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些年來，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高速進展，以劉師復為首的中國勞工黨黨人，政治地位也越來越突出。他們在數量日漸龐大的各省地方工會裡，往往擁有實權，經常領導工農群眾發起的「經濟主義」罷工，也因而最受社會黨黨政官僚的反感。

這就是工人幹部。

里德心下大為一驚，他想到一種可怕的可能性，但並沒有直接說出口，那就是社會黨的精英會不會去尋求一位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領袖呢？

斯大林向里德分析道：「這裏所說的工人幹部，不止指產業工人，也包括定居在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和底層知識分子，同時也包括新時代下接受了更高水平教育的地方農會和農村政府幹部。」

五大前後的許多武鬥事件中，還有近年來的各種「經濟主義」罷工事件中，政工幹部一般都站在官僚這邊，比較抵觸來自群眾的自發組織，他們也很厭惡工會、農會、民主政黨和一切體制外的社會組織。

應該說，五大以後的政治風向，是軍隊系統的農村幹部遭到了更大的打擊，但整體風向的發展則更不利於政工幹部，因為這些年來，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迅速發展，第三股重要力量越來越成為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力量。https://m.hetubook.com.com

新人幹部在工會、農會等半體制的社會組織中力量最強，在政府和軍隊中的力量則明顯弱於政工幹部，他們也支持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繼續發展，但又極力呼籲，希望精英階層的主體政工幹部能夠承擔更多的工業化成本。

社會主義建設的主線是：為了維持高速工業化的進行，必須使社會全體成員共同承擔積累成本，因此要引導和支持社會主義力量繼續向前推進。但是黨政官僚在承擔積累成本的同時還希望擁有更大的政治管理權力。

斯大林笑笑說：「我認為那只是第一輪較量，無疑，在書記長同志的直接干涉下，黨政官僚落敗了。他們的權力受到了工人幹部的監督，但政治地位並沒有受到損害，反而是軍隊系統的農村幹部被大批淘汰，伴隨著經濟建設出現的政治後果是，工業化需要科層制官僚的規範，黨政官僚繼續控制著中國政府絕大多數的權力。」

里德想想，說：「官僚的權力壟斷、替代包辦，就要取代農民自身的意願和組織。」

五大時林淮唐支持體制外的工農群眾組織，來約束黨政官僚，在他的強力壓制下才實現這點，中央的大部分領heｔｕｂｏｏk•cｏｍ.ｃoｍ導如不贊成這一方針，便不得不退出權力中樞，剩下的人包括林時爽在內即便有所意見也只能點頭承認現實。

斯大林好像看出什麼，搖搖頭：「世界上沒有神，也沒有超人，越是身處權力中心的人，越會看出神像之下的虛弱。」

這句話又給里德很大觸動，難道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要靠真正神學意義上的超人來實現嗎？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掩蓋了大量問題，但「經濟主義」的問題很明顯將會越來越多。而依靠「經濟主義」問題向社會黨政權不斷發起進攻的勞工黨人，這一脫胎于中國社會黨的左翼力量又會走向何處？林淮唐會順應社會黨內部的意願對其進行打擊嗎？勞工黨本身又是否會萌生過於不切實際的政治野心？

武藤純子在和里德閑聊的時候，也曾提過這幾年她的所見所聞，確實有些中國的老同志曾和武藤純子說過：「……書記長有些老糊塗了，劉師復是白面的小扇子，現在勞工黨掌握著工會不算，還想進一步掌握財政、工業兩大領域，太過分了……」

這些問題都讓里德陷入深思，他落筆繼續寫下自己的《中國書簡》，並決定把中國革命以後產生的種種問題，都一五一十的介紹給美國人民和圖書——既然中國政府並不限制外界的褒貶，里德認為他也沒有什麼藏著掖著的必要，有些問題公開化反而可以避免不同力量之間的誤判，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和悲劇。

管理幹部中實行的24級工資制和技術人員中的15級工資制，實際上都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製造了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這當然工農群眾十分不滿，而且今天工農群眾的代表工人幹部，也比過去的軍隊系統農村幹部更有力量，他們有實力和佔據中央政府要津的黨政官僚精英們叫板。

話里話外，這些年來社會黨內部很有些人認為林淮唐過於縱容體制外力量。

儘管政工幹部更加有說服教育別人的能力，但是手中有權的他們有時候更講求「效率」，也就是用行政命令去強制推動，也就是用強制命令去「包辦替代」群眾的自發組織。

里德說：「也就是書記長同志常常提到的『新人』嗎？」

老辣的斯大林一針見血：「過去十年，由於中國政府內部維持了三角結構的鬥爭格局，所以一切內部矛盾能夠維持引而不發、斗而不破的形勢。但今後，中國政府內部只有黨政官僚和工人幹部兩方勢力，只有社會黨精英和其他體制外力量的對抗，出亂子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更何況書記ｈｔｔps://wｗw•hetuｂｏoｋ.coｍ.com長同志作為社會黨人的領袖，誰都能看出來他有些太偏袒體制外力量了。」

斯大林意味深長的說道：「政工幹部的最大政績就是過去十年間中國的工業化成果，但也是這種工業化成果醞釀出了他們最大的敵人。」

「對，革命的新的人。」

里德又感到絕不可能，因為林淮唐的威望是如此之高，只要林淮唐還在，他相信中國並不會像斯大林預測的那樣出什麼大亂子。

里德很快完全明白過來，1931年將是一個節點，今後中國的社會問題將是黨對政治經濟權力的包辦替代主義或官僚主義與勞動者掌握生產資料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

時間很快就來到了十月十日，這是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的紀念日，一個強大的中國已經屹立於三十年代的地球之上，未來又會如何呢？

「斯大林同志，您認為中國還會出現像五大時那種激烈的政治對抗嗎？」

論社會黨地位，政工幹部佔據大量政府要職，社會地位最為顯赫，「新人」幹部則在這幾年來社會地位逐漸超過軍隊系統的農村幹部，論社會力量的對比，「新人」幹部強於人數較少的政工幹部，更遠強於逐步被淘汰掉的軍隊系統農村幹部，論技術知識，大體也是如此。

所以斯大m•hｅｔuｂｏoｋ•coｍ.ｃｏｍ林就斷言道：「五大前後的政治風暴，加速了軍隊系統農村幹部退出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也一定程度上約束了政工幹部，結果就是造成新人幹部的迅速崛起。」

斯大林又說道：「中國過去長期的農村集體化過程中，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引導農民自發的互助組逐漸上升為黨的引導下的初級社。但1929年吉林省的深化農村合作社改革，就提出準備三年內完成全省人民公社的建設，如果不是書記長同志的直接叫停，你認為會怎麼樣呢？」

「書記長在勞工黨問題上糊塗了，犯了錯誤，還是時爽總理久經考驗，最為可靠。」

中國近年的工業發展，在政治上造成的結果，就是過去三角結構的政工幹部、軍隊農村幹部和工人幹部間的鬥爭，由於軍隊農村幹部逐步退出舞台，變成了政工幹部和工人幹部兩大社會群體的直接對壘。

里德走出房門，迎接他的汽車已經等候在院子外，街道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歡樂之聲直達天際，他對未來還是很有信心的。

但這幾年，隨著中央政府的更新換代，新一批從各省區省長位置升到中樞來的社會黨黨政精英，就很顯然對勞工黨不斷擴大的權力產生「大權旁落」的擔憂，甚至有人說勞工黨有篡權的危險，應該把權奪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