主和圖書稅，應當只佔到全國稅賦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工商稅應當佔到一半以上，再加上專賣的收入，也應當比兩稅要高。當然要做到這一步，還很遙遠，首先就得是工商業極為發達繁榮，得有足夠的納稅商品額度，工商業繁榮朝廷才能收到足夠的稅。
隋朝的政策，處處就是透著這麼一種古樸，一種簡單。至於說國家和地方興建什麼工程項目，修路修堤修壩、修城築牆一類的，自然也不用動用國家和地方的財政支出，一切有老例，徵召民夫，加征加派錢糧，總之這屬於額外支出。
說到底，要建立盛世，搞好統治，都離不開錢。但如此收稅，卻是門高深的學問，不能隨意的強征，任意攤派，那隻會越搞越糟糕。在易風看來，宋朝的稅制不錯，雖然說各種稅目繁多，可基本上百姓承受的稅還算正常，如南宋雖只佔據著江南一地，可一年的稅收卻超過億貫，比北宋時還高出倍數，可他們徵收這麼高的稅額，卻依然維持了南宋的統治，甚至擋住了北方異族的進攻。而另一個易風看來反面教材的卻是大明朝。
唐宋推行兩稅法，每年的兩稅收入都在兩千萬貫上下，尤其是中唐時推出兩稅前一年的稅收不過幾百萬貫，推出兩稅後立即翻倍。而易風的新稅法雖然也叫兩稅法，但主要是取春秋兩季上稅之名，實際上卻已經與唐宋的兩稅制大為不同。唐代推行的兩稅最重要的是分為戶稅和地稅，戶稅是按每戶的貧富不同劃分各種富等，然後不同的等級定不同的稅款，而地稅則基本上是統一的，北方等地每畝納田租一斗左右，南方更富裕的田地則為一畝一斗到三斗左右，而代役錢等雜稅也被統一納入了兩稅之中。百姓的稅一年分春秋兩次交，按官府定下的戶等和田數交納戶稅和地稅。而這個數額，則是由官府提出預料好了當年的財政支出數目，然後根據這個數字分配到全國各地，按額徵稅，因此可以說，兩稅到底是多少，其實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說了算。朝廷說今年要花一千萬，那就征一千萬和圖書，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戶等，田畝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說今年需要花一個億，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據各自的戶等和田數分攤這一億。這種兩稅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國家財政稅賦收入，一不用養兵，二不用養地方官吏，三不用於百姓，每年近千萬貫價值的稅賦，其實就兩個用處，供養皇帝和宮廷開支、養京官，其二，用於戰爭開支。如果不打仗，那麼一年近千萬貫的財政收入，其實是綽綽有餘的。這也正是為什麼隋朝立國十九年，其間打了好幾次大仗，可最終卻也仍然能靠著每年千萬貫的稅收，依然能夠打造出一個開皇盛世的原因所在。
如果還沿用朝廷的舊稅制，朝廷過一年就得倒欠上兩三千萬，這還只是維持正常的運轉，還沒計算戰爭或者遇上災害等需要額外支出的時候。可以說，稅制不得不改，不改不行。不改，一天都維持不下去了。易風雖然有自己的皇帝私人產業，一年有不少的進項，可光靠著皇帝的內帑支撐，不是長久之事。易風早就在計劃著稅制的改革了，只是之前還沒有完全掌控朝廷，因此也無法一步到位。但如今在位已經一年多，內內外外也清理整頓的差不多了，這個時候正式提出來，自然會阻力小些。
而易風的這種兩稅法，並不是量出為入，而是按原來均田制的稅率，定出每畝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調，然後把他們全折算為錢，然後朝廷直接就根據百姓們擁有的田畝徵稅，田多少就征多少，再無額外。當然，這是主稅，如商稅等屬於另外的稅收。這樣的兩稅，一年也是分兩次征，可最大的區別是稅收的總數是根據天下的田地數量計算的，因此也就會是一個比較穩固和固定的數額。而經過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國擁有一千萬頃土地，貧富土地皆有，然根據新稅制，一年的兩稅折現差不多有三千萬貫，當然，這個數字其實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據糧食、絹帛和綿、布等的價格有所浮動，但總體來說兩稅就是這個數字。比之原來每年幾百萬的租庸調，翻了三倍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