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的稜角還磨得不夠圓融，」他有感而發，說的是他針對「一大或多小」之辯所寫的東西、他在零假說之爭裡扮演的角色、以及他指責別人過於熱中應用麥克阿瑟與威爾森的理論的言論。他又說：「但理論往往都是很麻煩的。」

辛伯洛夫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要清楚，全世界的島嶼和大陸都遭受同樣的劫難，而有時候，一個人體會最深的損失似乎最為可怕。

「這真的蠻悲哀的。現代科學家對於結論、理論的迷信，都帶有物理欽羨的成分。」辛伯洛夫對我說：「其實這正是問題關鍵之所在：生態保育者和保育科學家都覺得，除非可以引述理論（而且是愈量化的理論愈好），不然他們就無法讓別人尊重他們的觀點和想法。」觀點和看法是否能得到政府宮員、保育官員、政客和其他的科學家的尊重，是最關鍵的一點。有些生態學家相信，為了在各政策委員會中受到注意，他們就得用簡單明瞭的數學式，把演繹出的結論寫下來呈交上級。「這一點真的很糟糕，生態學根本不是那種科學！」

「因為這個原因，我從此就不在那裡作研究了。」他說。

「這個說來話長。」說到這裡，他開始拐彎抹角，讓我更懷疑：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啊？

他說，生態學的期刊上，空談理論的情況已經由來已久；往往常看到觀念上的惡意攻擊，卻極少提出親眼所見的資料，實驗就更別提了。「在我看來，平衡理論似乎是一天天變成那種野獸。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跟威爾森設法直接以實驗測試理論。」他們到紅樹島上，在如假包換的佛羅里達陽光下，在每個如假包換的島上，全面統計如假包換的猿類動物。他們不僅在測試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更在節制地、重點式地、小心操縱的情況下從事這項實驗。後來，他們找到一種方法，可以把活動生態系中的瑣瑣碎碎，整合成一次嚴謹的實驗。「沒有幾個人像我們這樣做。」

他的眾多觀點中，有一點我是贊成的：談起科學時，他可不是渾身稜角的。

以色列也有個實例。辛伯洛夫指出：「我在以色列做過一些潛葉昆蟲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前後我待在那裡的時候，有個自然保護區管理委員會的人來找我，他很著急，因為以和圖書色列有一套很棒的自然保護區體系，但已經瀕臨瓦解。」

我們聊了兩小時。有時候，他清楚簡潔地為我解釋複雜的科學觀念，卻弄得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有一次還因為我太笨了，讓他非常不耐煩。辛伯洛夫跟麥克阿瑟一樣，是個非常聰明的像伙，他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辛伯洛夫彬彬有禮、態度隨和，但是他不會對陌生人浪費他的魅力；只要一不小心就會錯看這個人。沒錯，他具有一種危險的、批判性的聰明睿智。他會歡歡喜喜把發育不全的觀念砍死、把無辜的錯誤說法打扁，就像拍蒼蠅一樣。對旁人的看法，他彷彿完全不在意。有些人不負責任地將生態學予以理論化，這在他看來是常有的事，不過他非常鄙視這種行為。

我又問：「那你自己是怎麼對平衡理論感到幻滅的？」

「在專業領域裡，別人當我是怪胎。」他實話實說：「我對群落生態學（community ecology）的許多方面都感到失望；對平衡理論之所以有所質疑，多少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說穿了就是：建立模型（model）很好玩，有時候也能藉此得出非常優美的結構，但是人們往往會將這些模型加以物化。明明各類模型不過是根據天性本質提出的抽象法則，卻偏偏被當作天性本質。當論述開始演繹起模型，而不是探討本質的時候，我就開始擔心。」

辛伯洛夫冷冷地說：那裡有了個新名字叫做假期礁島，「那裡即使要拿來停拖車也嫌太新，所以，中間一塊空地只停著一輛拖車。然後你知道嗎？旁邊有一大堆柱子等著綁拖車。這個發光的珊瑚礁怪物旁邊，我的兩個小島E4和E5，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

他對我說：「理論要是沒有強而有力的實證做為支柱，是相當危險的；我還可以再給你舉些例子。」說到危險，他舉的例子不只有戴蒙的保護區規劃原則，甚至還包括平衡理論本身。任何科學領域中的理論都可能冒著脫離現實的風險，而這種風險在風貌多變的生態學中是最容易產生的。要是人們應用理論來作決定，而這項決定會影響到人類如何處理部分的世界地貌，那麼所產生的風險和結果就更嚴重。

以色列人已經聽說「一大或多小和圖書」的事，認為許多小保護區連結起來，一定不如幾個大保護區來得好，他們被這種論調牽著鼻子走。在辛伯洛夫看來，這根本就是「披著科學外衣磕牙閒扯」。

「我就是這麼……」他沉吟片刻才開口：「我直接開車過去到下一個礁島，那個礁島叫做巴伊亞亨達（Bahia Honda），是州立公園的所在地，然後我實在忍不住了把車停在路邊痛哭，眼前的情景教人看得非常痛心，具體而微地顯示了礁島區這一帶究竟遭受什麼樣的劫難。」

根據辛伯洛夫的想法，理論已經造成了好幾個要命的錯誤。他提到好幾個實例：例如哥斯大黎加官方預備放棄美洲虎及熱帶大鵰的保育工作，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哪裡讀到一種理論，認定生物一旦稀少到某個程度（比方說少於五十隻），就註定要絕種。該國的美洲虎與熱帶大鵰幾乎已經是稀少到那個地步了，所以他們傾向於放棄一切希望。在澳洲，辛伯洛夫也見過類似的情況，因為理論上說某些生物已經少得無可救藥，所以政府準備放棄這些生物的保育工作。

辛伯洛夫說，在把科學落實到生態保護區規劃之前，必須先針對特定地區特有的生物仔細作一番生態研究，而不是盲目地套用理論。他贊同個體生態學（autecology）的做法。所謂個體生態學就是一種命令，命令保育工作者須了解他所要保護的那種生物的種種習性，以及這種生物及其生存地點之間的聯繫關係。等這些都弄明白之後，才能得到結論，描述這種生物所屬的生態圈的整體結構。

「大概是在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吧！在我們大致知道要做什麼之後，我又南下在佛羅里達礁島區那一帶待了很久，想熟悉情況，找尋可以利用的小島什麼的。那時候七哩橋（Seven Mile Bridge）附近有個島——是七哩橋西方的第三個島，也是第一個重要島嶼，人稱俄亥俄礁島（Ohio Key）。這個礁島上有著大片的森林圍繞著紅樹林沼澤，森林裡沒有人住。沼澤外有兩個小島，在我們的筆記上編號為E4和E5。我在這幾個小島上練習統計，也許會挑其中一個島來練習噴殺蟲劑，我那時還不是很確定。」他和威爾森也從這和圖書三個島嶼中挑了兩個，到島上收集蝸牛。辛伯洛夫說，威爾森還留著一盒蝸牛殼，可以在教演化論的時候拿來當教材。純粹就象徵意義與情感因素來說，俄亥俄礁島邊緣外這兩個小島相當特別，辛伯洛夫不久就熟知兩個小島，而且產生了親切感。「我是說，這兩個是我最早的紅樹島；跟我們剛剛噴完殺蟲劑的島比起來，這個島的面積居於第三。每個島上各有二十五種生物。」兩個小島就在俄亥俄礁島旁邊，「不會比這裡到門邊更遠，」辛伯洛夫邊說邊用手比劃著。這麼近的距離讓俄亥俄礁島本身也有些特別，相對於E4和E5，它算是個大陸。

這讓我們想起洛夫喬伊在亞馬遜叢林進行的實驗。辛伯洛夫對這個實驗表示讚賞，雖然他的讚賞是有所保留的。他說：洛夫喬伊最初的構想很好，但執行的時候有點混亂，而且實驗狀態也未能獲得更精確的控制，很可惜沒有更多一模一樣的實驗區塊。「可是去他的！以前就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所以很值得做。」辛伯洛夫提到一個名叫齊瑪曼（Barbara Zimmerman）的爬蟲兩棲動物學家，這個人剛好也是他的博士研究生。辛伯洛夫說，齊瑪曼在保留區裡對蛙類所做的研究，傾向於認定生境多樣性比單純的面積大小更重要。憑這種種發現看來，她是個懷疑論者。她認為「一心想把平衡理論應用到生態保育上，以及單一大保護區一定比好幾個小保護區更好」這種觀念，根本就是不負責任的說法。辛伯洛夫說：「而且她這些結論可都是從洛夫喬伊的大實驗裡得到的，我覺得這樣很好。」

「倡言軍事與農業利益的人根據某些報導，提出小保護區保存的生物族群太小，小到不足以生存下去的論調。因此，在一次內閣層級的會議中，他們指證歷歷地說，這些小保護區根本沒有價值，保留它們又有什麼好處？因此他們要我去看看這些保護區，提供一點科學證據，讓這些保護區能夠繼續存在。你知道，那簡直討厭死了！」

那一刻，我終於知道故事說到哪裡了，雖然我非常謹慎，不輕易流露心裡的感受，但還是開始喜歡起辛伯洛夫這個人，他不但聰明得像一條眼鏡蛇，也有著曲折細膩的心思。他在科學工作和圖書上手腳俐落、一絲不苟，抱持經驗論，絕不輕言妥協。我們不難想見這和他對自然的深情格格不入，不過，這畢竟又是另外一套理論了。

那個人跟辛伯洛夫說，以色列的面積比馬里蘭州還要小，卻有兩百多個保護區。還有，多數的以色列人民非常關心大自然，他們就像英國人一樣，對碩果僅存的固有動植物生態圈有著非常強烈的情感。他們的保護區多半鄰近大河大湖，附近的生態圈非常豐富；許多保護區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建立了。可是捍衛農業與軍事利益的人士，傾向於解除自然保護區。多年來自然保護區管理委員會與這兩種利益集團一直爭吵不休。農業發展妄想保留水源地，而軍事發展則希望可以根據其策略來運用環境。還好政治勢力一直受到壓制，保護區仍然受到保護。然後，就在辛伯洛夫到以色列的那段時間，這種均勢受到了新的威脅而搖搖欲墜。

我問他：這一切都拜麥克阿瑟之賜嗎？辛伯洛夫說不然，他認為如果說一切都拜麥克阿瑟之賜，那是把事情看得太單純了。麥克阿瑟的時代裡，把生態學予以數學化的這種渴望，已經甚囂塵上，麥克阿瑟這個絕頂聰明的傢伙只不過碰巧生對了時代，就算沒有他，不出幾年也會有別人。

玉米餅是資料，油煎過之後的深色橢圓形焦痕代表了模式。認定這個模式具有意義（例如，說它是一張臉啦，說它是基督顯像傳達神蹟啦），等於採用了理論來探討資料中所顯現的模式。辛伯洛夫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理論」這個大題目。

辛伯洛夫重視田野工作、個體生態學，還有實驗。他似乎很粗線條，不容易情緒化。我們可以很容易歸納出一項結論：與其說他關心的是自然世界，不如說他關心的是健全俐落的科學精確度。這種結論我先前也可以歸納出來。後來不知怎地，我們又談起了他在紅樹島上的研究。他告訴我，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他南下過好幾次。對於那次實驗的整個脈絡中，自己究竟想要追求什麼，他到現在還有些想法，只是他已經五年沒到那裡去了。

「然後在一九七〇年代中葉，」他說：「我不記得到底是哪一年了，我開車要到其中一個田野基地作後期實驗。離開七哩橋，經過第一個礁島，這個礁島名ｈｔｔｐs://m•ｈｅtｕbook•ｃom.ｃｏｍ叫小鴨島，然後經過第二個，叫做密蘇里礁島。在正常的情況下，從這裡就可以看到俄亥俄礁島上的樹木了；可是，除了俄亥俄礁島之外，我居然什麼也沒看到。然後我到密蘇里礁島的盡頭，發現我之所以看不到樹，是因為俄亥俄礁島上根本沒有樹了！整個礁島以前有四英畝的範圍，居然整個被剷光了，那一刻，那個地方滿地都是珊瑚礁碎片，已經變成了拖車場。」

他每次南下一趟，就會注意到那一帶又多了一間小飯館、拖車場，或是人類入侵自然地貌的其他產物。他說：「到那裡作研究變成一件很洩氣的事，因為我可以想見將來整個佛羅里達礁島區（Florida Keys）會從我眼前消失。」然後，他再度憶起早年和威爾森共事的日子，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我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我不再到那裡作研究。」他主動跟我說，雖然我沒問他為什麼。

辛伯洛夫認為，一九八〇年聯合國環境委員會、國際自然保護組織以及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共同發表世界保育策略條款，採用戴蒙在「島嶼兩難」中倡導的保護區規劃原則，無疑是食古不化的理論大獲全勝的著名範例。

可能從一開始他就這樣了。在威爾森與麥克阿瑟聯手開創平衡理論這個特殊的宇宙時。身為威爾森得力助手的辛伯洛夫，畢竟是個壯志未伸的天使長啊！這件事不管怎麼說，都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不免有點情緒化。辛伯洛夫自己倒沒有情緒化的傾向，分辨起事情來，他是絕對一絲不苟、筆直如尺。如果他對過去還有一點點眷戀，也不會在每個來訪的記者面前表現出來。憶起往事，他繼續了他的談話。

這與群體生態學（synecology）恰成對比。群體生態學較著重於生態圈的層面，以及戴蒙在俾斯麥群島鳥類身上觀察到的那種組成原則。雖然個體生態學與群體生態學只是重點不同，但光是重點不同就已經饒富意義。辛伯洛夫心儀的個體生態學研究方式，重描述甚於理論，而重描述的生態學偏偏已經過時了。他說，描述性的生態工作還是有人在做，但是這些人在同僚間得不到應有的推崇，對保育政策也發揮不了足夠的影響力。太多生態學家汲汲於作結論，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崛起的理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