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北京市政建設的發展遠非一帆風順。
雖然以上面的眼光計算，三十年來北京市蓋起的居民樓已有五代之多，而且近兩年來建成的數量與以往相比大有增加，但是能分到新樓單元的，主要還是大機關的幹部以及各種需落實政策的高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一般的市民仍舊排不上號，他們只好照舊擁擠地居住在古舊低矮的平房之中。不用往偏僻的地方去，即以從西單商場向北直抵新街口商業區之間的十里長街兩側而論吧，有多少居住在狹小黑暗的小鋪面房中的家庭啊！他們開了家門就是人行道，沒有廚房，只好把爐子擱在門外，用漆成灰色的鐵皮做個小罩子，罩住那爐子。有時早晨現升火，從拔火筒中冒出滾滾的濃煙，與馬路上汽車排出的廢氣在空中匯合在一起，形成一張罩住北京城的污濁的氣網。像侯家這樣的住在胡同小院裡的家庭，跟他們一比，還算幸運的呢！
常有這樣的事發生：住著較好平房的人，自願與住著較差平房的人換房。為什麼呢？就因為他打探到了這樣的消息：後者所住的那一帶將要開始拆遷！
１貓匿：北京方言，指搞小動作、耍花招等不正當手段。
侯家以及他們那一片的居民，與其說是嚮往著立體交叉橋，不如說是嚮往著拆遷。
如今，人們對拆遷，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種和-圖-書純樸的心情了。人們知道拆遷的機會並非易得，所以應當充分珍惜，錯過了這一次，那下一次不知多少年方能到來。人們懂得拆遷中會遇到「貓匿」，因而必須分外精明。總之，對於人們來說，拆遷乃是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的大事，是難得的開拓居住空間的機會。的確，拆遷的給房標準儘管在一再地壓低，但大體上總還體現著不硬行拆遷、給予改善居住條件的原則，至今仍為狹小的空間壓抑著的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對於拆遷，他們真是望眼欲穿啊！
也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大片房屋已經拆掉，出現了一片頗大的空地，但獨有一所搖搖欲墜的住房仍兀立在那空地之中，裡面依舊住著人，屋外的幾株蒙滿塵土的向日葵也便依舊聳立著，而小廚房裡也照例往外飄著油煙——凡懂得拆遷一事的北京人都知道這是為什麼：房裡的主人向拆遷的部門提出了很高的條件，對方如不應允便堅決不搬！這種拆遷中的「硬骨頭」，雖不一定能夠如願以償，總也會比那些「聽話」的拆遷戶多得些好處。
看看散佈在北京城內外的近三十年所建的居民樓吧，五十年代初第一代居民樓的典型，如景山後街兩旁的那一組高樓，高大的琉璃頂，寬闊的玻璃鋼窗，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大開間——絕不實用，但和-圖-書體現著當時人們的心境：社會主義就是如此氣派，共產主義指日可待！第二代居民樓所建不多，其典型如西城福綏境大樓和廣渠門內大街的「安化樓」，沒有大屋頂了，但追求層多體大。那是一九五八年「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的活樣板，當時的時代氣氛，是「共產主義就在眼前」，而「共產主義」的象徵之一，便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許多居民在自豪的鑼鼓聲中搬進去了。開頭，他們也曾被人羨慕，但很快地，隨著「大躍進」理論上的絕對「成功」和實踐上的徹底失敗，待建的這類樓房停建了，住進去的人們一天比一天更煩惱與苦悶；電力缺乏，無法安裝與使用電梯，住在八層上也只好爬上爬下；以煤氣為燃料始終只是一種設想，因此還得從樓下往上搬蜂窩煤；有幾年冬天，甚至無法供應暖氣，因此家家只好升火爐取暖，於是大樓很快便被燻黑了，加以保養工作很差，現在看去，這樣的大樓便有如擱淺在沙灘上的生銹的巨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新的居民樓蓋得很少。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春天，是第三代居民樓大規模崛起的黃金時代，在和平裡，在三里屯，在西郊的許多地區，設計得比較合理的、外觀看上去也算順眼，然而無可避免地互相雷同、顯得單調的大片不算太高和圖書（以五至六層為多）的居民樓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住在這些樓裡的居民，至今仍被樓外的大多數北京人視為天之驕子，人們在拆遷時所最嚮往的，就是這類居民樓裡的單元。然而好景不長，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急風暴雨一來，這樣的已蓋好而未及住上人的空樓，便首先成了到北京進行「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小將：的臨時招待所，他們毫不愛惜這些新樓，所造成的破壞，使後來遷進去的居民們費了很大力氣，才一一彌補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左右，「隨時準備打仗」的氣氛甚囂塵上，大量的資金和人力都投入到「深挖洞」的偉大工程中去了，於是在北京各處都出現了一些名副其實的「簡易樓」，又名「戰備樓」，這算是北京市的第四代居民樓吧，它們的特點是低矮、狹小、單薄、醜陋；這類樓房在修建時還往往把一些磚頭突出，以形成「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之類的標語，後來人們意識到這是無謂的與不必要的，又搭起沙篙架將它們一一鑿掉，結果本來就很醜陋的樓牆就更顯得不堪入目。「簡易樓」幾年後便聲名狼藉，於是，從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第一次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起，又開始興建聞名於世的三門工程，即在崇文門——前門——宣武門一線的原順城街（內城與外城的分界線）南側，蓋起了一排和_圖_書有如灰色高牆般的多層居民樓。這些居民樓的特點是只求總體高聳集中的「唬人」效果，而設計上很不實用，施工也相當粗糙；這類大片居民樓的修建從那時一直持續到今天，隨著近幾年人們思想的變化，每一座新建成的樓總比前一座建成的樓要多少改進一點，不但更注意內部的實用，也更注意外觀的美觀協調，這，大致就構成了北京的第五代居民樓。
拆遷！對於北京市成千上萬仍舊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擁擠的平房中的家庭來說，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與幸福的階梯。拆遷總是伴隨著這幾種情況發生的：要建龐大的公用建築；某系統某單位要徵用地皮進行擴建；要為首長建築用房；房屋危險需拆除重建。解放後的頭十多年裡，政府對拆遷戶充滿了歉意與關懷，所以，幾乎所有的拆遷戶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凡拆遷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變幾代同室的擁擠狀況，而且往往大大地擴大了居住面積，改善了居住條件。那時候，拆遷戶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輪到拆遷的家庭對他們也不嫉恨，因為總覺得市政建設發展得很快，不久也便會輪到自己。主辦拆遷的工作人員們那時也比較廉潔公道，很少有因受禮受賄或因「背景」、「面子」而徇私的事情發生，直到今天，人們還津津樂道一九五九年和*圖*書因修建人民大會堂而拆遷的那些住戶的可羨命運，他們不但一律遷到了比原有條件好的新住宅樓中，而且，人民大會堂建成後，他們又一律受到了市長的親自邀請，成為了那富麗堂皇宮殿的首批參觀者，並在金碧輝煌的宴會廳中受到了一次終生難忘的款待——
還有許多不能直接看到的情況，一些如葛佑漢似的人物，他們本來與一場拆遷並無關係，但他們就像蒼蠅撲向變質的鮮肉似的，聞味而至，與拆遷部門的人打得火熱，從中得到好處；當然，更有一些為官的、有錢的、近水樓台的人在幕後進行著微妙的，或公然違章的，或表面上符章而實際充滿「貓匿１」的勾當，結果是一些與拆遷無直接關係的人從拆遷中大獲利益，而一些與拆遷有直接關係的老實人、懦弱者，卻被剝奪了某些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應得的好處——
這些住在古舊擁擠的平房中的普通市民，既然不可能像大機關的幹部那樣，有機會分到新樓單元，他們便只得寄希望於拆遷，故而他們經常把拆遷作為一個話題，隨時展開著牽心掛肺的議論。有的企望著在自己那一帶蓋劇場，有的企望著有自己那一帶蓋旅館——侯家那一片的居民，則企望著在東單十字路口早日修建立體交叉橋。
隨著人們見識的增長，拆遷中的戲劇性因素，特別是鬧劇和悲劇因素也不斷地增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