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蘇軾或是歐陽修等人,也許因為在舊法派中是很受歡迎的文人,因而新法派往往被當成歷史中的「壞蛋」。
套用蘇洵的話來說,合王安石與蘇軾於一身的人,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
我亦豈久長
新法是一種改革案,因為全新實施,所以有各種麻煩的手續。要低利借款,需要複雜的文件,這在現今也是同樣的情況。當時的人們對形式手續的繁雜似乎也很困擾。因此,對新法的評價也不能算好。蘇軾被流放的罪名「朝政誹謗」的其中一項,就是他曾在詩裡諷刺說,連鄉下人也要為辦理手續而過半年的城鎮生活,結果孩子們的鄉下腔都沒有了。
王衍(公元二五六~三一一年)傾心於老莊思想,雖為宰相,但從不管政治,因而被石勒大敗,使西晉滅亡。被俘時和-圖-書,他以自己不知世事而卸責,石勒一怒便殺了他。
——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這是其中的詩句。由於兼併,貧富差距增大。如果沒有健全的中型自耕農,便沒有人繳付稅金。兼併土地的大地主,大半都是「官戶」,因而在稅金方面享有優待。國庫困乏的情形只有愈來愈發嚴重。這種兼併不得不摧毀,而俗儒、也就是官僚們卻不知變(世事的移轉變遷),未曾謀求對策。
兼并無可摧
流芳祇須臾
唐朝盧杞在想要重建財政的意義上,與王安石相似,但如果國庫吃緊,大臣就必須講求對策。盧杞的對策畢竟是臨時的、強制性的。相較之下,王安石則是樹立基本的政策,然後遵循之。他的「新法」裡有很嚴整的和-圖-書哲學。儘管反豪族的利益,但要達到的重大目標遠高過他們的利益。他還未在中央政府占有一席之地以前,曾作了一首題為「兼并」的長詩,內容是擔心中小型自耕農因高利貸而不得不放棄土地,土地將繼續集中於少數的大地主手中。
明朝的李卓吾把王安石和司馬光作一比較,認為司馬光的反新法論既是杜撰,又無力制止神宗改革的企圖,因此他並沒有判定孰優孰劣。
已矣兩可忘
大病後的翌年,元豐八年(公元一〇八五年)三月,神宗崩殂。十歲的哲宗即位,由皇太后攝政。她很討厭新法,新法因而一再被廢止,新法派的官僚遭到左遷。政壇成了舊法派的天下,司馬光理所當然地成為宰相。蘇軾被召回中央,由中書舍人成為翰林學士,在國政和*圖*書中樞占有一席之地。
取慰此流芳
這個批評顯然不適當。
況復病在床
從還是地方官的時候起,王安石就已在思考對策。那就是「新法」。他不像盧杞那樣臨時聚斂。
這位佛教信徒很平靜地死了,他自創的新法一再被廢止的消息必然在一年間傳入耳中。然而,讀這首絕筆詩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很達觀。
老年少忻豫(快樂)
新花與故吾
新法當然「急進」,以致給人一種「過激」的印象。王安石也被視為這一種人。他不修邊幅的性格招來許多誤解。
俗儒不知變
因此,蘇軾在舊法派中也處於一種微妙的立場。
蘇洵重視禮儀,hetubook•com.com曾蒐集有關禮的文獻,編著了《太常因革禮》百卷,因此對王安石無視禮儀的態度很是生氣。他一時氣憤,指斥王安石是一個合王衍與盧杞於一身的人。
因而被看作是一個激進的人,一旦熱中於工作,便不修邊幅。至少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王安石是一個舉止不端莊的人。難得有這樣的懶蟲,蘇軾的父親蘇洵批評他: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令人疲憊。回到舊法時,蘇軾因「免役法」已固定下來而主張應該繼續實行,但不為採納。舊法派非得完全顛覆新法,否則便不能甘心。
王安石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並不像醉心老莊的王衍那樣不顧政治。連臉也不洗,正因為熱中於政治改革。蘇洵的批評或許指的是王安石想歸隱而獲准這件事。但他身居要職時就拚命努力,去職之後才繼續信仰的生活,並未像王衍那樣沉迷和_圖_書於老莊清談,卻又身居要職。
——當兩分其過。
由於皇太后憎恨新法,自然對王安石也有所怨懟。但是,王安石隱居已近十年,她的怨氣大概也幾乎消散了。
盧杞是八世紀後半的唐朝宰相。國庫困乏,他曾強制性地向長安的富豪借錢,徵收市場四分之一的存貨,發行一種千文中先扣除五十文的「除陌錢」,增設房屋稅等,招致世人的痛恨。後來遭到彈劾,左遷後死了。
——是不近人情者。
雖是舊法之世,但等哲宗長大親政後,又再度成為新法時代。宋朝滅亡是由於其動盪不定,而伴隨而來的黨爭才是肇因。這並不是王安石的責任。
汲水置新花
神宗死後第二年,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四月,王安石過世了。朝廷贈與他身為臣子最高的職位「太傅」。下面這首詩據說是他的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