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謹文思考了數秒后對著他說道：「主席的意思是儘可能的爭取把渤海變為領海，假如列強不聯合起來反對的話。至於讓日本人做出退讓，在保證京津唐地區的安全面前，倒是一件小事了……」
當周樹模起身宣布會議結束，與會人員三三兩兩的起立告別離去后，邵飄萍走到了耿謹文身邊說道：「這一次中央是真的打算宣布渤海為領海，還是只是想要迫使日本人退讓？」
代表們講述的情況能夠引起耿謹文注意的，主要還是災后地方生產的重建、水利交通建設、土地改革中遇到的問題和改革后對於各地區農業進行扶持的計劃。
除此之外，北京內外城居住的這70餘萬居民，除了那些官吏、商人和有產階級能夠享受到自來水、電燈、電話和煤氣等現代科技外，剩下的民眾的日常生活出行幾乎和上個世紀中葉沒什麼區別。
而向國民證明我們最好的方式，就是改造我們腳下的北京城。民國元年，北京內外城人口72.5萬人，再加上城外的居民，北京地區人口約在百萬以上。只是除了城外這三、四十萬居民大多從事農業之外，內外城居民除了官員、商人、軍人和一些手工業者外，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從事的非農、非工、非商的職業，即奴僕、藝人、護院和娼妓。
海河南北水繫上游山區都應當修築水庫蓄水以分擔夏季之暴雨，中游則修築水塘及乾渠以擴大澆灌面積，下游則應當截彎取直，並挖掘數條減河，以加快雨季河水的排出……
但是，只要孫中山還是總統，那麼底下的官吏和普通國民天然會傾向於國民黨。因為作為中國的元首，他就是為整個國家的社會各階層劃分蛋糕的執刀人，誰會去得罪執政者呢。哪怕是滿清最腐敗的時候，還不是有大部分民眾認為，壞的是官吏，皇帝還是好的么。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隨著田賦的減輕，自耕農一年人均收入上升到了127元，半僱農和僱農則上升到了86-104元一年。華北地區過去一年向地主繳納的約2.4億元地租被廢除，這筆錢都流進了農民的口袋，從而極大的提升了農民的積hｅｔｕｂook.cｏｍ•cｏｍ極性。
至於邵飄萍則更注重於對土地改革的關注，他說道：「當前的土地改革雖然進展迅速，土地改革使得半自耕農和貧僱農從租地所得不足一半，上升到了73%左右。
去年海河全線漲水的結果就是，平原地區的河道被泥沙淤積，南方平原地區的河道最多的地方增加了八尺淤泥，且河道漫堤還使得泥沙沖沒了兩側的耕地，比如滹沱河下游所經過的平原地區，河道兩側原本是最為肥沃的水澆地，但是現在已經完全被泥沙所覆蓋，如果不處理泥沙，那麼這裏的耕地就變成了最貧瘠的沙地了。
這些平民用不上自來水，他們還在喝著水車送來的水，挑水夫從城內各處甜水井運來水，然後穿街走巷的去賣，一分錢、二分錢或幾分錢。
因此，我們想要真正的控制住這座城市，光是控制從外部輸入的物資是不夠的，我們還應當徹底的改革北京社會的各階層，從而培養起我們的真正支持者。支持我黨的，必然是工人階級，只有建立起大量的工廠，把這些北京人都送去工廠中工作，讓他們依賴勞動去養活自己，我們才能真正的掌握住這座城市的底層社會。
除此之外，還有的黨員幹部並不熟悉鄉村的工作辦法，他們到了鄉村之後不談如何進行土改，而是整天把農民召集起來開會，講述馬列思想和國外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們講的口乾舌燥激|情蓬勃，但是下面的群眾卻聽的昏昏欲睡，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而在河北南部及東南部，主要是河北東南-山東西北平原一帶，這裏河流稀少天氣乾旱，靠天吃飯肯定是年年減產的，這塊地方几乎每年都有上千萬畝的耕地因為遇旱而沒收成，約佔這片平原地區耕地面積的15-20%左右。
最後就是農民本身的階級局限，土地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放鄉村的生產力，但是很多貧僱農都把土地改革當成了均貧富。他們不僅僅要求獲得地主的土地和農具，還要求把地主的房屋、傢具和浮財也一併分了去；而在某些地區地主土地並不夠分時，貧僱農就乾脆要求把自耕農的地也和-圖-書分了，這就引發了自耕農對於土地改革運動的擔憂和敵視……」
至於我們黨員幹部在土改中暴露出來的毛病，除了剛剛說過的忍不住地主階級的腐蝕誘惑，背叛了黨和群眾之外；還有些黨員幹部手段粗糙，直接把土地改革運動變成了對於地主的人身羞辱和毆打，甚至有人違背了黨的紀律，採取了肉體消滅地主的方式，越過了群眾自己獨立完成了土地改革。
有的地主採用了財產賄賂或美色勾引我們下去指導土地改革的幹部，有些幹部並沒有抵擋住這種地主階級的腐蝕手段，從而在土地改革中站在了地主的一邊，引起了群眾的極大憤慨；
雖說中央有過判斷，孫中山之前領導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的時候，老是限制別人的權力而擴張自己的勢力，因此國民黨雖然一夜之間有了十幾萬的黨員，但是這個黨的組織內充斥著裙帶關係和無政府主義者，並沒有幾個真正信仰三民主義的。
所以我們也就得出了一個結論，誰能養活北京人，誰就指揮得動他們。比如現在，雖然北京地區依舊是北洋的力量佔據上風，但是北京城內卻沒有多少人敢違抗我們的要求的，就是因為我們不僅控制了河北的交通，還佔了河北的農村，我們才是養活北京的人。
一開始主要是耿謹文向眾人交代了一下共和黨當前所面臨的國內外局勢，在座的不少代表們畢竟都在下面為治水、賑災、土地改革和地方建設奔波，並不能如耿謹文這樣時時站在高處縱覽國內外局勢，還時常同長春保持著聯繫，接受著來自吳川領導的共和黨中央的直接指示，因此代表們雖然身處於時代洪流之中，但是對於當前的國內外局勢還是頗為迷茫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向國民證明，孫中山喊喊革命口號，編製一下建國方略還行。領導國民黨建設國家這樣艱難的任務，最終還是得靠我們共和黨來辦。
當這場座談會快要結束的時候，耿謹文思考著是不是應當把會議記錄抄寫一遍給長春發過去，他覺得今天會上交流的這些事件和問題，對於共和黨的地方治理來說是有著很大的好處的。
只要孫中山不m.hetubook.com.com
下定決心對國民党進行整風整紀，那麼國民黨中的這些人必然是做不成什麼事的。就好比一隻螃蟹放在了竹簍中，它總是能夠為自己找出一條逃跑的路線，但是把一群螃蟹放在竹簍內，它們只會互相扯後腿，最終誰也爬不出去。
而對於北京的城市改造，不僅能夠極大的提升作為中國首都的城市形象，還能夠消滅城市中每年流行的各種傳染病，並提供給市民公共服務和工作崗位，這對於樹立我黨在北京市民中的形象是有好處的，也可以藉此打擊國民黨的空口白話許諾……」
有的地主採取脅迫恐嚇村民的手段，一邊裝作主動交出土地以博取土改幹部的信任，一邊則要求村民在私下給自己寫欠條，以待日後追回這些分出去的土地，這讓不少群眾對我黨的宣傳開始不信任；
所以，我們應當在北京建立起工業以解決北京居民的就業問題，只有給這些北京居民找到了事情做，我們才能夠取締這座城市中的娼館、煙館和賭館，才能極大的減少城市中的無業游民和流氓地痞，才能削弱那些舊統治階層在這座城市中的影響力。
按照我的估算，政府出錢集體合作社出人工，差不多一口井補貼30元就夠了。一年打上10萬口井，也不過300萬元，10萬口井至少能夠惠及100-150萬畝耕地，有個3、40年的建設期，河北東南和山東西北平原就能變為肥沃的農田區域……」
在耿謹文的交代下，代表們不僅清楚了當前的國內外局勢，也了解了共和黨中央對待這些國內外局勢時持有的立場，這讓他們的思路跟上了黨的思想倫理，從而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
有的地主則採取自行土改的辦法，要求土改委員會不要公開的批鬥自己，而群眾受惠于地主分地的恩義，也為其求情，認為既然人家已經主動的把地分給了大家，那麼就不應該再去批判對方了。
不過此地的地下水位頗高，大約在地下5-7米，只要能夠挖掘出一口井來就能保證周邊的耕地用水。這一地區想要挖一個磚砌的好井，大約需要5到6個工人一周的勞動，這樣一口井m.ｈｅtuｂｏoｋ•coｍ•cｏm可灌溉周邊5-20畝耕地，以現在的人工物價約為50元上下。
眼下孫中山就任了總統一職，他所率領的中華革命黨也吞併了許多過去國民黨分離出來的小勢力，重建了中國國民黨，這顯然就是想要組織黨派對抗我們共和黨的么。
但是，北京人依舊還很難同北洋官吏、滿清遺老和地主鄉紳的代表決裂，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為以上這些人提供服務，沒有了這些人也就沒有了工作。雖然我們能夠養得起他們，但是我們不可能如滿清和北洋政府那樣養著他們，那樣只會讓我們成為另一群民國新貴。
可以說，如果今日北京政府搬離北京，那些政府官員、商人、軍隊都跟著離開的話，那麼剩下的北京人就要陷入無業的狀態了。按照吳川同志的說法，北京現在就是一座純消費城市，是需要全國的給養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這也就使得北京城幾乎沒有什麼自保的能力，誰佔住了河北的鐵路和內河航運，誰也就控制了北京城，因為沒有從外地運來的物資，北京城內的人就要餓死或凍死。
平民們基本用不上電，也用不起電，關外一度電不過幾分錢，而北京城內一盞電燈每月要1塊大洋。平民使用燃煤還要自己去城牆根邊上挖黃土，然後弄回家和煤球才能做飯燒水……可以說，和東北的城市居民相比，北京的城市居民沒有享受到任何公共設施的便利，也幾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幫助，與其說北京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說這是一座無數地主莊園拼湊起來的大鄉村。
既然是座談會，自然不會是耿謹文一人的言論發布會，因此在耿謹文交代完自己的工作和中央的指示之後，其他代表也一一按照坐著的秩序，開始了一個接一個的講述起了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的難處和工作展開后遇到的各類問題，大多數問題其實就是資源的不足，導致地方政府不能支持他們或是向他們索要大批的物資才能展開工作。
負責河北革命委員會日常事務及1917年水災善後事務處理的宋小濂是這樣談論自己的工作的，「……去年京直地區水災造成的積水，隨著減河完工正不斷退去。但是大水退去，和-圖-書不代表水災已經宣告結束了，事實上對於海河五大水系的治理才剛剛開始。
再說了，當下國人對於鄉村之事並不怎麼關注，他們只關心這場大戰帶來的紅利期到底會延續到什麼時間？特別是那些住在城裡的人，他們只會關心自己身邊的環境有沒有改變，自己的工資有沒有增加。
華北地區自耕農戶在土地改革前的人均收入約為106元一年，半僱農收入約為人均52元一年，僱農一年的收入在40到50元之間。
宋小濂說了這麼多，實質上就是在傳遞一個信息，多給農業一點預算並不是什麼壞事。只是其他人並不這麼看，比如張壽增就說道：「農業的事情還可以緩緩圖之，這就是一個長期工程，現在投入多一點少一點其實問題不大。
地主身上的問題，說到底就是對抗土地改革。當然，在我強大的軍政壓力下，敢於武裝對抗土地改革的地主並不多，但是採用了其他辦法明裡暗裡抵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卻不少。
坐在西郊民巷21號大院花園中的代表們，整整聊了一個下午，直到黃昏時才算把最近一段時間各人手中的工作和問題交流完畢。經過了這樣的交流之後，這些代表們對於自己所擔負的工作職責變得更為清晰了，而他們也從其他人那裡獲得了誠懇的建議或忠告，從而開始有所決斷。
但是，在土地改革中還是出現了許多問題。一些問題是出在了地主身上，一些問題是出在了我們的黨員幹部身上，一些問題則是出在了貧僱農身上。
耿謹文、王葆真、周樹模、宋小濂、張壽增、邵飄萍等共和黨或革命委員會駐北京及河北的重要代表，今天都難得的聚在了西交民巷21號大院，於是便趁著下午陽光明媚的時候在花園內的涼棚下開了一個座談會。
在耿謹文思索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已經忘記了上海虹口事件帶給他的壓力了。而王葆真等幾人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似乎上海的問題在這裏已經開始變得微不足道了，對於這些共和黨和革命委員會的代表來說，眼下只有恢復華北平原的農業生產，加快這一地區的工業建設，竭盡全力的推動土地改革往全國的發展，才是當下的首要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