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颱風行動一旦開始，柏林方面就不可能再從亞洲大規模調回軍艦了，這些軍艦留下來，不管最後有沒有被紅海軍摧毀，客觀上都能起到保護澳大拉西亞聯邦的作用。
只能算是一種心理安慰了。
在當時多倫多大學已經是協約國內最好的一座學校，從多倫多大學畢業以後蓋伊就會到澳洲，他沒有子承父業，而是選擇了為政府工作，從官方開辦的國營報紙編輯做起，一直到現在成為了達爾文港政府的市政廳秘書。
「元帥閣下，您對海戰的前景沒有勇氣和信心嗎？」穆克問道。
如果不是蓋伊過於年輕，再加上他出身富貴的家世使他缺乏情報人員應有的警惕性，蓋伊是不會落入到反動陣營之手。
在巴達維亞的聯軍將領之中，只有斯利姆元帥的地位最高，足可以與德國在亞洲的代言人穆克總督平起平坐，他聽到穆克這句話，臉色並不好看：「我不是沒有勇氣，可是你應該比我更了解海洋上的戰爭，勇氣沒辦法取代鋼鐵和火炮。聯軍艦隊的實力太弱，我當然信心不足，我希望你可以和柏林方面繼續溝通一段時間，增加我方艦隊的力量。」
穆克說到這裏
和*圖*書，也暴露出了他的一些私心：德國在亞洲的戰略處境十分危險，其實繼續在亞洲保持一支強大的艦隊已經沒有太多必要，即便不把這支艦隊撤回歐洲本土，也至少應該讓亞洲艦隊在印度洋保持守勢，像東南亞完全可以直接放棄給中國。但這在戰略上來說雖然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卻將使穆克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大受影響，所以穆克寧可把希望放在颱風行動上。
「要說力量不足，任何一場戰爭都沒人有把握說力量是充足的吧，納爾遜也說過，對海軍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艦船和火炮，而是艦船和火炮背後的人。」
在穆克總督啟動「颱風行動」前，澳大拉西亞的軍事獨裁者斯利姆元帥也下達了肅清國內「匪諜」的最高指示，澳洲的國安措施驟然收緊，蓋伊卻沒有因此收斂自己的行動痕迹，他反而抓緊時間調查近期停泊到達爾文的那些艦艇信息，這一點最終使他落入了澳洲聯邦政府的視野之內，並最終使得蓋伊·伯吉斯被捕。
這裏遠離南海，當地人口又以澳洲白人為主，不像東南亞地區那樣種族雜居、易於滲透，但是考慮到中和-圖-書
國擁有英國、法國和蘇俄這樣的白人國家盟友，達爾文港的情報安全程度實際上也不可能比荷屬東印度強到哪裡去。
正如德國布局了諸如克里斯蒂安這樣的諜報棋子一樣，中國同樣在穆克認為比較安全的澳洲也布局有草蛇灰線一般的伏筆。
穆克這番說辭，大約有些打動了斯利姆元帥。
斯利姆元帥很快就把蓋伊·伯吉斯被捕的消息告知穆克總督，他認為中國方面很有可能已經察覺到了印太聯軍將要發起海軍突襲的事情，「颱風行動」在開始之前已經是破綻重重，這個成功率非常低的軍事計劃還有必要繼續執行嗎？
斯利姆元帥作為澳大拉西亞聯邦實際上的最高掌權者，如此坦白表明自己的意思，顯然他認為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年輕的世家子弟謹慎不足，蓋伊·伯吉斯在時間將他錘鍊成「劍橋五傑」之前就被反動政府逮捕，但澳洲政府也不可能從他的嘴裏獲得任何有用的情報。
他多少是有些在做自我催眠：「颱風行動的成功率還是很高的，我們的炮彈、燃料都已經準備就緒，行動非常快速，中國人即便現在獲得一些情報，他們也來不hetubook.com.com及做出更多反應。」
這既是因為蓋伊·伯吉斯的共產主義信仰使他寧死也不會屈服，同時也是因為中國的情報人員都有極為嚴格的單線機制，反動政府僅僅是抓住一名諜報人員根本得不到什麼有用的東西。
而且蓋伊通過父親經營的「多佛白崖」酒吧，還能頻繁接觸到許多來酒吧尋歡作樂的海軍軍官，他甚至通過這種方式與很多英印、荷蘭、澳大拉西亞的海軍軍官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然後再通過這層關係，想弄到有關聯軍艦隊動向的情報，那就更是易如反掌。
等到蓋伊·伯吉斯回到澳洲擔任公務員以後，法國標準情報局就又把這名地位特殊的諜報關係轉到了東共聯國情委旗下，使蓋伊成為了一名同時為法國和中國工作的特殊情報人員。
穆克看了斯利姆元帥一眼，說：「元帥閣下，您能接受這樣的情況嗎？把那些本可以用來保衛澳洲大陸的軍艦調回歐洲。」
可正是這種反共流亡者的家庭背景，令蓋伊·伯吉斯在少年時就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自己父親經營的「多佛白崖」酒吧里也很早便看清了社會各階層人等形形色|色的真實模https://www.hetubook.com.com樣，在上大學期間，蓋伊的這種政治傾向便引起了第三國際情報部門的關注，大學畢業以前，蓋伊就被法蘭西公社的標準情報局發展為了諜報人員。
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也是為了避免被中國的海軍航空兵和諜報人員發現蹤跡，印太聯軍的大部分艦艇都是先集結到澳洲的達爾文港。
在巴達維亞，斯利姆元帥奉勸穆克：「穆克總督，如果你還執意發起颱風行動，那麼我對你的尊重就將只局限於對你背後那個強大國家的尊重。」
假如柏林方面真的就像穆克所說，已經準備把亞洲艦隊調回歐洲，那斯利姆元帥當然就還是應該支持颱風行動。
「蓋伊·伯吉斯案說明中國人並非對我們聯軍艦隊的調動一無所知。」斯利姆元帥又說道，「除了蓋伊·伯吉斯以外，也許在我們的內部還存在其他第三國際的間諜，你有把握斷定中國人一點都不清楚颱風行動的內情嗎？」
在達爾文港有一家十分著名的酒館名叫「多佛白崖」酒吧，這裏的老闆是不列顛革命以前的英國海軍軍官，姓伯吉斯，1925年的不列顛革命以後他舉家逃往海外，就此遷居澳大拉西亞聯邦的達爾文，並在heｔuｂｏok.cｏm•ｃom此開辦了一家很有英倫情懷的酒館，專門招待那些從英國本土逃亡到澳洲的政治避難者。
作為達爾文市政廳秘書，蓋伊·伯吉斯對於印太聯軍艦艇在達爾文港的大規模集結，根本不需要任何調查就能了如指掌。
伯吉斯的兒子蓋伊·弗朗西斯·伯吉斯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年輕人，他父親非常想讓蓋伊繼承自己的事業，所以將他送入海軍學院學習，可惜由於視力問題，蓋伊被迫退學，之後在二十歲那年他就考取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歷史專業。
蓋伊相貌英俊，儀錶堂堂，談吐優雅，家庭背景還十分可靠，來自於最受政府信賴的反共流亡者家庭，自然仕途亨通，怎麼可能會有人懷疑蓋伊是共諜呢？
他可以直接接觸到聯軍艦隊向市政廳提出的後勤供給清單，通過這份清單，蓋伊就能隨時弄清楚聯軍艦隊的艦船數目甚至是軍艦上的水兵數量。
穆克總督嘆了一口氣，說道：「元帥閣下！現在都這時候了還說什麼？印太聯軍的每一個國家都很困難，歐洲戰爭隨時可能全面爆發，我國不可能再向海外派出更多兵力了，反而是再過一個月兩個月時間，說不定柏林政府還會要求從聯軍里調回一些主力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