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牛頓的發現仍對人類精神層面有難以置信的深遠影響。」亞瑟說：「上帝的居所，『天』道已經可以解釋了，我們不再需要天使來照管一切，不再需要上帝來使萬事萬物各在其位。所以一旦沒有了上帝，這個世紀就變得比較世俗。然而，當人們面對蛇蠍和地震、暴風雨和瘟疫時，內心深處仍然渴求一種能主宰一切的力量。所以啟蒙運動興起，從一六八○年直到十八世紀初，人們開始尊崇自然的力量。如果你什麼也不管，大自然自會想辦法讓每件事運作良好，符合共同的利益。」

一九九○年接近尾聲，葛爾曼仍然是聖塔菲研究院院長的唯一認真的候選人。有一天，柯文碰巧和奈普聊天，奈普現在回羅沙拉摩斯主持介子物理研究計畫。高大隨和、銀髮如波的奈普，提到羅沙拉摩斯正推出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提早退休辦法，可能部分是為了紓解後冷戰時期國防預算縮減的壓力。這位五十八歲的物理學家說，事實上，他正考慮利用這個機會提早退休。他們都不記得當時誰說了什麼，但是很快的，問題就呼之欲出：奈普會不會有興趣擔任聖塔菲研究院院長？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前不久，亞瑟從聖塔菲駕車西行，返回史丹福的家，車上滿載書籍和衣服。當時正值黃昏，壯麗的夕陽把新墨西哥沙漠染成一片紅色大地。「我心裏想：這景象太血腥而羅曼蒂克了，不可能是真的。」他笑著說。

柯文說：「我覺得該是換換新面孔的時候了。董事會恰好在我七十歲生日之後召開，我以前向自己承諾過，到了七十歲的時候，絕不霸住位子不放。我看過太多老傢伙擋住別人的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該讓他們有機會發揮一下。」

合作關係在一九九○年夏天正式建立，賀南在秋天安排了為期兩週的研討會來宣告聖塔菲前哨站的成立，還特別舉辦了由亞瑟、葛爾曼及史丹福的費德曼參與的座談會來揭開序幕，大家都很開心。「杜德斯塔特校長（James Duderstadt）親自為座談會揭幕，而且還從頭聽到尾！」賀南說：「他還作筆記。研討會很有趣，每個人都很高興。」從那時候開始，除了到聖塔菲及參加學術會議，賀南大半時間都快樂的躲在自家書房中，與他的麥金塔電腦為伴。後來，他甚至認真考慮從大學退休，以便花更多的時間在研究上。「生命有限。我年紀大了（他當時六十三歲），但是我還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待研究……」

一九九一年三月，在聖塔菲研究院的董事會上，柯文實踐他一年前的承諾，辭去院長的職位。而且，也正如他所期望，他可以心安理得的卸下重擔。

亞瑟認為，事實上，當所有的科學都不再天真，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卻依然故我，落後了差不多一個世代。例如，二十世紀初，像羅素、懷海德、佛瑞芝、威根斯坦等哲學家證明所有的數學都能建立在簡單的邏輯上。他們說對了一部分，大部分的數學確是如此，但不是全部。一九三○年代，數學家歌德爾（Kurt Gödel）表示，即使是非常簡單的數學系統（例如算術）都不完整，都包含了無法在系統內證明真偽的陳述，同時，邏輯學家圖寧也表示，即使是非常簡單的電腦程式，你都沒有辦法事先曉得電腦究竟能不能獲致解答。一九六○和七○年代的物理學家從混沌理論也得到相同的訊息：簡單無比的方程式可能產生令人訝異而不可預測的結果。

無論電腦模擬是不是真有那麼好，展開適應性計算研究計畫，至少能帶來大家樂見的副作用——柯文等人可以名正言順的把賀南從密西根請來，擔任聖塔菲第一位全職研究人員。不只因為他是主持這個計畫的不二人選，同時也因為他充滿了源源不絕的活力和新點子。大家都喜歡常看到他。

諷刺的是，亞瑟在聖塔菲根本沒有時間來探討蘭頓的人工生命、或是混沌邊緣、或是假設的新第二定律；因為經濟計畫占據了他百分之一百一十的工作時間。但是他所聽到的已夠令他心醉神迷的了，人工生命和其他的研究真正抓住了聖塔菲的根本精神。「海德格曾經說過，哲學的根本問題就是『存在』，身為有意識的實體，我們活在世上是為了什麼？為什麼宇宙不只是一團混亂的粒子相互碰撞？為什麼會有結構、形式和形態？為什麼會有意識？」聖塔菲研究院中能像蘭頓、考夫曼及法默一樣直指問題核心的人寥寥無幾；但是亞瑟覺得，每個人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觸及問題的部分。

「葛爾曼面無表情的說他不能接受，」柯文說：「我第一次明白葛爾曼提出自己的主張以後，就希望別人都依他的方式做。我覺得他太自大了，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氣。」

亞瑟說，相同的訊息在不同的領域一再出現。「人們開始明白哲學是混亂的，語言是混亂的，化學動力學是混亂的，物理是混亂的，最後經濟當然也是混亂的。這種混亂不是因為顯微鏡片上的塵埃而起，而是深藏於系統本身之中，它難以捉摸，不受單純邏輯的限制。」

他的議程比柯文的激進多了。葛爾曼不只對避免災難感興趣，他還要進一步達到全球的「永續生存」境界——儘管這個名詞的含義模糊不清。

「聖塔菲正發揮了強力催化劑的功能。像漢恩及艾羅之類的一流人才，能在聖塔菲和賀南、安德森等人相互激盪，在很多次交流之後，他們明白，對啊！我們不一定都採用演繹法，而可以採用歸納法，我們可以快刀斬斷均衡的糾結，看看開放的演化過程，因為其他學門已經處理過很多類似的問題。聖塔菲提供了經濟學入門所需要了解的術語、類比和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聖塔菲為經濟學的不同觀點樹立了正當性。當人們開始口耳相傳：連艾羅、漢恩、沙金特及其他的一流學者都開始寫這類的論文時，那麼其他人要做這類的研究就更順理成章了。」

「好處是我們更有彈性，」柯文說。他充分明白，一旦再請了一群專職人員，在這些人離開或去世以前，研究計畫都動彈不得。所以，為什麼不乾脆讓聖塔菲繼續扮演觸媒的角色？到目前為止，聖塔菲表現出色。繼續讓訪問學者輪番上陣，在聖塔菲待一段時間，和這裏狂放的知識活力充分融合，然後再回去各自的校園中，繼續和聖塔菲保持長途的合作關係，同時在同事間散播革命的火種。

「目前的情況利弊參半。由葛爾曼這樣傑出的學者來領導聖塔菲走向更富於生產力的方向，對研究院而言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只要葛爾曼在場，其他人幾乎就不可能插嘴。一旦他分析了一個問題，他就覺得問題已經分析清楚了，如果有人不同意，他會認為他們不是沒有聽進他的話，就是沒弄懂他的意思。所以，他不是把別人的意見一筆勾消，就是更詳細的重複一次自己的論點。無論是純因才智過人或個性強烈，他就是會排斥任何不同的觀點；每個人都看到聖塔菲可能會成為葛爾曼追求他個人所熱中的學問的工具。」

同時，柯文還得應付麥斯威爾。他和西蒙斯在一九九○年初夏，一直客氣的以傳真信函提醒倫敦：請不要忘了把錢匯來。八月，寫著十五萬美金的麥斯威爾私人支票終於寄到，這是第一年三十萬美元捐款中的第一筆，這時候他們才告訴麥斯威爾，賀南沒有辦法接受獎助金。「如果我去密西根和他談談，你覺得有沒有用？」麥斯威爾回答。

但是，「簡單」理論帶給柯文的困擾，如果比起他對「全球永續生存」研究計畫的反感，又是小巫見大巫了。起初，這是柯文的研究計畫，反映出他一向對地球上人類前途的深深關注。而且他當時也不是稱之為「永續生存」，他最初的想法是稱為「全球穩定」或「全球安全」，一九八八年他籌畫的第一次小研討會，就叫「全球安全研討會」。柯文說：「剛開始時，還有人討論像國家安全之類的主題，但是很快就跳出這個範圍，而討論我們在未來幾百年中，要如何避免A級災難，存活下去？這是要好幾代才能解決的問題。」就混沌邊緣的觀點，要避免這樣的大災難，必須想辦法阻止毀滅性的崩潰和巨變。「最初，在我的單子上，A級災難的第一順位是核子戰爭，B級災難則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類。但是在我們開第一次研討會之前，美蘇兩國重修舊好，核子戰爭的問題降為名單上的第五位，而快速浮現的卻是人口|爆炸問題——艾利希口中的大災難。然後是可能的環境災難，例如溫室效應；我自己倒不認為這會變成A級災難，但是其他人認為如此。」

正當亞瑟在夕陽中駕車西行之時，赫拉克賴脫學派總指揮柯文正準備辭職。

的確，還有誰做得到？聖塔菲的接班人遴選委員會立刻陷入癱瘓。沒有人上當，大家都知道葛爾曼巴不得能當上聖塔菲研究院院長，問題是，他們敢不敢讓他當院長。有些人覺得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可能性，他們說，畢竟葛爾曼在科學史上是個影響力人物，又得過諾貝爾獎，如果他真的想要這份工作，為什麼不讓他試試看呢？

「這就好像你在半夜三點鐘醒來，突然靈光一閃，全然了悟。」亞瑟說：「飛機緩緩降落，有個傢伙在跑道上騎著腳踏車，揮舞著閃亮的短棒，指引我們計程車停車的方向。我回想艾羅在總結時說的話，突然就茅塞頓開。他說：『我想我們可以說，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標準理論之外，我們現在有了另一種形態的經濟學。』他很謙虛，不願把標準理論稱為艾羅—戴布諾系統（Arrow-Debreu system），但是基本上他指的是新古典學派的一般均衡理論。『所謂另一種形態的經濟學，也就是聖塔菲式的演化經濟學。』」他明白指出，這一年來，聖塔菲的經濟研究計畫顯現了研究經濟的另一種有效方式，足以和傳統經濟理論並駕齊驅。他說，並不是傳統的研究方法錯誤，而是我們發現了另一種檢視經濟體系的方式，新的研究方法正好與標準理論互補。他也說，我們不知道新的經濟理論將把我們帶向何處，但這是好的開始，而且他覺得這門新學問有趣而刺|激。

柯文最後還是回來了，從那次以後，葛爾曼幾乎都不再提「簡單」二字。

現在，手中握著聖塔菲的邀約，賀南又去找戈登柏格。「麥斯威爾教授獎助金是作研究的理想機會，我很想接受這個職位，除非我在密西根也能花更多的時間在研究上。」戈登柏格再度聽進他的話，找到經費，作了種種安排。同時，還協助賀南安排好替代方案：心理系聘賀南為全職教授，同時減輕他的教學負擔，因此他可以花更多的時間作研究。另一方面，他要為密西根大學與聖塔菲研究院建立起永久的合作關係，密西根的教授、博士後研究人員及研究生能定期到聖塔菲作研究，而且兩個機構經常共同舉辦學術會議。就好像大雪紛飛的安娜堡是聖塔菲研究院的前哨站一樣。

儘管經濟研究計畫十分成功，混沌邊緣、人工生命等也都轟動一時，柯文卻很清楚，聖塔菲研究院的永久基金仍然是零。在聖塔菲工作了六年之後，他很厭煩要不斷的求人捐錢，也很厭煩還要操心經濟研究計畫不要變成獨霸整個研究院的八百磅大猩猩，更厭煩要不斷對抗葛爾曼的意志，爭執聖塔菲的任務該是什麼，包和*圖*書括複雜革命能不能告訴我們如何為人類建立永續的未來。

而且，他覺得這些想法和他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不謀而合。當你透過蘭頓的相變鏡片來看看這個題目，所有的新古典學派理論都突然變成一個簡單的主張：經濟是井然有序的、市場永遠均衡，經濟環境中即使有任何變化，也十分緩慢。而聖塔菲觀點也同樣變成一個簡單的主張：經濟走在混沌邊緣、作用體不斷適應彼此，情勢不斷變遷。亞瑟一向心知肚明，哪個主張更切合實際。

如果柯文不在其位，還有誰能勝任呢？

柯文當然也看見這個危機。平心而論，他聽葛爾曼說過聖塔菲需要多樣化以及兼容並蓄的觀點，但是他也相信葛爾曼當了院長將會破壞研究院的狂放氣氛和多元性，許多有原創性的人才將會離開，即使葛爾曼本意不是如此。「葛爾曼總是覺得他的看法是唯一可能的看法，他總是要改正別人的看法。」

一九九○年二月，在多次的傳真及電話往返後，從倫敦來了一封特別的傳真信函，其中有兩個重點。第一，麥斯威爾說他希望藉由捐十萬美金來贊助適應性複雜系統的研究，展開與聖塔菲研究院的合作關係。第二，他很喜歡聖塔菲的想法——創辦一份關於複雜科學的新學術期刊，他希望這份期刊能交由他旗下的學術出版公司普格蒙（Pergamon Press）出版。

更重要的是，要確定「未來是值得生存的世界。永續的人類社會很容易變成歐威爾式的恐怖國度，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受到嚴密的控制，沒有人身自由。永續的社會應該有適應能力、堅強、經歷小災難後能迅速復原、能從錯誤中學習，這個社會應該不是靜態的，而是能容許人類生活品質不斷成長，而不是只有人口成長。」

可以理解，葛爾曼當然不想當聖塔菲研究院的院長，他討厭繁忙的行政工作，他一輩子都在想辦法推掉這類的工作。但是，聖塔菲研究院和複雜科學太重要了，還有誰能有這樣的遠見，能洞悉聖塔菲該做的事情？還有誰能把複雜科學解釋得這麼清楚？還有誰有這種聲望和人脈來登高一呼？

「所以你一旦放棄了人與自然二分的想法，問題就變了。你沒有辦法再談最佳決策，因為談這個毫無意義，就好像為人父母者想在『自己與孩子』之間，求取自己的最佳利益，這對整個家庭而言，是很奇怪的想法。真正應該討論的是如何調和與相互適應，怎麼做對整個家最好。」亞瑟繼續說。

一旦順利交棒，柯文就離開了聖塔菲。他現在七十一歲了，在七年的焦慮和行政重擔之後，他迫切需要休息，也就是重新投入和羅沙拉摩斯同事計畫了好幾年的雙貝他衰變實驗，這個實驗現在已經快要完成。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聖塔菲研究院都看不到柯文的影子。（就在前一年的十月，能源部公布他為費米獎得主之一，費米獎尊崇在原子能源的發展、利用或控制上的傑出科學成就，過去的得主包括馮諾曼、歐本海默等。雙貝他衰變實驗是能源部在頒獎給他時提及的研究計畫之一。雙貝他衰變是放射活動的一種古怪而罕見的形式，能為標準粒子物理理論提供敏感的實驗室測試。柯文很高興的是，他們偵測到的衰變完全符合傳統理論的說法。）

第一個層面就是傳統的成本效益分析法：計算每個行動的成本及效益，然後決定如何在成本效益之間取得最佳的平衡點。「這類的科學有它的道理，它能逼迫你想清楚每個替代方案的意義。當然在會議中，有不少人爭論雨林的成本效益問題。麻煩的是，這種方式通常假設問題已經界定清楚，各種選擇方案也明白攤開，必要的政治手段也都有了，剩下的工作只是把每個方案的成本效益數字計算一番，彷彿世界是列火車一樣——儘管我們現在是在這個軌道上，但是只要調動一下鐵軌，我們就能牽引火車到另一個軌道上。」

所以亞瑟和柯文因為經濟研究計畫的經費和發展速度而時生齟齬，也就不足為奇了。柯文說：「在科學委員會上，亞瑟站在同夥的經濟學家那一邊，主張既然經濟研究計畫很成功，我們就不該把經費挪到其他研究計畫上，應該繼續下注在跑贏的馬身上。亞瑟強烈的捍衛自己的立場。但是聖塔菲的理念是，複雜系統涵蓋許多不同的層面，包括神經行為、人類行為、社會行為，以及其他許多經濟學不會探討的事情。所以，我極力主張至少要支持一個和經濟研究計畫規模相當的研究計畫，我們需要擴大學術議題，分散風險。雖然經過很多討論，科學委員會還是頗支持我的想法。」

聖塔菲的常客對柯文的聲明並不感訝異。他近來顯得如此消沉，同事們都開始擔心他的健康。他變得反覆無常，一天笑容可掬，第二天卻抑鬱煩躁，大發雷霆。他經常對別人說，一九八四年他接下這個位子的時候，就已宣布志不在此，他接受徵召只是為了替年輕的接班人鋪路。他已經不止一次嚷嚷著要辭職，然後又被慰留。上一次董事會，他已經暗示辭職的時候到了，而且指定了一個委員會來尋找接班人。現在委員會得加緊腳步了。

「不是學科學的人常常以為科學是由演繹而生，事實上科學主要由隱喻而生，而且人們腦中的隱喻時時在改變。」亞瑟說。回顧過去，想想看自從牛頓以降，我們的世界觀發生了什麼變化？「十七世紀以前，世界就是樹木、疾病、人類的靈魂和行為，世界是混亂一片；天道也異常複雜，行星運轉的軌道似乎隨意不定，想要弄清楚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簡直是一門藝術。但是，在一六六○年代，牛頓出現了，他發明了幾條定律，設計了微分，突然之間，行星似乎就在簡單而可預測的軌道上運行了！」

討論由此展開。奈普同意如果董事會聘他為院長，他會接受這個職位。柯文一把這個消息傳開，董事都明顯的鬆了一口氣。大家擔心的問題一直都是葛爾曼可不可能自我改造為管理者，還有他願不願意從廣泛的興趣中撥出足夠的時間，做好院長的工作；大家都覺得他不會願意。現在出現了另外一個可能的選擇，包括葛爾曼在內，大家很快都心知肚明，如果一定要投票的話，葛爾曼一定會輸。

對柯文而言，這些提案不止攸關研究經費而已。如果只是經費問題，那他的日子就好過多了，聖塔菲可以效法許多大學理工學院的作法，堅持研究人員自行想辦法向其他基金會籌措經費。對聖塔菲而言，這一點也不困難，聖塔菲人才濟濟，學者們對於申請經費經驗豐富，他們知道要怎麼玩這個遊戲。但是，柯文深信這麼做會摧毀了聖塔菲的特色。

「所以，最聰明的辦法就是讓聖塔菲單純的從事科學研究，把它變成決策的智庫將是天大的錯誤，會貶低了整件事的價值，而且反而產生反效果。因為目前最缺乏的是對複雜系統運作方式的準確了解，這是未來五十到一百年，科學界最重要的任務。」

「所以，其餘的就要靠亞當史密斯了，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高峰期，他在愛丁堡探究經濟體系背後的機制。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亞當史密斯主張：如果你放任人們追求自我利益，供給和需求的那雙『看不見的手』自然會讓一切符合大眾的共同利益。」顯然，這不是亞當史密斯理論的全部，他還指出了像勞工疏離感和被剝削等令人困擾的問題。但他的牛頓式經濟觀簡潔有力，而且一語中的，從此就獨霸西方經濟思潮。

在密西根，賀南開始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大作文章。當時，他對於電腦通訊學系被併入電機工程學系耿耿於懷，他痛恨工學院裏只看短期、強調應用的研究風氣，因此已經開始想辦法腳踏兩條船。幾年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暗示過可能聘他為榮譽教授。所以賀南展現了不為人知的靈活手腕，他立刻去找教務長，說：「如果要我留在密西根，至少要讓我可以在心理系兼職。」密西根心理系在美國名列前茅，賀南自從撰寫「歸納法」這本書的時候，就和心理系接觸頻繁。教務長戈登柏格（Edie Goldenberg）一方面體諒他的狀況，一方面急於把他留下來，就作了必要的安排。

到目前為止，類似的努力在聖塔菲研究院非常成功，尤其是經濟研究計畫。但是誰曉得這能持續多久呢？儘管每個參與的人都盡心盡力，有一天，聖塔菲研究院仍然會安定下來，變得保守而老大，就像其他機構一樣。

柯文真的心力交瘁了。現在，聖塔菲研究院在他的領導下，已經有了起步，他希望把餘生用來研究科學，研究新奇的複雜科學。所以，在一九九○年三月的年度董事會上，柯文正式遞了辭呈。他告訴董事會，他們有一年的時間來尋找接班人，而他將盡力使研究院的財務穩定下來。但是，他心意已決。

然而，和以前一樣，柯文真正顧慮的不是表面的金錢問題，而是整個脆弱的聖塔菲研究院。經濟研究計畫的成功，使聖塔菲面臨可能變成經濟學研究院的威脅，這完全不是他們的初衷。「創立了一個不分系所的研究院，然後又只追求一門學問，簡直是自相矛盾，還不如一開始就創辦一個系。我們必須先有個起步，但是我們也必須從一開始就確定經濟學不會成為研究院唯一的興趣。」柯文說。

的確，那時柯文勃然大怒，拿起桌上的論文，說：「我不幹了！」然後就走出去。奈普和卡魯塞斯趕緊追出去，大叫：「柯文，回來！」

基本上，聖塔菲研究院是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亞瑟說。沒有聖塔菲，許多事情仍然會發生，但是速度會慢很多。經濟學的研究正是如此。亞瑟說：「在一九八五年以前，似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開始四處尋覓，他們覺得過去獨領風騷的傳統新古典學派架構已經到了極限。過去，新古典學派理論容許經濟學家詳盡探討能以靜態均衡分析來檢驗的經濟問題，但是卻忽略了有關流程、演化和形態形成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沒有均衡狀態，偶發的意外比比皆是，歷史背景舉足輕重，而且適應和演化的過程可能永無止境的持續下去。當時經濟學的發展停滯不前，因為當代的風氣是，經濟理論如果不能完全以數學方程式表現，就不能稱之為經濟理論，而且經濟學家只懂得在均衡的條件工作分析。但是，有些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已經感覺到經濟學應該還有其他的發展方向。」

這又激起其他的問題：「演化是適者生存，還是最穩定者生存？或只是生還者生存？究竟什麼是適應？依照賀南的說法，要適應就必須先改變內在模型。這是唯一的方式嗎？」

所以，那年春天，柯文、西蒙斯和幾位科學委員會的成員，花了無數個小時討論這份提案，他們都知道這份提案必須極具說服力。一九八七年，說服這兩個機構撥出第一期款項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當時，聖塔菲需要做的不過是證明他們網羅了一群出眾的人才，並且有非常好的構想。這次的推銷工作更困難了，他們要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投下十倍的賭注，從三年內補助二百萬美元提高到五年內補助二千萬美元。而且，他們提案的時候正是聯邦政府緊縮科學預算的時候，傳統學門的研究人員擠破頭想爭取經費。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都有中層主管質疑，當許多嚴謹扎實的大學研究計畫都在哀哀求助的時候，為什麼卻把錢撥給這個冒險的跨學門玩意？

「我高興極了。」亞瑟說：「但是，艾羅還提到另一件事。他把聖塔菲研究計畫和一九五○年代他參與的科爾思基金會（Cowles Foundation）研究計畫相提並論。他說，在目前這個階段，發展不到兩年的聖塔菲經濟學派，似乎要比處於同一個時期的科爾思基金會學派https://m.hetubook.com.com，更為人所接受。我聽了很訝異，而且覺得受寵若驚，因為科爾思基金會的那群人，如艾羅、庫普曼斯、戴布諾、克萊恩（Lawrence R. Klein）、賀維茲（Hurwicz）等，都是當時的經濟學界新貴，其中有四位已經得到諾貝爾獎，可能還有幾位是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他們是為後來的經濟學家訂定了研究方向的人，也是把經濟學全面翻新的一群人。」

當然，訣竅在於要從現在過渡到上述的未來，同時避免發生柯文所說的A級災難。葛爾曼說，如果我們希望達到這個目標，研究複雜適應性系統顯然舉足輕重。要了解這六種轉變，也就是了解相互牽動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你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只看個別的問題，就希望能描繪出系統的整體行為；你惟有把世界看成一個相互緊密連結的系統才行！

我們一開始就延攬最優秀的人才，激盪出知識的火花。我想我們建立的這個團體，無論在廣度或素質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在歷史上任何科學組織中，都沒有看過像這樣的組合。

一九八九年九月，聖塔菲召開了一個大型研討會，檢討經濟研究計畫的現況，艾羅的總結是最令亞瑟欣慰的評價。諷刺的是，在當時，亞瑟幾乎沒有聽見艾羅說的話。那天中午，當他穿過修道院的前門，準備去吃中飯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腳。下午，他強忍著疼痛坐在會議廳中聆聽總結，考夫曼大夫幫他把整個腳小心的包紮起來，前面椅子上還放了冰袋讓他敷腳。事實上，幾天後，當他違抗醫生、同事及妻子的勸告，堅持一跛一跛的去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Irkutsk）參加學術會議時，艾羅的談話才如五雷轟頂。

一九九○年五月的聖塔菲研討會中，葛爾曼指出，近來「永續」已經變成時髦的陳腔濫調。對大多數人而言，「永續」的意思似乎是照正常狀況持續下去，但這正是問題所在。葛爾曼曾協助創立了華盛頓的環境智庫「世界資源研究院」；那所研究院的學者認為，只有當人類社會在未來幾十年內，經歷了至少六種轉變之後，才可能發生全球永續生存。

但是另一方面，要如何才能容忍文化的多樣性？伊朗國王企圖西化伊朗卻引起激烈反應，可見不能靠一紙命令來強制消滅文化，這個世界必須容許多元文化的存在。在能永續生存的世界裏，文化的多樣性就像生物學中遺傳的多樣性一樣重要。葛爾曼說，我們需要跨文化的激盪。「找到如何抑制物質慾望，提升精神慾望的方法，就顯得格外重要。」長期而言，要解決這種兩難的困境，除了敏銳的觸角外，還需要深入發展行為科學。畢竟要治療個人的精神疾病已非易事，要治好整個社會的精神疾病更不簡單。

柯文特別想到的計畫是「適應性計算」——發展一套能應用在所有複雜科學（包括經濟學）的數學和計算工具。「如果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觀念架構，那麼我們也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分析架構。」柯文說。他補充，展開這樣一個計畫，有一部分只不過是要認清有哪些既有的研究，然後給予更廣泛的支持。賀南的遺傳演算法和分類者系統大概會是適應性運算的骨幹，但是考夫曼的布里恩網路（Boolean network）和自動催化組、蘭頓的人工生命、亞瑟和其他經濟學家眾多的經濟模型，都有類似的概念。法默曾在論文中指出，神經網路、免疫系統模型、自動催化組、分類者系統基本上都圍繞著相同的主題。事實上，「適應性計算這個名字是西蒙斯想出來的，有一天他和柯文在辦公室裏推敲有什麼名字能廣泛的涵蓋所有這些概念，但又不會像『人工智慧』一樣帶著知識的包袱。」

當然，為了裝點門面，柯文等人仍然在提案中隱瞞了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細節，例如經濟研究計畫幾乎快讓柯文抓狂了。

最大的問題是，自從亞瑟在一九八九年底離開後，艾羅一直在設法網羅一流的經濟學家來接替亞瑟的位置。柯文說：「我們是走一步，算一步。編完今年的預算，還不知道下一年的經費有沒有著落。但是，當你想要吸引大家都爭相禮聘的人才時，你就得開出支票，承諾你可以提供哪些資源。儘管當經濟研究計畫剛開始時，聖塔菲顯然前途未卜，但是過了一、兩年後，聖塔菲看起來穩固多了，人們開始把我們當史丹福或耶魯一般看待。因為經費還沒有著落，我們要不就是潑他們冷水，要不就是表現得好像他們說得完全正確，然後仍然得想辦法籌措財源。這是不同的壓力，遊戲的本質已經改變了。」

亞瑟就像其他聖塔菲人一樣，當思考到這一切想法更重大的涵義時，就躊躇不前。他們的理論還未真正成形，很容易就好像新時代運動的論調，或顯得殘缺不全。但是，亞瑟和其他人一樣，禁不住思索什麼是複雜科學革命更重要的意義。

五、在制度上，建立跨國界聯盟來促進全球問題的研究，同時整合政策的不同層面。

「所以，問題是在這樣的世界裏，你要如何自處？答案是，選擇愈多愈好。你追求的是生存的能力、可實施的方案，而不是『最理想狀態』。很多人會問：『你這樣不就等於接受次好的狀況嗎？』不是，因為『最理想狀態』的定義事實上混沌未明。你應該使自己更茁壯、生存能力更強，以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因此，要盡可能的了解非線性和因果關係。你小心翼翼的觀察世界，不期待任何狀況會永遠持續下去。」

但這正是問題癥結所在。柯文是第一個想到成立這個研究院的人。在別人還不知道如何稱呼這個模模糊糊的概念時，他也最先預見到複雜科學的來臨。他比別人都盡心盡力的為聖塔菲研究院催生，他讓聖塔菲變成一個最富有知識活力的地方。就像蘭頓所說，當你看到柯文安坐在修道院院長的寶座上，你就知道一切都沒有問題。大家都想不出來有誰能承接這副重擔。

亞瑟說，行星的規律運行就變成這個時期的重要隱喻：簡單、規律、牛頓式、能自行運轉的機器。而牛頓物理學也就成為之後兩個半世紀化約論科學的典範。「化約論科學的說法是：嘿！這個世界既混亂又複雜。但是，你看！只要兩、三個定律就可以把一切簡化為簡單的不得了的系統！」

密西根大學的電腦科學博士後研究員，同時也是巴哈小組的最新成員蜜契爾（Melanie Mitchell）問：「成為個體，有沒有程度差異這回事？」蘭頓不曉得。「我很難想像演化著力於個體身上，會產生演化的總是生態系、人口，以及能供給其他部分的部分。」

比較了解葛爾曼的人則只要想到葛爾曼要嘗試管理工作，就大驚失色。沒有人懷疑他智慧的見解、他的活力、或他的募款能力，他能源源不絕的想出各種有趣而值得研究的科學問題，而且他似乎認識每一個人，而且他有一種驚人的本領，能把各領域一流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沒有他，聖塔菲就沒有今天的面貌。但是——院長？他們可以想像未回的電話和待簽的文件會在他的桌上堆積如山，而他卻在遠方挽救雨林。更糟的是，他們可以預見聖塔菲實際上變成了「葛爾曼研究院」。

每次亞瑟參加經濟學會議時，都能看到這樣的跡象。「事實上，一直都有經濟學家對經濟的流程和變遷感興趣，」亞瑟說。早在一九二○和三○年代，偉大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就極力擁護這樣的觀念。「但是，我感覺過去五、六年來，抱持著這種想法的經濟學家變得比較有自信，他們不必再為只能以文字分析經濟變遷而辯解。他們火力強勁，技術高超，這個運動日益茁壯，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葛爾曼擬訂的研究議題更叫他氣惱。柯文並不認為這個計畫全然不可取，柯文自己還曾經帶頭主張，目前的世界離永續生存還有一段距離，必須要推動一些根本改變。但真正令柯文忿忿不平的是，葛爾曼和他來自布魯金斯研究院、麥克阿瑟基金會和世界資源研究院的夥伴，早已胸有成竹。儘管葛爾曼嘴裏說的是另一套，但是你注意聽他們的言談，就禁不住覺得他們自認了解問題，也了解答案，他們真正想做的就是著手挽救雨林。

有一段時間，倫敦音信全無。柯文和西蒙斯早已耳聞麥斯威爾大權獨攬，所以他們能做的只有不斷的透過信件、電話提醒，並透過葛爾曼、克麗斯汀及克麗斯汀的兄弟們與麥斯威爾保持聯繫。「原則上同意」的回音終於來了，正好趕上一九九○年三月的董事會，在會中正式通過提供賀南五年的麥斯威爾教授獎助金。

「美國對經濟學研究的支持很薄弱，」柯文說：「個別的經濟學家荷包飽滿，但報酬不是來自他們所做的基礎研究，而是來自於他們為企業擬訂計畫。同時，因為經濟學屬於社會科學，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其他政府機構也吝於撥款補助。」結果，許多經濟學家視聖塔菲為經費來源，很少為聖塔菲另闢財源。所以，聖塔菲研究院只好以聯邦經費來彌補花旗銀行捐款不足的部分，而柯文原本希望把這些錢用在其他的研究計畫上。

他說，要達到這個目標顯然需要一場艱苦的戰役。西方的知識分子和企業主管都是理性論者，一意強調會導致不良後果的手段，也因此他們只尋求以技術來防止不良後果。所以，我們有避孕措施、軍備限制協定等等。這些事情當然都很重要，但是真正的解決方法絕非僅止於此，必須要昇華或轉換我們的傳統慾望——像是勝過敵人、征服敵人之類。這些衝動可能已經根植於我們的腦子裏，但是我們不能再容忍這種想法。

四、在社會上，大家共享資源，全世界的窮人都有更多無害的就業機會。

這個計畫不動聲色的進行了一段時間，主要是因為柯文在抽得出空來的時候，就安排一些小型會議。但是，葛爾曼對這個問題愈來愈感興趣，以全球、整合的眼光來看人類的長期生存問題，這樣的想法正投其所好。畢竟，葛爾曼是在五歲時漫步於紐約中央公園觀察自然時，開始對科學發生興趣。他最關心的問題，廣義來說，是全球的環境保護問題，狹義來說，則是保持雨林生物的多樣化。所以，他強力介入，堅決的把柯文的全球穩定性研究計畫推向他想要的方向。到了一九九○年，他已經成功的修正議程，把這個研究計畫變成了他的計畫。

柯文並不孤單。聖塔菲研究院裏有很多人質疑，全球永續生存研究計畫會不會演變成全球環保運動。一位聖塔菲人說：「如果你已經知道該做什麼，那就不叫研究計畫，而叫政策執行計畫。那不是我們要扮演的角色。」

葛爾曼說：「當然，聖塔菲要做的正是研究這種多元、緊密連結的系統。」但是，他認為聖塔菲規模太小，無法獨力承擔研究全球永續生存的重擔，必須和世界資源研究院、布魯金斯研究院及麥克阿瑟基金會合作。聖塔菲集中心力於基礎研究，其他機構則在政策面著力，這樣才能切入永續生存的整體問題。

柯文這麼說其來有自。自從聖塔菲研究院創辦以來，他就一直在和葛爾曼打這場仗。當然，他一直自我節制，他知道他和研究院都很需要葛爾曼。很多時候，他不得不對葛爾曼讓步，以致於許多人質疑他是不是被諾貝爾獎得主的頭銜震懾住了。但是，有時候連柯文也受不了。

「這種對於對稱和絕對化約主義的信仰，我稱之為理論物理的宗教。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採信這樣的說法，我說我們不會這樣做！」柯文說。柯文的論點是，複雜、突現系統代表一種新科學，需要探究的是超越基www.hetubook.com.com本作用力定律的整體行為。

他說，尤其當他有更多時間思考新的複雜科學時，他比過去更感到目眩神迷。「說到新知識的震撼力，我想我比任何人都強烈的受到這股力量所驅策，我被這股知識力量抓住之後，就沉浸在永恆的興奮之中。我覺得我在心智上，又重新活了過來。這對我而言，是一大成就，使我在這裏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值得。」

當然，在那個星期五的午後，大家都有些許憂心一個世代的結束。四年多來，克里斯多雷修道院雖然狹小、簡單、人滿為患，然而卻很完美。但是，研究院在持續成長，工作人員不可能把更多的桌子搬到走廊上辦公；而且無論如何，租約已經到期了，天主教堂打算收回修道院，所以一個月內，聖塔菲研究院就要搬到律師群集的新辦公大樓。每個人都覺得新大樓很理想，但是，就很難再找到這種午後沐浴在陽光中的時刻了。

柯文自己也茫然一片。但是，至少他暫時無暇操心這個問題，未來的十二個月，他的壓力有增無減。「在心安理得的退下來之前，我希望未來三年的經費都已經有著落了，不要讓繼任者面臨財源不足的窘況。」也就是說，他的當務之急是完成給國家科學基金會及能源部的提案。這兩個機構從一九八七年開始每年撥款補助，為期三年，總額是二百萬美元。如今已經到期了，如果沒有續約，聖塔菲研究院就所剩無幾了。

但是，儘管言之鑿鑿，一碰到賀南的情況，每個人卻都樂意為他破例。更棒的是，支持賀南的經費已經有著落了。前捷克反政府鬥士、自力奮鬥有成的倫敦報業鉅子兼億萬富翁麥斯威爾（Robert Maxwell），對複雜科學這樣的東西產生濃厚的興趣。

「我一讀到路翁亭的話，頓時豁然開朗，終於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心想：『我們終於開始從牛頓的學說中清醒過來了。』」

「但是如果經費是東拼西湊而來，那麼我們立刻會被分割成片段。」撥款機構通常都限制每一筆經費只針對特定學門中的特定主題來作研究，個別的經費形成每個人各自的研究領域，恰好和聖塔菲的方向背道而馳。「你瞧，為了申請一筆五萬或十萬美元的研究經費，研究人員要花很多時間撰寫提案，因此，他變成擁有一筆資金的創業家，以任何方式侵犯他對這筆經費的自主權，都是不道德的。」所以即使每個人都很有心，盡量保持組織鬆散，並營造社團的氣氛，作些跨學門的討論；每個學者終究免不了投入愈來愈多的時間在自己的研究上，花愈來愈少的時間和別人溝通。「缺乏中央協調，你就又變回去一般的學術圈子了。」

「太棒了！」柯文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我退下來的感覺，」柯文現在說：「就好像有個人在不斷喧擾的噪音中坐了許久，當噪音停止時，他說：『那是什麼啊？』或是，你如果一直穿著苦行僧的粗布衣服，一旦脫了下來，你會覺得有點滑稽。如果你的性情就像清教徒，你脫下粗布衣服時，甚至還會有點罪惡感。但是，現在我穿的是修改後的粗布衣服，我覺得心情好多了。」

當然，實際上聖塔菲研究院還是免不了汲汲於爭取獎勵專門科目的經費。財務就是這麼一回事，即使聖塔菲研究院也不能完全免俗。花旗銀行補助的經濟研究計畫就是其中一例，亞瑟的確還花了不少時間向這個基金會、那個基金會提案，爭取更多的經費補助。所以，為了和這些離心力抗衡，柯文迫切想獲得他所說的「保護傘經費」，好讓對複雜科學有好構想的學者（例如蘭頓、賀南、或考夫曼之類的人）都能從事研究，無論他們的想法能不能被歸入傳統的學術領域。「如果你想要有個統一的複雜科學研究計畫，那麼你必須營造一種新的組織氣氛，你不需要告訴大家怎麼做，就自然從下而上呈現出一致性。保護傘經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在現階段，適應性計算研究計畫只是給予目前的發展正式的肯定及協調，同時提供額外的經費給研究生、訪問學者，以及舉辦研討會。長期而言，他希望這個研究計畫能促使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甚至歷史學家的研究更嚴謹而精確，就像當初牛頓發明微積分對物理學所造成的影響一樣。「我們期待的是，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後將會研究出一套演算法，可以量化複雜適應性作用體彼此互動的方式。」柯文說：「目前社會科學家論辯的方式往往是兩個人各執一詞，每個人都認為他的見解最重要。『我的看法比較重要，因為我能證明財務政策比貨幣政策重要』等等。但是，你沒有辦法真的證明這個觀點，因為終究是訴諸文字。然而，電腦模擬提供了一系列清楚界定的變數，大家至少討論的是同一件事。而且，電腦能讓你處理更多的變數，所以，如果你的模擬把財務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包含在內，你就可以分析這兩種政策孰輕孰重。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是正確的，也有可能錯，但是這種辯論方式的架構要清楚多了。」

一、在人口結構上，過渡到幾乎穩定的世界人口。

「所以，這就帶出第三種分析的層次。」亞瑟說：「在這個層面，我們可以看看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對環境問題的主張。一種是與啟蒙運動一脈相傳的傳統均衡觀點，認為人與自然是二分的，兩者之間能找到一個對人類最有利的平衡點。如果你相信這種觀點，那麼你就會提到『有關環境資源的最佳決策』這類的論調，這句話就出自研討會另一位主講人口中。」

一九九○年五月之前，改稱為「全球永續生存」的研究計畫早已跳脫柯文的控制，柯文惟有在慍怒中靜觀其變。畢竟葛爾曼是科學委員會主席，他比柯文更有權對研究計畫的方向置喙。葛爾曼也的確當仁不讓的依自己的想法來界定研究計畫的方向；而身為院長的柯文，責任是出外募款。

沒有用。但是聖塔菲提出折衷方案：一九九○年秋季這個學期，就由賀南和葛爾曼分享這筆獎助金，賀南會利用這段時間為新的適應性計算研究計畫打好基礎。一九九一年，再由考夫曼和潘恩斯輪番上陣。同時，聖塔菲會利用這種彈性來延攬一流的年輕科學家，像洛伊（Seth Lloyd）、克洛區菲、賀布勒（Alfred Hubler）等。

二、在技術上，過渡到每個人對環境的影響達到最小的程度。

六、在資訊上，藉由科學研究、教育及全球監督，使大多數人都能了解他們所面對的挑戰本質。

柯文說：「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們開創了一種兼容並蓄的新學術社群，涵蓋了硬性科學、數學和社會科學的每一個層面。我們一開始就延攬最優秀的人才，可能是不錯的鑑賞力發揮了魔力，我們照原意凝聚的一群人才，已激盪出知識的火花。我想我們建立的這個團體無論在廣度或素質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在歷史上任何科學組織中，都沒有看過像這樣的組合。」

結果是一場君子之爭。一九九○年十二月召開了一次特別董事會，葛爾曼自己提名奈普為院長，並且獲得無異議通過。

這是為什麼他首先就得去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在永遠的守護天使出現之前，他惟有求助於這些機構的資助，使研究計畫不會被迫依學門畫分。這也是為什麼他覺得續約關係重大；因為保護傘一旦收起，令亞瑟、考夫曼、賀南和其他人大為振奮的創造活力，很快就會無以為繼。

「基本上，我所談的觀念對東方哲學而言，一點也不新鮮，東方哲學從來都把世界看成複雜的系統。但是，無論在科學或更廣義的文化層面，這種世界觀對西方人愈來愈重要。西方人慢慢從剝削自然的觀點轉變成強調人類與自然要相互調和。我們不再迷信天真的宇宙觀，開始了解複雜系統，也就是開始了解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恆常變動、相互關聯、非線性的萬花筒。」

又有人間，談到突現，突現是不是不止一種？如果是的話，突現有多少種？蘭頓正準備回答，又停頓了一下，然後笑了起來：「我沒有辦法說出一個好答案。像突現、生命、適應、複雜，所有這些名詞都是我們還在努力探索的奧祕。」

麥斯威爾透過傳真機表示同意。而大家似乎對於新的複雜科學期刊由麥斯威爾的普格蒙出版公司出版，也都沒有異議。柯文和麥斯威爾在越洋電話中長談後，敲定了合作細節，但是不久，麥斯威爾就突然決定賣掉普格蒙出版公司，來籌措購併的資金。幸好，一九九一年二月下旬，在連連越洋傳真催促之後，麥斯威爾居然還記得寄來第二筆十五萬美元的捐款。

一九九○年整個夏天，每當有人提起柯文的接班問題時，葛爾曼就會嘆口氣，以逆來順受的口吻說：「我猜最後我不得不接手。」

另一方面，談到創辦聖塔菲研究院的成就時，柯文格外謹慎。他說：「我很高興我作了這個嘗試，但是要說聖塔菲成不成功，還言之過早。很多人認為物理學家涉入軟性科學研究，是因為聖塔菲的鼓吹而蔚為風氣，從這點看來，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事實上，這些學者放棄了過去根深蒂固的想法，不再只是研究能嚴謹分析的現象，而開始探究過去他們批評為『模糊不清』的領域。他們因此可能被保守派批評為研究內容太過模糊，但是因為大家知道出現了一門叫複雜科學的新學問，因此關心與國家或世界福祉息息相關的問題，比過去受到推崇。這種趨勢的發展無論對國家或科學界，都有好處，因為這代表過去幾世紀分崩離析的科學界又見整合，物理科學的嚴謹分析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家的洞見又重新結合。」

「我們和這樣的世界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也是由相同的元素組成，所以我們也屬於這個恆常在變與不變之間的宇宙。如果你以為自己在汽艇上，因此就能逆流而上，那麼你是在開自己的玩笑。事實上，你只不過是一艘在河面上漂流的紙船船長，如果你一心想與水流抗衡，那麼你哪裏也去不成。相反的，如果你靜靜的順著河水的流向，知道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了解到水流在不斷改變，總是帶來新的複雜，那麼你就會不時以篙撐船，避過一個又一個的漩渦。」

亞瑟說：「亞當史密斯的想法光芒四射，我們都為之目眩神迷。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包定（Kenneth Boulding）問我：『在經濟學的領域，你想做什麼？』我當時年輕氣盛，毫不客氣的回答：『我想把經濟學帶入二十一世紀。』包定看著我說：『你不覺得應該先把經濟學帶入十八世紀嗎？』」

「這和經濟及政治決策有什麼關聯呢？就政策的層次而言，這意味著你要觀察、觀察、再觀察，偶爾伸出槳來，改善一些事情。換句話說你要正視現實狀況，了解遊戲在不斷改變，所以你必須掌握目前的遊戲規則。也就是說，你把日本人看成老鷹，不再那麼天真，不再祈求他們平等相待，不再依附過時的傳統理論，不再說：『只要能到達這個平衡點就好了。』你必須觀察，在應該採取行動的時候採取行動。」

亞瑟說，結果就產生了複雜科學的革命。「從某個角度而言，複雜科學是化約論的反面。當有人說：『嘿，我可以從這個簡單的不得了的系統開始，結果你看看，產生了複雜無比而不可預測的結果。』複雜科學革命就這樣誕生了。」複雜科學不仰賴牛頓式宇宙觀——隱喻世界如時鐘機械一般規律而可預測；複雜科學更像是一粒小種子萌芽茁壯成植物，幾行密碼展開為電腦程式，頭腦簡單的小鳥自我組織成鳥群。當然也正如蘭頓對人工生命的比喻：複雜、似生命的行為都來自簡單規則由下而上展開。這https://m.hetubook.com.com也是在聖塔菲經濟研究計畫中，亞瑟所要傳達的想法：「如果說我有個目標或遠景，那麼我的目標就是要告訴世人，經濟中的紊亂和活力都是從極其簡單而優雅的理論中發展出來的。這是為什麼我們創造出這幾個股市的模型，在模型中，市場顯得變幻莫測，有時崩盤，有時又朝著你沒有料到的方向飆漲，就好像人一樣有個性。」

但是柯文說：「無論聖塔菲研究院命運如何，這條路仍然需要繼續走下去。」

「在真正的複雜系統中，形態不會彼此重複，但是其中會有一些可辨認的主題，例如，談到歷史時，你可以談『革命』，儘管每一次的革命都不相同；所以我們借用隱喻。制定政策和找到適當的隱喻有關，很多錯誤的決策往往比喻不當。例如，把反毒比喻為充斥槍枝和攻擊的『戰爭』，可能就不恰當。」

「我有一點失望，」葛爾曼說：「我會很喜歡這份工作，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對這類職位表示興趣。但是，我也很高興奈普中選，我很高興我們選了個容易共事的好人。」

在這裏，他們又可以列出一長串特殊成就，事實上，提案中大部分都在說明從人工生命到經濟學等各項研究計畫的成果。柯文和西蒙斯如此描述經濟研究計畫：「這是聖塔菲研究院發展最成熟的研究計畫，在實質內容和組織架構上，都堪稱其他研究計畫的典範。」

對於柯文而言，這個安排很合理。早在研究院還只是羅沙拉摩斯元老們討論中的想法時，奈普就已經參與其事。只要能力所及，他一向樂於協助，他甚至曾經擔任過兩年研究院董事會主席。他曾經在華盛頓擔任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席，然後又擔任美國大學研究協會（Univers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會長，芝加哥的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及能源部新的超導超級對撞機計畫都屬於這個協會管轄。奈普顯然很關心聖塔菲研究院及其代表的意義。然而奈普不像其他候選人，他對於研究院該作什麼或不該作什麼，沒有定見。

他們長期爭論聖塔菲該研究什麼，就是最好的例子。葛爾曼說：「我認為聖塔菲研究院的研究主題應該是簡單與複雜，對我而言，宇宙的簡單法則及其或然性、資訊的本質及量子力學，都很重要。沒錯，聖塔菲討論過兩次資訊和宇宙的關係，早期我們也探討過超弦，以及縱觀數學和宇宙學、粒子物理。但是我們既不能研究『簡單』，也不再討論超弦。我不知道為什麼柯文痛恨這些題目。」

第二個層面是完整的制度—政治分析，找出誰扮演什麼角色，及其原因。「一旦你開始對巴西雨林做這類的分析，你會發現其中有各種角色：地主、墾荒的人、政客、當地警察、築路工人、土著等等，他們都是這個錯綜複雜、互動頻繁的大富翁遊戲的要角，深深影響著環境的演變。而且，政治體系並沒有置身事外，事實上，政治體系是遊戲的結果——由遊戲而生的派系結盟正形成了政治體系。」

然後，就要談到研究本身了。柯文和西蒙斯寫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才華洋溢的研究生到諾貝爾獎得主、資深企業主管、以及著名的政府官員，他們對聖塔菲研究計畫的支持有增無減。許多不同領域中的一流人才形成了相互激盪的團體和網路，這是聖塔菲研究院迄今最重要的貢獻。」

亞瑟不太願意深談這一切對制定政策的意義，但是他特別記得在一九八九年秋天他離開聖塔菲之後不久，葛爾曼和他共同主持了一次小型研討會，研討會的目的是探討複雜科學如何分析經濟學、環境的價值及公共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亞瑪遜河流域正是典型的例子，為了築路和建造農莊，雨林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亞瑟在演講中指出，雨林政策的形成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面來看。

當然，柯文補充，也許像「混沌邊緣」和「自我組織的臨界性」這些概念會告訴我們，不管我們想什麼辦法，都無法防止A級大災難。「巴克曾經證明，無論規模大小，動盪和崩潰都是基本現象，我相信他的話。」但是長期而言，他對這種神祕、不斷增長的複雜系統依然樂觀。「巴克的系統沒有記憶，也沒有文化。而我相信如果我們的記憶和資訊一代又一代均有所增長，每一代都比過去進步，那麼人類的智慧將會累積。我十分懷疑這個世界真的能變成一個沒有痛苦和悲劇的天堂，但是人類必須相信我們能塑造自己的未來。即使我們無法塑造整個未來，我們還是可以控制損害的程度，或許每一代都能減少災難發生的機率。例如，十年前核子戰爭的機率也許還占好幾個百分點，如今機率已大為降低。現在我們更關心環境和人口災難。所以，如果我們日復一日努力不懈，經常修正方向，那麼也許我們可以為社會塑造一個比現在美好的未來，而不必只說：『全賴上帝的旨意。』」

葛爾曼說，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一方面，嚴重威脅人類的是迷信及神話、普遍存在的部落主義，以及人類頑固的拒絕認清地球的緊急問題。要達成這六種基本轉變，大家必須在原則上取得廣泛的共識，並且以更理性的方式來思考地球的問題及管理自我。

同時，葛爾曼也開始比較了解他一直積極爭取的是份什麼樣的工作。潘恩斯和其他人花了很多時間解釋給他聽，當主管所代表的意義——預算、會議、永無休止的人事問題。「葛爾曼，這不是你想在聖塔菲做的事情，你想當一名教授！」潘恩斯說。

這些日子以來，蘭頓顯得放鬆多了，也增添了幾分自信。六個月以前，他順利通過混沌邊緣的博士論文口試，終於撥雲見日，聖塔菲也立即聘他為「外部研究員」——這類的研究員與聖塔菲維持半永久性的合作關係，同時對於聖塔菲的科學研究方向極富影響力。當羅沙拉摩斯的預算日益緊縮，聖塔菲研究院變成人工生命研究的主要支持力量後，蘭頓覺得聖塔菲好像他的家，這是他在其他地方沒有的感覺。

那麼，聖塔菲研究院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在柯文和西蒙斯給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的提案中，適應性計算獨占了十頁的篇幅，其中大部分是由熱心的賀南親自執筆。厚達一五○頁的提案書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寄出。之後，他們所能作的只是祈禱、等待，希望評審諸公仁慈一點。

亞瑟說：「我想這類的事情有自己的個性。喜歡研究流程和形態的人與安於靜態和秩序的人，簡直南轅北轍。在我的一生中，每當我看到簡單的規則產生突現、複雜的紊亂時，我會感嘆：『啊！真美！』但是如果其他人看到，可能會卻步不前。」

要注意，這可不是鼓勵消極或宿命，亞瑟說。「這個方法是利用自然的非線性系統動力學，你運用既有的力量來達到最大的效果，不白費力氣。這正是越戰時期南越和北越戰略的不同之處。南越魏斯摩倫（Westmoreland）的做法是猛烈炮轟、大軍壓境，並且燃燒村莊。北越軍隊則如潮水般悄然撤退，三天後又捲土重來，神出鬼沒。這也是所有東方武術背後的哲理，不要只想阻擋你的對手，讓他進攻，然後順勢出手。重點就在於要觀察，勇於出手，抓準時機。」

從聖塔菲研究院的角度而言，在經濟學領域掀起巨變只是一部分工作，真正的任務是要催生視科學為整體的複雜科學革命。他們的追求或許到頭來只是一場虛幻，但是亞瑟相信，柯文、葛爾曼和其他人已經掌握了正確的議題。

你幾乎可以從神學的角度來看複雜科學革命。「牛頓式宇宙觀很接近正統基督教的觀念，認為宇宙基本上井然有序。但這並不是說上帝創造了秩序，這麼說太像天主教了；而是依照上帝的安排，如果我們循規蹈矩，秩序就自然存在。如果我們各守本分，追求正當的自我利益，努力工作，不干擾別人，那麼世界就自然歸於平衡，我們就會得到應得的好報。這是我對基督教的印象。」亞瑟說。

當然，一九九一年末麥斯威爾離奇淹死，以及他負債累累的媒體王國隨之迅速瓦解，也令他聲名大噪。但是，在一九九○年當時，他就像神話中的教母一樣。聖塔菲與麥斯威爾的接觸早在一年前就開始了，葛爾曼有一次碰巧見到了麥斯威爾的女兒克麗斯汀，克麗斯汀於是安排葛爾曼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和他的父親共進午餐。當葛爾曼向柯文報告，麥斯威爾似乎對聖塔菲研究院所作的事情大感興趣時，每個人都一片茫然，不知道麥斯威爾身價幾許，但想必有數不清的財富。

「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葛爾曼最對生命抱著純粹知識分子的觀點。他的談話或是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都圍繞著他對知識的關注。他非常關心聖塔菲的研究方向，他很清楚自己希望聖塔菲往什麼方向發展；他曾經深入思考這個問題，他希望我們朝著他設定的方向發展。」一位認識葛爾曼多年的物理學家說。

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都重新撥款，但只補助三年，而非原先申請的五年，數目也維持二百萬美元，而非二千萬。同時，麥克阿瑟基金會也決定把每年的捐款，從三十五萬美元提高到五十萬美元，許多私人捐款也都答應提高數目，麥斯威爾更承諾每年資助教授獎助金三十萬美元。所以，柯文的確留下很不錯的財務狀況。他的接班人奈普可以不必為日常的營運費用四處乞討，而專心致力並尋求長期資助。（但是，實際上生命並非如此美好。一九九一年末，麥斯威爾死後，教授獎助金也化為泡影，奈普一九九二年的預算留下一個大洞，聖塔菲研究院不得不減少訪問學者及博士後研究員的數目。幸運的是，這只是暫時的拮据，還可以彌補過來。）

這個運動當然也讓亞瑟的日子好過多了。他的報酬遞增觀念過去無人問津，現在卻有了一群信徒，各地的演講邀約紛紛湧至。一九八九年，「科學美國人」雜誌請他寫一篇專文討論報酬遞增，「這是我最興奮的事情之一。」他說。這篇在一九九○年二月號刊出的文章，使他贏得了當年國際熊彼德學會的最傑出演化經濟學研究獎。

「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聖塔菲研究院存在的目的是要創造複雜系統的詞彙和隱喻。如果有人作了個很棒的電腦研究，你可以說：『這需要個新的比喻，我們叫它混沌邊緣吧！』所以，當聖塔菲研究院研究了很多複雜系統之後，它可以告訴我們有哪些可能觀察到的形態，有哪些隱喻適用於變動而複雜的系統；我們不再只懂得以時鐘機械比喻宇宙運行。」

而最吸引他注意的問題，是適應；或是說得更精確一點，是在不斷變遷或不可預測狀況下的適應。當然，在追求全球永續生存的過程中，他認為這是核心的議題之一。然而，在所有關於「過渡」到永續世界的談話中，適應的問題一再受到忽略。

奈普抗議：「柯文，你要記得我不是一個理論科學家，我是個行政管理人員。」

在局外人眼中，他們對葛爾曼的簡單觀念的不耐，聽起來好像中古時期關於神學精義的祕密爭辯。但是柯文和葛爾曼都十分惱怒，由這個主題往往衍伸出其他的爭辯，然後就談不下去了。柯文特別記得在一九八七年的某個場合，五、六個聖塔菲的資深研究員圍坐在會議桌旁，討論該怎麼形容聖塔菲研究院。柯文說：「每次我們說我們有興趣致力於複雜科學時，葛爾曼就會加一句：『以及構成複雜科學的基本原理』——他指的是夸克。他言下之意是社會組織也是由許多夸克所組成的，夸克的原理可以貫徹到不同的群體之中。」

柯文說：「議題的設定都是討論從目前的A狀態轉換到永續的B狀態的一系列和_圖_書過渡階段。問題是，根本不會有這種狀態存在。你必須假定永遠都是過渡階段，你必須討論的是一個持續變動的系統，而且系統的周遭環境也在不斷變遷。」正如賀南所說，穩定就是死亡，這個世界必須走在混沌邊緣，適應永恆的新奇。「我還沒有找到貼切的字眼來形容，」柯文說：「最近我覺得艾利斯（Havelock Ellis）的書『生命之舞』（The Dance of Life），書名很值得玩味，但是卻不盡然正確。生命不是舞蹈，甚至沒有特定的節奏。所以如果我們回到赫拉克賴脫的說法：『萬物皆動。』那麼，像『永續性』這樣的名詞並沒有真的抓住其中精義。」

一九九一年五月下旬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午餐過後不久，新墨西哥的豔陽流瀉在克里斯多雷修道院的小院子中。蘭頓博士坐在一張白色的桌子旁，勉力應付記者窮追不捨的問題。

大約在一九八○年，亞瑟正努力解析他自己對變動、演化的經濟體系的看法時，湊巧讀了一本遺傳學家路翁亭所寫的書，其中有一段話深深打動了他。路翁亭說科學家有兩種：第一種科學家認為世界基本上處於均衡狀態，如果偶爾有亂流使系統偏離均衡，那麼就會有其他的力量使之歸於均衡。路翁亭稱這類科學家為「柏拉圖學派」，因為著名的雅典哲學家柏拉圖宣稱，我們在周遭所見的雜亂、不完美的物體，只不過是完美「原型」的影像而已。

所以，柯文、西蒙斯一干人等不能再靠描繪遠景來過關，他們必須證明過去三年中，他們確實成就非凡，而且在未來五年內有能力再從事價值二千萬美元的研究。當然，目前的情況有一點複雜，他們無法宣稱已經解開了複雜之謎，最多只是開了個頭；但是他們可以宣稱在三年的營運之後，他們確實創造了一個專攻複雜問題、實實在在的研究機構。他們寫道，正如一九八七年的提案中所承諾，聖塔菲研究院「已經發展出完整的計畫、創新的管理體系、開始符合大量整體需求的支援系統，以及擁有一群出色的研究人員。」

其中有一部分和老問題財源有關：在不那麼慷慨的時候，柯文常覺得經濟學家要研究院負擔所有的籌款工作，而他們卻坐享其成。即使柯文不那麼想不開的時候，他也充分警覺到經濟研究計畫在學術上的成就遠超過它籌措財源的成績。花旗銀行很滿意聖塔菲的成績，因此每年繼續補助十二萬五千美元的研究經費，但是還不足以涵蓋所有開支。亞瑟企圖向幾個大規模的基金會募款——羅素塞吉、史隆、美侖基金會等，卻全都鎩羽而歸。殘酷的現實是，提供主流經濟學的經費都少得可憐，更遑論聖塔菲的新理論了。

三年後，史丹福人口研究暨經濟學研究院榮譽教授亞瑟坐在辦公室中，俯視著史丹福的林蔭小路，承認他還沒有完全釐清在聖塔菲的所見所聞。「時間愈久，我愈覺得這段經歷很可貴，但是我想聖塔菲的故事還在繼續發展。」他說。

顯然不止他一個人有回到家的感覺。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下，院子裏擠滿了訪客和常駐學者。其中一張桌子上，考夫曼正和方塔那及其他幾個人高談闊論，談他關於自動催化和複雜演化的新觀念。另一張桌子上，蘭恩正和一位研究生討論經濟研究計畫的新動態；在另一張桌子上，法默和幾位後起之秀談到他新創立的公司——預測公司（Prediction Incorporated）。法默對羅沙拉摩斯緊縮的預算及官僚體系的吹毛求疵，忍無可忍，最近終於決定，如果想要追求真正的研究興趣，只有離開幾年，利用他的預測演算法來賺到足夠的錢，那麼他以後就不必再撰寫申請經費的提案了。他創業的意念如此強烈，甚至還剪短馬尾，以便符合工商界人士的形象。

但是，柯文已經沒有力氣和葛爾曼抗爭了，讓他把持那該死的永續生存計畫吧！柯文卸任後，還可以回去研究他的全球穩定觀點。柯文說：「我覺得葛爾曼和我並不真有很深的歧見，我們其實有些地方還蠻像的，也許這正是問題所在。他的社交技巧太差，很容易就冒犯到我。其他人也受他的氣，但我沒有必要忍受這些，也許我因此就更容易失去耐性。如果我的修養更好一點，也許就不會有問題。到了我這把年紀，我已經不太會和得罪我的人計較了！」

「複雜科學的觀點則是純粹道家的觀點。道家的思想中沒有隱含的秩序這回事。道家眼中的宇宙巨大無形、變幻莫測，儘管其中的元素固定不變，卻不斷重新組合。所以宇宙就好比萬花筒，是不斷變換的形態，只會局部重複，而不會全部相同。宇宙永遠都呈現嶄新而不同的面貌。」

蘭頓繼續向記者解釋人工生命和混沌邊緣的細微差異，幾個博士後研究員不曉得這是在作採訪，也拉張椅子坐下來。人工生命的架構在學術圈大名鼎鼎，很值得一聽。採訪很快就變成了一般的自由討論。當你看到突現時，怎麼樣才認得出來？什麼東西會讓一群實體的集合變成一個個體？每個人都有意見，似乎沒有人怯於發表。

「另一種觀點就是複雜的觀點，認為天人合一，人與自然並非對立，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置身於自然之中。沒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區別，因為我們都在這個息息相關的網路之中。如果身為人類的我們想要採取對人類有利的行動（例如砍伐雨林），而不了解整個系統將如何應變，那麼我們開啟的一連串事端終究會倒過頭來，以不同的形態逼迫我們適應（例如氣候轉變）。」

無論如何，離開聖塔菲一段時間對柯文而言，顯然有治療的功效。一九九一年秋天，他又成為聖塔菲研究院的常客，和蘭頓共用一間辦公室，不止一個人說他看起來氣色很好，神采奕奕。

不幸的是，真實世界幾乎永遠不可能定義得那麼清楚，談到環境問題時尤其如此。屢見不鮮的是，客觀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在主觀判斷之上隨意給分的結果，而沒有人知道如何評估的項目就只能拿零分。「我在我的班上嘲笑這類的成本效益分析。保存斑點貓頭鷹的效益要看有多少人造訪雨林，其中有多少人看到斑點貓頭鷹，以及看到斑點貓頭鷹對他們有多少好處而定，盡是一派胡言。這種環境的成本效益分析就好像我們站在大自然的櫥窗外面往裏看，我們說：『對，我要這個、這個和這個。』但是我們不在櫥窗裏面，我們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從來都不欣賞這類的研究，這派學者狂妄自大，只問什麼對人類有好處。」

聖塔菲研究院追求賀南的過程，帶著點諷刺的意味。在研究院草創之初，柯文和其他創辦人一心一意想聘請專職研究人員，把聖塔菲變成一個像紐約洛克斐勒大學一樣成熟的研究機構。但是，現實的財務問題從中作梗。到了一九九○年，柯文、西蒙斯和其他不少常駐聖塔菲的學者，都開始覺得財務的限制不盡然只有壞處，事實上，沒有專職研究人員似乎對聖塔菲更好。

第二種科學家則把世界看成流動和變遷的過程，相同的物質不斷的在其中循環、重組。路翁亭稱這類科學家為「赫拉克賴脫學派」（Heraclitians），因為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賴脫強烈主張世界乃不斷的消長、變遷。比柏拉圖還早一個世紀的赫拉克賴脫著名的觀察是：「你涉足於相同的河流中，不斷流過的卻是不同的水流。」柏拉圖對這段話的解釋是：「你永遠不可能重複涉足於相同的水流之中。」

事實上，柯文並非痛恨這些想法，超弦理論的確很神奇。（超弦理論是一種假設的「萬有理論」，把所有的基本粒子形容成純能量的小得不能再小、猛烈振動的弦。）只是能研究超弦、夸克、宇宙學的地方比比皆是，他不認為聖塔菲應該把時間或金錢浪擲在重複別人的研究上。而且不是只有柯文這麼認為，大多數的科學委員提到超弦研討會，都說：「絕不再辦了。」但是，最令柯文惱火的是，葛爾曼的「簡單」研究聽起來像是偽裝過的化約主義，而且他發現葛爾曼依然喜歡貶低任何他不感興趣的學問，例如化學或固態物理。他會當著安德森的面，稱固態物理為「污態物理」（squalid-state physics），顯然只是為了激怒安德森。柯文說，也許葛爾曼只是想開開玩笑，但是他的言下之意是，研究集體行為是實際、混亂，而且不是那麼「有智慧的」。

而在聖塔菲這廂，柯文很遺憾賀南拒絕了聖塔菲的職位，但是他承認賀南用計扭轉劣勢，令他大開眼界，尤其是賀南還不惜以工作為賭注，來維繫住與密西根的聯繫。聖塔菲對這樣的安排喜出望外。

柯文和西蒙斯可以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說法。他們指出，三年內聖塔菲研究院贊助了三十六個跨學門的研討會，出席的學者超過七百人。聖塔菲也邀請了一百位學者來訪，這些學者後來在著名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六十篇討論複雜科學的論文。聖塔菲每年還開辦複雜系統暑期學校，設計了為期一個月的課程，每年教授一五○位科學家有關複雜科學研究的數學及運算技術。聖塔菲研究院更開始出版了一系列「聖塔菲研究院的複雜科學研究」叢書。撰寫這份提案的時候，聖塔菲正和好幾家學術出版商討論創辦一份關於複雜科學的新學術期刊。

簡而言之，你要把系統看成系統，就像道家在紙船上觀察複雜、變動的水流一樣。當然，歷史學家或政治學家自然就會這麼盱衡情勢，最近有些經濟學研究也開始採取這個觀點。但是在一九八九年的研討會中，這種想法對許多經濟學家而言，還是前所未聞的大發現。亞瑟說：「我在演講中大力呼籲經濟學家採用這種分析方式。我告訴他們，如果你真的要深入探討環境問題，你必須先問：這個問題攸關哪些人的得失，可能形成哪些派別，而且基本上要掌握整個情勢，然後你才能找到可能的干預方式。」

當然不是另一個政策性的智庫，亞瑟說，儘管總是有人如此期望。不，這個研究院的角色是幫助我們看清這條不斷變動的河流，讓我們了解究竟看到了什麼。

展開合作關係？柯文和西蒙斯對著這幾個字沉吟了好一會兒，最後，柯文決定冒一冒險，提高賭注：「我想要求更多。」在回信中，柯文附上了聖塔菲學術期刊委員會的工作概況，提綱挈領的說明他們對這份期刊的構想，同時還提議麥斯威爾在聖塔菲設立「麥斯威爾教授獎助金」，每年捐助三十萬美元。柯文解釋，這個數目不但涵蓋了「麥斯威爾教授」的薪水，同時也足以支付博士後研究員及研究生、祕書的薪水、出差費用及其他各項雜支。

三、在經濟上，努力讓商品及服務的真正成本（包括環境成本）都能反映在價格上。因此，有足夠的誘因使世界經濟不再耗盡大自然的「資本」，而是善用大自然的「收入」。

「在聖塔菲研究院待了一年半後，我需要回家寫作和思考，釐清我的思緒。我的腦中充滿各種想法，在聖塔菲待一個月所學到的比我在史丹福一年學到的還多。這段經歷實在太豐富了，我離情依依，非常懷念逝去的這段時光，深深感受到離別的傷悲。眼前的美景——沙漠、夕陽、紅色大地，都讓我回想起，這一年半可能是我學術生涯的高潮，而現在一切都已結束。時光一去難再回頭，我知道聖塔菲後繼有人，我也還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再回去主持經濟研究計畫，但是我猜到時候聖塔菲就不是從前的聖塔菲了。我何其有幸，能在聖塔菲研究院的黃金時代參與其事。」亞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