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上美國無疑比蘇聯更高明，在允許美共進行合法活動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有更多辦法對美共的活動進行監控和限制。相反若完全禁止美共合法活動，也就意味著喪失對其進行限制的能力，公開的美共和隱藏起來的劍橋五傑，又是何者更加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統治秩序？
林淮唐為了確保「工農聯盟領導權」的大前提，在制度設計層面還花費不少苦心，例如這次國大選舉對參選人的資格有特別嚴厲的司法限制，任何有犯罪記錄的人都被禁止參加第一屆全國國大選舉，這也可以避免那些在反奸清算運動中遭到打擊的反動縉紳趁機混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里來。
1914年的中國還是一個父權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國家，女性國大代表即使強行佔有百分之二十的保留席位，也很難獨自發揮參政議政的作用。幾乎可以斷定，這些女性國大代表只有在社會黨執政的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也只有依附於社會黨的執政地位才能發揮作用。
國民大會為女性國大代表保留了百分之二十的固定席位，這在女性平權方面堪稱巨大的進步。其實辛亥革命前後，為革命犧牲的女性數量實在很不少，諸如秋瑾等烈士更是聲動天下，但元年以來的舊國會完全將女性排斥在外，甚至不承認其選舉權與選舉權，殊無道理。
如果說社會黨在政治、軍事和金融方面的統制政策能力，已經完全體現出了林淮唐所說的「獨裁有膽」或者應該叫做「獨裁有能」。
唐繼堯自知他在雲南時鎮壓革命黨人，如果嚴格來說，他完全可以算進「手上對人民有血債」的戰犯之列。唐繼堯還能以一個客人的身份來北京，而不是以戰犯的身份被押送來受審，很大程度還是因為梁啟超、蔡鍔等人從中斡旋，所以他不像馮國璋那樣想法很多，對林淮唐只剩下無盡的和圖書感激。
從制度設計層面的細節而言，那就是除了通過女性國大代表的保留席位確定進步陣營的優勢以外，其餘還有諸如說對選舉人開支的限制，所有選舉活動的開支被限制于當地國民收入的一定倍數範圍內，任何選舉人一旦超過法定的選舉開支限制，不僅要遭到高額罰款，而且還將被取消若干年的選舉和被選舉資格。
也就是說一切民主選舉，必須服從於這兩項大前提。同時，在服從於這兩項大前提的情況下，社會黨所主張的民主制度當然也就絕非是裝點門面式的民主，而是使全國國大真正具有討論和決策能力，真正發揮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作用的民主。
實際上反對者也不會因為不允許有反對黨的存在而消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的結果是什麼？是公開的反對者隱藏自己的政見，混進你的隊伍里來，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破壞你的政策。
有限的鬥爭應當被保留下來起刺|激性作用，避免執政黨的怠惰與鬆懈；法律保證國大中有反對黨的聲音，林淮唐也相信公開的、黨外的反對者，一定要比隱藏的、黨內的反對者更容易對付。
國大選舉中，女性國大代表擁有百分之二十固定席位，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席位才由男女代表公平競爭。這樣的政策當然頗引物議，特別對於此時民風尚十分保守的民國而言，更不啻為石破天驚的大事，但社會黨堅持之下，也沒人對此有太大的意見，這畢竟不是關係到政權的大事，在多數反對者看來也只能算是細枝末節罷了。
全國國大的選舉還在各省如火如荼的進行之中——確實，國大選舉很大程度上處在社會黨的把控之中，只能稱為有限的民主，但林淮唐確實尊重民國已有的法統和法律，一切都是在合理的法律框架之中進行，並沒有像袁世凱以國會縱火案和和圖書戡亂動員條例那樣，公然強|奸民國的法理基礎。
這項選舉制度上的設計，自然難免遭致許多人的批評。但這項設計又毫無疑問特別有利於大型政黨，所以國民黨、進步黨以及由光復軍改組的東南參政會，都全力支持林淮唐的集選主張。
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是最順從的效忠者，但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就有力證明了什麼叫做隱藏的反對派比公開的反對派破壞力更大。
從理論上來說，軍隊還被社會黨完全掌握著，也就是說社會黨是可以用槍杆子來顛覆國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但從袁世凱的歷史來看，沒人會比現在的社會黨更清楚那種做法對於新中國政治傳統的踐踏和破壞會多麼嚴重。
在法團內部選舉中，林淮唐則主張「集選」形式的選舉。所謂集選，也就是不能選舉單一的候選人，而必須一次性選舉若干名選舉人組成的集選組，林淮唐堅持集選組最低也必須有四名選舉人一起參加。這可以有效避免小型政黨的異軍突起，因為大多數小型政黨是很難一次性推出四名有競爭力的候選人的，在集選形式下極難同大型政黨競爭。
新近成立不久的新聞總署也組織了一批記者團來歡迎二人抵京，照相機的鎂光燈閃個不停，馮國璋很不適應這種陣仗，臉上的笑容十分勉強，反而是唐繼堯在雲南被諸將完全架空以後，無官一身輕，在和蔡鍔通信幾次以後，得到蔡鍔的保證以後，心態反而變好了許多，這時候還有閑心朝記者們揮手示意。
唐繼堯沉吟道：「貴黨號召全國的和平統一，非以武力政策強行消滅各省的異己之聲，像這樣的民主之量，確非袁世凱所能及。」
很少有人意識到林淮唐的深意——林淮唐絕不會重蹈袁世凱權謀自為之的覆轍，但這並不代表林淮唐不會在國家的制度設計中使用ｈttｐs://ｗｗｗ•heｔubｏｏk•ｃoｍ.ｃoｍ陽謀。
社會主義不能僅由社會黨代表人民來保衛，也需要人民自己來保衛，為此人民需要保持進行鬥爭的手段和能力，否則即便人民以絕對多數的公投結果要求保留蘇聯，他們也沒有任何手段能夠阻止蘇共內部的幾個頭頭閉門開會就把蘇聯解體掉。
但除此以外，國大作為一個實體真正擁有最高權力機關的尊嚴，絕非橡皮圖章的存在，社會黨沒有在法理上擁有對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也沒有在法理上壟斷和取代工農聯盟的代表權，規則毫無疑問極大有利於社會黨對國大的絕對主導權，但同時也要求著社會黨只有在保證自己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保證自己代表進步陣營的時候，才能確保這種絕對主導權。
林淮唐相信反對派是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即便實現了徹底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在無產階級內部難道不會因為工會管理問題、工農地位問題、工業化政策問題產生反對派嗎？所謂的「左派無限可分」，假使左派已經佔據了絕對的領導地位，那麼一個公開的赫魯曉夫和一個偽裝成服從者的赫魯曉夫，到底哪一個更危險呢？
更要命的是，反動、保守陣營幾乎不可能推出什麼像樣的女性國大代表候選人來，這也就意味著高達百分之二十的固定席位，將長期被進步陣營掌握。
「二位能夠放下一切，響應中央的號召立刻到北京來，像這樣的舉措不僅將得到全國廣大國民群眾的支持，而且也將得到中央的信任。」
即使保守陣營集中黨的力量去推一些女性國大代表出來參選，這無疑也會反過來對保守政黨自身的思想、政策造成動搖和混亂，無論如何發展下去，都是有利於進步陣營的。
一列火車緩緩停靠在前門火車站的月台旁，軍樂隊奏起歡迎樂來，鏗鏘的音樂聲中，馮國璋和唐繼堯二hetubook.com.com人相繼步出車廂。
那麼在國大的制度設計層面，社會黨始終堅持保證全國國大如同憲法所言是真正的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國大的人數被限制在了一個合理的範圍中，和舊國會相似，總共只有幾百人的規模，社會黨並沒有把國大人數擴大到一個根本沒法進行日常議程討論的上千人、數千人規模；
「歡迎馮先生、唐先生到北京來。」
而且客觀的從公論角度而言，集選組的形式確實有利於政局穩定，可以避免舊國會時少數小型政黨對國會討論議程的破壞。
袁世凱的問題在於本來舊國會的選舉和組織辦法，就是他和宋教仁單方面制定的，可以說遊戲規則就是他和宋教仁搞出來的。但袁世凱卻自己違反了遊戲規則，在社會黨缺席，國會根本不滿足召開條件的情況下，強行召開還開除了所有社會黨籍國會議員的資格，這就是完全破壞民主原則和舊國會的法理基礎了。
確實在國大的選舉和組織方面，林淮唐靠法團的設計確保了只有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的政黨才能擁有最大優勢，通過女性代表保留席位的設計確保了進步陣營的優勢，通過集選區的設計避免小型政黨對政治穩定性的破壞……
再加上集選形式僅是在法團內部選舉中實行，它對選舉議程的破壞也就沒有一些輿論批評的那麼厲害，像唐繼堯就認為這樣的制度設計在兼顧民主原則的同時，確實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和穩定。只要社會黨不耍盤外招，堅持在遊戲規則以下依靠自己的優勢進行公平競爭，唐繼堯都覺得是完全沒問題的。
無產階級的鬥爭性是天生的，但鬥爭的手段卻必須在現實中鍛煉、適應和掌握。黨不能做無產階級的保姆，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人民即便從教科書里掌握正確的歷史知識，也無法避免被公知的文章蠱惑，能夠戰勝公知影響的是人民自己和*圖*書和公知的鬥爭，被保護過度的結果才是會失去判斷力，諸如林淮唐印象里早年間許多荒唐可笑的公知文章也能一呼百應那樣，反而是頻繁的辯論和鬥爭才讓真理越辯越明了。
後來人是不能過分指責斯大林的，斯大林沒有列寧的威望，在和托、季反對派、在和布哈林反對派的鬥爭中，取消一切宗派活動的要求絕對是正確而有利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但對統一思想的要求不斷下滑跌落為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破壞，對國家政策方針的統一演變為消滅所有公開的反對派，這就註定了一群像托洛茨基這樣已然失勢本該成為惹人厭煩的喋喋不休的「公知」角色的人，反而成為了富有號召力的反對派政治神像，這也就註定了無數像赫魯曉夫這樣的反對者將舉起你的旗幟、混進你的隊伍，成為原比托洛茨基更有破壞性的存在。
林淮唐並不掩飾他在制度設計層面對於「民主」的限制和要求，社會黨主張的民主，一直以來都是在「工農聯盟領導」的前提之下，未來完成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後，這個前提則可能轉向「無產階級專政」。
馮國璋略感失望，林淮唐沒有親自來迎接他們，在車站組織歡迎隊伍的人只是中央秘書廳主任謝逸謀而已。
在這樣的人數規模下，全國國大也就得以進行長期的日常討論，而不是只有每過幾年時間才召開一次全會，日常中則把所有議程討論和決策能力委託給國大的常務工作委員會；
用更通俗易懂的話來說，那就是公開反對意見的「公知」，遠沒有隱藏反對意見的「兩面人」可怕。
歷史上的蘇聯在列寧時代，公開活躍著許多諸如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這樣的反對者，他們之中諸如布哈林先在外交上反對列寧，後來卻在新經濟政策上成為列寧最堅定的支持者，始終沒有對蘇維埃的體製造成動搖和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