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重要的是試驗和積累經驗，畢竟我們的社會生產力還太落後，工人階級在我國還是一個相當弱小的階級，我們沒必要過於急切的完全整個社會的公社化。但是我們也不必害怕在建設公社的過程中出錯，錯了就改，失敗了就退回來，我認為對於當前的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來說，我們還是能夠承受一些挫折的。」
吳川聽著兩人講完，又瞧了瞧其他委員們看向自己的期待，沉吟了一會就表態道：「對於公社建設這個問題，我認為這肯定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說到這裏，吳川又陷入了沉思，不過周澤春卻已經明白了吳川話語中的意思。不管是關內的基礎建設工作，新解放區的土改工作，當前的西北賑災工作，配合共產國際對於中亞的援助建設和對新疆的開發工作，還有一些偏遠邊疆的建設工作，到處都需要能夠負責工作的同志。
於是會議上的第一個議題，在一種沉悶的氣氛下過去了。宋雲桐委員認為應當號召全黨重新學習吳川同志對於公社問題的看法，梁廷棟委員也認為應當參照紅十月公社對其他公社進行制度調整。最後其他委員們都舉手表示了支持。
但是兩地還有將近40-60萬群眾生活的區域，連飲用水都無法滿足，我們只能選擇遷移。不過現在的情況就是，山西這邊我們可以直接下令遷移，可陝西這邊我們的力量還不足，想要對這一地區的受災群眾進行遷移，就需要派遣大批的幹部和一些軍隊進入陝西……」
我是贊成列寧同志的看法的，但是我認為工人階級想要領導這個國家，重點就是要讓工會這個群眾組織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同時也要保證黨始終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因此，代表著工人階級最為廣泛的群眾組織和代表著工人階級政治代表的黨，應當有一個充分的交換意見的組織形式。
黨和工會都是工人階級的組織，只是後者是廣泛的群眾組織，前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沒有前者，黨就不能掌握最基本的群眾；沒有後者，前者就不能和-圖-書把自己的意志變為國家的意志。
至於如何建成公社，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不能認為，只要冠以公社的名頭，公社就能成為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了，至少公社應當為無產階級所領導，應當是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一個社會組織單位，我們才能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公社。」
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就是工會應當成為國家機關的一部分，從而讓工會成為事實上的生產組織，把每一個工業部門從各個方面包括進來並且既對生產的利益也對生產者的利益承擔責任。我的理解就是，國家化的工會既要對國家資本負責，又要對國家資本資雇傭的勞動力負責。
其他委員都各有實際負責的工作，而周澤春是負責黨內監察工作的，吳川回來后選擇先和周澤春談話，大家倒是都能理解。因為這表明吳川對於他們的工作並沒有什麼看法，回來后先了解一下這一年裡黨內的情況，並不算什麼出格的舉動。
因此各位委員把吳川送上了汽車后，也就紛紛回去自己的工作崗位去了。因為汽車的空調系統還沒有發明出來，所以夏天的時候還是得坐敞篷車更通風，坐在車上的吳川同時也感受到了今年夏天的炎熱。不過街道兩旁的楊樹卻已經蔚然成型，開始為行人遮蔽陽光了。
周澤春毫不猶豫的說道：「第一類人雖然只是在工作中消極抵抗，但是我們認為他們也已經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應當給予警告處分，嚴重者應當調離當前的領導工作；第二類雖然反對中央的決定，但他們並沒有違反黨的紀律，給予調離當前的工作處分外，再將他們列入監察名單一段時間，以觀後效或者妥當；最後一類，我們認為已經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並有反對黨的組織行動，應當給予最為嚴厲的懲治。」
周澤春彙報的很詳細，直到兩人進了吳川的小樓內，他還足足彙報了半個多小時。之後，他還從隨身攜帶的黑色皮包內拿出了一封文件袋放在吳川面前，然後說道：「這是各地縣以上負擔主要領導工作的委員，對於hetubook.com.com城市公社建設問題堅決抗拒的人員名單。
吳川收回了視線，轉頭看著他點頭說道：「唔，你說。」
但是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假如工會變成國家機關的一部分，那麼它只會服從於國家資本的利益，最終放棄對於工人階級的保護責任。
河北地區雖然要遷移一部分人口，但是大部分地區還是可以通過政府救濟和自助救濟扛過這場旱災的。同樣的，在河北南部地區，我們可以建設一批機灌井點，在河北北部則是進一步完善水庫和灌溉系統。至於沿海地區，只要保證人畜飲水，就是加快對於遠洋捕撈業的發展，庫頁島附近、太平洋北部、秘魯沿海的漁業資源，還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
吳川打開了文件袋，翻看起了名單，有些只是一眼掃過，有些則看的很是仔細。周澤春注意到，吳川重點關注的，正是最後一類人的名單。
而列寧同志認為，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群眾性的階級組織這一點，不管是在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不會改變。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會是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階級的階級組織，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工會則是統治階級的階級組織。
在周澤春揣測著吳川的想法時，吳川這邊終於下定了決心說道：「我的建議么，第一類人就按照監察部的意見進行處理。對於第二、三類人，黨還應該再給他們一個機會的，我們在新疆和中亞現在還缺乏不少人手，那邊距離東部也比較遠，安排他們去那邊工作吧，不服從組織的安排再行處罰。另外，對於第三類人員，如果去了邊疆還不老實，繼續和原來的小團體進行聯繫的，就給與最為嚴厲的處分。」
而在去年，俄共又認為：工會已經成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業管理機關的參加者，同時，工會應當把作為統一經濟整體的全部國民經濟的全部管理切實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就在他關注著這座城市的新變化時，周澤春開口向他彙報道：「主席，我想向您彙報一下，關於在城市公社建設中，黨內出現的一些htｔｐs://wｗｗ•ｈｅtｕbｏｏｋ•com•coｍ傾向。」
吳川也只能笑而不語，和幾位委員一一握手並交談了幾句。從火車站返回自己的住所，吳川點名了周澤春和自己坐車回去，讓其他人回去工作，然後晚上再去自己的住所開會。
雖然僅僅只是一年未歸，不過吳川倒是覺得長春這座城市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建築和城市景觀，這讓他頗感開懷。雖然這座城市不算他親手所建，但好歹也是他拍板規劃設計的，看著圖紙上的設計圖一點點變為現實，他也忍不住有著一種成就感。
公社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這種組織形式，接受了工會教育和訓練的工人階級，將會在公社這個社會基礎單位中進行政治和經濟的實踐。而代表著工人階級政治利益的黨，也將在公社中直面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訴求，並將國家意志傳輸給工人階級。
現在最大的麻煩還在於陝西和山西地區，陝西除關中之外的高原地區很難找到地下水，山西除了平原地區也是如此。所以，兩地600萬受災群眾，是實打實的受災，其中一部分只需要把糧食運進去，幸好現在兩省的鐵路建設的都不錯，糧食運進去還是沒問題的。
周澤春很快答應了下來，解決了監察部目前最為棘手的問題，之後他對於吳川的彙報就變得中規中矩了起來。兩人談了將近兩個小時，周澤春才告辭離去，吳川看了看時間就洗了個澡，然後休息到了晚餐時間。
所以，工會和蘇維埃政權是一種互相支持的特殊關係，也是蘇維埃政權執行國家職能和實現專政的基礎。就如列寧所言：工會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它是國家機器和工人階級之間聯繫起來的必要組織。
等他醒來用過晚餐，翻看了一會各委員會送來的工作簡報，各中央委員們就陸續到齊了。會議開始后，梁廷棟和宋雲桐一前一後，就前幾日吳川在紅十月公社發表的關於公社建設的講話發表了自己的認識，順便也談了談自己對於公社建設這個問題的看法。
會議接著便進入了第二個議題，對於今年北方的大旱應當如何應對。宋雲桐首先做了和*圖*書一個簡單的彙報，「……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河南、山東地區並不需要向外遷移人口，他們需要的是加大機灌井點的建設，給予一部分平價糧食和對合作社的無息貸款。
李大釗思考了許久後點了點頭說道：「那麼我對於您對紅十月公社所發表的講話就沒什麼疑問了，我同樣贊成您對於公社管理的看法。工人階級確實應當在國家管理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吳川想了想說道：「我們還有許多建設項目需要人看著，如果他們真的這麼空閑，我會提議他們去專門負責某個項目的。另外，各中央委員的辦公室人員，差不多也可以換一批了。如果是有能力的，還是應當給他們一個做事的機會，地方上也需要一批有見識的青年幹部的。」
吳川沉默了許久，方才開口說道：「如果不是在這個時間，我一定會支持監察部的主張。但是現在我們有這麼多新的工作需要人手，每一個同志都是寶貴的資源，特別是能夠負擔起領導責任的同志。」
這些黨員雖然有錯誤，但能夠上監察部名單的本就是黨內的骨幹，沒有能力的幹部是不會得到監察部關注的。說句難聽點的，你要是只會發牢騷，卻連最基本的工作都干不好，你對黨再不滿意也不會對黨造成危害。而監察部要監察的，都是有能力對黨造成一定損害的黨員。
雖然吳川之前已經發了電報，要求各委員堅守崗位，不需要興師動眾的來迎接自己。不過等他從火車上下來時，發覺幾個主要的中央委員還是站在了站台上。
其他中央委員本來是很想說點什麼的，就如梁廷棟和宋雲桐那樣對公社建設發表看法，從而表明自己對於當前黨的新路線還是有著深刻的認識的。但是李大釗這位宣傳委員一點都不講究，直接向吳川拋出了一個理論問題，在這樣的理論高度，其他委員對於列寧、托洛茨基的爭論重點都還沒找准，其實有不少委員還是傾向於托洛次基對於工會的看法的，他們就更加難以理解吳川說的重點是什麼了。
根據監察部門的調查，我們分成了三類，一類只是口頭上說怪話，和_圖_書並在工作中消極對待公社建設的行政命令；一類雖然積極反對公社建設，但是並無組織；最後一類則是有組織的反對公社建設，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們還牽涉到了一些中央委員身上。不過，我們並沒有找到這些中央委員對於他們的指示證據。」
吳川沉吟了數秒后開口說道：「在十月革命之後，俄共布曾經認為，黨管政治，工會管理生產，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管理文化。但這並不是列寧同志的主張，列寧同志其實更傾向於工會是工人接受和學習什麼是共產主義的學校。
蓋上了面前的名單后，吳川沉吟了片刻，手指不斷的敲打著名單，最終他停下了動作，身體向前稍稍傾了傾說道：「監察部是怎麼看的？」
是的，工會和黨都代表著工人的利益，但是共產主義最終還是需要工人階級自己去管理自己，因為在階級矛盾消失的時候，國家的形式也就消失了，那麼黨到時是否還有必要存在，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不過在這之前，我們應當試一試工人階級在基層的自治。
聽到這裏，李大釗突然問道：「那麼公社為無產階級所領導，和公社為黨所領導，究竟有什麼區別？吳川同志您在紅十月公社的講話，同列寧同志對於工會的講話，似乎有些出入，宣傳部門很難把握好其中的一致性。您能否講的更加清楚一些？」
所以列寧認為，在兩個社會階段中，工會最基本的任務都是：團結工人群眾、教育工人群眾和保護工人群眾的任務。工會對於工人階級的教育和訓練，從管理和主持經濟建設，到執掌政權，都需要工人階級從工會中去學習，假如不能做到這一點，工人階級就無法真正的去管理國家。
這個時候再談什麼對新路線的認識，大家覺得自己未必會得到吳川同志的認同。假如站到了吳川同志的對立面去了，那就糟糕了。但如果僅僅只是談對於新路線的立場，那又沒必要在這個時候站出來了，畢竟他們在吳川沒有回國之前都已經表明過自己的立場了。
周澤春遲疑了數秒后問道：「那麼和他們聯繫的那些中央委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