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從國力角度而言，日本國力總體上來說還是高於中國，義務兵役的動員體制更是提早中國幾十年的時間就已經構建完成。

在中日東北全面開戰的初期，林淮唐為這次戰爭準備的野戰軍主力約在四十萬人到五十萬人左右，不過是日軍動員部隊數目的百分之五十而已。

冤家相見，也是一笑泯恩仇了。

火車站人來人往，每列火車上都載滿了南方各省趕來的新部隊，幾千張、幾萬張新兵年輕的面龐上都閃爍著一模一樣的熱忱之色。

閻錫山在解放戰爭以後一度被調到中央擔任中央部委的閑職工作，但由於山西和平解放的功績，再加上1918年的閻錫山雖然已經有了背叛孫中山、投靠袁世凱的醜惡歷史，但總體而言還不到他二十年以後那樣沒有原則的卑劣，至少還帶著一點辛亥革命時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和北洋軍作戰的初心。

「百川兄，你在山西幹得真不錯。聽說山西不少地區參軍者能達到當地人口的百分之四，這比例都快要趕上革命老區的淮海省了。」

日本總督府在半島內地臨時抱佛腳的徵兵動員效果極差，根本壓制不住朝鮮全境風起雲湧的抗日起義運動。本來被田中義一多次抽https://www.hetubook.com.com調，幾乎已經被抽干、抽空的朝鮮內地守備隊兵力就極度不足，現在更是徹底被朝鮮各地起義武裝死死釘在原地，根本沒法北上阻擊南下紅軍。

隨著土地革命的不斷深入，除了變革生產關係和解放生產力的基本目標以外，土地革命還產生了另一項額外的副產品，那就是在普遍建立的農會等基層組織之上，進一步承擔了為戰爭汲取必需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的任務。

經過辛亥革命和解放戰爭的洗禮，中國的鄉村社會已經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林淮唐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依託手中掌握的中央政權和國家機器為工具，具中國社會黨已經在華南、華東、華北和東北等較鞏固的政權地區開始了土地革命運動，在西北、西南、中南地區也較普遍的推行了減租退押的改革。

閻錫山和吳佩孚也是老朋友了，1911年的時候就是吳佩孚指揮北洋軍的王牌第三師攻破了娘子關，一路打到太原，嚇得閻錫山借口北伐一路逃去綏遠，要不是後來林淮唐率領北伐軍在徐州包圍了靳雲鵬第五師，吳佩孚被迫帶兵增援徐州，閻副省長當年差點就死在第三師https://m.hetubook.com.com手上了。

土地革命是中國社會黨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也是當日軍展開侵略之時，對日本軍人心理上造成最大衝擊和震動的一個原因。

對於樸素的農民來說，他們獲得夢寐以求的土地、衣食和人身依附關係上的自由以後，也非常清楚要保留住這些來之不易的好處，就必須堅定維護新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優勢，一旦喪失這種優勢，那麼全新的美好生活就註定會走向破滅。

公糧、兵員、勞役……戰士的家庭翻了身，有田地、有房子、有飯吃、有衣穿，戰士的政治覺悟就有了物質基礎，他的家庭也會鼓勵他上前線，部隊自然就變得鞏固起來。

閻錫山這次親自到秦皇島來，一次就帶來了一萬一千名新兵，而且根據統計上來的資料，這批新兵裡頭行政村以上幹部就有四百多名，黨員六百多名，自動報名的人則佔到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翻身戶雖然不好統計，但閻錫山自己估計是佔到一半左右。

部隊質量是很高了。

日軍處處兵力不足，又何止於朝鮮一地？就連東北戰場上，自中東路會戰結束以後，日軍兵力捉襟見肘的窘迫情形就開始普遍的出現於各大戰場了。

那麼中國https://m.hetubook.com.com呢？

而且，除了土地和浮財以外，政治權利也是參軍動員的一大因素，參軍往往成為入黨的階梯，通過參軍就算是舊剝削階層的地主子弟也可能重新獲得政治上的參与權，經過戰爭考驗幾年以後，甚至還有可能入黨，這對地主子弟來說也是一種很大的好處。

吳佩孚感嘆道：「山西新兵中，18至25歲的青年佔到四分之三還要多，這質量就很好了，而且黨員的比例也高，因為有這些骨幹，新兵補充到部隊之後評價都很好，人們都說山西補充過來的新部隊都比其他兄弟部隊來得鞏固，東北前線各兵團爭著搶著要山西兵呢。許多山西省補充過來的新戰士，都很快成了部隊中的骨幹，你們做得是真不錯。」

但隨著戰爭發展，到現在半年的時間左右，中央革命政府就又動員了十五萬地方部隊、二十萬赤衛隊民兵和六十多萬支前民工參与戰爭。

最多的時候，吳佩孚一天就能接收近萬名新兵，第一後備兵團最多的時候則管理著多達近二十萬名紅軍新兵。

他分管著山西省的徵兵工作，戰爭爆發以後就頻繁往來於大同、張家口、北京和秦皇島之間。在1918年的夏天即將到來時，閻錫山又www.hetubook.com.com坐著火車趕到了秦皇島，在那裡等著他的是紅軍第一後備兵團的司令員吳佩孚。

山梨半造便是有通天之能，這時候也全無辦法，只能不斷給義州、九連城、旅順發急電求援，可等來等去也只等到了大島義昌想方設法從南滿路戰場上「摳」下來的一個師團，杯水車薪，難以改變朝鮮全局崩壞的形勢。

但仔細想想，日本其實並非動員體制出了問題，而是在嚴重赤字的財政狀況下，動員再多軍隊，也武裝不起來，更沒法長途跋涉跨海送到中國大陸去作戰。

吳佩孚沒戴軍帽，甚至還半光著膀子。他一貫對馮玉祥能到主力紅軍兵團司令員，而自己只能當後備兵團司令員這件事特別不滿，要知道當年在北洋的時候，他吳子玉可是處處壓著馮玉祥一頭的。

作為一個還算合格的近現代國家，又長期奉行著近乎于軍國主義的先軍政策，到頭來動員百萬軍隊竟然就把日本的人力資源逼到了極限，這實在是一件其實很說不通的事情。

誠然，土地革命運動的目的是要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在分配土地的時候並不是完全平均分配，為了準備戰爭，吸引更多人蔘軍，在土改執行過程中，社會黨人和地方農會都經常強調對軍屬以及烈和圖書士家屬的適當傾斜，使他們分得超過平均數的土地和浮財，也有的地區則按照烈屬、榮軍、遠征軍、地方軍、工屬和貧民的順序來分配革命的果實。

去年閻錫山幾次申請回到山西工作，甚至表示寧可接受降低職務級別，也希望能到山西地方上負責一些實務工作。1917年的下半年，在戰爭爆發以前閻錫山被中央革命政府重新任命為了山西省的副省長，降半級使用。

直到真正負責起後備兵團的實務工作以後，吳佩孚才感到這是一樁多麼重要的任務。第一後備兵團是真正意義上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秦皇島成了全中國最大的一個兵營，吳佩孚每天都要接收來自各省成千上萬的新兵，然後把他們訓練成一支支還算合格的部隊以後，再送到前線，送給東北戰場上奮戰的各兵團做補充。

為了補充一線作戰部隊的損失，在山西、在直隸、在山東、在淮海、在河南……在靠近東北的幾個人口大省，徵兵工作每天都在有條不紊進行著，整個華北大區短短半年時間內就有近一百萬農民報名參軍。

面對吳佩孚的激賞，閻錫山只是自矜笑道：「淮海省少部分高的地區能達到百分之八，我們晉省還差得遠啦。」

「已經很可以啦，這已經很可以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