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奴隸制度必然的影響是使生活在奴隸制度下的人變成冷酷的人。我看並沒有這樣的影響——一般來說並沒有。據我看，就對待奴隸制度這件事來說，足以使每個人的人性麻木起來，不過事情就此而止了。在我們鎮上，並沒有什麼冷酷的人——我是說，和其他國家類似的市鎮相比，不見得更多些。拿我的經驗來說，冷酷的心在任何地方都是稀少的。

有一天，在聖路易，她走上街，把一個正在揮動鞭子抽打馬頭的趕車的粗漢子嚇了一跳。因為她一把奪下了鞭子，接著替那匹無意中惹了事的馬說好話。他終於承認是自己不好，並且主動提出一個他當然不可能信守的諾言，因為他不是那種料——承諾說他從此再也不會虐待馬匹了。

依我看，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那種環境，也就是鎮上的居民是從奴隸州來的，並且在他們新的家裡還保留著奴隸制度。我的媽媽，生性慈悲，富於同情心，無意做什麼貴族，可是憑了她的教養，她總還是一個貴族。也許很少人認識到這一點，因為我想這與其說是一種原則，倒不如說是一種本能。因此它的外在表現往往是偶然性質的，而不是故意的，也並非經常性的。不過我認識到這個弱點所在。我心底裡知道，她引為驕傲的是：蘭頓家的人，即現今的德拉姆伯爵們，他們擁有他們家的土地達九百年之久。當年諾曼征服者過來改變英格蘭血統的時候，他們是蘭頓古堡的封建領主。在當時，她的祖先們地位顯赫。我爭論說——不過我說得比較委婉曲折一些，因為對待這類莊重的事，人們非得謹慎不可，絕不能性急——由於世襲而擁有一片土地達九百年，這沒有什麼好值得稱道的。聰明也好，愚蠢也好，這誰都做得到。值得驕傲的只是世襲罷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因此，她引以為驕傲的不過是從世襲傳下來的東西罷了，這和典押傳下來的東西相比沒有什麼兩樣。而我自己的祖先則不然，是高人一等的，因為曾有那麼一個祖先——一個克列門斯——他幹過點兒什麼，幹過了對他極有聲譽而對我則引為得意的事。那就是，他是審判查爾斯第一，並把他交給劊子手的那個法院的成員。

在密蘇里州的小鎮漢尼巴爾，當我還小的時候，人人都窮，可就是體會不到窮；人人都愉快，都能體會得到愉快。社會上有等級——上等人家的、沒有地位的人家的和沒有家的。誰都認得誰，誰都和和氣氣的，沒有誰故意擺什麼架子。可是等級界限還是劃得清清楚楚的。每個等級的社交生活總限於同一個等級。這是一個小小的民主社會，洋溢著自由、平等和七月四日精神，而且很真誠，但是你也覺察到，貴族式的病毒還是有的。這是有的，並且誰也沒有出來責難，或者認真想一想存在這種東西是多麼不合理。m.hetubook.com.com

表面上，這是開玩笑，骨子裡卻不是的。我對那個祖先非常尊敬，而且這種尊敬心理與年俱增，而不是日益衰退。在消滅他那個時代頭戴皇冠的騙子這方面，他是出過力的。不過我該給我媽媽說句公道話，只要不是有家裡的人在場，我從沒有聽到她提到過她那個光榮的祖先。因為她畢竟還有美國人的那種優良的精神的。不過拿我認識的蘭普頓家其他一些人來說，就不一樣了。塞勒斯上校是個蘭普頓人，也算是我媽媽的一個近親。當這個喜歡裝闊的可憐的老人活著的時候，一個陌生人很容易從他嘴裡聽到一件早先的事，如「我們這一支最早的祖先」，而且是裝作完全不值一提的樣子，在無意中偶然說出來的。當然就引起了追問，這也就正中下懷。接著就得講那段不幸歷史的全部經過，蘭頓的後嗣怎樣對那種愚蠢的欺騙——也就是世襲的貴族制——深惡痛絕，在大約一百五十年前來到這個國家，結了婚，住在荒漠的偏僻的去處，與世隔絕，生下了後來一代美國繼承人的祖先。而在國內，在英國，人家認為他已經死了，他的爵位與財產也就轉讓給了他的兄弟，那個篡奪者，也是今天那些非法篡奪者的始作俑者。然後上校往往故意以謙恭的口氣提到當時可以要求成為繼承人的——他那個遠房堂兄——還一本正經地稱他為「伯爵」。

人人都討厭「做黑人買賣的人」。他被看作一種徒具人形的惡魔，把無依無靠的可憐蟲買下來，趕進地獄去——因為不論是我們白人或者黑人，都認為南方的種植園根本就是地獄。無法用更溫和些的名詞來形容它。如果威脅說要把他賣給「大河下游」，https://www.hetubook.com.com還不能叫一個倔強的黑奴屈服的話，那就沒有其他方法能叫他屈服了——他這樣就無可救藥了。可是我也記得，有一回，一個白人，光只為了一件小小的罪過，就殺死了一個男的黑人，而仿佛誰也沒有把這當作一回事——這是指那個奴隸的被害說的——至於對那個奴隸的主人，人們反倒不無同情，認為他被奪去了一項值錢的財產。而當事人卻是一個不足道的人，根本賠償不起這項損失。

一個人的心靈所攝下的關於人們的千千萬萬張相片，結果會怎樣呢？對我這個最早、最親密的朋友，我用心靈攝下的成千上萬張相片，只有早年那很清晰、輪廓最分明的一張留了下來。這是四十七年前的事，當時她已是四十歲的人了，而我是八歲。她手挽著我，我們跪在我哥哥的床前，他比我長兩歲，屍體躺在那裡。她涕淚橫流，一邊還在嗚咽。這種無聲的哀痛也許對我來說是新鮮的事，因而給了我極強烈的印象——這個印象連同那個情景至今還留在腦際，使得那個情景顯得更強烈，更值得紀念。

「伯爵」是個有才能的人，要不是生的時候遭到了不幸，是可能有所作為的。他是一個肯塔基人，一個好心人，不過他沒有錢，也沒有時間去賺錢，因為他的全部時間都用在讓我和我們一族其他一些人給他提供經費，好讓他為他的繼承申請在上議院裡得到通過而爭鬥。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證明，他全有。他相信他準能贏得勝利。這樣，他就在夢想中度過了一生，終身貧困，有時候簡直無以為生，最後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死去，由一些陌生人從醫院裡抬出來下了葬。這些陌生人並不知道死者是個伯爵，因為他的樣子不像伯爵。那個可憐的人經常簽名為「德拉姆」，並且為此而責怪我投共和黨的票，因為那個黨是非貴族化的，因而也就是非蘭普頓式的。而與此同時，又會有別的激烈的維吉尼亞州人，即我們這一族的另一支的子弟來信，為了這同一次投票的事責怪我——理由是共和黨是貴族政黨，作為一個把國王處死者的子孫，跟這些野獸勾結在一起，很不恰當。所以我常常但願自己從沒有什麼祖先才好，因為這些人給我的麻煩實在太多了。

她體型瘦小，但心地寬宏——寬宏到對每個人的痛苦和*圖*書和每個人的幸福都裝得下。我發現她和我所認識的人之間的最大的區別，而且是明顯的區別是：人家只對少數幾件事有興趣，而她則一直到死那一天，對整個世界，對世界上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有強烈的興趣。終她一生，她從不懂得什麼叫做對事對人半心半意，或是劃一條界線，對有些事或有些人可以漠不關心。如果一個病人，不論對什麼事、什麼人都懷有熱烈的、永不熄滅的興趣（只除了對他自己），並且對他來說，一刻也不肯安靜，這樣的病人是疾病的最大敵人，也是難以征服的病人。我可以斷言，正是我媽媽的這種性格，使得她克享高齡，幾乎活到九十歲。

我媽媽一八九〇年十月死的時候，已經八十八歲，真是高齡。對她這樣的人來說，這真是艱苦奮鬥的一生，因為她在四十歲時便身體虛弱，被認為患了不治之症，肯定活不久了。在我二十五歲以前那段時間裡，我對她很了解，不過在這以後，我要隔好久才見到她一回，因為住的地方有好幾天的路程。我並不準備專門寫她，而只是談到她；不是給她寫正式的傳記，而只是從中引幾段事例；是對她的性格作探照燈式的一瞥，而不是對她的生平經歷作系統的展示。嚴格說來，她並沒什麼特別的經歷，但是她有個性，而且是優美、突出而可愛的個性。

她對人以及對動物的興趣是熱烈、親熱而善意的。她總有理由原諒人家，總有理由愛人家，即使是其中最凶惡的，即使她自己為此而受累，她也不在乎。她天生是無依無靠的人的貼心人和朋友。人家說，她雖說是長老會教友，卻可以哄騙得替魔鬼說好話。也曾經這麼試驗過。大家開始罵撒旦，一個個串通了的人接著罵開了，紛紛惡毒地咒罵，無情地鞭撻，在這場戲法中，那個絲毫不存懷疑心理的對象就掉進了圈套。她承認那些控訴都是對的，撒旦壞透了，是墮落了的，大家說得有理。不過，有誰能說他受到了公正的待遇呢？一個有罪孽的人不過是一個有罪孽的人，撒旦正是這樣的人，如同其他這類的人一樣。其他這類的人怎樣才能得救？光靠他們自己努力麼？不是的。——不然的話，誰也得不到拯救。除了他們自己微弱的努力以外，還得加上基督徒國家所有教堂裡無數顆憐憫的心每天發出的那種打動人心的，充滿了懇求、呼籲的祈禱。可是誰為撒旦祈禱呢？在十八個世紀中，有誰能有那種平平凡凡的人道思想，肯為那唯一最需要祈禱的和_圖_書人祈禱呢？我們這唯一的同伴與兄弟，正是他最需要朋友，卻偏偏一個都沒有。我們中間唯一的一個罪人，正是他理應享有那最崇高、最明白不過的權利，應該得到每一個基督徒日夜的祈禱，因為理由很樸素而無可非難：他是罪人中最高的罪人，他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大的需要。

像這類替受虐待的動物說話的事，在她一生中是普通的事。一定是她的態度沒有沖撞過人，一定是她的好心腸是雪亮透明的，因為她總能達到目的，並且對方總是對她禮貌有加，常常善意地誇獎她。對不會說話的各種各樣的動物來說，她是它們的朋友。憑了某些微妙的跡象，那些無家可歸、遭人追趕、搞得一身髒、惹人討厭的貓，一眼就看中了她，認定她天生會庇護它們——就跟著她走進她家裡。它這種本能並沒有搞錯，它就像浪子一樣受到了寵愛。在一八四五年，我們一度有十九隻貓。其中沒有一隻有什麼優良的品性，或者有什麼長處，就只是通常的那樣，運氣不好就是了。這些貓對我們大家都是相當大的負擔——包括我媽媽在內——不過，它們運氣不好，而這就夠了，就得讓它們待下去。這比家裡一隻得寵的動物都沒有，總要強一點。孩子們總得有些什麼動物玩玩才行啊。不過，把動物放在籠子裡，這在我們家是不准許的。一隻被囚禁的動物，那是絕對不行的——我媽媽甚至不允許妨礙一隻老鼠的自由。

撒旦的這位朋友是最溫柔的人，她那樸素的語言，自然而然地感人肺腑。只要是沒有防禦能力的人或者動物遭到了傷害或者羞辱，激起了她的憐憫與憤慨，她便成了說話最雄辯的人。很少是很尖銳而激烈的那種雄辯，而是文靜的，充滿了憐憫的，有說服力的，動人的雄辯。用詞這麼真誠。高尚而樸素，說得又這麼打動人心，我曾多次看到她贏得了那些不容易受感動的人表示讚許的眼淚。只要有什麼人或動物受到壓迫，她那屬於女性的和屬於纖弱體型的恐懼心理便退到後方去了，而她那戰士的品德便馬上衝到前方來。有一天，在我們村子裡，我看到一個邪惡的科西嘉人，我們鎮上誰都害怕的那個人，追趕著他家的大姑娘，衝過了一些小心謹慎的男公民身邊，手裡還拿著一根粗繩子，揚言說要把她捆起來。我媽媽給逃跑的人把大門開得大大的，接著非但沒有在她身後把門關上，鎖起來，而是站在門口，張著兩手，不許人通過。那個男人咒啊、罵啊，拿他那根繩子嚇唬和-圖-書她。可是她一點也不退縮，也沒有一點害怕的樣子。她只是站在那裡，罵他，羞他，嘲弄他，她說話時的聲音在街中央聽不到，可是對這個男人的良心，對他那沉睡著的男子漢的人性來說卻是發聾振聵的。他請求她原諒，把繩子給了她，賭神罰咒地說她真是他見過的最勇敢的女人，這樣就揚長而去，從此沒有再給她找什麼麻煩。在這以後，他們兩人成了好朋友，因為在她身上他找到了一個他一直在找的東西——一個不怕他的人。

不過，在漢尼巴爾一帶的奴隸制度，並沒有什麼東西會激起人們那種正在瞌睡狀態中的本能。那是一種溫和的家務勞動的奴隸制度，並不是殘暴的種植園那一套。虐待的事情是少見的，也是極不得人心的。把一家奴隸拆散開，賣給幾家主人，那是人們所不喜歡的，因而也是不常有的，除了要結算家產時算是例外。我不記得我曾在那個鎮上見過奴隸拍賣。不過我疑心，由於這樣的事是常見的現象，並非不常見因而會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清晰地記得我曾見到有十來個男女黑人給用鐵鏈拴在一起，成堆地躺在水泥地上，等著被運往南部奴隸市場上去。我見到了人世間最悲慘的臉。用鐵鏈拴在一起，那不可能是常見的景象，不然的話，它不會給我留下這麼強烈。這麼持久的印象。

正如我所說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蓄奴的社會裡。黑奴制死亡的時候，我媽媽跟它天天接觸已有六十個年頭了。不過，即使以她那樣仁慈和富於憐憫心，我怕她也並沒有意識到，奴隸制是赤|裸裸的離奇怪誕的，不正當的強取豪奪。她從未在教堂裡聽到有人攻擊它，反而倒是千百次地聽到人家為之辯護的話，把它神聖化的話。她耳朵裡聽慣的是《聖經》上肯定它的話。至於《聖經》上如果有什麼表示反對它的話，她反正從沒有聽到牧師們說過。就她的經驗來說，所有聰明的人、善良的人以及有聖職的人，全都深信，奴隸制是對的。正當的、神聖的，是上帝所寵愛的，也是奴隸們自己應該日日夜夜感恩的。很明顯，教育與社會環境能夠完成奇蹟。我們的奴隸照例是信服的，滿足的。專制政體下比他們聰明得多的奴隸們顯然也是這樣的。他們崇敬他們的主人，也就是君王與貴族，並不以身為奴隸為恥——這種奴隸對奴隸制的本質視而不見，相比起來，他們比我們的黑奴還要低賤，因為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由於順從而變成奴隸，要比被迫淪為奴隸更加卑鄙——事實上也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