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東大地震以前,到日本工作的中國幹部就已經為數不少。震災發生以後,由中國前往日本支援的軍事和行政人員數量更是急劇膨脹起來,負責統籌這個工作的就是由庄文統領導的中日友好援助委員會——這是一個光聽名字還看不出來,實際上權力很大的機構。
大量勞動者集中居住在龜戶等下町地區,無序建築的貧民窟舉目皆是,直到東京革命的一場大火燒毀全城以後,由新政府實行的東京都重建計劃,才把東京的城市面貌改換一新。
道路很少鋪設,每至雨天便泥濘不堪。據片山潛政府的統計,直至關東大地震前,東京的道路面積與市區面積的比率僅為11%,道路鋪設率僅為9%,遠低於同期工業化國家大城市的平均水平。
「可惜,即使法律實施后,也只能先對新建房屋進行規制,而不可能迅即實現日本所有舊建築物耐震標準的升級。」武藤純子又遺憾又悲痛的嘆了口氣,「否則關東大地震也不會對日本人民造成這麼嚴重的傷害。」
曾幾何時庄文統還是廣東有名的會黨頭目,一身幫派作風,身前背後都是刺青紋身,一道過肩龍從胸前刺到身後,兇狠猙獰一點不下於日本當地的雅庫扎暴力組
www•hetubook.com.com。但解放戰爭以後,庄文統就長期負責社會黨的北美工作,他大部分時間不在國內,而是在舊金山、洛杉磯等地聯絡美國華人,並且配合美國當地的產聯及美國社會黨的同志開展工作。
聽了庄文統的這番話,不光是片山潛、北一輝等日本社會黨的同志安下心來,就連西園寺公望這些舊日本時期的華族、官僚也都對中國的援助產生不小的感激之情。
當年負責東京重建計劃的河上肇介紹說:「1921新政府推出了《城市街區建築法》,對這一年以後日本全國的新建建築都增添了一項新的耐震標準。」河上肇還補充一句:「這是海原大地震以後,武藤女士歸國時提出的改正建議,建議的源頭還是林書記長的一番話啊。」
多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歷練,把庄文統這個彪形大漢的氣質完全改變。他早已不|穿會黨常見的那種汗衫,永遠是一副筆挺西服的打扮,根據出席場合的不同,佩戴的領帶、手帕等單品樣式、顏色也都不一樣,光是高筒禮帽和文明棍就收藏有二三十種之多。
明治維新以來,隨著產業革命迅速發展,交通工具及其交通方式也在發生巨大hetubook•com•com
變革,除了傳統的馬車、人力車外,電車以及汽車、市內火車日益普及,既有的狹窄道路已經不能適應交通需。水路交通同樣存在種種問題,江戶在隅田川入海口建城,水運條件得天獨厚,然而明治政府在河川疏浚和運河開鑿事業上資金捉襟見肘,以致多條運河河道過於狹窄,河槽平淺,嚴重製約了船舶的通航。
他們感到有了信心,而且也放心了。他們認為,「這樣就好象震后復興的工作就完全有了基礎。」誠如庄文統所說,從第二天起,很多剛剛從中國趕來的紅軍官兵,剛一靠岸上陸,馬上就開始幫著日本的普通平民老百姓搭建簡易的棚屋。
「這多少有些責備求全,不大現實,其實你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為了達到支援日本人民震后復興工作的目的,中國中中央革命政府決心給予最大的支援。如果需要什麼東西,請提出來。我們目前也在為了一五計劃進行艱苦的戰鬥,但是,黨中央發出了指示,要為支援日本的震后復興而進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庄文統搖頭:「書記長請我轉告日本黨的同志們,遷都在政治上對革命政府特別不利,既然東京沒有受到關東大地震特別嚴重的www.hetubook.com.com毀壞,那政府不若就還是留在東京為上策。」
明治、大正時代的日語和後世令和時代的日語截然不同,外來語極少,對於假名也沒有怎麼濫用,漢字依然是日語的主體。而且從日本東京革命加入東亞聯盟以來,片山潛政府也和中國進行了文字改革方面的協調工作,日本政府在1921年制訂的日語常用漢字表中,有超過六百個常用漢字,都採用了中國簡體字的簡化方案,這就進一步統一了中日兩國的文字使用習慣。
這一回友援會組織的大規模對日搶險救災援助,又加速了中日兩種語言、文字逐漸協調和統一起來的歷史進程。
友援會中不僅有負責一般工作的軍事和行政幹部,也包括了大量來自中國的建築工程師。
在日本同志的眼裡,這位友援會主任是一位精明能幹的人,而且還帶著富有理智的風度。
庄文統深有體會:「書記長在很多方面都總有些預見性,我是見怪不怪了。」
庄文統又問道:「我到東京以後,北先生告訴我貴國政府近來有遷都的考慮,你們是怎麼計劃的?書記長很反對這主張。」
庄文統剛到日本拜見片山潛首相的時候,就注意到關東地區其他城市都在地震中受災嚴重,大的房屋十www.hetubook.com.com不餘一,唯獨東京的建築超過三分之二都保持了主建築的完整性。
在東京革命以前,關東地區的普通住宅幾乎都是木質房屋,而且大多數都是平房,自然形成的宅地基也嚴重缺乏規劃,房宅犬牙交錯,戶戶相連帶來了採光、通風和衛生等諸多問題。當時東京市15區的人口密度是同時期歐美國家大城市的1.5倍,可是人均居住面積僅為10平方米,甚至還要遠遠低於君漢樓都沒普及鋪開的中國。
從中國並且包括了越南、朝鮮和蘇俄在內的人員、物資援助,還有相應的運輸工作,都是由中日友好援助委員會統籌管理,當然這些人員、物資到日本以後的分配權也是握在友援委員會的手中。
住宅方面的情況稍好一些。
其中很多幹部原來是在西北當地的工礦企業工作,有過和日本技術顧問相處的經歷,所以不少人也懂得簡單的日語,到日本以後一邊幫助日本政府做救災方面的工作,一邊接著學習日語,所以交流上並沒有太大的障礙。
在中國紅軍之後,就是以各種名目的工作組形式趕來日本援助的行政幹部。這批人大部分都來自綏遠、寧夏、陝西、甘肅和山西幾個省區,幾乎都親身經歷過海原大地震的災后振興工作,經驗同和*圖*書樣豐富。
首先是交通問題,江戶原本是作為武家政治中心發展起來的封建城市,建城伊始首要重視軍事功能,其次才是居住和商業功能。武家地街道多折角和路障,下町地區的主幹街道寬不過6~12米,居民區的小巷甚至只有0.9~1.8米,且沿街房屋房檐下堆放雜物。
日本在關東地區的主要城市,像東京,一直沒有尚未形成近代城市規劃的體系,而土地區劃、功能分區、街區整合等系統性的近代城市建設更是無從談起。
在口語方面,也因為日本加入東亞聯盟以後幾年間中日兩國頻繁的人口流動,所以不止大量日語中的技術用詞流入中文的口頭語言,同樣,普通話里的大量詞彙也相應流入到日語的口頭語里。
1923年的中國在建築和工程技術方面比較日本沒有多大優勢,可從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社會黨從徐州的建設開始已經積累了大量工業都會的規劃建設經驗。相對來說,日本在明治時代以後,就很少再有像這樣猶如白紙上作畫的城市規劃機會,因而也不得不借重中國方面的意見。
河上肇遲疑一會兒,還是直接回答說:「黨內是有一部分人提議遷都,有人以為關東地區地震頻發,不如遷都到長崎或者廣島去,于經濟會比較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