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復說到這，語氣沉重下來：「我們能這樣做，說到底是仰賴於書記長個人的支持，否則就靠勞工黨和國民黨的力量，根本不是黨內黨政官僚的對手，人家幾個行政命令命下來就能叫我們死無葬身之地。」

總工會曾經和中國人民財經大學聯合做過一份十分詳盡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給出的數據表明中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群，擁有相當於中國最貧困百分之一人群二十倍的財產，收入的比例比財產比例低些，但也達到了八倍。

「所以，書記長是希望儘快讓更能接受民主監督的新一代工人幹部上位吧？」

劉師復認為勞工黨的主要工作是監督和打擊非法腐敗，但他們的重要目標也包括把合法腐敗或者更好聽一些來說說是「後天特權」限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否則沒有監督力量的存在，這種「後天特權」就會不斷進行自我膨脹，二十四級工資可能變成二百四十級，行政等級享受的司機、醫生、保姆也可能步步升級。

劉師復說話聲音又遲緩下來：「我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改良主義的，剩下一種就是革命主義的，那麼要進行的，也就是文化革命了。如果我們改良主義的努力失hｅtｕbooｋ•ｃｏｍ.ｃoｍ敗，不能被黨內官僚所接受，那就只有革命主義的一條路了。」

今天新中國的經濟建立在海量以合作社和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集體」之上，不同集體之間構成了市場化的合作和競爭，這就使市場經濟依舊是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那麼貨幣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就無法被消滅和壓縮，這樣，管理著這些「集體」的人就必然更容易得到貨幣和商品，勞工黨和獨立工會這些體制外力量作為制衡性質的力量也就必然有存在的基礎。

劉師復自認為他和林淮唐的努力方向一致，勞工黨的背後歸根到底還是依賴著林淮唐的個人支持，他們的目標都是使人民逐漸學習和掌握到監督國家機器的能力和組織方式。

劉師復回答：「革命主義的路是和第三條路相互對立，我們的改良主義之路則取個折中。你看，只要我們改良主義的路走通了，黨政官僚反不至於受革命主義那條路的危險，其實是對他們更有好處的。不然，刺刀見紅，我怕的是當初解放戰爭時用來消滅反動地主的血腥手段，有朝一日會被用到自己人的身上。」

現在的憲法規定私ｗｗｗ•hetｕｂｏｏｋ.cｏｍ•com人擁有財產最高不得超過一百萬元，超過的額度就會被課以百分之百的懲罰性稅收。但1931年的中國部委公務員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是兩三百元而已，一百萬元的個人資產依舊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值，並且在這些年高速的經濟發展下，百萬元戶也不再局限於舊時代留下的民族資產階級殘餘，還包括了趕上時代發展列車而發了財的新富人。

「要做到這些……就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改良主義的，就是我們今天勞工黨和像國民黨這樣左翼知識分子在做的，潛移默化中用幾十年的時間，用大量低烈度的民間經濟主義『鬧事』來完成，讓人民群眾逐步養成國家主人的姿態。」

中國革命的真正敵人，還是要消滅財產繼承帶來的准先天特權，這也就是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伴生而來的社會主義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之間最大的區別。

「萬一哪天書記長不在了……我們被反攻倒算，被黨內的許多老朋友抓起來槍斃泄憤，都不算怪事。即便那幾位老朋友不動手，光是底下人各部委、各省區的官僚，都能讓我們吃不了兜著走。」

這種貧富差距放在世界範圍內其實hetubook.com.com算不上高，要知道美國最富的百分之一人群，可是能夠擁有最貧困百分之一人群幾千倍甚至上萬倍的資產，但這也說明了中國貧富差距正在逐步分化的一個趨勢。

劉師復說：「在我們的國家，最強大的工業、利潤最高的產業……全部集中在政府和國有企業手裡，要發財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做政府的買賣，搞到幾張批條，就等於一字千金，黨政官僚的權力這麼大，貨幣在我們國家又有流通的空間和市場，腐敗的問題就始終會是一個特別嚴峻的問題。」

人民缺乏對國家機器進行監督的經驗和能力，更缺乏必要的組織力量。因此，為了經濟的發展，不得不賦予那些極少數高素質精英人才以極大的權力和極好的待遇，這裏，已經承認了人的後天特權。

今天的中國無疑已經消滅了第一種的先天特權，但在消滅依靠財產繼承帶來的准先天特權之前，劉師復認為對於後天特權能夠做到限制就很不錯且足夠了，人民群眾應該也能比較接受，所以他也相信自己和林時爽這派人之間其實還是共同語言超過分歧和矛盾，勞工黨不是要消滅官僚，而只是希望能夠起到限制約束的作用。

「做國家的ｍ.hｅｔuｂｏoｋ.ｃoｍ.cｏm嬰孩不用負政治上的責任，無事一身輕，不必操心政治，冷淡對待公共生活，那也真是一個更加充滿誘惑的選擇，放開讓人民自己來選擇，大多數人民一定選這條路。」

廖仲愷沉默一會兒，說：「其實還有一條路，第三條路，那就是讓人民群眾完全放棄自己的主權，去做受人照看的嬰兒，不要做國家的主人，而要做國家的嬰孩。」

而且中國是一個剛剛脫離封建制度不久的國家，愚昧迷信仍然盛行，人民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和維護自身階級利益的覺悟，因此自然導致對指令性計劃的習慣性服從，以及組織起來共同監督的意識十分淡薄。

文化革命要培育的不僅是具備「國家主人」姿態的勞動者，同時還有一套促進人全面發展的機制，要求勞動者去掌握自己管理自己的技術知識，那麼沿著這條思路繼續發展，就還可能要求小範圍的地方自治。

管理這些「集體」的人通過二十四級工資等級制度，享有遠超一般勞動者的貨幣收入，政府官員則享受有大量配套行政等級的特殊服務，這算不算合法腐敗？

近代遺產稅始征於1598年的荷蘭，其後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相繼開徵了遺https://www.hetubook.com.com產稅，但其主要目標還是為了籌措戰爭經費，戰後即停徵，大部分國家的遺產稅都不過是時征時停，稅率也起起落落，現代意義上的遺產稅則是由中國在解放戰爭勝利以後首個立法開徵的。

劉師復也要承認，就算是人民群眾中間，其實現在也很明顯分出三六九等。新中國並沒有能力實行嚴格的公有制，實際上還是承認了大量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只是從法律上對個人財富的上限進行嚴格限制。

如果不加以更多限制，長此以往，真發展到美國那種程度，什麼社會主義的理想都會失去基礎。

依靠血緣繼承帶來的優勢經濟地位是先天特權，依靠工作能力出眾帶來的優勢經濟地位是後天特權，依靠財產繼承帶來的優勢經濟地位則介乎于這兩者之間。

劉師複原則上贊成羅莎·盧森堡這番話，但他也知道，人民素質的普遍低下和生產力水平的整體偏低使全體參加公共生活缺乏可操作性。

廖仲愷是財經專家，他完全贊成這種觀點，除非消滅貨幣，或者是最起碼極大壓縮貨幣和商品自由流通的空間，不然官僚腐敗就一定是中國當前最需要重視的問題之一，他們對官僚集團無論警惕到多麼高的程度，都是應該的，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