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時起，我再也不理會由「專家」做出來的結果。

在我參加的一個會議上，有人報告說，從迴旋加速器生產出來的濤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測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時，它們的產量比例始終不變：總是多少個濤對多少個非他。

「往那邊改？」

克利斯蒂出來了，我也從房間走出來，我們都同意：相差將會是二％——在准許的實驗誤差之內。畢竟如果他們才剛把常數修改了七％，那二％極可能就是誤差。我打電話給我妹妹：「二％。」理論正確。

會議期間，我住在我位於西瑞橋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論文帶回家跟她說：「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楊振寧說的東西，這全都那麼複雜！」

我跑去告訴巴查教授，告訴他我們的成功。他說：「是的，你們提出了中子——質子耦合是Ｖ而不是Ｔ，而以前大家都以為是Ｔ。到底是哪一個實驗說是Ｔ呢？你為什麼不檢查一下以前的實驗，看看出了什麼問題？」

第二天我跑去找維普斯塔拉等人，告訴他們：「我已全弄出來了，一切都符合無誤。」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單獨「擁有」他的方程式——用以說明電子現象的方程式。而現在我也擁有這個新的貝塔衰變的方程式。它沒有狄拉克方程式那麼耀眼，但它也很不錯。這是我唯一一次發現了新定律。

我十分興奮，不停地計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雲般順利：一切都自動吻合，毫不牽強。到這時候，我已開始忘記那九％的事情了，因為其他一切都那麼順利。

我跑去把最先說那應該是Ｔ的論文找出來一看，立刻大吃一驚，我記得以前看過那篇論文（那時《物理評論》還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讀），而當我再看這篇論文，看到那些圖表時我想：「那證明不了什麼？」因為，圖表中的曲線取決於數據範圍最邊邊的一兩個數據點——通常這些點都比較不可靠。而我清楚記得，當我第一次看這篇論文時，就曾經想到過這一點！

從我們的理論裡，他發現：他忽略了實驗中，從中子朝各方向反彈的質子並不一致；他假設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樣。

我繼續檢查其他的一些計算，全都符合，再計算新的東西，也符合。我興奮極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實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個別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當我開始思考貝塔衰變這問題時，我讀了許多由「專家」寫的報告，全都說那是Ｔ。我從來沒有看看最初的數據，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讀其他的論文。如果我是個真正優秀的物理學家，在羅徹斯特想到這問題時ｈｔｔps://www.heｔｕboｏk.ｃoｍ•cｏm，我就立刻會看看「到底Ｔ的說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舉。

他把我們理論所推測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數據，結果完全改觀，實驗和理論完全吻合。

「我全部明白了。」

我從小板凳上跳起來：「那麼我全——部——都明白了！」

她沒有真的坐在客廳。最好的說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盤起來。不來「打擾」我。她的目的當然是要打擾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氣，我受不了了。我必須繼續計算下去，我在進行一些很重大的發現，精神亢奮；而起碼在這個時刻，那比這位女士還重要。我忘記後來怎樣讓她離開了，總之並不容易。

我坐在廚房內窗旁的小桌那裡，一直工作到深夜。愈來愈晚了——大約凌晨兩三點。我努力計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結果。我在思考、我在專心，外面很黑、很靜——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響起來。我一看，那裡有一張白白的臉，離我只有幾英吋，我驚嚇之下便大叫起來！

（為了當時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其實相差只有一％。後來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這點澄清。因此那二％也不全是實驗誤差。）葛爾曼綜合了我們的想法，寫成一篇論文。這理論還蠻可愛的，它不困難，卻可以解釋很多現象。但就像前面說過，當時有很多很亂的數據。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甚至還會宣稱，哪些實驗有錯誤。

我的加減號跟他用的顛倒，但我沒意識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對。

原來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氣，因為我度假回來卻沒有立刻打電話給她。我讓她進來，盡可能解釋我正在忙，我剛發現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論。我說：「請到外面去，讓我把它完成。」

第二天回到會場，有個叫凱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發表論文的時間分了五分鐘給我，讓我報告這些新想法。我說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說電子和渺粒子的正負號用反了，此外我還在努力解決中子的相關問題。有些實驗物理學家問了我一些關於我的預測的問題。會議之後那個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李政道站起來，回答了一些很複雜的東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聽得懂。會議快結束時，布洛克問我李政道說了些什麼，我說不知道，但就我所知，這問題還沒有答案——還是有可能發生的。我不認為可能性會很高，但我覺得那是有可能的。

於是第二天開會時，當我們談到濤—非他大謎m.hetubook.com.com團時，奧本海默說：「我們應該聽些新一點、怪一點的意見。」

葛爾曼說：「我們該怎麼辦？你也知道特勒第是個很優秀的實驗物理學家。」

之後葛爾曼經常笑我，說我當時沒膽量用自己的名義問問題。但事實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當時我就感覺到那可能是個很重要的想法，誰提出這個問題，往後很可能會名留青史。

特勒第也寫信給我們，語氣雖然不完全是責備，但明顯地表示他認為我們的理論是錯的。信末他說：「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論是完全不F-G（指fit-good，吻合的意思）。」

「不，」她說，「你的意思並不是說你無法弄懂它，而是你沒有發明它。你沒有用你的方法，從聽到線索開始做起，把它推演出來。你應該做的是想像自己重新在當學生，把這篇論文帶到樓上去，逐字逐句地讀，檢查每一條方程式。然後你就什麼都弄懂了。」

兩天之後，特勒第又寫了封信來，他完全改變立場了。

就在那時，妹妹從紐約打電話來：「那九％是怎麼一回事？」

總之，後來吳健雄以實驗證明了宇稱也有不守恆的時候，而這替貝塔衰變理論帶來了許多新的可能性，也啟發了一大堆其他實驗。有些證明了從核子出來的電子，有一部分飛向左邊、一部分飛向右邊；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實驗，全都是跟宇稱有關的有趣發現。然而數據是那麼的混亂，根本沒有人能夠把東西拼湊在一起。

這篇論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對稱方程式有關的。現在再來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發覺他的答案比較簡單：所有東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電子及渺粒子（muon）來說，我的推論預測跟李政道的一樣，除了我把某些加減號顛倒過來而已。當時我沒想到：其實李政道只不過討論了最簡單的渺粒子耦合例子，並沒有證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論，所有渺粒子會自動右旋。因此，事實上我的推論比他的更上一層樓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們的問題是：找出能解釋貝塔衰變（beta decay）的正確理論。這牽涉到兩種粒子，一種名叫「濤粒子」（以希臘字母τ代表），另一種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們的質量差不多一模一樣，可是一種會蛻變為兩個「派粒子」（pion）：另一種則蛻變為三個派粒子。其實它們並不只是質量差不多，而且壽命也一樣，真是個奇怪的巧合。於是大家都很關心這問題。

我知道特勒第很優秀，和他爭論和圖書是很吃力的。但那時候，我已深信他的實驗數據出了問題，而他自己會把它找出來——當然他比我更懂得找這錯誤了，因此我說我們不要嘗試找出問題，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再回到美國之後，我立刻想知道貝塔衰變的研究進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吳健雄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給我看了一些數據，卻沒有幫助。在我的模型中，電子在貝塔衰變中應該都是左旋的，可是實驗顯示有時出現右旋的情況。全都對不起來。

回到加州理工，我問那些做實驗的，貝塔衰變情況到底如何了。還記得詹森（Hans Jensen）、維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貝漢姆（Felix Boehm）三人請我坐下來，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其他人的實驗結果以及他們得到的數據。由於我很瞭解他們，知道他們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較看重他們的數據。他們的實驗結果還蠻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實驗室的結果，就變得亂七八糟了。

我想了一下說：「這就等於說，宇宙定律會分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兩種，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現象來定義右旋了。我也不覺得那會有多可怕，雖然那一定有些什麼不良後果，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明天不問問那些專家？」

再工作一些時候，真的很晚了，覺得肚子非常餓。我走到街上離我家不遠的一家小餐廳。以前我經常都這樣深夜去吃東西的。

當然，其中一種可能性是：兩者實際上是同一種粒子，只不過它有時蛻變為兩個派粒子，有時蛻變為三個。但沒有人會贊同這個想法的，因為物理學裡有個定律叫「宇稱規則」——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鏡中影像都是對稱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東西要不就蛻變成兩個派粒子，要不就蛻變成三個。

我接受了她的建議，把那東西從頭看到尾，發現它真的很明顯簡單。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讀它，總覺得它太深奧。

當天晚上，我就用這個理論把一切都計算出來。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蛻變速度。如果理論正確，這兩項數字之間應該出現某種關聯。我的結果跟應有的答案相差九％。那已很接近了，只九％。好像應該更接近的，但九％已夠接近了。

期間在羅徹斯特舉行了一個會議——一年一度的羅徹斯特研討會（Rochester Conference）。我還是事事落於人後，而李政道已在發表關於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他和楊振寧作出宇稱並不守恆的結論，現在他ｈｔｔｐs://m.heｔｕbｏok•cｏｍ•com正提出解釋這現象的理論。

克利斯蒂走進他的房間，我走進另一個房間。我們都必須靜靜地想一想：這往這邊改變，那往那邊改變——這並不太困難，真的，只是很令人興奮。

我想起那九％了。我好像在預言什麼一樣：我在家裡用這理論計算，它說中子衰變有九％的差別，第二天卻有人告訴我，我引用的貝塔衰變常數有七％的差別。但重要的是，改變將會是從九％變成十六％呢（那就不好了），還是從九％變成很理想的二％？

我興奮到無法思考，好像在趕搭班機一樣，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實在趕不上了，突然旁邊有人說：「現在是日光節約時間呢！」對，但究竟是往前撥一小時還是往後撥一小時呢？在太激動的時候是想不出來的。

「但那已不對了。最近的實驗顯示那數字有七％的誤差。」

「我剛發現出現了新數據——七％——」

我便站起來說：「我是替布洛克問這個問題的：如果宇稱規則錯了，會有什麼後果？」

（當然那不全對，可是後來才發現葛爾曼、蘇打山以及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樣的理論，並沒有破壞我的樂趣。）在這之前我做過的工作，全都不過是把別人的理論拿來，改進其中一些計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麼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現象上面。那裡牽涉到的問題只不過是：你有這方程式及現象，它們如何運作？

他們以為我在開玩笑。但我在羅徹斯特會議碰到的困難，正是在中子與質子蛻變時，除了好像應該是Ｖ和Ａ而不是Ｓ和Ｔ之外，其餘一切理論都吻合了。因此，現在我的理論完備無瑕了！

克利斯蒂也在那裡，他說：「你用的是什麼貝塔衰變常數？」

「噢！我在想東西。對不起，我住這裡，經常去這餐廳——」後來他們都知道我是誰，也不再攔我了。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聰明的樣子，我感覺我追不上。會議期間，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間，他是個實驗物理學家。一天晚上，他對我說：「你們幹嘛那麼死守著宇稱規則？也許濤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稱規則錯了會怎樣？」

他說：「那對我而言，機會已經夠高了。」但他始終沒有進行那個實驗。

我打電話給在紐約的妹妹，謝謝她建議我坐下來好好地讀通李政道和楊振寧的論文。經過了一段不安和覺得事事落於人後的日子，現在我終於覺得已經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發現了，全由於她的建議。很感謝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訴了她一切和圖書，除了那九％的差別。

我會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個圖表有問題。

拉姆西（Norman Ramsey）問我他應不應該做個實驗，尋找宇稱不守恆的例子。我說：「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賭五十比一，你什麼也找不到。」

我說：「好吧，但這不容易。」

「我還在問，我再打電話給你吧。」

她說：「不，我不想打擾到你。我去客廳坐好了。」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實驗了。他測量了中子蛻變時從不同方向出來的電子數。我們的理論預測，這些數目全都一樣，但他卻發現從某個方向出來的電子數比其他的多了十一％。特勒第是個極優秀的實驗物理學家，也很小心仔細。有一次，當他在某個地方做演講時，他提到我們的理論說：「做理論的人的毛病是，他們從來不把注意力放在實驗上！」

我又做了幾項預測，全是些還沒有人想到過用實驗驗證的情況。可是當我考慮中子和質子，進行計算時，我的結論無法跟當時已知的中子與質子數據互相印證。這部分有點兒麻煩，不好弄。

走到餐廳，一邊吃東西，一邊還是忍不住興奮地告訴那裡的一位女士，我剛有了一項大發現。她卻開始說，她是一個消防員或什麼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沒興趣。有時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錯。

我說：「我們等。」

曾經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攔下來，因為我會邊走邊想，然後停下來——有時想得連走路都沒法走。你得停下來澄清一些事；有時也會伸雙手，自言自語地說：「這跟這的距離是這樣，然後這會那樣——」警察看到了便走過來問：「你叫什麼名字？住哪裡？你在幹嘛？」

「某某書裡的多少多少。」

那時候，我還有點搞不清楚情況，我總是有點落後。

最後，他們把一切數據都交給我說：「目前情況是那麼的混亂，甚至一些已定論多年的理論都被懷疑了，像中子的貝塔衰變是否仍是Ｓ和Ｔ。一切都亂七八糟。葛爾曼說那可能是Ｖ和Ａ。」

他說：「不，他們不會聽我的，你來問。」

我總是自己動手計算每一步驟。當大家說夸克理論很不錯時，我找了兩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檢查所有的理論，以確定它給的結果能跟實驗結果吻合，以及它確實是個重要的好理論。我再也沒有犯相信專家意見的毛病了。當然，你只能活一次，於是你犯該犯的錯誤，學習什麼不該做，你的一生也就這樣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