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左派社會主義者只能在工人的教育上發出一點聲音，其他方面的行動幾乎都得不到工人階級的熱烈響應。

並不是說現在的長春發展的不快，而是現在的長春發展完全是依賴於政府投資和戰爭景氣，一旦戰爭結束對外出口萎縮，那麼長春現在的這些工業未必能夠和先進工業國家的同類產品展開競爭。只有在不斷的降低製造成本的基礎上，長春的製造業才能在市場競爭中活下去，而廉價能源對於降低成本來說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

和此時哈爾濱工人們積極投身於支持俄國無產階級兄弟的政治活動不同，長春的工人們顯然對俄國革命充滿了好奇，但卻只限於捐款捐物等活動，對於上街遊行和報名參加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志願軍等活動就比較冷淡了。

於是，即便革命委員會下令禁止布爾什維克在境內招募中國人前往俄國參加革命，但也有不少中國工人還是悄悄的越過了國界線，在赤塔等地加入了俄國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國際志願軍。既然是國際志願軍，自然就不止是中國的無產階級，還有著朝鮮和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的加入，甚至連越南人都有。

不管是和東面的南關教育區、東北方的老城區或是北面的工業區相比，這處政府中心所在的朝陽區都是比較荒涼的，除了政府大樓、體育中心等有限的建築外，大多地區還保持著農田和村社的本來面貌。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也是因為東北地區現在已經成為了亞洲唯一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控hｅtuｂoｏk.cｏｍ•coｍ制的地區，在東北宣傳社會主義並不違背法律，朝鮮和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現在都跑到了東北系統的學習社會主義理論和參加工人運動。

這種左翼群體的暴動，就連吳川也是無可奈何，除了禁止他們在工廠內公開招募志願者外，對於那些私下偷渡前往俄國的志願者，革命委員會也只能睜一眼閉一眼。把這些人扣留下來也只能教育一番就放了，無產階級的政權總不能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吧。

一台普通的真空管收音機10-12元，一部自行車35元，一塊歐洲進口手錶45元，一台家庭縫紉機40元，一部松花江牌皮卡車710元……從這些耐用工業品的價格就能計算的出，哪怕是最貴的皮卡車，普通家庭花上三到五年的積蓄也能買的起了。

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大多數工人們自然就把精力都用在了經營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工作上，對於改造社會的政治活動就有些梳離了。按照某些工人們的說法，「革命委員會幹的很好，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遊行？而且有吳主席盯著那些壞蛋，我們支持吳主席就可以了，幹嘛還要整天待在房間里進行政治學習，有這時間陪女朋友去滑冰或看電影不好嗎……」

被斯維爾德洛夫念叨著的吳川，於12月底把自己的辦公室搬去了長春。新的政府中心位於老城的西南方，這裏完全是一片新建設的城區，在辛亥革命前就是一片田野和荒地。

於是，當下東北的社會風氣倒是相當的自由，左派和-圖-書和右派的言論並沒有受到多少打壓，但是雙方誰也壓不住誰。工人們雖然對於政治學習和政治運動是有些厭倦了，但是剛剛過了幾天好日子的工人們倒是沒有忘記階級鬥爭，對於資本家試圖參加共和黨的行動還是充滿了警惕，堅決的反對資本家加入工人階級的政黨，然後代表工人階級出聲的。

在俄國革命爆發之前，東北地區的左派力量已經變得相當的強大了，只不過在戰爭景氣的刺|激下，東北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期，工人、農民和資本家都不願意搞什麼政治，而共和黨主導的革命委員會政權，通過了提高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用戰爭附加稅控制資本家獲得過多的剩餘利潤，又對農業的基礎建設進行了大量投資以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從而緩和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

左派社會主義者固然不滿意東北當前過於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但是他們也無法在黨的中央委員會上壓倒吳川所主張的以經濟建設為主的路線，就只能選擇默默在工人群體中深入耕耘了。

根據勞動和經濟委員會的調查，1917年東北城市中一個普通的雙職工家庭的月收入中間數大致在75-80共和元之間。男職工月收入中間數40-50元，女職工月收入中間數25-35元。

作為松遼平原的一部分，長春的地形也是由山地、台地和平原組成的，新政府中心就位於一片台地上，東部有少許山地，西面就是平原地區了，那裡也是過去長春的南關，現在的教育中心，從哈爾濱遷來的和圖書大學和長春自建的大學都在這一區域。

政府中心和南關的教育區只隔了一條南北大街，這條大街也是新長春城的南北中軸線，最北端是長春火車站，最南端是南郊航空學校，這條南北大街也被吳川命名為人民大街。長春城內，凡是南北向的街道都稱之為大街，東西向的街道則一律稱之為大道。

吳川在長春的新居就在該區域的一片湖泊邊緣，這處被長春人稱之為南湖的湖泊是由伊通河的支流匯聚而成，過去是這片台地農田的供水來源，水面面積足有百多公頃。在經過了一番整治之後，南湖和周邊地區約300多公頃的地方被規劃成了一處公園。

吳川搬到長春之後，梁廷棟就上門就長春的情況對他進行了一個詳細的彙報，應該來說梁廷棟這幾年待在長春也確實沒有白待。在他這幾年的主持下，不僅長春城市的面貌為之一新，新長春城的城市面積也超過了辛亥革命時的數倍，而城市人口更是增長到了48萬人，成為了東北地區僅次於哈爾濱和瀋陽的第三大城市。

此時遠在長沙的省立第一師範宿舍內，李潤石正在閱讀恩師楊昌濟寫給自己的信件，信件中楊昌濟勸說他，「……如果你還是主張：應當一點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會。那麼就應該來這裏看看，這裏每一天都在改變著……」

而中東鐵路使得俄國工人和中國工人混雜在了一起工作，消除了雙方之間的民族和國家隔閡，倒是在對鐵路局的對抗中締結了無產階級的友誼。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中俄工ｈｔtps://ｗww.hｅtｕbｏｏｋ.coｍ•ｃｏｍ人已經共同舉辦過五一大遊行以反對中東鐵路管理局對於鐵路工人的壓迫了。

以五口之家計算：食物每月支出20.78元；衣服平均每月支出6.7元；房租（私人租房）每月5元；燃料費每月5.5元；其他支出每月5-6元。每月支出大約在42-45元之間，結餘30餘元。

雖然當吳川搬來長春的時候，這處南湖公園不過才整治了東北角的幾十公頃區域，正好是吳川和黨的委員及機關幹部們所居住相鄰的地區，不過這處森林和湖泊美景於一身的公園，已經讓吳川非常的滿意了。新居所的環境並不比他在哈爾濱的住所差，而他日常活動能夠走動的地方也大了起來。

在交通上，除了原本的南滿鐵路幹線之外，長春也成為了延邊到赤峰的鐵路幹線中心，而長春到周邊的公路建設更是發展迅速。以梁廷棟的估計，到了1920年，長春將會從地區的交通樞紐提升為東北中部的中心城市，可以和哈爾濱、瀋陽兩城的地位相抗衡了。

因此對於哈爾濱的中國籍鐵路工人們來說，打倒俄國的沙皇、貴族和資本家，同樣也是他們的心愿。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對於他們來說不是外國人的事，而是自己的事。因為過去他們也同樣被俄國的沙皇、貴族和資本家壓迫過，哪怕現在革命委員會把他們從俄國的沙皇、貴族和資本家手中解放了出來，他們也沒有忘記這種階級仇恨。

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消息傳來，總算是打破了東北有些沉悶的政治氣氛，自然就有左翼社會主義者起和*圖*書來組織中國的無產階級去援助俄國的無產階級了。既然中國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那麼他們就嚮往著前往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去打倒無產階級的敵人去了。

畢竟長春的工人們不僅大都是從內地新招募的，而且長春這塊地方被俄國人控制的時間很短，長春人對於俄國的看法就是和自己無關的外國。至於哈爾濱就不同了，作為中東鐵路丁字路線的交叉點，俄國當初根本就是把哈爾濱當成殖民城市來興建的。

而這座新城的擴張並不僅僅依靠建築業和傳統的農牧業，在工業上也交出了足夠亮眼的成績。超過1000人的大型企業就有：長春拖拉機製造廠，職工19500人；長春冶金廠，職工12000人；長春汽車廠，職工28500人；長春機床廠，職工1450人……工業人口超過了城市總人口的40%，幾乎接近哈爾濱城市中的工人比例了。

和工人們對於政治學習的厭倦不同，資本家倒是積極的向黨靠攏了。哪怕革命委員會頒發了嚴厲的戰時附加稅，但是通過合法的避稅手段，比如加大投資以降低盈利等手段，還是讓東北的資本家們積累起了大量的財富。為了保住自己的財富，他們自然希望能夠和共和黨結成更加緊密的關係，加入共和黨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辦法。

吳川並不認為梁廷棟的估計有什麼差錯，隨著1918年5月豐|滿水電站正式開始蓄水，預計兩年之內長春、吉林等地的電力緊張狀況就會得到緩解，而有了廉價的水電，長春、吉林顯然都會迎來一個較快的城市增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