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人對於永田鐵山的國家總動員體系堅決支持的人，如石原莞爾、岡村寧次和小畑敏四郎等人，他們認為南洋諸島正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地區，既有石油、煤炭，又有橡膠，如果再加上馬來的鐵礦，那麼足以為日本的國防體系打下基礎了。

而在這個時候，英國對於中俄德這一隱隱成型的大陸同盟做出退讓后，日本的陸軍精英們猛然發覺戰後的國際格局出現了嶄新的變化。戰前以英法為頭領統治世界的秩序已經開始衰敗，美國一方，中俄德一方，世界突然就分裂成了三塊。

面對這一全新的國際格局，日本除了南下之外，已經別無出路。畢竟荷蘭人和中國人相比還是弱小的，而既然英國向中俄德做出了退讓，那麼也就意味著英國的全球統治體系開始收縮，作為擁有亞洲海上第一艦隊的日本，自然是責無旁貸要填上英國離開后的空缺的。

昔日長州藩之所以能夠控制住陸軍，因為倒幕軍就是以長州藩軍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如山縣有朋、久扳玄瑞、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誠等，都出身於長州藩，因此長州派才能在陸軍中一直居於核心位置。

從這一點來看，共和黨的吳君要比我們看到的更早，他在革命剛剛成功不久就開始了對於教育和工業建設的投入，到了今天已經開始結出了果實。假如我們還以過去看待滿清的方式去看待共和黨，那麼下一次日中發生衝突時，我們將會喝下滿清曾經喝下過的苦酒。」

原敬自己在日記中就這樣寫道，「實際上將來民主主義發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對此我與官僚勢力有相同的擔憂。所不同之處在於官僚勢力想阻斷這種潮流，而我是想不讓這種潮流發展過快，進行疏導，使之不致引起大亂。」

在這樣的國際格局中，日本繼續站在英國一方的話，很有可能就會先遭到中美的聯合打擊。而英國在向中俄德做出了退讓之後，就不可能冒著和三個大陸國家開戰的風險站在日本一邊，這也就意味著日英同盟走到了盡頭。

而在另一方面，藩閥控制國家所帶來的貪腐行為，也讓國民失去了對於這些維新豪傑的敬和*圖*書仰，特別是在西洋民主主義傳入日本后，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們開始尋求日本政治的進一步民主化。於是如山縣這樣的明治元老，就同時面臨著軍中年青軍官的反抗和政治上民主人士的批評。

對於日本陸軍的太上皇山縣有朋來說，從原來對政黨的嗤之以鼻，到現在對於原敬的讚賞，其實都逃不掉一個定律，日本陸軍已經越來越難以被長州派所控制了。

於是，從1920年7月開始，日本政府開始向北京政府和共和黨示好，不僅表示要進一步加強兩國在航運、保險事業上的合作，也終於放棄了日本在華的一些特殊利益，包括對於中國海關的一些權力。另一邊，英國為了儘快從阿富汗脫身，和平息同中國方面的衝突問題，也終於在八月份和阿富汗、中國簽署了條約，承認阿富汗王國擁有完全獨立的權力，放棄了九江、漢口的英租界。

在真正意識到什麼是總體戰之後，很多軍官都轉向了現狀維持派，認為：「關於武器在質量和數量上的劣勢，應靠軍隊在編製上及訓練上的精兵主義和精神力等無形的要素來補充。」

他同好友真崎甚三郎說道：「當前的陸軍確實需要進行革新，但不是把三八步槍換成機關槍和飛機就完事了，而是要提升一批具有堅固的信念和堅忍不拔毅力的青年將官，把那些老頭子趕下台，才能給死氣沉沉的軍部體制帶來活力。

而按照他們的想法，既然德國已經承認失敗，那麼德國將會在戰後遭到英法毫不留情的審判才對。一開始，英法對於德國提出的苛刻投降要求，讓這些日本精英對德國多有同情。特別是在德國待了很久，並以德國的動員體製為模本寫出了《國家總動員意見書》的永田鐵山。

對於日本的資本家來說，支持日本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原敬及政友會，顯然是他們所屬意的好的日本政治力量。但是對於日本的平民和進步知識分子而言，原敬的政治民主化就是一個騙局，因為他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而是代表資本主義民主的金錢政治。

原敬一邊批評著藩閥政治所存在的各種弊端，但一邊卻又積極的保和-圖-書護著資本家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比如在取消了對於外國糧食進口的高額關稅後，原敬並沒有去提高工人階級的工資，反而限定了工人工資的行業最高限額。

也因此，永田鐵山在省部幕僚中開始聲名鵲起，被視為未來陸軍的大腦。但就是這樣一位日本陸軍的精英，由於把精力過多的放在了歐洲，對於東亞乃至中國的變化所知不多，1919年剛剛回國的時候，還是把日本想要建立國防體系的資源來源地放在了大陸，認為日本如不先佔據一塊資源豐富的大陸就無法完成國防體系的物質基礎。

而對於山縣和原敬來說，此時的日本最好還是安靜一些為好。山縣是希望等待著田中成熟起來，能夠真正的成為長州派的新領袖；原敬則是想要先消化掉日本在戰爭中獲得的勝利品，並進一步調整日本的工業結構，歐洲戰爭的結束，讓原敬意識到以日本的國力想要參与到世界的競爭當中去還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他以政友會的名義提出了「四大政策綱領」，除了以前提出的：改善教育、整備交通機關、控制米價物價外，又加了一條充實國防。

當然，在讀過了《國家總動員意見書》后的日本陸軍精英中，也並不是全然支持永田鐵山的意見的。比如荒木貞夫等人就不支持，永田這種不能理解本國實際情況的好大之言。在荒木貞夫看來，日本這樣一個資源貧乏的小國，不去主張人的精神能量，反而要學習歐洲的武器致勝論，這顯然是本末倒置了。

在外交上，原敬依舊堅持著和英美協調的方針，並試圖保全日英同盟。但是日本底層的民眾對於原敬內閣已經失去信心，他們需要一個更加激進的政治理念來解除他們的痛苦，不管是打倒國內的財閥，或是在國外的加速擴張。在這種底層民眾意識的推動下，陸海軍的基層官兵開始越來越傾向於改變現狀。

雖然原敬組建了日本維新以來第一個政黨內閣，打擊了幕末革新以來的藩閥政治，但是原敬並沒有把從藩閥那裡奪來的權力交給平民，而是交給了資本家，並達成了藩閥和資產階級合流的政治局面。

不過永田鐵山的國防體系ｍ•hｅtｕｂｏｏk.ｃｏｍ•ｃom和其他日本陸軍精英的設想又是有區別的，他並不是立足於東西方大戰的基礎上去考慮日本的國防建設的，而是立足於日本自保的設想來建立的日本國防。因此他並不主張和英美翻臉，而是希望通過建成日本的國防圈后，讓英美知難而退，承認日本在亞洲的勢力範圍。

明治以來，陸軍推動義務兵役制和實施陸軍士官學校培養年青將校之後，日本陸軍就越來越傾向於國家化，官兵主張向天皇而不是向長州藩效忠。畢竟現在陸軍各個師團都是在日本各縣按照地域組成的，士官學校也是遍佈於日本各地，從這點來說，陸軍基層對於長州藩實在難以培養起特殊的情況。

由此可見，原敬距離一個民主主義者還是有著不少距離的，如果把他放在英國的話，那麼他只能算是一個保守派，類似於丘吉爾的立場，也許還要比丘吉爾更右一些。

不管是陸軍還是海軍，日本都盯上了南洋那片富饒的群島，甚至對於東南亞大陸、澳洲、紐西蘭和馬六甲海峽也生起了別樣的心思。假如英國真的不行了，有資格拿到這些地區的自然只有日本，因為周邊其他國家都沒有日本這樣強大的艦隊。

隨著英國做出的退讓，日本和法國也同樣和北京政府簽署了新約，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地只剩下了南方沿海的幾個港口，而長江南京以上地區的內水，列強軍艦也終於失去了自由航行的權力。中國軍機也停止了對南京、上海的巡航任務。

在對戰後世界的預測上，原敬向身邊人這樣說過，「這場歐洲大戰其實已經證明了一件事，單純的軍事力量的競爭已經落伍了，今後各國必然要轉移到以經濟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時代，因此我們需要培養大量受過高等教育，有專門知識的人才。

於是在這一非常時刻，山縣只能支持原敬，至少這位保守派政治家還需要軍方的支持，而不會和長州派翻臉。反之要是讓其他倒長勢力上台，那麼長州派就要遇到大麻煩了。

然而，這些財團拿到了政府的援助金后並沒有用來更新機器和改善經營，他們大多把政府的援助金髮給了股東當成股息，然後繼續關閉工廠和_圖_書開除工人。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都沒有享受到戰爭帶來的「成金」好處，反倒是因為戰後訂單的減少和降低糧食關稅而遭到了損失。

而原本一戰結束時日本國內漸成主流的同英美協調外交論，開始讓位給了中日提攜論和大東亞論。假如日本不以中國為目標，那麼日中之間的利益衝突其實並不多，擁有海權的日本和擁有陸權的中國，在短期內幾乎不會發生大的衝突，而朝鮮問題也能暫時擱置。

但是現在的日本，已經不再是幕末的藩國體制，甲午戰爭之後出生的日本人都把自己視為了日本國民而不是藩國之民。長州派在陸軍、薩摩派在海軍，想要繼續搞藩國時代的軍閥治軍方式，已經招到了年青軍官們的極力不滿。這不僅有違他們從小受到的皇國教育，也阻礙了他們在軍中的上進之路。

真崎甚三郎甚是認同好友的看法，事實上在永田鐵山編製了《國家總動員意見書》呈上后，原本支持總力戰的許多軍官都改變了主意。

巴黎和會英法對於德國、俄國的無能為力，讓日本的外交精英們大感震驚，但更加感到震撼的則是日本陸軍的那些省部幕僚們，這些出身陸大的軍中精英，是日本陸軍研究各國軍事和國家體制的主要幹將，他們的未來也是光明無比，只要不犯錯誤，就會成為將軍。

這些日本陸軍的精英，同樣也是倒長派的主力，就連田中義一對他們也不得不退讓三分。在這些日本陸軍精英們看來，德國在這場戰爭中已經把自身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但是這樣最終還是失敗了，這足以證明英國國力之強大，因此日本維持日英同盟是必要的。

說句難聽的，之前我們和中國軍隊在山東和朝鮮都拼過大炮和飛機了，我們都失敗了么。如果要等到軍事裝備壓倒中國才能發起進攻的話，那麼我看今後幾十年都未必有這個機會了。」

比如時任參謀本部總務部長菊池慎之介，1917年時是總體戰的支持者，認為今後的戰爭光是動員軍隊是不夠的，還需要國家各個機關在經濟和工業方面進行動員。但是在看過了《國家總動員意見書》后，他對於一場戰爭所需要的驚人和圖書物資感到了震驚，開始轉變思想，認為日本的對手並不需要實施這樣竭盡日本日國力的動員。實際上他想說的是，發動這樣規模的戰爭之後，輸贏已經和日本無關，等待日本的只有滅亡。

寺內正毅內閣的倒台，正是長州派在政治上的大失敗。而更令山縣措手不及的是，寺內正毅在去年的病逝，讓長州派損失了一員大將，使得長州派在政治上失去了一個旗幟人物，此時的田中還無法接替寺內成為長州派的軍政領袖。更何況，在寺內去世后，上原勇作終於揭竿而起，在年青將校們的支持下和田中義一爭奪起了對於陸軍的控制權。

這位陸大剛剛畢業就一人制定了《軍隊教育令》的陸軍秀才，一直被陸軍上層看好，從一九一三年開始，連續兩次被派往歐洲，親身經歷了歐洲戰爭，回國后又編寫了內容宏大的《國家總動員意見書》，被宇垣一成稱讚為比魯登道夫總體戰論更精彩的鴻篇大作。

英國從阿富汗的撤軍，從漢口、九江撤離軍事人員，這一系列的事件受到最大震動的，還是日本人。作為戰爭期間上台，又持續到了戰後的原敬內閣來說，此時正處於一個極為微妙的關頭。

原本對於原敬內閣頗具期待感的日本進步知識分子，也對於原敬在政治民主化上的猶豫感到不滿，原敬雖然自詡為民主主義者，但實際上他心中並不是那麼的支持民主。

而在戰爭結束后，一些資本家面對外貿訂單的快速減少陷入經營困難時，原敬又動用了大量稅金去支援這些資本家，說是：「……想要保住日本的經濟，就要先保住這些財團，只有先讓資本家活下去，工人們才有工作養家活口。」

陸軍省歐美課長大竹沢治一也和菊池一樣，一開始支持總體戰，但是看過了《國家總動員意見書》后也轉變了思想，1920年夏調任作戰課長時，他更是進一步表示：「日本的兵力和資源處於劣勢，應當把軍事放在速決戰上，迴避長期戰。」

但是對於此時的日本資本家，日本平民，日本的軍人來說，如果不向外找到一個新的擴張方向，那麼日本國內積攢下來的社會矛盾就會在內部爆炸，那麼也就沒有什麼日本帝國的未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