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人也都知道這段時間以來，廖仲愷正在廣州大力操辦所謂的「新國民黨」，還按照社會黨的架構也組織了一個中央執委會，儼然是要另立中央，重建國民黨的正統。

實際上以至正二十七年的歷史形勢而言，我們就可以注意到朱元璋在此年九月間攻破平江城消滅了張士誠的東吳政權以後，僅僅在三個月後，便迅速發起北伐，派遣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25萬，北進中原，這樣花費了大體十個月的時間，朱元璋就結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統治。

可見，朱元璋在消滅張士誠割據政權而取得了奪取中央政權的能力以後，其行動之速，甚至比較李自成有過之而無不及。

即便以朱元璋的例子而言，朱元璋只存在「不能奪取中央政權」的情況，而絕沒有在擁有這種能力的情況下卻不去奪取中央政權的情況。

如果無法通過排查標準……蔡鍔心裏大概對社會黨的排查政策約莫有了一個大致的估計。

實際上若非歷史的種種誤會和巧合，按李自成在皇太極暴病而亡的同一時間，即迅速決策佔領北京的行動，若非八旗集團內部以驚人的克制避免了內戰，並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於幼主臨國的形勢下大胆空國出擊，後人恐怕大概率將稱讚李自ｗwｗ•hetｕｂｏok•cｏｍ.cｏm成決策殺伐果斷云云了。

更何況即便是在封建時代下，即便是以最常被拿出來論述「不應當過快奪取中央政權」的李自成為例，也能看出，李自成的失敗絕不在於他過快佔領北京，而在於他對滿清軍事集團的重視性不足，也在於他佔領北京以後的整個統戰政策出了問題。

「任公……」蔡鍔苦笑道，「學生已無面目再見老師。」

對社會黨而言，只有主客觀的結合，積極把握一切機會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去增強工農聯盟這一革命根本基礎的力量，才是最正確的革命道路。

廖仲愷的新國民黨是以國民黨內的左派為主體，但留在北方的這些老國民黨人中，也並不完全都是右派分子，同樣也包括一些中派和立場不堅定的左派分子。

只是現在社會黨回到北京這座古老的首都之城，畢竟還要統戰一部分舊勢力，所以不便於直接照搬像山東、安徽一帶那樣激烈的公審政策，這才重新搬出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機關。

林淮唐走下汽車，他的革履西裝外還套著一件長及膝蓋的灰黑色大衣，由於身材挺拔，站在雪中，便彷彿一尊神像。

「北京袞袞諸公，俱在此處了……」

現在社會黨的黨員數量，大約htｔps://ｗｗw.ｈｅtuｂoｏｋ.cｏm.com有十萬人左右的規模，比較十月革命后的布爾什維克黨，僅其半數而已。

林淮唐面無表情，漠然道：「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投機分子、反動分子及一切腐化、惡化分子，都是這回清黨運動需要排查清除的對象。不打掃乾淨屋子，還談何請客做飯，在清黨運動結束以前，我們社會黨不能承認一切舊勢力、舊政黨的合法性。」

但布爾什維克難道能因此就放棄奪取國家機器控制權的機會嗎？

社會黨可以在統戰舊勢力之餘，保持他們的一部分政治地位，但相對的，他們必須在社會黨的監督下，按照社會黨的要求進行一次空前嚴厲的清黨運動。

梁啟超一襲青色長衫，走下車來即正色道：「松坡有什麼問題不要同我講，要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講了。」

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的時候，它的黨員數量、它的行政幹部資源儲備，對於像沙俄這樣一個複雜的、初步實現工業化的多民族大帝國而言，是比現在的社會黨還要「革命的客觀條件尚不成熟」的。

廖仲愷也走到前排，他神情自若地和宋教仁、汪精衛分別握手，完全不把一部分國民黨右派火焰般的仇恨目光放在眼裡。

當列寧發起十月革命的時候，布哈林是否應該拉住列寧的ｍ•ｈｅｔuboｏk•cｏｍ•com手，告訴他：「親愛的伊里奇同志，我們黨只有兩三萬名黨員，怎麼能去妄想奪取一個像沙皇俄國這樣高度複雜的、初步工業化的大帝國的國家機器呢？」

以崇禎十七年春的歷史形勢而言，在當時如果李自成沒有迅速東征控制燕、晉形勝，明廷也無法阻止清軍的入關，而那些曾迅速向李自成投降的邊軍同樣也會迅速投向清軍陣營。結果就是李自成將不僅要面對清軍和關寧軍的結盟，而且還要面對清軍和關寧軍、宣大邊軍、京營的一個更大規模的結盟，這不是一種更為不利的形勢嗎？

聽梁啟超的話，看來留在北京的這些准戰犯，是需要按照「個個檢討，人人過關」的標準進行一遍大清查的。

紅軍也是有一段時間沒有提「轉型正義」這個裝點門面的新詞了，戰爭階段紅軍對那些階級敵人和死硬反動派，除了直接用軍隊剿滅以外，也都是依靠公審大會和國民法院來解決，像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這類多少顯得有些溫良恭儉讓的機構，已經出手很少了。

到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已從四月綱領時的二三萬名黨員發展到了擁有十幾二十萬名黨員的規模。但從1921年開始的清黨工作來看，這二十萬名黨員中至少有半數是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敵對分子、騎牆www.hetubook.com.com分子、蛻化分子和官僚主義分子，但這絕不影響布爾什維克在取得國家機器控制權以後迅速地擴大了其影響力，並很快打敗了國內外的反動敵人，鞏固了蘇維埃政權的存在。

但也要注意到，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國家，無論是在國家機器的複雜程度上，還是在社會結構的複雜程度上，都不能同已經初步工業化的沙俄大帝國相提並論，所以社會黨要掌握並改造中華民國國家機器的難易度，也是顯而易見地低於布爾什維克。

在近代的條件下，有沒有掌握國家機器的控制權，不管是對於社會黨壯大自身幹部隊伍的效率，還是對於培植中國產業工人規模的速度而言，都有巨大的影響。

從林淮唐認知的歷史出發，以蘇聯的情況為例——

這種大排查的清黨運動，不僅是林淮唐對於國民黨的要求，也是他對於包括進步黨、共和黨在內的南北方一切舊勢力的要求。

「遁初，你從前說得對，毀黨造黨於國民黨的革命事業，是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但從前國民黨毀黨造黨之餘，還是沒有做好清查工作，以至於混進來了太多滿清餘孽和投機分子，這才演至今天這番局面。我在廣州已經部署好了工作，我們國民黨現在正需要第二次毀黨造黨運動，要厲行清黨，把不合格的黨員從和-圖-書隊伍中清除出去——已有之全部在冊黨員，需要人人排查，挨個過關，這才能完成清黨！」

他沒有接受唐紹儀的提議，由唐紹儀陪同一起抵京，而是選擇了帶領一個純粹的社會黨班子來北京——嗯，也不能說是純粹的社會黨班子，因為梁啟超和廖仲愷兩人就坐在第四輛汽車中。

布哈林、捷爾任斯基和托洛茨基都應該告訴列寧，如果沒有幾百萬合格的幹部，布爾什維克就不應該發起十月革命的行動，而應當先到南俄之類易於發展大工業的地方種幾年田，等待「革命的客觀條件」完全成熟以後，再去奪取國家機器的控制權。

而奪取國家機器的控制權，又無疑對於擴大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力、增強工農聯盟的力量，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當梁啟超和廖仲愷走下車的時候，蔡鍔臉色不見變化，但宋教仁、汪精衛等人的神情就非常難看了。

所以新國民黨重新毀黨造黨之餘，也要進行清黨，要排查清楚那些手上沾有鮮血的反革命分子。

這一點是同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封建時代所不同的。

也正是由於朱元璋的迅速行動，使得明軍趕在了元廷內戰決出最後的贏家之前，也趕在了王保保奪取元廷的中央政權以前，就打到了大都。否則若待王保保重新整合北方以後再行北伐，恐怕明軍的行動絕不至於如歷史上那般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