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那個共和黨的領袖吳川，按照朱爾典的說法，那個他還沒有見過的中國人，把條約視為一種力的角逐平衡，當力的狀態發生了改變，那麼就應當重新簽署一份新的平衡后的秩序，而不是試圖繼續用舊的已經被破壞的平衡來約束新的平衡。

不過就在麻克瑞剛上火車的這天下午，共和黨武漢支部的宣傳隊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漢關前發表反英宣傳，英租界當局再次突破了底限，下令水兵上岸驅逐江漢關前的市民。英國水兵使用了刺刀，戳上了10餘名群眾，然後革命軍就趕到了。

這和印度不同，因為種姓制度的存在，外國人在印度不會被視為外人，而是被視為剎帝利階層。但是在中國，哪怕一名歐洲人在中國住了幾十年，他也不會被中國人視為自己人。這也就意味著歐洲人在中國始終都是少數派，而不能像在印度那樣，在融入印度社會後，就能獲得那些底層印度人的效忠。

因為現場群眾太多，革命軍沒敢動用槍械，英國水兵和革命軍對峙了一陣就退回租界了。但是很快鄧振鏞帶著裝甲團就趕到了現場，疏散現場群眾后，鄧振鏞向英租界發出通牒要求1個小時內所有英國水兵交出武器走出租界，否則他就要下令進攻租界。

很快，他們就看到，英國水兵向著岸邊的軍艦逃亡而去，攔在英租界路口的巡捕撤回了巡捕房，徐樹錚接到了英國漢口領事的來電，通知他派軍警入租界維持秩序。

辛亥革命時，幾名日本士兵就因為一名中國車夫擋住了自己的去路而對其大打出手，一度鬧出了外交糾紛。還有日本士兵公然窺探中國軍隊軍情，被抓住后，日本租界駐軍不僅不道歉還要追究中國軍隊責任的。

漢口英國領事和租界工部局董事看到革命軍出動的坦克和裝甲車，才知道對方是和自己來真的。英國領事一邊向革命軍回話，表示租界受國際法保護，進攻租界就是向英國宣戰；一邊則下令江中的英國軍艦卸下炮衣，試圖威脅革命軍。

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實際上就是證明了，過去歐洲在世界各地採取的那種殖民制度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他們也許可以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迫使中國政府給自己以優待，但一旦到了中國內部矛盾爆發的時候，他們這些外人就會首先成為中國人的攻擊對象。

以英法對於義大利hetubook.com.com人的了解，義大利國王未嘗不會選擇這種方式來免除義大利的對外債務和平息國內的工人運動。有德共的先例在，既然他們沒有殺戮資本家和皇帝，那麼就說明共產黨也是可以被馴化的，如果只是給予共產黨執政的權力，而不是給予他們革命的權力，那麼歐洲的國王和資本家倒是不害怕的。

日本人、法國人、俄國人和江對面武昌城內的徐樹錚都默默的注視著漢口英租界，一是看英國人究竟敢不敢開炮；二是看革命軍到底是做秀還是來真格的。

埃斯頓爵士一點都不想同共和黨玩勇敢者的遊戲，真要讓共和黨戳破了大英帝國的虛弱，英國在華的特殊利益就真的堪憂了。雖然他現在也在同顏惠慶商議，中英之間存在的一系列特權問題，但這不過是為了做給外界看的，在各國都在同中國重新外交談判的時候，英國總不能把自己拋在一邊，然後讓世界各國民眾指責自己並不想維護和平吧。

可是這個國家的文字是統一的，精神世界是統一的，度量衡也是接近統一的，貨幣也是統一的，哪怕各地中國人的口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這個國家的民眾之間還是可以交流的，這就意味著他們這些外國人在中國才是真正的外人。

而在賠償方面，哪怕是照著協約國最初的賠償約定，德國人也難以支付英國在這場戰爭中損失掉的財富。戰前在全球投資超過40億英鎊的英國，現在在海外的投資已經跌落到10億英鎊以下了，而英國對於海外的欠債，則從幾乎是零，一路升到了一個令人咂舌的數額。

日本漢口領事很快選擇向革命軍服軟，表示會對鬧事的日本浪人進行處罰，但拒絕把日本浪人交給中國法庭審判。但是英國漢口領事不僅拒絕了革命軍和共和黨的交涉，還表示英國巡捕有權維持治安，不管是在租界內或租界外。

鄧振鏞沒有理睬英國人的恐嚇，而是一邊下令共和黨武漢支部疏散漢口市民，一邊下令駐紮在漢口附近的軍隊包圍漢口，準備交戰。一個小時之後，一隊飛機飛臨漢口上空，鄧振鏞當即下令軍隊以裝甲團為前驅進入英租界保護僑民，逮捕武裝匪徒。

當然，如果能夠收回英國對協約國的戰爭借款，那麼英國的損失至少不會有現在這麼大。可惜的是，戰前頗為ｍ•ｈetｕｂｏoｋ•coｍ•ｃom富裕的法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窮光蛋，而俄國則是徹底崩壞了。至於其他歐洲小國，想要讓他們還錢，和逼迫他們投向布爾什維主義也沒差別了。

如果說的再直白一些，共和黨人根本就沒尊重過所謂的國際秩序，他們總是把過去滿清簽訂的條約視為一種歷史文物而不是現行的秩序。

英國駐華公使埃斯頓爵士對於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顏惠慶反問無言以對，除了北京政府之外，他確實找不到一個更加適合的對象了。因為共和黨的外交政策，幾乎都是背離了國際條約的。

革命軍和英租界的關係頓時緊張了起來。26日到29日，漢口、武昌各界群眾分別舉行了20萬人和10萬人的反英聲討大會，會上群眾一致要求：實施對英經濟絕交，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

進駐漢口的是鄧振鏞、張富安部，進駐安徽的是張孝准、王天培。武漢當地的共和黨組織較為完善，有著陳澄、董用威、林祥謙一大批學生和工人結合的黨員，安徽地方的黨組織就比較差一些，最終耿謹文請了陳獨秀回安徽組織善後事務。陳獨秀南下時，順便帶上了幾個他自己發展入黨的學生，其中一個的名字叫做張國燾。

1920年1月1日，九江市民聲援武漢人民，並也提出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提議。惹出事端的日本人觀望著局勢，禁止日本人外出，因此中國各地發起的群眾運動幾乎都指向了英國人，這讓中英關係陡然緊張了起來。英國駐華公使埃斯頓爵士雖然知道此時激怒中國人的反英情緒是不妥當的，但是他的在華同僚並不了解這一點，反而把他試圖緩和局勢的言詞當成了軟弱。

一戰爆發后，隨著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作戰，中國政府就收回了漢口德國租界，雖然當時漢口英國領事試圖讓荷蘭代管德國租界，但是被中國政府拒絕，於是德國租界就變成了漢口第一特別區。

不過在我看來，美國人和德國人雖然搶走了我們的位置，可是他們並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因為這場戰爭給了共和黨一個擺脫美國人和德國人的機會，而共和黨也很好的抓住了這個機會。

因此在革命軍抵達漢口之後，漢口市民和學生們就開始集會和遊行，一方面歡迎革命軍南下，一方面則是希望革命能夠收回漢口各國租界，就如收回天津和*圖*書租界一樣。

但是，任何一個外國租界周邊的中國居民，對於租界內外國人平日里的蠻橫霸道，早就已經不耐煩了。英國租界內的印度巡捕、法國租界內的安南巡捕和日本租界內的日本巡捕，不僅在租界內執法，法還常常超出租界範圍執法。特別是日本租界內的浪人和軍人，最為蠻橫無理，對於租界附近的中國人不僅進行騷擾，還常有不給錢坐黃包車的事情發生，並對討要車錢的車夫大打出手。

只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埃斯頓爵士試圖在北京把革命軍南下安徽、漢口的影響削弱到最小的時候，那邊漢口的英租界又爆發了一件促使中英關係緊張的事件。

假如要讓我來形容滿洲地區對於中國的意義，那麼我認為這就是普魯士王國對於德意志的意義。而共和黨，更像是中國的霍亨索倫王室。依賴於滿洲工業化建設形成的強大實力，共和黨正將他們的意志從滿洲向著關內擴張。想要打斷這種新興力量的擴張，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對中國進行封鎖的周邊同盟。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的失利，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其中漢口被開闢為新的通商口岸。1861年英國人同湖廣總督官文立約，租下漢口458畝零80弓地，這就是漢口第一個租界。之後漢口又陸續建了俄國租界、法國租界、德國租界、日本租界和比利時租界，其中比利時租界因為靠近火車站等要地被張之洞贖回，於是漢口就剩下了五國租界。

戰後號稱全球第四列強的義大利，現在國內幾乎已經快變成工人組織和法西斯組織的戰場了。這個時候再讓義大利政府歸還英國的債務，估計明天義大利國王也要任命一個共產黨來組閣了。德皇令人厭惡的一點就在於這裏，他給歐洲各國開了個壞頭，想要賴掉對外債務，那就宣布支持社會主義，然後為了穩定德國不徹底變紅，協約國就不得不對德國做出重大的讓步。

原本還比較克制沒有進駐漢口市中心的革命軍，在武漢當地共和黨分部的請求下，一邊派人進駐英租界及日租界外圍，一邊向英日租界提出了交涉。

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去自然是被英國外交官所推崇的，因為過去的英國就是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的力量每時每刻都在改變著世界，世界應當適應強大的英國，而不是英國去適應世和-圖-書界。所以為了讓英國不至於毀壞這個世界，就需要一種條約來確立英國對於世界的統治。

雖然英國把德國的殖民地大多劃到了自己名下，但是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本來就是被英法挑剩下的，因此這些殖民地對於英國來說意義不大，英國人也沒什麼興趣去開發這些地理位置太差的殖民地。

埃斯頓爵士最終也只能對著顏惠慶表達自己的憤怒，並在雙方的外交關係提升上做一點文章。和那些待在亞洲許多年都沒有回國的英國同僚相比，埃斯頓爵士對於這場大戰對於英國的影響還是比較清醒的。畢竟他不是在遠離戰場的東亞看著報紙了解這場戰爭，而是待在了缺衣少食，整天擔心德國人飛艇過來丟炸彈的英倫三島上和歐洲的戰場上，直面的戰爭。

在高爾察克政府覆亡之後，共和黨就開始督促北京政府收回各地的俄國租界，在吳川看來俄羅斯帝國已經不復存在，而北京政府也沒有承認蘇維埃俄國，因此這個時候收回租界，幾乎不會遭到什麼實質性的抗議。但是顯然北京政府中的國民黨和北洋系並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在協約國沒有承認俄羅斯帝國不存在之前，俄羅斯帝國就還是協約國的一份子，這個時候要求盟國交出租界，顯然是有失道義，也是違背了協約國內部的約定的。

12月25日，幾名日本浪人對於中國學生在街頭集會發表的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的演講感到不滿，他們試圖阻止學生演講並撕毀了中華民國的國旗，於是便激怒了圍觀的市民。在混戰中，一名日本人逃入了附近的英國租界，叫出了一隊英國巡捕解救自己的同伴，於是很快就引發了市民同英國巡捕的衝突，這一天2名日本人和3名中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輕傷。

在來中國之前，埃斯頓爵士一直認為中國不過是一個大一點的印度大陸而已，雖然這裏人口眾多，但是在英國外交和武力的壓制下，中國人不會比印度人乾的更加出色。也許英國統治世界的秩序正在崩壞，但他覺得至少不會明天就出現崩壞的局面。

但是很遺憾，除了日本之外我們已經找不到其他幫手了。更糟糕的是，現在的日本似乎也失去了同共和黨正面交鋒的興趣。他們現在對於沒有力量的荷屬東印度群島和太平洋群島更感興趣。」

因此埃斯頓爵士比這些在中國的同僚更加的清楚和_圖_書，現在的英國幾乎就剩下了一個戰勝國的軀殼。看起來，這個世界依然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挑戰大英帝國，但是不少英國上層人士都心知肚明，英國除了戰勝國的名義之外，其實並沒有得到其他東西。

埃斯頓爵士這才意識到，和北方經常同共和黨接觸的這些同僚相比，南方的那些英國外交官真把歐洲戰爭的勝利當成了英國的勝利，因此他們覺得現在可以不必再對中國人有所忍耐，而可以給中國人一些教訓了。這種心態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的英印政府官員是一樣的，他不得不派出麻克瑞南下漢口處理這件事務。

因此，對於現在的倫敦來說，保住英國戰勝國的這張虎皮還是很有好處的。千萬不能讓人把這張虎皮捅破了，那麼就會如現在在阿富汗進退兩難的英印軍隊一樣，讓世界各地的英國殖民地爆發對英國殖民權力的挑戰。

不管是滿清還是之後的袁世凱政府，都沒有逃脫英國人的控制。但是朱爾典很坦白的告訴埃斯頓爵士，「共和黨是個例外，我們既不能使用軍事力量壓垮他們，日本已經試過兩次了。也不能採用金融和商業的方式去控制他們，因為美國人和德國人已經佔據了我們的位置。

是以，朱爾典為代表的駐華外交官們，研究出了一套在中國的特殊殖民方式，就是通過扶植中國的中央政府，利用中央政府的權威壓制住民間自發的排外運動，然後再通過金融上的控制汲取中國的財富，並控制住中央政府。

但是在中國待了幾個月之後，埃斯頓爵士承認自己過去對於這個國家實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印度只能說是數百個土邦聯合起來的大陸，那麼中國就是一個真正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哪怕這個國家看起來，還有許多擁兵自立的軍頭。

但只要見過凡爾登戰場和索姆河戰場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屍體，那麼埃斯頓爵士認為英國人就應當知道那個戰前的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了。特別是在阿富汗戰場上和巴黎和會上所遭遇到的對於英法統治世界權力提出的挑戰，那麼英國人就知道，舊的國際秩序正在快速崩潰。

因此，現在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是我們已經失去了控制共和黨經濟命脈的機會。現在的滿洲地區就像是上個世紀興旺起來的西里西亞或是魯爾區，除非這一地區來上一次日俄戰爭規模的戰爭，否則就不能打斷滿洲地區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