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的全是事實，當然，重點是辯賀卿華說「巴格牙路」的來龍去脈。
林彪事件當時對我們這些老百姓來說，真是如同晴天來了個大炸雷，那消息傳來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敢相信。太出人意料了！後來，林彪問題的材料一批一批地下發傳達後，大家才慢慢回過神來，在思想上確認「林副統帥」也變成反黨叛國之徒了。
我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那群人中有人在叫這記者什麼，記者便對我們說：你們幾個人都不要離開，等一下我還要問你們的。
的確，竟然會讓那份攻擊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公諸於世，就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特點。
那群人又大概是觀看了雲麓宮後，又折了回來，朝原來的路走了。
這類虛張聲勢的把戲，甚至我與我的青年近衛軍夥伴也搞過。例如，前面章節中我說到的，為表示對「省無聯」的同情與支持，我與市第七中學的幾個紅衛兵，一時興起，也以「青年近衛軍第２８團」的名義，在大街上貼過幾張支持「省無聯」標語之事。而這什麼「青年近衛軍第２８團」則純是我們幾個聊天時突發臨時想法的產物，從未真正搞過，而且，標語貼完，這虛構組織的任務便告終。為什麼起了這個「２８團」的名字？是當時聽說林彪副統帥在紅軍井岡山時期曾領導過紅軍第２８團，故借來一用。後來，有人反映到青年近衛軍總部，說大街上冒出了一個不在組織序列中的「青年近衛軍第２８團」，而且擅自支持「省無聯」，總部派人一查，知道是我們這些原在總部「紅色尖刀排」的人幹的，便訓了我們一頓。
兩個警察看住了我與韓兄，不讓我們再說話。
當記者還欲問什麼時，一個警察過來，要向他說什麼，那記者隨警察就走了。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項目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
所謂「五．一六」，起始不過是北京一個只有幾十名激進「極左」、有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傾向大學生的紅衛兵小組織，他們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在北京貼出了一批「砲打周恩來」內容的大字報與傳單，爾後又在北京鋼鐵學院其「五．一六紅衛兵團」總部裡召開過有幾名外地同觀點紅衛兵參與的部署「砲打」的會議，會上，又搞了一個籌備發展其組織的成立各路「方面軍」（仿效紅軍時期的「方面軍」建制）的人員名單。其實，那名單上的各個「方面軍」，也就都是只幾個、十幾個紅衛兵成員而已，如其所謂「第八方面軍」成員，則不過就是串連到北京偶而參加了「北鋼會議」的長沙市一中幾個中學紅衛兵。
清也罷，批也罷，辦我的「學習班」也罷，我當時也無所謂了，反正這又不是我個人做了什麼壞事醜事，而是整個造反派的事，只要莫將我的自由剝奪，就隨他去。何況對那批判，經過「一打三反」，也早聽麻木了，不會對自己構成多大的心理打擊。
沒過幾天，人們都知道是林彪出事了。
抓「五．一六」運動，也是文革中一件離奇的事。可以讓成千成萬的紅衛兵鬧造反，但那幾十個狂熱極左紅衛兵的活動，卻不知何故，竟然導致了中央高層長久的關注，而且，為此事還在全國範圍內搞得沸沸揚揚，並累及了那麼多無辜的人們。特別是國內形勢已趨向平靜了的一九七一年中，卻仍又在全國掀起清查運動，而且其聲勢更大、範圍更廣，真令人莫名其妙。
至於，玩「少數派」時髦遊戲卻並不真是認真者，文革中是常有的。在文革初，湖南大學紅衛兵造反剛剛獲得第一個回合的勝局時，蘭州大學附中一個姓王的中學生紅衛兵，串連到長沙後，便出頭做了一個當時反對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少數派」，寫了一份名為《砲轟「湖大」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與湖南大學紅衛兵和當時的主流觀點叫板，而為省委市委作辯護。當時紅衛兵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砲打」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司令部」，可這位小將卻反潮流要「砲轟」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司令部」。一時，這位姓王的中學生立馬成了省委市委領導心目中的革命紅衛兵，不僅大力讚揚他，還為他的大字報變為傳單張貼，無償迅速提供印刷廠等服務，而且派員與他聯繫，使這個來長沙串連的中學生，出足了風頭。但以後，湖南的文革卻再沒有了他的痕跡，因為他的遊戲玩完了，走了。
查了一段，自然沒查出什麼他們需要的東西。但當時，全省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在升級，到處又是轟轟烈烈的大標語，宣傳清查「五．一六分子」。已全部將侯川江等造反派分子踢出、而換成由文革前的黨支部成員與政治骨幹分子組成的廠革委會，也在廠裡搞了幾次批判大會，讓我與侯川江等再次成為受批的靶子，那批判的內容，則仍是「一打三反」時批判的那一套，無非是說我們「造了無產階級的反」之類。
我們被中斷的愉快心情，又慢慢回來了。貫穿著知識交流的聊天，繼續又進行。
到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間，根據中央的再次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各行各業包括軍隊在內都不例外，無處能免。結果，那場運動在全國「清查」揪出了數以十萬計的「五．一六分子」。而這些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都是不知「五．一六紅衛兵團」為何物的無辜者。而之所以被當成「五．一六分子」，則完全是他們所在單位的領導為體現自己在執行中央指示，而將一些平htｔps://www.ｈeｔｕｂｏok.ｃｏｍ.cｏｍ日「有問題」的人，再戴上一頂「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而已。
一個警察對他說：你不要鬧，先跟我們到分局去，你就知道你犯了什麼法！
但是，林彪問題的文件材料中，真正最令人驚駭莫名的，則是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那材料之中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許多咒罵毛澤東、攻擊國家當時社會制度的語句文字，甚至使照本宣科讀文件的人，其聲音也要嚇得變小。
那瘦高個又問：剛才誰在說「巴格牙路」？
然而，北京卻還是由此很早就搞了一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關於這場抓「五．一六」運動的起源與終結，據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事》一書中說：
「五．一六」問題愈是嚴重擴大，所謂「五一六」反革命組織問題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
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總算還好，沒搞幾個月，就偃旗息鼓了，因為，發生了比「五．一六」更嚴重的事情：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事件。
抓「五．一六」，毛主席講是極少數，「王、關、戚」已經抓起來了。但一開始可不是那樣，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師大的報告毛主席也批了，江青和謝富治出面召集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極左四十天。毛主席一批就沒有「五．一六」了。
不知是誰說起了日本語的話題。賀卿華正在學日語，他一下子就成了話題的主人，旁人便只能成為向他提問的學生了。
那警察不屑地說：到分局，你們就會曉得的。
然而，後來毛澤東對「五．一六」公開砲打周總理一事，發了幾句話，指責了「五．一六」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姚文元又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反使這小小的「五．一六」在全國有了點名氣。
我說，我們走吧。管他什麼記者不記者，我們又冇犯什麼事，他有什麼權力不讓我們離開？
我們連忙告訴他：是工人。
以後又有一次，汪東興找吳德去閱看毛澤東對市裡有關北師大的一個報告上的批示。毛澤東的批示又批評北京市，說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報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澤東在旁批寫道：這就好了。
到公安分局後，我們三人被單獨審問。
另一個警察又對我與韓兄說：你們兩個也不要動，跟我們走！
聶說：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鋼桿造反派。
市裡還專門組織了一批專為清查「五．一六」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向他們認為的重點單位分別派出這些「宣傳隊」，以領導被派駐單位的清查運動。這個什麼「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實際就是文革前傳統的政治「工作隊」，而不是其名稱字義上的什麼「宣傳隊」。我們小小的機修廠，據說成了工廠所在行政區裡的重點，故也來了一支七、八個人的「宣傳隊」，與廠革委會一起，來清查我們廠裡的「五．一六」問題。當然，重點又是我，並單獨為我一個人辦了一個星期的「學習班」，一群人圍著我，天天讓我交待「問題」。後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那個原為一家工廠車間主任的「宣傳隊」隊長告訴我說，他們在來我們廠時被告知，我是一個「非常的目標」，因為，據說我與北京的「五．一六」有直接聯繫，因為，人們從我口中聽到過許多北京紅衛兵的情況，而且，北京「五．一六」兵團的那個什麼「第八方面軍」，即是長沙市一中的紅衛兵「齊衛東」戰鬥隊，而我原來就是從長沙市一中初中畢業的，想必我與一中紅衛兵會有緊密的聯繫；再有，那個寫了《中國向何處去？》文章而被判了重刑的中學生紅衛兵楊曦光，也是我的一中同學；更重要的是，我本人就是一個曾做過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造反派頭頭，還散佈過什麼「工人無祖國」的「反動觀點」，等等。因此，那「宣傳隊」來攻克的目標，也就是我。
韓兄說：請問一下，我們犯了什麼法，為什麼要抓我們？
賀卿華大喊：你們要幹什麼？我犯了什麼法？你們怎麼亂抓人！
這一來，謝富治很緊張。
途中，有幾個人要去廁所，則離開了。
過了一會，當賀卿華還在給我們大談日語知識之時，那個拿照相機的瘦高個，突然又來了。他走到我們面前，指著賀卿華，厲聲問：剛才你在說什麼？！
他特別又指了指賀卿華：你更不能離開！
但後來發生了兩件事，則惡化了我已不安寧的狀況。
在文革中鬧造反與紅衛兵活躍時期，那些什麼「司令部」、「戰團」、「兵團」之類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機構，相當多部份，其組織成員往往就只有那麼幾個人、十幾個人。拉大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作風，三個人一起就敢稱「兵團」，五個人一集合就能自封「司令」。這所謂「五．一六紅衛兵團」也就這麼回事。
一九六八年的時候，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成員章含之向毛澤東寫信，告市裡謝富治的狀（謝當時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她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是「五．一六」一起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卻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章含之教毛澤東讀過英語。毛澤東當時對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說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要周總理出面去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毛主席還說：「五．一六」從極左跳到極右。
那警察還對我說：當日本乒乓球代表團的友人來了時，向和圖書他們說什麼「巴格牙路」，可是破壞國際關係囉！
長沙市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一開始，棒子就又一次落到了原造反派骨幹的人們頭上。因為，「五．一六分子」的來由，是以「造反」、「紅衛兵」與「砲打」之類特徵構成。於是，原來被弄進過「一打三反學習班」的許多造反派分子，又一次成了被審查對象，那些被審查的內容，也無非又是文革中造反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情。
我連忙辯解：一，我們不知道路過的是日本乒乓球代表團的人；二，賀卿華說「巴格牙路」，並非針對那些日本人，而是向我們自己幾個人講解日語知識。
沒錯，曾在長沙市文革中發揮過很大影響的長沙市一中紅衛兵，有一些確是我初中時的同學，楊曦光也是我的同年級同學，對於他們當時的觀點，我也曾有一些是贊同的。然而，同學歸同學，可是，那陣我們的確沒有任何聯繫，他們忙紅衛兵運動，我忙造反派工人的事，能夠進行交往的，只有在精神上對他們的關注了。所以，「宣傳隊」轉彎抹角問我這些事時，我都坦然地全告知他們實情。當然他們開始是不相信的，但，我相信他們在經過調查後，也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將我劃到「五．一六」中去的。
自「一打三反」運動結束，我獲得自由，回機修廠上班工作後，不到半年，又成為了公司與廠裡專案組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對象。這一次雖然沒有辦什麼「班」了，但暗中對我的所謂「內查外調」則又開始了。後來知道，這次重點，是查我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什麼聯繫。因為平日，我在廠裡說到文革紅衛兵的事時，什麼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什麼首都紅衛兵一司、二司、三司的情況，都能說得出，而單位那些黨團骨幹與政治積極分子們對此卻又那麼陌生，他們也從來不會知道，也不會認為，那些情況是能從紅衛兵小報、傳單等資料中，就可以獲知。
「一打三反」運動結束後，我獲得了人身自由，回到廠裡繼續做我的機修工。可是，沒幾個月，又來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也是中央指示的。
這「五．一六分子」名詞，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之前，已成為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有問題」者，都往裡「裝」了。
我們幾個都看清了，是徐寅生。
我們也都覺得安心了，因為，看到的是徐寅生，是乒乓球。
大概，我就是屬於那「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分子」之一。
但是，開了若干次小會，也沒發現有什麼登記表和組織情況等線索。
那天，我們聚到了後來岳麓山頂的雲麓宮前，坐在一塊石碑旁海聊。
文革造反高潮中，湖南大學也出過一位人物，就他一個大學生，卻以「紅色獨戰隊」的名義，在市中心張貼過許多聳人聽聞的大字報與標語，那大字報稱「據現有資料，張平化絕不是一個走資派！而是毛主席的好幹部！」而在當時，「打倒」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不僅已是各派造反組織的共識，而且此舉也已受到中央的支持，可是偏偏也有人來唱唱反調尋開心。當然，這位玩時髦少數派遊戲的大學生，後來也並不真正搞什麼文革反潮流組織，而是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這次，我們突然看到，那群人中，有一些像日本人，更有一個在電影與報上的照片中熟悉的人：中國乒乓球著名教練徐寅生！
後來，韓兄也很快回來了，但賀卿華卻沒能回。
賀卿華堅持不走。我與其他幾位朋友也都又覺得賀卿華是正氣，值得讚賞與支持。
但到底有沒有一個經過填表的嚴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這卻是清查過程中發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產物。
那個記者四處看了看，問我：你們還有幾個人呢？
岳麓山上發生這一幕，我當然不想對人說什麼，因為，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而人們聽了，只知道你「被公安局抓了」，僅這一點，當時，就足以讓人家害怕了。不如不說，反正苦難已經過去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的某天，有一位為省革委會舉行的緊急會議當服務廚師的朋友，私下向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朋友透露：中央出大事了！有一個大人物出問題了！
約二個小時後，那警察又來了，對我說：你沒有事了，走吧！
不料，一會兒，二輛滿載身著紅領章與草綠制服的警察的邊三輪摩托車，突然駛到了我們面前，五、六個警察與那個新華社記者從摩托車上下來，徑直走到賀卿華面前，記者指著賀卿華說：就是他！
後來知道，賀卿華被押回他所在的益陽市公安局，關了半年，才放他回家。關他的理由，一是認為他是犯事人，「巴格牙路」是他說的；二是因賀卿華自感冤枉，那態度自然始終不能令公安局滿意。所以，雖然終於弄明白這「巴格牙路」事件是怎麼回事，也還要關他幾個月。在一個沒有法制的年月，警察無故逮人也是常有的，即便公安局完全搞錯了，他們也不會認帳認錯的，而只會讓受冤的人白白挨整。
賀卿華「休克」了一小會後，連忙向那記者解釋他說「巴格牙路」的來龍去脈。
言下之意，既然是徐寅生與他的乒乓球同行，那記者無非是陪同的，這會有我們什麼事？
清查「五．一六」的高潮中，有天，國營食品公司的聶常茂——也是我們在做「青年近衛軍」時的夥伴、好朋友，他帶來他們單位的一個三十多歲的王某找到我，說請我幫王某一個忙。原來王某在文革高潮中，竟就有了收藏意識，特別喜歡搜集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袖章與符號，大概那時他就想到了它們會有文物價值。他不知從哪兒弄到了一個「湖南五．和圖書一六兵團」的紅底黃字符號，結果被他們單位的清「五．一六」專案組知道了，向他追問這符號的來源。可他是文革高潮時搜集的，誰知是哪個給他的，他也弄不清了。專案組則說：你弄不清，那就自己認罪吧，交待在何時何地經何人介紹加入的這「湖南五．一六」的！
賀卿華卻不同意。他說：走什麼？我們光明正大，也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走了，倒顯得我們好像……
瘦高個突然掏出一個本本，對我們揚了揚，說：我是新華社記者，你們剛才誰在說「巴格牙路」？必須給我講清楚，為什麼要說「巴格牙路」？你們不要想抵賴，我親耳聽見了的。
關於林彪問題的中央文件，當時是嚴格按級別一層一層向下傳達的。到了全體群眾都可以去聽那傳達時，則就是已幾乎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有個研究毛澤東的歷史學者說：毛澤東是一個多變的而又頑強的、極現實的而又不可捉摸的、高深莫測的歷史巨人。
第一件事，不經意竟與中國乒乓球教練徐寅生的名字有點兒關聯。
那警察便不問了，讓我在問訊記錄上簽名。然後，走了，讓我一個人待在那間審訊室。
審我的是一個年長的警察，一臉職業冷峻，話不多，但說話還是很和氣。
賀卿華的這「巴格牙路」一案，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與再後來打倒了四人幫後，均獲得平反。他隨即也考上了研究生，專攻機電，現在，他在一所重點大學做教授，並主持了大學牽頭的一家年利潤過億的智能機械公司，任董事長。他的才華終於找到了施展的天地。
由此，對王某持有的那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我便不以為是個什麼大問題。
新華社記者！
對此，我當然作過爭辯，可是，我說歸我說，他們批判我時，卻仍按他們專案組的說法講；並且又整了我的材料，也不知上面寫了些什麼。後來到批林批孔運動為我的問題平反時，他們向我交出了這些材料，我懶得清理，讓他們在群眾大會上，當眾一把火燒了。
我連忙說：他們早就回去了。
我說：我們幾個一起來的……
賀卿華高興地說：看，是徐寅生！
那記者聽罷，又問：你們都是些什麼人？
他問得很簡單，就是我們在山上到底說了些什麼？
其實韓兄等人是知青，但我們怕那人抓住知青做文章，纏著追問為什麼知青不回農村，而滯留在城裡。因為，那時，知青已成為了「鄉下人」，按政策，農村「鄉下人」不能隨便進城，需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以上組織的允許證明，才可以堂堂正正待在城裡。
至今，我還沒弄懂，當時毛澤東為什麼會同意讓這樣一份嚴厲惡毒咒罵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的材料下發，而讓全國人民都看看的？要知道，當時，即便是要批判某些「反動」的文字，一般只是在批判文章中，選擇性地偶爾沒頭沒尾地露出幾句，只使其作為批判文章的微微「陪襯」而已，這種讓「反動」的文字全然並全部公佈的事，以前是絕無僅有的。
賀卿華在說這些之時，那群來人中有一個拿著照相機的瘦高個，正經過我們面前，他看了看賀卿華幾眼，停頓了片刻，但也沒表示什麼，仍走了。
那警察臉一沉：你是不是還想留在這裡？！
可是，我卻到至今也不知道那傳達報告究竟是怎麼說的，因為，廠裡將我列入到不能聽這傳達的幾種人之中：即什麼四類分子、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分子。
大齡青年王某在文革中，是聶常茂的單位同事，還是聶領導的「青年近衛軍鋼三連」之部屬。由於他的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好像是資本家之類，所以，若有什麼政治麻煩惹上，他是很害怕的。而這個他說不出來源的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問題，就讓他非常的不安與緊張，害怕自己會被打成為一個等同於反革命的「五．一六」分子。為此，他便找比他年齡要小七、八歲卻是他的頭兒的聶常茂求救。其實，聶常茂的父親，雖是工人，卻在歷史上也做過一段時間國民黨員。因此，他雖是他那個組織的實際負責人，但在名義上，卻只是副手，一把手則是一位出身無產階級的青年工人。
我問：王某何許人？
一會兒，警察們便將賀卿華、韓兄與我三人，分別押上了三輪摩托車，我與韓兄在一起，賀卿華在另一輛車上。然後，三輪摩托風馳電掣般向山下駛去。
韓兄則說：賀卿華，你莫天真浪漫！他是新華社的，誰知道他要搞什麼名堂？我們憑什麼要奉陪他？
兩名警察立馬將賀卿華反臂扭住。
其實，當時我就不認為長沙會有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也認定那不過就是長沙市有些對中央嚴厲指責「五．一六」甚為不滿的激進紅衛兵，在情緒抵觸之下，故意搞出的一個表示對抗的虛構組織，之中，甚至還不排除不計政治觀點卻喜歡玩引人關注的「少數派」時髦遊戲者的作為。因為，對當時文革運動發展形勢比較關注的我，從沒有在大街上見到過這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活動痕跡，甚至也從未聽說過。相反，真正的北京五．一六兵團下屬組織「第八方面軍」的那幾個中學生——長沙市一中的紅衛兵「齊衛東」戰鬥隊，則原來都是公開搞活動的，她們的旗號就是「一中齊衛東」，也不用什麼「五．一六」。
聶常茂馬上想到了我，因為他與我是在政治上與生活中都很接近要好的朋友，而我的父親是中共老黨員的情況，他們都知道。聶對我說：王某出身不好，這個「五．一六」符號問題，足可以讓和圖書他倒大霉，弄不好還會成為「五．一六」典型給抓進牢房；你（指我）父親是硬梆梆的老黨員，他們不能把你怎麼樣，是不是你幫王某頂一下，讓他說那符號是你這兒給他的，以讓王某「脫湖」（解脫之意）？
不過，在我們長沙，整個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相對比較「一打三反」運動，那還是要溫和得多了，一則，這「清查」大多為專案組進行調查活動，「學習班」雖也辦過幾天，批判會也開了二次，但那氣氛遠沒有「一打三反」緊張，也沒有公開抓人捕人，更沒有以此殺人。第二，「五．一六」涉及到的人，比「一打三反」要少得多；「一打三反」涉及到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幹與頭頭，而清「五．一六」，重點只與少數如我這樣既是造反派，又偶爾讀些馬列的書、並關心全國文革形勢的造反派骨幹分子有關。當然，其他的造反派骨幹，運氣不好者，也要做一下陪襯。例如，有些造反派骨幹所在的單位，實在是找不出一個與「五．一六」有絲毫關聯的事，便就拿了他們開刀，讓他們重新交待原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已說過無數遍了的那些造反活動事情，或將一些捕風作影的事，上綱上線拿來做「五．一六」的流毒來清理批判。我們廠裡有個青工，也做過造反派。不知他曾聽誰說過一些香港的生活情況，於是就到廠裡胡吹，說什麼「在香港，垃圾箱裡撿到的衣服，都要比我們這裡的新衣服還值錢」等等，結果，一頂「美化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的大帽子，扣到了他的頭上，並將其列入「五．一六」的流毒，大會進行批判。
那群人想必就是與乒乓球運動有關的人了。
林彪問題與造反派無關，《五七一工程紀要》也不可能給我們造反派帶來翻身的信息，但是，林彪事件卻帶來了「批林批孔」運動，也的的確確帶來了造反派們的再次迴光返照。
我們一見那人來者不善，便都不吭聲，不搭理他。
我們清查「五．一六」中間，還搞了「一打三反」。
這以後，江青、謝富治開了市革委各部門的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分子。
那年四月的一天，正值春光明媚之際，我與後來成為湘籍作家的韓少功的哥哥、姐夫及另外一些朋友，相約到長沙市城郊的岳麓山上去踏青，以享受春天的溫暖。之中有一位賀卿華，是韓兄的大學同學，在益陽工作。我很喜歡同韓兄、賀卿華這些比我年長、又比我有知識的人交往，從他們那兒確也獲得了不少知識與學習的方法。
那警察聽完我的辯解，眯著眼問：你是說那記者沒聽全姓賀的說的那話？
誰知，公安局對我沒有再找麻煩的事，但是廠裡的專案組欲作為一顆大炸彈，將我炸成一個「五一六」分子。專案組與廠革委會負責人，為此特在廠裡召開了批判大會，給我定了罪名，指控我「參入了一個來歷不明的社會小集團，在試圖破壞中日友好關係時，被我公安人員當場逮住，並被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還向廠裡的群眾這麼宣佈說：而「五．一六」，就正就是一個這樣的陰謀集團。
而在實際中，這「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幾十名成員，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再一次在北京張貼砲打周總理的大字報時，就被中央指示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去，並將那些學生押到公安部看守所關了近一年時間，讓其悔過認錯後，才先後予以釋放。因此，這貨真價實的「五．一六紅衛兵團」，其壽命也就這麼幾個月。
王某得以脫身，麻煩自然纏上了我。因為，單位上的人都知道我在文革高潮時，與社會上的紅衛兵組織往來多，那陣誰給我紅袖章紅符號的事太多了，我手頭上現在還有許多紅衛兵袖章，如「井岡山」、「風雷師」、「紅造會」、「紅中會」等等組織的，都給人看過，有的也讓別人拿去了，大家都是好玩，並不是那個組織的人。所以廠裡的專案組問我時，我非常坦然地告知他們，那符號是王某從我這兒拿去的，至於是誰給我的，我也記不得了。專案組雖然一時拿我沒辦法，但此事卻成了我一個懸案，入了我的檔案，假如不是後來中央又否定了清「五．一六」的問題，那這事，將會如過去的所謂「特嫌」（特務嫌疑）一樣，伴我終生。實際上，後來，專案組的人告知我，這符號的事，確也是我被廠裡定為「五．一六」嫌疑分子的重要證據。
上述吳德的書中，將中央關於「五．一六」問題的來龍去脈，基本說清楚了。至今仍不清楚的問題是，這個什麼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從一九六七年八月起，為何要折騰幾年？中央也為此在幾年中，經常有這個問題的指示文件下達，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還再次由毛澤東批示，發了一個十三號文件，搞這件事。並且，中央還又建立了一個「五．一六」項目聯合小組，繼續清查。雖說強調清查的重點是在北京，實際上，這個運動已在全國所有地方展開。
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旗）為首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六月二日，張建奇（旗）就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提出二十三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大字報貼在了許多地方。緊接著，大概是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第二件事，則是我自己惹來的，現在想來，自己也確有些荒唐。
這樣，對王某情況經過一番瞭解後，我就答應了聶常茂的請求，為王某的「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來源，承擔了責任。我當時想，反正廠裡和_圖_書已立了我的項目，再多一個「虱子」也無所謂了，反正我的確不是什麼「五．一六」，也不認為真有一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假的真不了，就多一個符號的事，也不可能打我一個真「五．一六」。因此，在王某單位根據他的交待來找我調查時，我便說了那符號是我給王某的。
我連忙掉頭，出門。
我們商量說：抓「五．一六」擴大化了，我們只好認這個帳。現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實政策，統統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給他們去掉。
那天，廠裡開大會傳達時，我原本也坐在會場中，廠革委政工組長突然宣佈：下列人員不能參加這個會，須立即退場。接著他唸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所謂四類分子、右派分子及幾個原造反派的工人。其中，就有我一個。眾目睽睽之下，退場者自然都是顯得灰溜溜的，極度難堪。我也難免此態，同時，很為氣憤卻無可奈何。
後來看資料得知，軍隊裡面清查「五．一六」的情況，比地方上甚至還要厲害，許多高級軍官竟也變成了什麼「五．一六」分子，而被清查關押，爾後還被清出部隊。由此可見，這個起初不過是幾十個北京紅衛兵鬧出的玩意兒，在經過毛澤東身邊的那個充當了「信息員」的女將的渲染報告後，卻竟然最後弄成了這麼一件全國大折騰的事，而讓數以十萬計的人們，無緣無故不同程度地深受了其害。
當那群人走過我們時，賀卿華正在解答韓兄說的一個問題。
我說：正是。
林彪事件的發生，對許多文革中挨整而被打倒的老幹部，的確是一個大好事，讓他們的命運出現了一個大轉折。實際上，林彪事件的出現，對我們造反派當時處於挨整境地的狀況，也同樣帶來了一個重大轉機，從而有了一九七三、七四年，造反派在全國範圍內的一次大反攻。
「五．一六」定性的擴大，使「五．一六」問題大無邊際，成為了全國性問題。
警察朝我一揮手：你走就是，別個，不關你的事，不能打聽！
有人還問：「聽說，『巴格牙路』並不是日語？」
賀卿華一見，莫名其妙，便說：沒說什麼？你要幹什麼？！
那記者說完便朝那群人跑去。
我們頓時都懵了。
這中間有人寫匿名信給毛主席，告狀說我打擊了造反派，要復辟。毛主席把信轉給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紅鉛筆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有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我下意識地問：我那幾個朋友呢？
他問，我答。
例如：《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說「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明顯地攻擊毛澤東是「當代的秦始皇」，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還說「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而「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砲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等等。這些話，講老實的，當時卻博得了很多人，包括我們這班造反派分子在內的不少人，暗暗地認同，認為它說出了當時社會的某些現實。這一來，原本對林彪問題無所謂、認為與我們老百姓無關的人，相反倒還感覺了林彪竟還真有些「不同」了。雖然，在各種批判林彪的場合中，大家都還是要高喊「打倒林賊！」。可以說，不論林彪、林立果究竟搞了些什麼名堂，犯了些什麼罪，但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一些話，則的確是讓億萬人，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都同時看到了有人對當時那個社會、對毛澤東所做的公開赤|裸地反對性表述，第一次看到了有人對毛澤東及其文革路線的嚴厲批判。很多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當時對社會制度問題在思想上的第一次大震盪，恐怕就是由這個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所帶來的。
見大家都不走，韓兄也只好陪同我們繼續天南海北。
韓兄也說：走！不管什麼事，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什麼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總理為標誌，實際上包括了「揪軍內一小撮」等問題在內，也就是所謂「三指向」者（運動中矛頭曾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解放軍、革命委員會的人）。攤著一項，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論了。
賀卿華則解釋：「巴格牙路」不是正式的日文，但是它確是一種日本方言，是一種罵人的地方語句。就正如，我們長沙人經常掛在嘴上的「×你媽媽」一樣的粗痞話。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指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要求進行清查和重點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幕後操縱者。毛澤東指定吳德任抓「五．一六」的辦公小組組長，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組長。
我們正在說話間，來了一大群人，還有人打著小三角旗，邊走邊嘰嘰咕咕在說什麼。
至於我們廠裡是如何知道這事的，我現在都還不清楚。也許，公安局當時就向廠裡打了電話，查問我的情況，並向廠裡通報了。
所以，我當時對林彪事件所聽到的那個傳達報告，都是同事或朋友們「二傳」給我的，而並不是正統的原汁原湯。
這出問題的大人物是誰？那廚師卻不言及，只是笑笑說：你們翻翻近日的報紙就會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