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個國家狀況的規定性，堅定地執行一以貫之的政策在英格蘭屢屢更迭的政府並不難做到。在某種程度上，目的單一性只是強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權，傲慢地確定其軍事成分得以保持的備戰的明智狀態等等，更多地都是由於其政治制度的特徵。這種制度實際上在政府出現問題的時期，將它交給一個階層——有土地的貴族階層的手中。這樣一個階層，無論其有何缺陷，總是迅速地接受挑戰並能執行一種健全的政治傳統。自然，它深為這個國家的榮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對而言，對於使這種榮耀得以維繫的共同體的痛楚並不那麼敏感。它樂意為準備戰爭和延續戰爭而加增金錢上的重荷。並且由於作為一個富裕的團體，它會感到這些負擔並不嫌多。由於並不是商業性質的，這個階層自身財富的來源並沒有立即遭受危險，它並不分享那些財產毫無保護、生意頗受衝擊的人們的那種政治上的謹小慎微——這便是天下聞名的資本的膽怯。然而，在英格蘭，這一階層並非對於所觸及的貿易或好或壞的事物無動於衷。議會兩院在仔細地關注於它的擴張及其保護方面相互競爭不已，一位海軍史學家就將海軍管理中執行權不斷增長的效率歸結為議會調查的頻率。這樣一個階層也天然地吸納和維持著一種軍事榮譽感。這在軍事組織尚不能提供為今天所稱的「團隊精神」的足夠的替代物的年代裡，是至關重要的。儘管這個階層充斥著階級情緒和階級偏見，這使得他們自己在海軍正如在別的地方一樣令人敬而遠之。然而，他們的實際思想卻使得從出身低微的階層躍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開著。每一個時代，都能找到從民眾當中的最底層躍升為海軍統帥的人物。在這一方面，英格蘭上層階級的脾性明顯區別於法蘭西的上層階級。遲至一七八九年，到大革命爆發之際，法蘭西海軍的花名冊上仍然登錄著一名軍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於去查找那些力圖進入海軍學校的人們的貴族出身證據。

作為實際目標，這一研討就在於從能夠適用本國及軍種的歷史結論中提取教訓。現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問：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國的狀況使其能夠在捲入嚴重的危險，並且由政府方面採取行動上走多遠？可以並不過份地說，自從內戰開始至今，美國政府的一舉一動都在有效地專心致志地致力於造就海上霸權之鏈條的所謂第一個環節。國內的發展，巨大的生產能力，以及相伴隨的自給自足的目標與誇耀，這些都成為了目標，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結果。在這一方面，合眾國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這個國家控制性因素的傾向，儘管並不總是能夠輕而易舉地感覺到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個自由國家，甚至很難說這種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實的代表性。然而或許是吧，毫無疑問的是，除了沒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運業中間環節，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樣缺乏。簡而言之，合眾國只有三個環節中的一個。

今天，只要看一看義大利的地理位置，並不涉及其它影響其海上權力的條件，就似乎可以發現，因為它具有廣大的海岸與天然良港，它正處在一個可以對通往地中海東岸國家及島嶼貿易航道與蘇伊士地峽產生決定性影響力的位置上。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的，並且只要義大利目前能夠控制住那些一向就是義大利的島嶼，將來就更會如此。然而，由於馬爾他在英國人手裡，科西嘉在法國人手中，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又這樣被抵銷了。從種族血緣關係與地理位置看，這兩個島嶼對於義大利而言乃是囊中之物，其合法性正如直布羅陀對於西班牙一樣。如果亞得里亞海是一條繁忙的商業航道的話，義大利的位置本來是可以更具影響力的。它的地理完美程度上的這些缺憾，再加上有損於海上權力全面而又平穩成長的其他原因，使得義大利是否能在有朝一日跨入海洋強國的前列，更加令人感到疑慮重重。

儘管如此，必須注意到，具有各種相應機構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時或彼一時的統治者的特徵，對於海權的成長已經產生了十分顯著的影響。一個國家及其民眾迄今所具有的各種特徵，構成了一個國家——正如同一個人那樣，開拓其事業的天然性格特徵。政府的行為相應地對等於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運作。這種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與鍥而不捨，或是與此相反，可以導致一個人生活或一個國家歷史的興衰成敗。

在各種限制性自然狀況中，或許可以注意到類似於義大利的那種形式——一個長長的半島，中央山脈將其一分為兩條狹長的地帶，聯結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只有對於海洋的絕對控制才能完全確保這類交通線的安全，因為根本無法知道，一支來自可見視野以外的敵軍在什麼地點可能展開攻勢。然而，只要在中央部分駐紮一支足夠份量的海上力量，就能指望在被造成十分嚴重的損失之前，攻擊那支逼近其基地與交通線的艦隊。狹長的佛羅里達半島上，其底端就是基維斯特，儘管半島地勢平緩且人煙稀少，然而，對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現的狀況類似於義大利。這種相似性或許還僅僅是表面上的，可能的是，如果墨西哥灣成了一場海戰的主要戰場，由陸地通往半島底端的交通線或許將事關重大，十分容易遭受攻擊。

他們具有許多崇高的品質，他們勇敢，富有事業心，性格節制，吃苦耐勞，充滿熱情，並且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當這些品質融入西班牙的地理與所處優越的港口的長處時，事實是它成了佔據廣大而又富饒的新世界的急先鋒，並且長期以來仍無敵手可與之相提並論。在發現了美洲大陸後一百年的時間裡，它一直是歐洲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本來是可以指望它在眾多海洋強國中力拔頭籌的。然而結果卻恰好相反，這已眾所周知。自從加入神聖同盟在一五七一年勒頒多一戰之後，儘管還投入過許多次的戰爭，但再沒有任何是有重大意義的海上勝利在西班牙歷史的卷面上光彩奪目。其商業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夠解釋在其戰艦甲板之上所顯示出的那種痛苦的並且時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無能。毫無疑問，這一結果並不應僅僅歸結為一個原因，在許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確定無疑地對私營企業的自由而又健康的發展進行了箝制與摧殘。然而，一個偉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幾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眾傾向於商業，那麼政府的行為本來也是因循此道的，廣大的殖民地也是遠離著那種專制主義的中心的，而阻礙著古老的西班牙脫胎換骨的正是這一專制主義。事實是，數以千計的勞工與上流社會的人離開了西班牙。他們所從事的海外擴張活動，給予國內帶來的別無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隊就能夠滿足其運載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產羊毛、水果與鐵器，其製造業也空白一片。

儘管這種處理本主題的方式有點不著邊際，但是卻必須承認，從事與海洋有關職業的龐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權力的重要因素。美國就缺乏這種因素，而使之成長壯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號下那龐大商業活動中才能加以奠定。

六、政府特徵，其中包括國家機構。

第二種言論涉及美利堅合眾國相對於一條中美洲運河的地理位置。如果該運河得以完成，並且完全滿足了其建造者的願望，加勒比海將會從一個終點站、一塊局部交往之地，或在最好的條件下，一條拙劣的、並不完全的旅遊線，正如它目前的狀況那樣，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巨大航運樞紐。沿著這條路徑，巨大的商貿利益將會延伸，將其它強國——歐洲國家——的利益，帶到我們的海岸，而這一點是他們以前從未做到過的。如果真想如此，再要如同從前那樣，獨自傲立於國際政局以外，就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了。美國相對於該航路的地理位置將會類似於英國之於英吉利海峽、地中海國家之於蘇伊士航線，有關影響及對於它的控制，依地理位置而定。當然，坦率地說，它與美國國家實力的中心——作為永久的基礎——比起其他強國更為接近得多，目前或以後為他們在島嶼或大陸上所佔據的地點，無論多麼強大，都絕不會成為他們實力的橋頭堡。儘管，在軍事實力上的原材料方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超過美國，然而，在眾所公認的對於戰爭毫無準備方面，它又是脆弱的；並且，在地理上臨近於這塊競相角逐之地。由於其海灣沿岸的特徵——缺乏從敵人那裡獲得安全並便利於維修一流戰艦的港口，而沒有這一點，就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軍艦能夠試圖控制這片海域的任何一個部分——從而使其失去了部分價值。一旦發生為了爭奪加勒比海統治地位的衝突，從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縱深，新奧爾良的鄰近，密西西比河河谷對於疏通水道的好處等著眼，顯而易見的是，美國的主要努力應該集中在那條河谷，以確保在那裡能得到其永久的軍事基地。但是，保護進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卻有其特別的困難。儘管唯一的兩處相互競爭的港口，基維斯特與彭薩克拉，過於缺乏深水，並且相對於這個國家的資源而言，其所處位置還要大打折扣。然而。為了完全取得該優勢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處，這些缺陷必須予以克服。而且，其相隔地峽的距離，儘管相對較少，卻仍然可觀，為此，美國將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區獲取適宜於進行緊急的或次要的戰爭行動基地的地點，憑藉它們的自然優勢，易於防守性，以及接近於這個戰略問題的中心，從而使得美國艦隊同任何對手一樣，始終臨近於現場。隨著進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護，掌握了此類的要塞，並且在它們與本土基地之間的交通線能夠暢通無阻，簡言之，已進行了恰當的軍事準備，擁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麼，從其地理位置與實力出發，美國在這一領域的優勢地位就將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

維爾納夫當值的那一天就要來臨，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亞拉，會不斷抱怨為其艦隊所拋棄不顧了，我們趨向於懷疑這一致命巧合的某種隱秘的原因。在眾多的名聲顯赫的人物中，居然發現如此之多的海軍統帥與艦長們發出諸如此類的責難，這是不正常的。這一天，如果他們當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與我們對於那場災難的記憶相聯，我們或許可以肯定，這並不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錯誤。反過來，我們應當抨擊他們所投入的那些行動的性質，以及為法蘭西政府所明確規定的防禦性戰爭的制度。這一點，皮特在英格蘭議會中就宣稱為某種毀滅的先期徵兆。當我們指望拋棄它時，這種制度已深深地滲透到了我們的習慣之中。換言之，它削弱了我們的武裝，破壞了我們獨立自主的能動性。我們的小型艦隊肩負著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懷有逃避敵人的意圖而出港開赴的情況已經司空見慣，隨之而來的便是惡運立即降臨，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的艦隊才投入了戰鬥。他們屈從於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運氣本來會在各支艦隊之間徘徊得更久長的，並且不會最終如此不利於我們，如果在半途與納爾遜不期而遇的布呂埃斯能毅然決然與之大戰一場的話。由維拉雷和馬丁指揮的這場磕磕碰碰、膽小如鼠的戰爭只是由於某些英格蘭海軍將領的小心翼翼與舊式戰術的傳統，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羅河戰役的爆發，正是體現了這些傳統；決定性行動的時刻來臨了。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個國家處於這樣一個位置上，即既用不著被迫在陸地上奮起自衛，也不會被引誘通過陸地進行領土擴張，那麼，由於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單一性，與一個其四周邊界皆為大陸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備了一種優勢。這一點，作為一個海洋強國，英國就擁有對於法國與荷蘭的巨大優勢。後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維持一支龐大的陸軍的必要性與為維護其獨立而發動代價高昂的戰爭，消耗得所剩無幾；而法國的政策總是莫衷一是，有時尚能明智，有時就十分愚蠢，這無論從其海洋還是大陸計畫看都是如此。這些軍事行動徒費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與持續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卻能增加財富。

半個世紀以前，薩利，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畫為「作為一個腿與胳膊強健有力，然而心臟卻無限衰弱與疲軟的國家之一」。自從其誕生之日起，西班牙海軍就不僅遭受到災難，而且還被一掃而光；其國家不僅蒙受了奇恥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後果是，航運業損失殆盡，製造業也隨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種支撐，不只是取決於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業——它們可以承受住許多壓倒性的打擊，而且取決於通過來自美洲的運寶船滴淌不息的細細的銀流。只是這些船隻本身時常輕易地遭受到敵國巡洋艦的攔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損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動癱瘓達一年。當尼德蘭大戰曠日持久之際，荷蘭人對於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過漫長而又代價高昂的陸地行程而不是通過海路來派遣它的軍隊。同樣的原因又使得它陷於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致於通過一項與當代思維格格不入的相互協議，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蘭船隻來供應，由此又維持住了他們國家的敵人。作為回報，荷蘭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場上倍受青睞的香料。在美洲，在得不到國內的援助的情況下，西班牙人竭盡所能地躲藏在城堡後進行自我保護；在地中海，他們得以免受屈辱與傷害，主要是由於荷蘭人的漠不關心，因為法國人與英國人還沒有為那裡的控制權而展開競爭。在歷史的長河中，尼德蘭、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馬尼拉與牙買加，在此一時或彼一時，從這個並不擁有航運力的帝國紛紛易手。簡而言之，儘管西班牙在海洋上的無能或許本應當主要成為其全面衰落的一個徵兆，然而，它卻成為了促使其跌入這個至今它還沒有完全冒出頭來的深淵的明顯因素。

在某種程度上，英國現在就是這樣一個國家，荷蘭也是這樣一個國家。如果能僥倖逃脫的話，它就不會付出代價。「在和平時期並且也擔心鬧翻」，他們的偉大國務活動家德維特寫道：「然而，他們卻永遠也不會決心明確到足以使他們事先在金錢上作出犧牲。荷蘭人的性格就是這樣，除非大禍迫在眉睫，否則，他們就不會為他們的防務支付錢財，我與這樣一幫人打過交道，在應該節省的地方，他們隨心所欲地大肆揮霍，在應該有所花費的地方，他們又經常惜財如命。」

比起這些歐洲南部的國家來，英國人與荷蘭人並非不想發財致富。實際上，每一個國家都被依次稱為「店主之國」。然而，到目前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樣，這一嘲諷應完全歸功於他們的明智與果敢。他們並不缺少勇氣，並非缺乏敬業精神，也不是沒有耐心，實際上，他們更具有忍耐力。正是憑藉於此，他們追求財富不是通過刀劍，而是通過勞作。這也正是那一綽號當中所隱含的意義。因此，他們選擇了通向財富最為漫長而非最為快捷的道路。然而這兩個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種族，還具有其它品質，雖不如剛才所雲的特徵那樣重要，卻能與其周邊環境融為一體，有助於他們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們都是生意人、交易者、製造商與談判家，因此，在其本土與海外，無論是定居於文明國家的港口，或者是東方野蠻國家的口岸，還是他們自己開拓的殖民地，他們都在到處努力榨取陸地上的各種資源，竭盡所能地開發與增加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稱之為店主——那種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續不斷地尋求新的可供交換的物品，這一探索加上經過世代艱辛勞作培養而成的勤奮性格，必然促使他們成長為製造者。在國內，他們由於成為製造商而顯赫榮貴；在海外，凡所控制之處，土地更是富足，產品成倍增長，本土與殖民定居點之間必不可少的溝通與交換需要呼喚著更多的船隊。因此，他們的航運業隨著這些貿易的需求而持續看漲。而那些對於海洋事業並不那麼投入的國家，甚至於法蘭西本身，儘管它是一個大國，卻都得需要他們的產品以及渴求他們船隊的幫助。就這樣，在許多方方面面，他們逼近了海上霸權。由於其他政府的干預，這一順其自然的趨勢與增長確實時常被加以扭轉與嚴重的扼制。這些政府對於其本國民眾只能依賴於人為的支持才能佔有的繁榮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為的名義下，這種支持將會被視為是在刻意創造海上霸權。

就海上霸權的形成而言，它並非指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平方英里的總數，而是必須加以考慮的海岸的長度及其港口的特徵。關於這些，據稱，在地理與自然條件一致的情況下，依據人口多少而定，海岸長度就成了強大或弱小的癥結。在這一點上，國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備部隊必須被派駐於城郭之上。在美國南北戰爭中還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數眾多就如同其好戰一般，有一支能夠作為一個海上強國且與其他資源相稱的海軍，那麼，其海岸的巨大規模與擁有為數眾多的港灣本來是能夠成為龐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合眾國的民眾和那時的政府應該對於封鎖南方整個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慶幸。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功績，一項十分了不起的功績。然而，如果南方人口更多且是全民皆海員的話，本來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所說的那樣，這裡所要顯示的並非這樣一項封鎖是如何得以維持的，而是只有在一群不僅不習慣於水性，而且為數甚少的民眾面前，這一封鎖才是可能的。那些能回想起封鎖如何得以保持，以及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參與封鎖艦船等級的人，深知這一計畫，在那時具體的環境中尚屬行得通，然而，在一支真正的海軍面前卻不可能得以執行。合眾國的艦船沿著海岸稀疏地分佈著，相互無法支援，它們單獨或一小組地堅守各自的陣位，面對的著卻是廣闊的內陸水路交通線絡，這一網絡對於敵軍的秘密集結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線的背後就是漫長的港灣，四處散佈著固若金湯的堡壘，依賴它們，敵軍艦船永遠都可以為了逃避追殺或尋求保護而退據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軍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這些優勢，或者合眾國方艦船零零落落的劣勢，後者本來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們當時那樣配置的，並且還將可能集結以進行相互支援，從而為https://www.hetubook.com.com南方商業打開許多小的但卻有益的途徑。

已經看到的是，荷蘭共和國從海洋中提煉出了它的繁榮與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過了英格蘭。其政府的特徵與政策就是遠不那麼贊同持續地維持著海上強權的地位。荷蘭由七個省份組成，其政治名稱又叫著聯合省，其權力的實際分配可以為美國人大致描述為《各州許可權》法案的一個誇張的事例：每一個瀕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艦隊和艦隊司令部，以及隨之而來的猜忌。這一非組織化的趨勢部分地由於荷蘭省的巨大優勢地位而抵銷了，光是荷蘭省就提供了整個國家六分之五的艦隊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稅收。結果，其在指導國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應比例份額的地位。儘管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操，能夠為自由作出最後的犧牲，然而，民眾的商業精神卻浸透了政府，以致確切地說，荷蘭政府應被稱為一個通商貴族集團。這使得這個政府厭惡戰爭，憎恨為進行備戰所必需的每一筆開銷。正如前面所說的那樣，直到危險迫在眉睫，這群市長大人們才肯為著他們的防禦戰而勉勉強強打開腰包。儘管共和國政府最終得以延續，然而，對其艦隊的開支卻是厲行節約最不講究的。直至一六七二年約翰．德．維特去世以及一六七四年與英國締結和約，荷蘭海軍處於一個在數量上和裝備上能與英法聯合海軍平分秋色、分庭抗禮的地位。這一時期荷蘭海軍的效率無疑使這個國家免遭為那兩個國王所精心策劃的毀滅的命運。隨著德．維特的去世，共和國時期也就過去了，隨之而來的實際上是威廉．奧蘭治的君主制政府。這位君王的畢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蘭西強權的擴張。這一抵抗採取了陸地戰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興師動眾——這一趨勢完全是由英格蘭退出戰爭而引起的。早在一六七六年，德魯特海軍上將就發現分配給他的部隊無法單獨與法蘭西抗衡。由於荷蘭政府一心一意地關注於陸疆，荷蘭艦隊很快就衰落了。一六八八年，當威廉．奧蘭治需要一支艦隊護送他去英格蘭時，阿姆斯特丹的市長們群起反對道，海軍在實力上已經一落千丈，同時也失去了其最能幹的指揮官。成為英格蘭國王之後，這位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聯合省最高行政長官的職位，以及他的一貫的歐洲政策。他在英格蘭找到了為他所需的海上霸權，並將荷蘭的資源用作地面戰爭。這位荷蘭王室同意在聯合艦隊協商戰爭時，荷蘭海軍統帥們應該位居官階較低的英格蘭軍官之下。當荷蘭人迎合英格蘭的需要時，荷蘭對於海洋的利益就被犧牲掉了。一七〇二年，威廉三世死後，其政策仍為繼任者所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陸地之上。在烏得勒支和約締造時，由於荷蘭並未對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資源、殖民地擴張以及商業利益上一無所獲。

在拿破崙戰爭以前及其過程中，法國並無港口可供布列斯特以東的戰列艦使用。對於英國而言，這是一個十分巨大的優勢，在相等的範圍內就具有兩個巨大的軍火中心，分別位於普利茅斯和普茨茅斯，這其中還不包括其它的庇護與供給港口。這一形體構成上的缺陷自此直至在瑟堡的工程才得以彌補。

「政府制度的缺陷」，一位法國著作者曾說，「滋生了冷漠與無動於衷，開啟了通向無序與目無紀律的大門。不公正的提升從來也沒有如此頻繁，也從未見到過如此廣泛的怨聲載道。金錢與詭計取代了別的所有一切，相應地導致了命令與權力。對於首都具有影響力且能讓港口城市自給自足的貴族與暴發戶們自認為普天之下，老子第一。對於國家財政的浪費與港口碼頭的廢棄不計其數。榮譽與謙遜變成了滑稽可笑的東西。仿佛這些邪惡看起來還不夠大，內閣竭盡全力地試圖消除只是免於一般毀滅的過去的英雄般傳統。在法院的一紙命令之下，王朝繼承的難解難分的打鬥變成了一件『謹慎從事的事情』；一些戰艦成了被保存的廢棄材料，敵人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機會。從這一令人沮喪的原則看，我們註定要被動挨打，其對於敵人的好處正如同為我們民眾的才幹不相稱一樣，這種在敵人面前的謹小慎微——通過命令為我們所設置的——從長遠來看，出賣了法蘭西的民族特性。對於這種制度的大肆濫用，滋生出了眾多倍受斥責的目無法紀與胡作非為，而在上一個世紀，想要找出僅僅一個這樣的事例都幾乎不可能。」

除了有利於進攻之外，如果上蒼這樣設置一個國家，它能夠輕而易舉地進入公海本身，而與此同時，它控制著世界航運的一條咽喉要道，那麼，十分明顯，其地理位置的戰略價值就十分之高。這再度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國所處的位置，荷蘭、瑞典、俄羅斯、丹麥的商貿，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國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門口的英吉利海峽；因為大帆船總是緊貼著英國海岸而動。進而言之，這類北方貿易對於海上霸權有著一種獨特的影響，因為正如通常它們所被稱呼的那樣：海軍的倉儲在很大程度上就來自波羅的海國家。

當這位皇帝倒臺之時，法蘭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戰列艦和五十五艘護衛艦。

除了丟失直布羅陀以外，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本來十分近似於英國的位置。在大西洋與地中海，一邊是加地斯（Cadiz），另一邊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與島嶼的貿易，過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過，而環繞好望角的商業活動距離其家門也並不遙遠。然而，直布羅陀的喪失不僅剝奪了其對於海峽的控制大權，也對其兩部分艦隊進行十分便利的匯合構成了一道障礙。

當海洋不僅成為邊界，或者四面環海，而且還將一個國家隔開成兩個或更多的部分，那麼對於它的控制就不再僅僅是眾望所歸，而且也是絕對必需的了。這樣一種自然狀況要麼產生和增強海上霸權，要麼就使得國家變得軟弱無力，這就是目前義大利王國連同其薩丁島與西西里島的狀況。因此，還在其年輕並且依然存在著財政窘困時，他們卻能發現這點並做出富有勇氣與眼光的努力，建立起一支具有戰鬥力的海軍。他們甚至認為，一旦擁有一支決定性地優於其敵手的海軍，義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來，更好地將其霸權樹立在各島嶼之上。正如所指出的那樣，半島交通線的不穩定，必將十分嚴重地使一支為對立民眾所包圍且受到來自海上的威脅的入侵軍隊陷入困境。

寬大與水深的良港是力量與財富的一個來源，如果他們還是可供航運河道的出海口的話，那就更是如此了。這會便於一個國家的國內貿易集中於它們。然而，由於它們十分易於接近，如果不加以適當防衛的話，在戰爭中，這將成為薄弱環節。一六六七年，荷蘭人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闖進入了泰晤士河，就在倫敦的眼皮底下，摧毀了相當部分的英國海軍。而幾年後，英法聯合艦隊在試圖登陸荷蘭時，遭遇到了可與荷蘭艦隊的勇猛相提並論的來自於海岸的麻煩。一七七八年，能夠無可爭議地控制哈得遜河的紐約港，由於法國海軍統帥的猶豫不決，差一點就落入處於劣勢的英國人手中。掌握其控制權後，新英格蘭本來是可以恢復與紐約、新澤西與賓西法尼亞緊密與安全的交通線的。這一打擊，緊隨著前一年格尼大敗之後，本來也是有可能使得英國人更早地與我們締結和約。對於美利堅合眾國而言，密西西比河是一個財富與力量的強勁來源，然而，其出入口脆弱的防禦及其滲透於美國的支流數目卻使得其成為我們的一個薄弱環節，並因此成為南部同盟災難的根源。最後，一八一四年，切薩皮克的被占以及華盛頓的毀滅留下了一個穿越這些水道而引發危險的深刻教訓，如果對這些通道不加防禦的話。這一教訓離我們並不遙遠，足以能夠輕易地回憶起，但是，從目前海岸防禦的狀況看，這仿佛已是為人們所遺忘。不應該認為條件已經發生變化，環境以及攻防細節已得以修正，在這些歲月裡正如同以往那樣，基本的條件仍然始終如一。

但權力的中心不再立足於海邊。各種書籍、報刊競相描述內陸地區輝煌的發展以及仍有待於開發的財富，資本在那裡可以找到其最佳的投資物件，利用其最大的開發機會。海疆地區則被忽略了，在政治上毫無生機，墨西哥灣與太平洋沿岸的確就是這樣，大西洋海岸則相對接近於密西西比河谷的中心，當航運業財源滾滾再度崛起的日子來臨之時，當三大海疆發覺它們不僅在軍事上不堪一擊，並因缺乏國家航運業而更趨貧困之時，它們齊心協力或許有助於再度奠定我們的海上霸權的基石。直到那時，以前那些因法蘭西業績而無視海上實力局限性的人們或許會產生一些反省，不能由於國內財富的充足就忽視了開拓海洋的意義。

影響一個國家海上實力的主要因素可列舉如下：

這一真理更趨明顯，因為所有宗主國政府對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態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無論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只要其被認定為具有重要性，對於宗主國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頭註定要被榨取的奶牛。當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顧，然而，主要還是作為一塊地產，並因其作出的回報而被看重。對於其對外貿易的壟斷成了立法的絕對目標。在其管理機構當中，有價值的職位都提供給了來自於宗主國的佔據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視為十分適合於那些在宗主國國內無法管理或毫無益處之閑散人員的一塊風水寶地。然而，只要其仍然還是一塊殖民地，軍事管制就會是宗主國政府適當而又必然的統治上的特徵。

由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與德意志的戰爭，法蘭西將其如此多的注意力與資金從其海軍身上挪走，以致於我們可以對它的海上力量進行一擊，使其或許永遠也不能夠恢復。它對德意志戰爭的投入同樣使它不能對其殖民地設防，這就意味著我們占據了一些為它所擁有的最為至關重要的部分。捲入戰爭使它無法保護自己的貿易，結果被完全摧毀了。而在意義極為深遠的和平中，英格蘭從來也沒有處於這樣一種欣欣向榮的狀況裡。就這樣，由於躋身於德意志戰爭，目前就其與英格蘭特別而又直接的衝突而言，法蘭西已自作自受了。

在距離特拉法加戰役還有兩天時，納爾遜艦隊的主力距離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地斯尚有五十英里之遙，只是有一支小型特遣隊抵近觀察這一港口。西班牙和法國聯軍艦隊於上午七時開始出發，而納爾遜甚至在那種時代的條件下，於九時三十分就得知了這一消息。在那個距離上的英格蘭艦隊對其敵人是一個真正的威脅。在還用海底電纜的時代裡，處於岸灘或岸灘之外的封鎖部隊，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似乎有可能沿著合眾國的整個海岸線相互進行電報聯繫，迅速給予相互支持。通過某種頗為走運的軍事協同，如果一支先遣隊遭受攻擊，它就能向其他部隊發警告，並撤向他們。假如有朝一日對於某一港口的封鎖以參加封鎖的艦隻被趕跑的方式打破，下一步，其重新確立封鎖的安民告示可能還要電傳至全球各地。為了避免這樣一種封鎖，必須有一支水上軍事力量，它能時時刻刻地威脅著封鎖艦隊，使其無論如何也不能堅守其陣地。除了那些攜帶有戰爭違禁品者以外，中立國艦船可以自由來往，維持該國與海外世界的商業關係。

法蘭西的奇恥大辱在一七六〇年至一七六三年間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它不得不在一七六三年締結了和約。在我們這個商業與海軍頹廢時期，其對於合眾國留下了發人深省的教訓，使我們免受了它的那種恥辱，並企盼能從它隨後的事例中獲益。在同一時期內（一七六〇年和一七六三年）法蘭西民眾揭竿而起，正如隨後在一七九三年那樣，明確宣佈他們需要一支海軍，「公眾的情感受到了政府巧妙的指導，人云亦云地對法蘭西頭頭腦腦們進言：『必須重振海軍』。城市、團體及私人認購者獻出艦船的禮物，那些直至最近還死寂一片的港口鋪張豪華的活動層出不窮，到處都在建造或修理船隻。」這一活動得到了延續；後勤倉庫得到了補足，各類物質都被置於令人感到滿意的堆積場所，火炮得到了重新調整，一萬名訓練有素的炮手得以集訓與維持。

然而，在當代條件下，國內貿易只是濱海國商業活動的一個部分。從外輸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運進其港口，要麼用自己的船隻，要麼用外國船隻。返航之時，可以裝載上與該國交換的商品，而無論它們是土地的恩賜，還是人類雙手的成果。運輸商業使用本國船隻，正是每一個國家的願望，因此而來往穿梭的船隻必須擁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並且還必須盡可能遠地在整個航程中接受所在國的保護。

諸如此類的鮮明對照顯示出了所謂的永久實力或預備力量中的差異性。這甚至比起表面上顯現出的還要大。因為，除了船員以外，一支飄浮在外的龐大船隊還必須雇傭一大批從事各種手工勞作的人員。他們的手藝有利於製造與修繕海洋裝備，或隨後的或多或少的與海洋有關及具有各種技巧要求的其他行業。從一開始，這類同質性行業就毫無疑問具備了對於海洋的傾向性。這裡有一件有關一位英國傑出的航海家愛德華．皮洛爵士顯示出對於這一問題奇特洞察力的軼事。當一七九三年戰爭爆發時，一向征招不齊的海員務必得以補充。皮洛急於出海迎戰，然而除了使用陸上人員以外，別無他法可以補充其人員編制的缺額。他命令手下軍官去招募柯尼希礦工；從條件與他們職業的危險性——對此他本人深有體會——推斷，他們將會很快適應海上生活的需要。結局證明了其明智之處，並且避免了採用其他方式將必然造成的延誤。他還十分走運，在一場戰鬥中，捕獲了整個戰爭中的第一艘護衛艦。尤其富有啟發意義的是，儘管他的礦工士兵投入現役才只有幾個星期，而他的對手卻呆了一年多，儘管雙方都損失慘重，但卻幾乎旗鼓相當。

十分明顯，這個問題是，為了這個國家而締造一支海軍，如果它尚不具備抵達五湖四海的能力的話，至少能夠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徑，而政府應該使其影響無所不在。美國的眼光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遠離了大洋。這樣一種政策以及與之相反政策的結局在法蘭西與英格蘭的事例中赫然醒目。這倒不是力圖在合眾國與兩個國家之中的任何一個進行一種狹隘的對比，只是可以有把握地說，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合眾國的貿易、商業狀況不會受到外部戰爭的影響，這對於整個國家的福祉都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使敵人無法靠近我們的港口，而且還要遠離我們的海岸線。

已經指出過，對於英國人來說，與美國人之間的戰爭與其傳統戰略方針相去甚遠，他們被迫去從事一場與本土相距甚遠的地面戰爭，而其強勁的敵手正在企盼著從海上對它發動進攻的機會，正如同處於當時迫在眉睫的德意志戰爭中的法蘭西，隨後處於西班牙戰爭中的拿破崙。由於不切實際地過份自信，英格蘭將盟友變成為敵人，使其霸權的真實根基去接受殘酷的考驗。另一方面，法蘭西繞開了它曾頻繁跌進的陷阱，轉而依賴於存在著中立可能性以及與西班牙結為盟友的確定性的歐洲大陸。法蘭西以一支裝備精良的海軍、一個光彩照人——儘管或許有點相對經驗不足的軍官團，投入到這場角逐之中。在大西洋的彼岸，它贏得了一個友好民族的支持，還得到了自己或盟國在西印度群島以及大陸上的港口的協作。這項政策的明智之處，法蘭西政府這一行動對其海上實力的有益影響，都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場戰爭的細節並不屬於主題的這一部分之內，對於美國人來說，那場戰爭的主要興趣只有在陸地上才能找到；對於海軍軍官而言，這種興趣只能來自於海洋，因為這在本質上就是一場海戰。二十年智慧與系統性的努力終於能夠結出了應得的果實，因為儘管大海之上的戰鬥以一場巨大的災難而告終，然而，法蘭西與西班牙艦隊的共同努力毫無疑問地消耗了英格蘭的實力，剝奪了其殖民地，在形形色|色的海上任務與戰役中，總體上而言，法蘭西的名望得到了維護。

目前，英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海洋國家。在蒸汽與鋼鐵的時代中，它保持住在風帆與木材的日子裡所擁有的那種優勢。法國與英國是擁有最大規模作戰海軍的兩大強國。迄今為止，兩者之中究竟誰更加強大有力，尚有眾多爭議。實際上，它們或許可以被看成在海戰的物質力量方面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在發生衝突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員或戰備方面的差異，能夠導致一場戰鬥或一次戰役決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預備性力量將要開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組織的儲備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儲備、機械技巧的儲備、財富的儲備。現在仿佛已有點淡忘英國在機械工藝上的領導地位使其具有的機械工程人員的預備力量。他們能夠使自己輕而易舉地熟悉掌握現化重型鐵甲下的工具；而當其工商業倍感戰爭重負之時，多餘的海員與技|師又將投身於武裝航運之中去。

在烏德勒支和約之後二十五年的時間裡，和平成了兩個海洋強國——英格蘭與法蘭西國內執掌大權的重臣們的主要目標。然而，在一個最不穩定的歷史時期，大陸政治風雲變幻，到處滋生小規模的戰爭與轉瞬即逝的條約，英格蘭的眼光則堅定地彙集在了維持其海上霸權之上。在波羅的海，它的艦隊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對於瑞典的不良企圖，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勢力均衡。正是從波羅的海，英格蘭不僅獲取了一筆巨大的貿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軍倉儲的主要來源——沙皇正是力圖要把波羅的海變成俄羅斯的內湖的。丹麥力圖建立一個得到外國資金資助的東印度公司，英格蘭與荷蘭不僅禁止本國臣民參與其中，還對丹麥進行威脅恐嚇，因此阻止了一項在他們看來必將與他們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馳的事情。在尼德蘭——通過烏德勒支條約就已轉讓給了奧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個以比利時奧斯坦德為港口、類似的東印度公司成立了。這一步驟意味著要通過低地國家天然的須耳德出海口，恢復為他們所失去的貿易，這又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海上強權英格蘭與荷蘭的反對。對於貿易壟斷地位的貪婪——在這種情況下法蘭西又助紂為虐——使他們又在數年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之後，扼殺掉了這一公司。在地中海，烏德勒支協定受到了奧地利皇帝的干擾，而皇帝在當時歐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蘭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蘭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經據有了那不勒斯，還宣稱要用西西里島去交換撒丁島，但遭西班牙拒絕。其海軍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爾伯諾尼的掌握之下剛開始復蘇，就於一七一八年為帕薩諾海角之外的英格蘭艦隊擊跨並加以全殲。第二年，一支法國陸軍在英格蘭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脈，最終完成了摧毀西班牙的碼頭、船廠的使命。

英格蘭獨一無二與奇蹟般地作為一個偉大殖民國家成功的事實過於明白無誤，以致於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來主要存在於國民性格的兩大特徵上，英格蘭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於其新領地之上，明確了與之相關的利益所在，並且儘管不斷地對當初所從來的家鄉倍加思念，卻並不急於返回家園。其次，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英格蘭人迅速與自覺般地尋求開發新領地上的資源。就前一點而言，英格蘭人不同於法蘭西人，這些人總是長久地沉迷於回想他們那塊樂土的閒情趣事；在後一點上，英格蘭人又區別於西班牙人。就對於一塊新土地各種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後者的興趣範圍與雄心實在是過於狹窄了。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進行完全徹底的爭論，而僅僅只是通過沒釋，試圖顯示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如何實實在在地影響其對於海洋的作為。目前有關這一課題的分歧可以不予理會；進一步展露出的重要性的例子在歷史場合中還會持續不斷地重演，然而，這兩種言論，在這裡都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當一個擁有非武裝與武裝的艦船的國家，讓其船隻離開本土，遠航於他鄉，不久就會感覺到船隻依賴於和平貿易、避難場所和供給的觀點是有必要的。在今天，雖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續，它們所獲得的保護就是足夠的。然而，事情並非永遠如此，和平也不會長久存在，而美國正是通過和平的持久延續而獲益非淺。早期，商貿海員不斷在新的與未探索地區尋求貿易，在冒著來自疑惑或敵對國家的失去生命與自由的風險中謀財獲利，並且在收集有利可圖的貨物方面，遲遲施展不開手腳。因此，憑著直覺，他們在其貿易航道的另一頭往往尋求一個或更多的網站，要麼通過武力，要麼通過和-圖-書恩賜。在那裡，他們能使自己或代理人處於一種合理的安全狀態之中；在那裡，他們的船隊能夠秋毫無損；在那裡，本地有利可圖的產品能夠持續不斷地進行收集，期待著本國船隊的到來，能夠將它們運載到自己的祖國。由於巨大的利潤與風險並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諸如此類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並演變成為殖民地；而它們的最終發展與成功則依賴於它們得以出現的那個國家的政策與天賦，並因此形成為世界歷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個龐大部分。並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種簡單而又自然的產生與發展過程，許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眾的統治者而非單個個體的行為等方面，是更為正式並且純粹政治意義上的。然而，貿易口岸及其隨後的擴大，最初只是冒險家尋找利潤的工作，就其理由與本質而言，與刻意組織與建立的殖民地並無區別。在兩種情況下，本土都在外國土地上贏得了一塊立足之地，尋找到它輸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為其航運的新範圍，能夠為其人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為其自身謀求舒適與財富。

另外一名時間上要晚得多的軍官，在下面的行文中談及美國革命戰爭時，為這種思想進行了辯護：

如果歷史還是可以值得信賴的話，那麼，西班牙人和與他們一脈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尋求財富的方式，不僅對其國民性格抹上了污點，而且對於健康商業的發展也是致命的。他們對於商業所賴以生存的那些行業，以及最終對於通過錯誤途徑所獲取的國民財富，都是如此。在他們當中升騰起的獲利欲望到達了如癡如狂的地步。因此，他們在美洲大陸的大肆搜尋，雖對於歐洲國家的商貿與海洋發展產生了一種動力，但其效果並不在新興的工業領域內，甚至還不是對於探索與冒險的一種健康向上的刺|激，因為他們感興趣的似乎只是金塊與銀錠。

在地理上接近敵人或攻擊目標的優勢，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比在戰爭形態中更為明顯。這一點直至最近才被冠以破壞商業的名聲，法國人稱之為「遊擊行動」。這一戰爭行動，由於完全針對通常並不設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輕型武裝的船隻。這類船隻，並無多少力量進行自衛，因而對避難場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撐點有所依賴。這要麼在由本國戰鬥艦只實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麼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後者能夠給予最強有力的支持，因為他們永遠處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們對於受攻擊的商船隊比實施攻擊的敵人更為熟悉方便。法蘭西臨近英格蘭因此能夠極大地便利於其直接針對後者的遊擊行動。由於在北海、英吉利海峽與大西洋都具有港口，其巡洋艦從臨近英國貿易樞紐之地出發，進退有據。這些港口相互間的距離，對於正規的合成軍事行動而言並不那麼有利，然而對於這種非常規的、輔助性的行動而言，卻有其優勢，因為其本質就在於集中力量，而對於破襲商業而言，分散力量卻是規律。商業破襲艦船分散開來，他們就能發現與捕獲更多的獵物，這些不爭的事實從彪悍的法國海盜的歷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詮釋。他們的基地與行動場所很大程度上處於英吉利海峽與北海，要麼就在遙遠的殖民地區，在那裡，諸如法屬西印度群島之瓜德羅普與馬丁尼克之類的島嶼都能提供相同的臨近庇護所。補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艦甚至比舊式軍艦更加依賴於其港口。在美國，公眾輿論對於針對敵手的貿易始終抱有很大的信心，然而，必須記住這個共和國並無十分接近海外商貿大中心的港口。因此，其地理位置對於成功地進行商業破襲戰格外不利，除非它能夠在一位盟友那裡找到合適的港口。

路易在其生命的後半部分親眼目睹了那種使自己的根基隨著法蘭西商業的削弱以及由這種削弱所帶來的財富的衰落而漸趨動搖的力量。隨後接任的法蘭西政府，就如同絕對制政府一樣，在英格蘭精心擺弄和明確的要求之下，居然放棄了所要建立一支能有效地進行戰鬥的海上力量的努力。其中的原委就在於，新國王尚未成年，而攝政王當時對於西班牙國王抱有深深的敵意，為了動搖其地位並且維護自身的權力，他與英格蘭同流合污，結成了盟國。為此，他在損及西班牙利益的情況下，協助英國支持奧地利——法蘭西的宿敵，在那不勒斯與西西里確立起了支配地位，並與英格蘭並肩作戰，擊跨了西班牙的海軍及其造艦設施。在這裡，再度可以看到一位無視法蘭西的海上力量的統治者，他毀掉了一位天然的盟友，並且正如路易十四那樣，直接地或間接地、無意識地促成了一名海上霸王的崛起。當一七二六年，那位攝政王去世之後，這一政策上短暫的階段很快就過去了；然而，從那時直至一七六〇年，法蘭西政府繼續無視其海洋利益。據說，確實由於其財政法規的某種明智的變動，主要在自由貿易的方向上（並由於羅，一位蘇格蘭血統的大臣），與東、西印度群島的貿易量奇蹟般地上升了，瓜德羅普與馬丁尼克島亦充足富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由於法蘭西海軍一蹶不振，因此當戰爭降臨時，它的商業與殖民地只好聽任英格蘭去加以處置了。一七五六年，當事情似乎已走出低谷時，法蘭西才只有四十五艘戰列艦——而英格蘭此時卻擁有將近一百三十艘戰列艦，並且當打算對這四十五艘戰艦加以武裝與配備時，卻發現既沒有原材料，也沒有纜繩，更沒有補給用品，甚至還沒有火炮。這當然還不是全部。

在歐洲政治家的眼中，這裡正在穩定地並清晰可見地成長起第三種壓倒性的力量。它註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儘管並不是那麼冷酷無情，比起任何先於它而存在的力量來說，這種使用還會更為成功。這就是海上霸權。它的一舉一動由於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靜得多，因此並不那麼經常被注意到，儘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夠清晰地嶄露頭角。幾乎無法否認的是，在為我們的主題所選擇的幾乎整個時期內，英格蘭並未建立起對海洋的控制地位無疑是確定最終問題的軍事因素中的主要成分。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一影響在烏德勒支和約之後即被預見到。在此後十二年的時間裡，法蘭西為統治者的個人危機所驅使，與英格蘭攜手並肩對付西班牙。一七二六年當夫勒裡以路易十五之教師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時，儘管其這一政策得以逆轉，法蘭西海軍卻還未受到重視，並且對於英格蘭的唯一打擊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於一七三六年榮登兩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敵。當一七三九年與西班牙的戰爭爆發時，英格蘭海軍在數量上已不止等同於西班牙與法蘭西聯合艦隊。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幾年接連不斷的戰爭中，這種數量上的懸殊拉大了。在戰爭中，英格蘭最初只是憑直覺，後來意識到抓住此機遇極可能確立自己無與倫比的海上霸權，政府便主動引導。確實，迅速崛起成為強大的殖民帝國，其根基已經根深蒂固地奠定於它的那幫殖民者的特徵與其艦隊的力量之中。在嚴格的歐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強權，使得它在相同的時期內能夠扮演一個顯而易見舉足輕重的角色。在馬博羅戰爭之前半個世紀開始，並且在半個世紀後的拿破崙戰爭中得到最廣泛發展的津貼制度，起到了為它的盟友輸血打氣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津貼，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戰鬥力，就是元氣大傷。誰能無視這樣一個政府：一方面，用金錢的生命線鞏固其在大陸上漸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將其敵人從大海上和他們的主要佔據之地趕跑——加拿大、馬丁尼克、哥德羅普、哈瓦那、馬尼拉——使其國家在歐洲政治中叱吒風雲？誰能夠不注意到，聚集於那個政府內的力量——陸地面積狹小，自然資源十分貧乏——居然直接起源於大洋之上？英格蘭政府對於戰爭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說辭來加以清晰的闡釋。皮特是那一歷史進程的重要代表，儘管在進程終結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皮特對其政敵已締結的一七六三年和約大加討伐，他宣稱：「法蘭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絕對的話，我們作為一個海洋與商業強國的大敵。在這一方面，我們之所獲對於我們定有所值。畢竟，這來源於它的痛苦。你們卻給予法蘭西，使其海軍獲得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的可能性。」然而，英格蘭的收穫終究十分豐厚，其對印度的統治得到了保證，密西西比以東的北美地區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蘭政府向前推進的軌跡躍然紙上之時，它借助於傳統的力量，並堅持不懈地加以遵循。從海權論的觀點來看，美國獨立戰爭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失策，而英格蘭政府由於一系列的自然的錯誤而不知不覺地捲入了其中。它撇開政治和憲法上的考慮，把問題看成是純軍事或海軍的。實際情況則是：在遠離英格蘭的地方，美洲殖民地變成了規模龐大、日漸發展的共同體。當然只要他們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們當時充滿激|情那樣，他們就能形成為英格蘭在那個世界海上霸權的一個堅實基地。但是，他們的範圍與人口數量實在過於龐大，再加上與英格蘭相距甚遠，以致於無法指望通過暴力的方式對他們進行控制，如果任何強國願意拔刀相助的話。

依照近代的看法，這一無法原諒的粗暴舉措並不是與那時的國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蘭不惜一切代價宣稱自己對於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種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為膽怯的君主對一名直接代表著法蘭西最勇敢最騎士的統治者的使節發出的。所謂國旗這一空泛的榮譽感，除了作為一個政府目的外在表現以外，僅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宣誓，但在克倫威爾統治下，卻一直得以堅持不懈，正如同在國王們統治之下一樣。在荷蘭人一六五四年災難性的戰爭後，這也是他們所同意的一個和平條件。克倫威爾絕對不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暴君，他時時刻刻地敏銳意識到有關英格蘭的名望與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並且決定在增進這些名望與力量的空洞禮節上大步向前。英國海軍當時幾乎還沒有掌握海上的霸權，然而，正是在克倫威爾的高壓統治之下，這支海軍進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遍佈於世界各地——在波羅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島的英格蘭艦隊需要英國的權利或者對於其暴行作出補償。正是在克倫威爾的統治之下，對於牙買加的佔領便揭開了通過堅船利炮的方式擴張其帝國的歷程，並且一直延續至今。對於英格蘭的貿易與航運業的增長同樣強勁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卻。著名的克倫威爾的《航海法》宣佈，所有運往英格蘭或其殖民地的進口物品必須排他性地使用屬於英格蘭本國的船舶、或屬於所攜帶產品種植或生產國的船舶加以運輸。這一法令，其目標專門針對荷蘭——當時歐洲的公共運輸國，卻在整個商業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衝突與國家敵對的歲月裡，這其中帶給英格蘭的好處是如此之明顯，以致於在君主政體下，它能夠得以長期延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會達到提升或分散海上軍事力量的地步。在這一點上，英倫三島再度擁有對法國的優勢，後者的位置，除了瀕臨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儘管這有其長處，然而，總體上而言，卻是海上軍事力量薄弱的癥結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羅陀海峽之後，法國的東、西部艦隊才能實現匯合，而要這們做，他們得經常承擔風險，並且時常遭受損失。美利堅合眾國瀕臨兩洋的位置也就要麼成了巨大劣勢的根源，要麼成了耗資無度的原因，如果在兩岸它都有其規模龐大的海洋商業利益的話。

一六六一年，當路易十四親手接掌政府之時，法蘭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戰艦，而且只有三艘裝備有六十門火炮。隨後便開始了最為讓人吃驚不已的工程宣示——這種工程只能由能幹而又系統地加以運作的專制政府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用以處理貿易、製造業、航運業與殖民地的角色全都給予了一位具有偉大政治天賦的人物——財政大臣柯爾伯特。他曾與黎塞留一起共事，完全能夠對於他的思想與政策加以融匯貫通。他以一種完全法國式的精神去實現他的目標。萬事萬物均必得到組織安排，一切事物之源均彙集於這位重臣的內閣之中，「要將製造業者和商人組織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服從於一項富有活力與明智健全的指導方針之下，以使通過命令與協調一致的努力，來為法蘭西贏得一場工業上的大捷。通過向所有工人強行灌輸為富有才幹的傑出人物所認定為最佳方案的工序以獲得最好的產品——為了把海員與遠在天邊的商業活動納入諸如製造業與國內貿易這樣龐大的體系，並作為對於法蘭西商業力量的一種支持，創造一支建立於堅實基礎之上的海軍以及一種迄今為止尚無從知曉的力量」。這些——我們被告知——就是柯爾伯特有關海上霸權鏈條三個環節當中的兩個環節的目標所在。政府同樣的指令與組織明顯地涉及到第三個環節，即遠在天際的另一端的殖民地，因為法蘭西政府已開始從擁有它們的人的手中贖回加拿大、紐芬蘭、新斯科夏半島、以及法屬西印度群島。這些被視為純粹、絕對而又無法控制的權力，在其手中，正被收攏為指導國家進程的韁繩，以便成就一個了不起的海洋強國。

分隔不列顛諸島的愛爾蘭海，與其說是一種實際分割，還不如說類似於一個港灣，但是歷史已經顯現出了從中對聯合王國的威脅。在路易十四時代，當法國海軍幾近與聯合的英荷不相上下之時，在愛爾蘭卻存在著最為嚴重的糾紛，當時這個島國幾乎完全處於土著與法國人的控制之下。儘管如此，愛爾蘭海與其說是法國人的一個優勢，還不如說是對英國人的一個威脅——一個在他們交通線上的薄弱環節。法國人並沒有冒險將他們的戰列艦開進到這片狹窄的海域，而試圖強行登陸的遠征隊也是把目標指向在南部與西部的英國海港。在最為至關重要的時刻，大法蘭西艦隊被派往了英格蘭南部沿海，在那裡，它決定性地擊潰了同盟軍；與此同時，二十五艘護衛艦駛往聖喬治海峽，攻擊英國的交通線。在奮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駐紮在愛爾蘭的英軍岌岌可危，只是由於博因河一戰及詹姆斯二世的逃往法國才得以倖免於難。進攻對手交通線的舉措嚴格而言是戰略性的，而它對於目前的英國所具有的危險性，仍與一六九〇年相同。

對於建立海權而言，進行貿易的傾向——這其中包括生產某種產品以進行交換的必要性，恐怕是最為至關重要的國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優良的海岸，那麼，來自於大海的風險，或者對此的任何憎恨與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擋一個民族通過海上貿易的途徑去尋求財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發財致富的時候，這種作法或許仍可以發現，然而，它卻並不一定導致海上霸權。以法蘭西為例，法蘭西具有優越的土地環境，一群勤奮勞作的民眾，一個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蘭西海軍有其眾所周知的光彩奪目的時期，即使處於最低潮的關頭，也從未使深為這個民族珍惜的軍事名望抹黑。然而，作為一個海洋國家——這個國家必須穩定地立足於廣泛的海上貿易的根基之上，與其他歷史上以海為生的民族比較起來，法蘭西卻從未獲得過一個令人欽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國民性格而言，仍是對於財富進行追逐的方式。當西班牙與葡萄牙當年通過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銀而追逐財富之時，法蘭西民眾的脾性卻在促使他們通過精打細算、節儉與積蓄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標。據說，看管財富要比掙得財富困難得多——也許的確如此。然而，趨於冒險的性格——在得大於失的情況下去進行探險，與為了進行貿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險精神具有諸多的相同之處。儲蓄與節儉的趨勢，進行謹小慎微與範圍狹窄的投入，可以導致財富在一個類似的較小規模方面的一般性分佈，然而卻不會產生探險與對外貿易及航運業的發展。為了解釋這一點——之所以給出這一事例，僅僅因為它能物盡其值——一位法國軍官曾說：「其中我有兩個份額。在法蘭西，我們沒有如同你們一樣，每一個都持有眾多的份額。與我們一起，大量的民眾持有一個或非常之少的份額。當它們進入市場時，我的妻子就對我說：『你有兩個份額，一個是你的，一個是我的。』」就一個人的私人財產的穩定性而言，這種謹慎無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當過份的謹慎與財金上的躡手躡腳成為國民之特徵時，它肯定會妨礙商業的擴張以及這個國家的航運業。出現在其他生活領域中的金錢事務上的同樣的謹慎，已經妨礙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蘭西的人口幾乎沒有多少變化。

英格蘭毫無疑問也已經走到了任何近代國家海上霸權的顛峰。其政府的一舉一動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類行動是持續不斷的，儘管通常遠非是值得讚賞的，它堅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標。其中一個最為傲慢無禮的表述可以追溯遠至詹姆斯一世的統治時期。當時在其三島之外，它幾乎還沒有任何立足之地，並且，弗吉尼亞或麻塞諸塞還沒有來得及拓展。這裡有一段黎塞留的敘述：

荷蘭人還進一步得益於他們的地理位置。作為波羅的海諸國、法國、地中海沿岸各國以及德國各大河流口岸之間的居中者，他們很快就幾乎攬盡了所有歐洲的中轉生意。小麥與波羅的海沿岸國的海軍倉儲、西班牙與其在新大陸的殖民地的貿易，法國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貿易，並不比兩百年以前更多，然而，都是用荷蘭船隊加以運輸。大部分英國的轉口貿易甚至在當時都用荷蘭船完成的。這並不是試圖在製造這樣一種假象，即所有這一切繁榮僅僅只是來源於荷蘭自然資源的貧乏。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的。實際情況是，由於其民眾的貧困狀況，他們被迫投向大海，加上他們對於航運行業的精湛藝術與他們船隊的規模，通過緊隨著美洲與環繞好望角航線的大發現而來的探索精神與商業的急速膨脹，他們處在於一個有利可圖的位置上。同時發生的還有其他因素，然而他們整個繁榮卻奠基於由他們的貧困所催生出來的海洋權力之上。他們的食品、服裝、生產所需的原材料，他們用以製造與裝配船隻（他們製造了幾乎與整個歐洲一樣多的船隻）的木材與大麻絞索等都得進口。當一六五三年和一六五四年一場與英格蘭的災難性戰爭最終持續了十八個月時，他們的航運業陷入了停頓，據稱「經常用以維持國家財富的收入來源，例如漁業與商業，已接近於山窮水盡的地步，工廠作坊紛紛歇業倒閉，生產活動終止了。港口無船出海，變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這片土地上到處都是乞丐，街道上雜草叢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無人問租。」只是一項屈辱性的和平協議才使得它們免遭完全毀滅。

學院的前任院長是一位名叫比格特．戴．莫納秀斯的前海軍艦長，他寫出了一篇構思精巧的有關海軍戰術的論文。這是自保羅．赫斯提以來有關這一領域的第一篇優秀作品，而且它還力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莫納秀斯肯定早在法蘭西尚無艦隊，在其宿敵接連進逼而尚無法在海上嶄露頭腳的歲月裡，即研究和構思了其在戰術方面的問題。在同一時期裡，英格蘭還沒有類似的作品。一七六二年，一位英軍中尉才著手翻譯赫斯提大作的一部分，並且還省略掉了更大的部分。直至將近二十年之後，克拉克，一位蘇格蘭籍的無官職紳士，公開出版了有關海軍和-圖-書戰術的一部天才般的著述。他向英格蘭海軍統帥們指出，法蘭西的體制已經威脅到了他們毫無創造見地、組織拙劣的進攻戰術。「法蘭西海軍學院的研究，以及它對於軍官們的勞作所帶來的富有活力的衝擊，並不是——正如我們後來所希望顯示的那樣——沒有對處於美國戰爭之初的海軍的相對繁榮的狀況產生過影響。」

可以認為，具有漫長海岸線的美國，對其全線的封鎖是無法得以有效地維持的。對於那些尚能回憶起光是保持對南部海岸的封鎖就如何頭疼的軍官來說，再也沒有誰會比他們更為爽快地承認這一點。然而，在美國海軍目前的狀況下，試圖封鎖波士頓、紐約、特拉華、切薩匹克、密西西比諸巨大的進出口中心，將不致要求海洋大國的行動規模宏大到空前絕後的地步。在港口中仍有強大的艦隊編隊的情況下，英格蘭就曾同時封鎖過布列斯特、比斯開海岸、塔蘭與加地斯。可以正確地認為，中立國船隻的商業往來還能夠進入除了那些叫得上號的港口之外的其他美國港灣。然而，美國貨運交通的錯位，時常供需品的短缺，經過鐵路或水路運輸、船塢碼頭、駁船以及倉儲等手段的不足，將會出現在這一強制性地更換進出港口之中隨之而來的，將不會出現金錢損失、人身傷亡嗎？在付出極大的痛楚與代價之後，當這些弊端部分得以醫治之時，敵人或許就能被吸引到封鎖新的出入口的方面來，正如同他們封鎖原有的港口那樣。合眾國的民眾肯定不會產生饑荒，然而他們可能要深受其害，關於戰時違禁品的供應，一旦出現緊急情況，難道沒有理由擔心合眾國將被迫放棄我行我素、傲然獨立嗎？

合眾國沒有這類殖民地，而且將來也不太能會有，關於純粹軍事性的海軍基地，合眾國民眾的情感，恐怕可以通過一位一百年前論及當時的直布羅陀與馬翁港的英格蘭海軍史學家來加以準確地表達。「軍政府，」他說，「與一個商業性民族的勤奮格格不入，並且，就他們自己而言又與英格蘭民眾的才幹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達理的人和所有黨派的成員都傾向於放棄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坦吉爾港被放棄一樣。」美利堅合眾國並沒有海外設施，無論是殖民性的，還是軍事性的，其戰艦一旦進入戰爭狀態，就會如同陸上之鳥一樣，不能飛離他們自己的海岸太遠。為自己的艦隊提供棲息之地，使之在那裡，可以加煤和進行修理，將是一個致力於確立起這個國家在海洋中的霸權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

如果不重振商業性航運，會有這樣一支海軍嗎？這是值得懷疑的。歷史已經證明，一位獨裁君主可以組建起一支純粹軍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為那樣。然而，儘管從表面上看，這樣一支海軍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經驗顯示，他的海軍就如同沒有根系的植物一樣，不久就便會枯萎。然而，在代議制政府裡，任何軍事開支在其背後都必須存在有一種表現強烈的利益，確證其確實有必要如此。如果沒有政府方面的行動，對於海上力量的興趣並不會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這樣一支商業航運隊應如何加以組建，是通過補貼還是自由貿易，是通過持續不斷的管理還是放任自流，這並不是一個軍事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美國沒有一個龐大的國家航運業，一支相稱的海軍是否會接踵而至，這是值得懷疑的。將它與其他大國分隔開來的距離，一方面是一種保護，另一方面又是一種陷阱。促成合眾國海軍誕生的驅動力，如果存在的話，那它目前就正在中美洲地峽加速運轉。讓我們期盼它的誕生並不會來得太遲。

然而，從其範圍廣與港灣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來可以成為一種力量的來源那樣，由於策略與軍隊構成，這些特徵卻成了眾多傷害的根源。開啟密西西比河的偉大故事就是對正在整個南方持續不斷展開的行動的最具感染力的說明。在海疆的每一個缺口處，戰艦正在長驅直入，昔時滿載財富，支撐這個反叛國家貿易的河流，如今已開始反戈一擊，坐視它們的敵人直逼其心臟地帶。根據更為樂觀的估計，在那些經過最為精疲力竭的戰爭，本來還可以使得一個國家保存下去的地區，卻在四處彌漫著失望、不安全感與無能為力。海上力量從來沒有比在這樣一場競爭中扮演過更大或更具決定性的角色。

儘管如此，看起來幾乎沒有必要引用一個並不太遙遠的事情以求取證明，如果立法上的絆腳石得以剷除，生意上更為有利可圖的領域趨於飽和，這個海上強國將會漸漸顯出「廬山真面目」。對於商業的直覺，追求獲利的大膽的事業心，以及對於導致獲利的蛛絲馬跡的敏銳嗅覺，萬事皆已具備。將來，如果存在有何種領域呼喚著殖民化，無可置疑的是，美國人將以其與生俱來的自我管理與獨立發展的才幹，徑直奔向它們。

此時海軍軍官們的語調與行動都迅即感受到了公眾的這種激|情，確實，在他們之中某些高尚的精神不僅存在而且能夠起作用了。再也沒有什麼時候能象當時一樣可以發現法國海軍軍官們心底的激|情與職業的素養了。因此，我們今天的一位聲名顯赫的法國軍官寫道：

同一世紀的西班牙，當其各部分尚無法由一支強有力的海上力量聯結為一體時；他們為這種分隔所導致的劣勢而付出了發人深省的教訓。當時，它仍握有——只是它昔日顯赫一時的殘餘——尼德蘭（今日的比利時）、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更不用說起其在新大陸所擁有的廣闊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海上實力一落千丈到這種程度，以致於當時一位博學多才、頭腦清醒的荷蘭人宣稱「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著荷蘭船隻，自一六四八年和約以來，他們的船隻和海員如此稀少，以致於他們開始公開租用我們的船隻駛往西印度群島，而在那裡，他們先前總是小心翼翼地將所有外國人趕出來的——十分明顯」，他接著說，「西印度群島作為西班牙的軟腹部（因為幾乎所有的收入都從中榨取），必須要由一支海上力量才能與西班牙之頭腦連結起來。那不勒斯與尼德蘭就像兩支胳膊，他們不可能為西班牙賣命效力，因此，除了以航運的方式外，也將一無所獲——所有這一切在和平時期皆能為我們的船隊輕而易舉地做到。在戰爭時期我們則能以此相撓」。

下一步將要討論的是國民性格與傾向性對於海上權力之崛起的影響。

儘管海洋有各種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險，通過水路進行旅行與貿易總會比陸路容易與便宜。荷蘭的商業成就並不僅僅取決於它在海上的航運，也取決於眾多一帆風順的水道，使其進入自身與德國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對於陸地，通過水路運輸的優勢在公路短缺且狀況十分糟糕，戰爭頻繁發生，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內，甚至更加顯著，這猶如同二百年前的狀況那樣。雖然當時海上交通穿越於強盜的危險之中，然而卻仍然還是比陸地運輸安全與快捷。那個時期曾有一位荷蘭作家，在估計其國家與英國發生戰爭的勝算時，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國的水道未能切入這個國家的縱深；因此，由於陸路狀況十分破舊，貨物從該王國的一個部分轉運到另一個部分就必須穿海而過，這樣，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擊。至於純粹的國內貿易，目前這一危險通常都已不復存在。在大多數文明國家，今天，沿岸貿易喪失殆盡或消失僅僅只是由了不方便，儘管水路運輸仍然更為便宜。儘管如此，遲至法蘭西共和國與第一帝國戰爭之際，那些對於那個時期的歷史與圍繞其油然而生的輕描淡寫的海軍文獻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著法蘭西海岸從一個地點偷偷開進另一個地點的運輸船隊是如何之頻繁，儘管大海之中到處都是英國人的巡邏艦隻，並且還具有良好的內陸道路。

由於其廣闊無邊的殖民大帝國，英國已拱手讓出了在其周邊海岸集結海軍的大部分優勢，只是這種犧牲是一種明智之舉，其利仍大於弊。正如為事態所證實的那樣，隨著其殖民體系的膨脹，其海軍艦隊也在不斷崛起，而其商業航運與財富甚至還增長得更快。還在美國革命戰爭，以及在法蘭西共和與帝國的戰爭中，一位法國作家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儘管英國艦隊迅猛崛起，並且四周財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卻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貧困的尷尬。」英國的力量能夠足以維持其芸芸眾生的溫飽；而同等廣闊的西班牙殖民帝國，由於其海上劣勢，卻飽經屈辱與傷害。

在荷蘭，存在有一個貴族階層。但是，這個國家還是一個名義上的共和政體，允許大範圍的個人自由與個人職業，並且權力的中心存在於大城市之中。國家偉大的根基在於金錢——或者說是財富。作為平民特徵的一種來源，財富也具有國家的權力，有了權力，就會有社會地位與社會尊重。在英格蘭，得到的結局是一樣的。貴族階層自高自大，目中無人；然而，在代議制政府中，財富的權力既不可能被壓制，也不可能被淹沒，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實實在在的，並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蘭，正如同在荷蘭，成為財富之源泉的職業以賜予財富自身的誘惑被分享著。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號的國度裡，社會情感，國民性格的外化，都會對國家對於貿易的態度產生顯著影響。

或許可以認為，諸如此類的預備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擁有的那種重要性。因為現代戰艦與武器裝備的製造耗時甚長，現代國家意在發展武裝部隊的全面實力，打算在戰爭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其敵人能夠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敵以毀滅性的打擊。使用一個為眾人所知的術語，那就是沒有時間再讓國家結構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擊將會降臨到組織起來的海軍艦隊頭上，如果艦隊失敗了，那麼，國家結構其餘部分的穩定性統統都將無濟於事。在某種程度，這一點是正確的，然而，在當時，這卻總是正確的。過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現在，假定兩支艦隊迎頭相撞，它們在實際當中代表著它們兩個國家全部現役的實力。與過去相比，眼下就被殲一方想要為著那場失敗再度復活其海軍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其程度與這個國家對於海上霸權的依賴度相適應。如果當時英國艦隊正如同盟軍艦隊那樣，代表著整個國家實力的整體，那麼，特拉法加一役本來對英國造成的打擊要比對法國致命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特拉法加之對於英國正如奧斯特裡茨之對於奧地利，吉納之對於普魯士。一個帝國本將由於其武裝力量的殲滅或潰散而被迫屈膝，據稱，這正是拿破崙嚮往的目標。

在思考完畢一個國家的自然狀況後，緊隨其來的應該是對於作為影響海洋權力成長的其人口特徵的一番考查。由於其與領土範圍的關係——這已在剛才討論過，首當其衝的應該是居住於其中的民眾數量問題，正如所述，就其層次而言，這並不僅僅只是平方英里的數目，而是必須加以考慮與海上權力相關的海岸範圍與特徵。因此，就人口而言，這並非僅僅是指純粹的總數，而是指從事於海洋事業的人口數量，或者至少能夠迅速為航海業所使用且從事海洋物質生產的人口數量。這些必須加以計算。

我們自己的國家應遭受同樣的譴責。對於全世界而言，這都是顯而易見的。美國目前還沒有那個防禦性力量的盾牌，使我們藏身其後就能贏得時間來發展其預備力量；至於滿足其可能需要的從事航海業的足夠人群，又在哪裡呢？這樣一種與其海岸線與人口相稱的資源僅僅只能在全國性的商業航運與其相關行業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夠效忠於這杆國旗，那麼這些船隻上的水手們是否出身於本土或是國土，都將無關緊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發生戰爭時，就能夠悉數集中。當數以千計的外國人被允許走向投票箱，那麼，他們獲得在艦船上的戰鬥空間，就不再是那麼難以辦到的了。

然而這一奇蹟般地崛起完全是由政府的行為強加的，當失去了政府的恩寵之後，就如同先知約拿的葫蘆一樣萎縮了。沒有更多的時間能夠允許它的根系掙扎著深入到國家的生活中去。柯爾伯特的所作所為完全是黎塞留政策的內在延續，曾經一度看起來這一行為的過程將會得以堅持，使得法蘭西能夠在大洋之上威風八面，正如同在陸地上不可一世一樣。由於尚無需弄個水落石出的原因，路易逐漸對荷蘭懷有了深深的敵意。當查理斯二世也同有此感時，這兩位君主下定決心要消滅聯合省。這場於一六七二年爆發的戰爭，對於英格蘭來說，儘管更多地有悖於天然的情感，然而，對於它卻並不比法蘭西而更成其為一項政治上的失策，尤其是就海上霸權而言。法蘭西正在協助消滅一個可能——必定也是不可或缺的盟友；英格蘭正在為自己摧毀其海上的最大對手——在此時，確實還是其商業上的優勢敵人，而充當協助者的角色。當路易登上法蘭西的王位時，那個國家還在債務和對於其財政狀況的一籌莫展中徘徊掙扎。在柯爾伯特的改革下，法國已有某種令人興奮的結局，在一六七二年時正好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場燃燒了六年的戰火，使柯爾伯特所作努力的很大一部分頓時化為烏有。實業階級、製造業、商業以及殖民地皆遭此重創。柯爾伯特的體制一蹶不振，他在財政體制中所創立的法令被一舉推翻。路易的行動——他一個人就是法蘭西的督導政府，破壞了其海上強權的根基，使它與最佳的海上盟友反目為仇。法蘭西的領土與軍事力量上升了，然而，商業與和平航運業的活力卻在這一過程中精疲力盡。並且，儘管法蘭西海軍在一些歲月裡還保持住了榮耀與效率，然而它不久就開始走上了下坡路，在路易統治末年則實際上已蕩然無存。至於海洋，同樣錯誤的政策為其長達五十四年統治的其餘時間深深地打上了烙印。除去那些戰艦以外，路易頑固地背離了法蘭西的海上利益，如果用於和平目的的航運與工業——這正是它們得以支撐的——一敗塗地的話，他要麼不可能，要麼不情願看到前者毫無用武之地且前途未蔔。路易的政策旨在通過軍事力量與領土擴張，瞄準歐洲的統治力量，這就驅使英格蘭與荷蘭攜起手來，成為戰時盟國。如前所述，這種聯盟直接地將法蘭西從海洋之上趕了出去，間接地由此又使荷蘭的力量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柯爾伯特的海軍殞落了。在路易生命的最後十年時間，法蘭西再也拿不出像樣的海軍投入大海，儘管戰爭依然是連綿不斷，絕對君主制形式上的單一性就此強有力地顯示出政府對於海上權力的興衰成敗會有多麼之大的影響。

幾年後又迎來了特拉法加戰役，法蘭西政府海軍又提出了一項新政策，最後提及的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陳辭：

在退出目前這一探索之前，不妨試問一下，如果其他條件是有利的話，美國人的國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適合於成長為一個海上強國？

具體環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歷史上扮演了一個比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它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從商業與軍事觀點來看都是如此。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努力試圖控制它，並且這種鬥爭還將繼續下去。因此，對於樹立在海洋中的統治地位所依賴的條件的研究，對於其海岸不同地點的相對軍事價值的研究，比其花費在其他領域的同等努力來說，都是更具啟發意義的。並且目前，它在許多方面與加勒比海有著一種十分明顯的相似——一旦巴拿馬運河航道得以完成，其相似性就更為接近。對於地中海的戰略條件的一項研究——這已得到充分的解釋，將成為對加勒比海進行同樣研究的一個極好的開端，相比之下，這塊海域尚無多少歷史可言。

從政治和社會的觀點來看，海洋自我呈現出的首要與最為明顯的特徵就是如同一條大馬路，在更好的情況下，則如同一塊寬闊的公地，人們可以朝著任意一個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顯然走過的路徑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們選擇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徑。這些旅行之途被稱之為商路，而那些確定它們的原因正是在世界歷史中要加以尋找的。

在討論由其政府與機構對一個國家的海權的發展所能產生的影響時，有必要迴避過於哲學化或將注意力局限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及其直接結果的趨向，同時在探索看似遙遠實為根本的影響方面卻又只是浮光掠影淺嘗輒止。

除去阿拉斯加，美國並沒有外部的佔據之地沒有一英寸土地不能從陸地上到達，從特徵上看，其輪廓到達了並沒有呈現出多少特別薄弱之處的地步，邊界地區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達——通過水路時，成本低廉；通過鐵路時，快速敏捷。防禦最為薄弱的太平洋地區，則距離潛在敵手中最具危險性的攻擊手段十分遙遠得多。與目前的需求相比較，美國國內的資源可謂無窮無盡。我們可以無限期地在「我們的小角落裡」傲然獨尊——這是一位法國軍官對於作者表述的想法。然而，一旦通過地峽，一條新興的商業驛道侵入這個小角落，或許美國就應該猛然警醒，面對那些擠掉了美國在所有民眾、海洋之中共同分享與生俱來的權利與份額的人。

然而，商業的需要並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獲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滿足。航程是漫長而又危險的，各大海洋之中經常充斥著敵人的蹤跡。在殖民化最為活躍的時期，大洋之上彌漫著無法無天，而對此的記憶如今已幾乎蕩然無存。在海洋國家之間，穩定和平的時日寥如晨星。這就激起了對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聖海倫與毛里求斯一樣，它們最初的形成並不是由於貿易緣故，而是出於防禦與戰爭。需要佔據諸如直布羅陀、馬爾他、路易士堡——位於聖勞倫斯灣入口處——等要塞的需求，其價值主要是戰略性的，儘管並非完全如此。殖民地與殖民要塞就其特質而言，有時是商業性的，有時又是軍事性的，而如同紐約，同一地位在兩種觀點看來都是一樣重要的，實屬例外。

歐洲的貴族階層從中世紀繼承過來了一種自高自大的對於和平貿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國度的國民性格，對於貿易的增長產生著一種制約性的影響。西班牙人的高傲輕而易舉地與這種鄙夷不屑的情緒同流合污，與那種災難性的不情願工作與等待財富的情緒攜手並肩。這就使得他們與經商從貿相去甚遠。在法蘭西，那種甚至為法國人自己也承認為一種國民性格的虛榮與此如出一轍。貴族階層的數量與榮耀，以及他們所一貫持有的想法，對於為他們所不屑一顧的職業無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條，腰纏萬貫的商人與製造業者對於貴族的顯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對於這種榮譽的渴盼之中，拋棄了他們利潤豐厚的事業。因此，儘管民眾的勤奮與土地的肥腴還可以使商業免於完全的衰敗，然而，它卻完全是在一種恥辱的情感之中進行的，使得這其中最精華的代表人物紛紛逃離開去。在柯爾伯特的影響之下，路易十四曾頒佈一道諭令「授權所有的貴族致力於商船、貨物與商品的經營，無需考慮被視為已從商貴的階層中墜落出來，只要他們並沒有進行零售行當的小生意」。對於這一行為所能給出的理由是，「它帶來了臣民以及令我們自己滿意的好處，能消除到處盛傳的所謂海上貿易與貴族本性格格不入的習慣觀念的最後影響。」然而，其中混雜著有意識的和公開的優越感的偏見並不都那麼能為各種諭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虛榮心成其為國民性格的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徵時。許多年之後，孟德斯鳩教誨道，讓貴族從事貿易，正好與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二、形態構成，其中包括與此相連的天然生產力與氣候；

其次，投入戰爭：政府的影響可以以其維持一支海軍的最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覺到，海軍的規模大小應與其航運業的增長和與它相聯繫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稱。比起海軍的規模，更為重要的是其機構的問題。這包括考慮到其民眾的特徵與追求，贊同健康向上的精神與活動，在戰時，通過人員、戰艦的充份儲備與通過正如以前所指出過的徵用一般性戰備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於迅速發展。毫無疑問，在類似於戰爭準備的第二個標題下，必然要述及維持適當的海軍基地，述及在戰艦必須尾隨著和平性商業船隻進入的世界的那些遙遠的部份。保護這些基地，要麼必須依賴於直接的軍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羅陀與馬爾他所做的那樣；要麼依託於分佈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https://www.hetubook.com.com度對於英格蘭一樣，並且還可以假定，澳大利亞殖民地現在對於英格蘭一樣。這樣一種友善的環境與支撐，配合以適當的軍事存在，則可成為最佳的軍事防禦。當它們與在海洋上的明確的優勢地位結合起來，就能夠使一個形體鬆散、範圍廣泛的帝國——就如同英格蘭帝國那樣——安然無恙，平安無事。在某個時段內，一場意想不到的衝突或許會引發一場災難——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實際存在的優勢地位就能防止這種災難演變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英格蘭的海軍基地遍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它的艦隊能夠立即保護它們，開通彼此之間的交通線，並依賴它們成為庇護的場所。

除了海岸輪廓外——包括通往海洋的方便之道，導致人們走向海洋或使他們與海洋隔絕的種種條件，還有其他物質因素。儘管法國位於英吉利海峽的軍港十分缺乏，然而，除了地中海外，它還在那裡和大西洋都擁有深水良港，其所處位置十分有利於進行海外貿易，並且這些港口都位於大江大河的出海口處，對於促進內部貿易與溝通大有裨益。然而，當黎塞留結束了內戰，法國人並沒有以英國人與荷蘭人的那種熱切與成功投身於海洋。在物質條件中，表面上可以找出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那些條件使得法蘭西成了一片樂土，具有宜人溫和的氣候，國內生產始終供大於求。另一方面，英國從上帝那裡獲得的賜予卻微乎其微，並且直至其生產能力被開發出來之前，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供出口。他們的眾多需求，加上他們不知疲倦的活動與其他適宜於從事海洋事業的條件，驅使其人民向海外不斷擴展；他們發現的島嶼比他們自己的故鄉更加迷人與富有。他們的追求與天才使得他們成為了商業與殖民者，隨後又成為製造者與生產者。在產品與殖民地之間，航運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因此，他們的海上實力日漸看漲。

因此，隸屬於宗主國的殖民地成為了在海外支撐這個國家海上權力的最可靠手段。和平時期，在竭盡各種手段促進隸屬關係的溫情脈脈與利益協同一致方面，應該要感覺到政府方面的影響，使之覺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戰爭時期，或通過引入諸如將會使所有的人都感覺公正合理的承擔負擔並且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的組織與防禦措施，準備應付戰爭。

所有的人都尋求收穫並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錢。然而，尋找收益的方式卻會對居住於一國之內民眾的歷史與商業運氣造成顯著的影響。

三、領土範圍；

法蘭西優勢的地理位置使其適合握有海上霸權。它還得到了從兩位偉大的統治者——亨利四世與黎塞留，那裡傳遞過來的一套作為政府指導方針的明確政策。某種精心策劃的大陸東擴計畫要輔之以對於奧地利王室的抵抗——當時控制奧地利與西班牙，在海上，同樣要有抵抗英格蘭的決心。為了達到後一種目標，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蘭需要被籠絡成為一個盟友。商業和漁業作為海上霸權的根基應該得到鼓勵，具有戰鬥力的海軍應投入建設當中。黎塞留遺留下了他稱之為政治遺囑的東西，其中他點明了以其地理位置與資源為基礎，法蘭西實現海上霸權的機會。因此，法蘭西的著作者都將他視為法蘭西海軍的實際奠基人。這並不僅僅只是由於他裝備了戰艦，而是從他的確保健全的機制與穩定的增長的觀點與措施的廣度出發的。在他死後，馬薩林繼承了他的觀點和大政方針，然而卻沒有他的那種傲骨雄風與尚武精神。結果，在他統治期間，那支新組建的海軍又蕩然無存了。

從那個時期起，荷蘭就不再是一個偉大的海上強國了。它在為那種海洋力量所造就的所有國家中，迅速失去了領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說，面對著路易十四持續不斷的敵意，沒有出現英明的政策，以使這個狹小儘管又是意志堅定的國家於衰敗之中得到拯救。法蘭西的友善確保了其陸地邊界的和平，這本來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續更長一段時間——與英格蘭為著海洋的統治權而一爭高低的。並且，作為盟友，這兩個大陸國家的海軍本來還可以遏制住剛才所考慮到的那種巨大海上霸權的擴張的。英格蘭與荷蘭之間在海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為條件才有可能，因為兩者的目標是相同的。在法蘭西與荷蘭之間，則是另外一回事。荷蘭先行衰敗，並不一定是由於它在範圍與人口數量上的劣勢，而是由於兩國政府所奉行的錯誤政策。當然，確定究竟由何方來承擔更大的責任，這並不是為我們所關心的事情。

在柯爾伯特政府的一些歲月裡，可以發現整套海權理論都以一種系統的、中央集權的法國方式加以付諸實施。而在英格蘭與荷蘭的歷史中，對於同樣理論的闡釋卻分散於好幾代人之中。然而，諸如此類的發展只是強加的，完全依賴於對它進行關注的那個絕對力量的持續性。柯爾伯特並不是國王，他的控制地位僅僅延續到失去國王的恩寵之前，然而，十分令人感興趣的是注意到他為政府活動而辛勤勞作的合適領域——海軍。在一六六一年，當他上臺執政時，法蘭西只有三十艘戰艦，其中只有三艘有六十門以上的大炮。一六六六年時，法蘭西已有七十艘戰艦，其中五十艘是戰列艦，二十艘是火攻船；一六七一年時，七十艘的數量已上升到一百九十六艘；一六八三年時，法蘭西擁有一百零七艘戰艦，其中二十四艘擁有一百二十門大炮，十二艘裝載有七十六門大炮，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較小的艦船。在船塢碼頭引進法令與制度使得它們的效率遠較英國為高。一位英國艦長作為囚犯正在法蘭西的監獄中服刑，而當時柯爾伯特工程的長遠影響正在其兒子的手裡得以延續。他寫道：

對於國家海上力量的成長產生有利或不利影響的主要因素的一般性討論，至此就可告一段落。其目的在於，首先要考慮在他們的自然傾向中存在著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隨後通過特定的事例與過去的經驗加以闡釋。這種討論儘管無疑包含著一個較為寬泛的領域，然而卻主要位居於戰略的範圍以內，明顯有別於戰術。它們當中所包含的考慮與原則屬於事物無法改變的安排，其因果關係雖歷經滄桑卻始終未變。事實是，他們屬於大自然的安排，今天，其穩定性隨處可聞。而戰術作為人類的工具，運用的是人類製造的武器，並隨著人類歷經新陳代謝的世代進步而變化。時不時戰術的上層結構被加以改變或整個地被推翻；但是，迄今為止，戰略的古老根基卻依然未變，仿佛被置於一塊磐石之上。後面將要對歐洲與美國的一般歷史進行一番考查，並特別關注海上力量在其廣泛的意義上對於那段歷史以及民眾的福利所產生的影響，在情況允許時，還要運用特別的闡述經常提醒與強化那種已經加以舉證的普遍教義的目標，即：「就其目標而言，海軍戰略在戰爭時期正如和平時期一樣，在於奠定、支持與增加一個國家的海上力量。」

如果說英格蘭是為大海所吸引的話，荷蘭卻是被趕向大海的。沒有大海的存在，英國或許會一蹶不振，而荷蘭則會敗亡。在其榮光輝煌登峰造極的時代，它還是歐洲政壇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當時，一位本國名聲顯赫的實權人物就估計到，荷蘭的土地不太可能養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該國的製造業為數眾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對航運業的興趣，它們出現增長要遲緩得多。土地的貧瘠與海岸無險可守的本質驅使荷蘭人首先從事了漁業。隨後，加工保存魚類方式的發現給予他們除了進行國內消費以外還能用以出口的物質，並由此奠定了他們財富的根基。所以，在荷蘭人成為商人之時正是義大利諸共和國處在土耳其霸權的壓力下，以及由於好望角航線的發現，其國勢正開始衰落之際。結果，他們成為了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與島嶼以及龐大的義大利貿易的繼承人。

如果海上權力真正建立在和平與廣泛的商業基礎上，那麼，對於商業追求的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時或彼一時稱雄海洋的國家的顯著特徵。歷史幾乎毫無例外地證明這是千真萬確的，除了羅馬人以外，並不存在與此相反的明顯事例。

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不僅有助於集中其軍事力量，而且還能為展開針對其潛在對手的敵對軍事行動提供進一步的中心位置與良好基地等戰略優勢。英國的狀況就每每與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對著荷蘭與北部強國，另一方面，它面對的是法國與大西洋。當受到法國與北海和波羅的海的海上強國組成的聰明的威脅時，正如同其時常所為那樣，其在多佛海峽與英吉利海峽、甚至在布列斯特不遠處遊弋的艦隊，就去佔據縱深基地，並因此能夠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隊，反擊伺機穿越英吉利海峽的任何一個敵人，從而影響其與盟國的聯合。同樣，在兩邊之中的任何一邊，上蒼都賜給了它更好的港口與更為適合安全靠近的海岸，以前，這還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峽過程中一個十分嚴重的因素；然而，後來，蒸汽與其港口的改進緩解了這一法國曾一度遭受過的劣勢。在大帆船盛極一時的歲月裡，英國艦隊進攻布列斯特，將其基地設立於托貝與普利茅斯。簡而言之，計畫是這樣的：在盛刮東風或較為溫和的天氣狀況下，執行封鎖任務的艦隊堅守其陣地並無多少困難。但是在西風中，當情況十分惡劣時，他們便折回英國港口，他們明白，直至風向轉變之前，法國艦隊是不可能出來活動的，這樣他們也正好由大風將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正如每一處都承認的那樣，如果時間在戰爭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的話，它應該使得那些其才能實際沒有用在軍事上，其民眾——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樣。反對供養規模龐大的軍事組織的國家，感到有義務促使其自身支撐足夠的時間，使它們的臣民的精神與才幹得以轉化成為戰爭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現存在陸地或海上力量能夠據力堅守，即使處於劣勢，這個國家或許還能依賴其自然資源與即將投入的力量，物盡其值——其民眾的數量、財富以及各種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擁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毀消滅，那麼最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無法使其擺脫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對手尚屬明智的話，還不會讓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負，這將使其伺機復仇的機會被推到一個十分遙遠的未來。在更小的戰爭領域內，這種故事在持續不斷地反覆傳播著：「如果某某能堅持得更長一點，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個就能成功了」；又如在醫療上，經常就說：「如果病人能夠挺下去，其體質的力量就能使他度過險關。」

在一七八三年的十年後又爆發了法蘭西革命。然而，那場動搖了國家的根本基礎，鬆懈了社會秩序的紐帶並將幾乎所有固執地堅持舊有國家事物的君主制時代的訓練有素的軍官驅趕出了法蘭西海軍的大動盪，並沒有使法蘭西海軍免受錯誤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的形式比起將根深蒂固的傳統連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這裡又可聽到第三位具有高軍銜並頗有文學造詣的法蘭西軍官論及維爾納夫的無能——這位海軍上將在一七九八年的尼羅河戰役中統管著法蘭西艦隊的後方，在艦隊的先頭部隊正遭摧毀時卻按兵不動：

五、民眾特徵；

在那場七年戰爭中，法蘭西損失了三十七艘戰列艦與五十六艘護衛艦——這是一支比在帆船時代的任何一個時期裡的美國海軍都要多三倍的力量。「自從中世紀以來，第一次」，一位法蘭西歷史學家在論及同樣一場戰爭時如此說，「英格蘭單槍匹馬地制服了法蘭西，幾乎沒有任何盟友，而法蘭西卻有強有力的追隨者。它僅僅只是由於其政府的優越性而進行征服。」是的，然而這是能夠運用其海上強權——這是對於執著地朝向一個單一目標的連續性政策的獎勵——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的政府的優越性。

在戰爭時期，這種保護還必須通過武裝航運而加以擴展。一支海軍的必要與否，從狹隘的詞義來看，來源於一支和平運輸船隊的存在，並隨之消失而消失。當然，這得除去一個國家懷有侵略趨向的案例——它維持一支海軍僅僅只是作為軍事機構的一種分支。由於美國目前尚無侵略意圖，並且其商業服務已不復存在，不斷縮小的武裝艦隊和通常對此缺乏興趣就是邏輯上的必然結果了。當由於某種原因，海上貿易再度被認為需要付出代價，一種膨脹到足夠大的船運利益就將東山再起，促使戰爭艦隊的死灰復燃。當穿越於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趨於成為現實，欲望的衝動就完全有可能強烈到產生同樣的結果。然而，值得質疑的是，由於一個和平的、愛好實業的國家並不那麼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又必須具有足夠的軍事部署，尤其是在這樣的時代裡，它的成算又有幾何？

一個完全與其民眾的自然根基相協調的政府將會在各個方面最為成功地促進其成長，這一點看起來是很有可能的。在謀求海上權力方面，一個充分吸納其民眾的精神並完全意識到其真實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堅定，方向明確，最為光彩奪目的成功就會接踵而至。當民眾的意志，或者他們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過程中佔據某種較大份額時，這樣一個政府肯定是最為穩定的。然而，諸如此類的自由政府時常也會暴露出某種不足，而專制國家運用其辨別力與持續性，能夠頻繁地造就龐大的海上貿易與一支威風凜凜的海軍，比起自由民族通過緩慢的程度所能達到的程度來，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後者情況的困難在於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後，能夠依其體制的穩定性確保其政策的延續性。

一個國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邊界。這道邊界越是能夠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區的途徑——在本書中是指海港，一個民族就越是傾向於通過此與世界的其他部分進行交流。在一個假定的國家中，如果只是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卻完全沒有一處港口，這種國家就不可能擁有自身的海洋貿易、海洋運輸以及海軍。在實際生活中，當比利時還是一個西班牙與奧地利的省份之時，其情況就是這樣。一六四八年，荷蘭人在一場獲勝的戰爭後，作為一項和平條件，勒令須耳德河（the Scheldt）關閉海上貿易，從而封閉了安特衛普港，並把比利時的海上貿易轉手給了荷蘭。西屬尼德蘭從此不再成其為海上強國。

最後一個影響國家作為海上強國而崛起，並就國家而言，自別於居住在那裡的民眾的條件，這就是領土範圍。用相對較少的寥寥數語，或許就能將其打發了。

英格蘭政府愈發穩定，目標明確，繼續推進其海洋統治的範圍，促進其海洋霸權的成長。作為一個公開的敵人，在海上，它痛擊了法蘭西；作為一個狡猾的朋友——至少許多人相信這一點，它耗盡了荷蘭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兩國的條約規定，關於海上力量，荷蘭應有八分之三的規模，而英格蘭卻占八分之五，接近於荷蘭的兩倍。這樣一個條款，再加上另外一條，即使荷蘭維持一支十萬零二千人的陸軍，相比之下，英格蘭只有四萬人，這實際上就等於將陸地戰爭扔給了一個國家，將海上戰爭扔給了另外一個國家。無論是有意擺弄與否，這種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在烏德勒支和約當中，荷蘭獲得了土地賠償。英格蘭除了在法蘭西、西班牙以及西屬西印度群島的通商特權以外，還獲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羅陀與馬翁港（Mahon）等至關重要的海上據點，以及紐芬蘭、新斯科夏半島與北美洲的哈德遜灣。從此，法蘭西與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從地平線上消逝了，荷蘭的海軍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於美洲、西印度群島、地中海，英格蘭政府因此能夠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了變英格蘭王國為不列顛帝國的道路。

四、人口數量；

合眾國的海上力量有何需求呢？它的商業甚至於今日還在由他人託運。一旦擁有，為什麼它的民眾希望付出極大的代價對此加以維護，到目前為止，這一問題都還是經濟學性質的，並不在這一著作的範圍之內。然而，戰爭給國家帶來災難與損失的條件卻直接與此相關聯，假定合眾國的進進出出的對外貿易，是運載於敵人不能輕易碰及的甲板船上——除了船隻駛向一處被封鎖的港口之外，何種因素將會構成為一種有效的封鎖呢？目前的定義是，它能夠達到對尋求進入或駛離這一港口的船隻構成明確的威脅。很明顯，這是極其富於彈性的。許多人都還能記起美國內戰時期，在對查爾斯頓外的合眾國艦隊發起了一次夜襲之後，南方同盟次日上午即派出載有幾名外國顧問的汽船，這些顧問們認定了尚未發現任何封鎖船隻，便發表了一紙內容大致相似的聲明。有關這一聲明的力度，某些南方同盟的首領宣稱從技術上來說，封鎖已經破產了，並且沒有新的通知，在技術上也是不能重新確立的。為了對偷越封鎖線的船隻構成實際的威脅，封鎖艦隊是否有必要出現在視野以內呢？六艘在新澤西與長島海岸之間且離岸二十英里遊弋的快速汽船將對尋求通過紐約主入口進出的船隻構成真正的威脅。類似的位置也能有效地封鎖波士頓、特拉華與切薩匹克。封鎖艦隊的主力，不僅準備捕獲商船，而且還準備抵制打破封鎖的軍事企圖，它們無需暴露於視野之內，也不必處於一個為岸上所知的位置之上。

影響一個國家海上實力的主要因素可列舉如下：地理位置；形態構成，其中包括與此相連的天然生產力與氣候；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眾特徵；政府特徵，其中包括國家機構。

例如，在法國革命以前和直至緊隨法國革命而來的波瀾壯闊的戰爭結束之際，法國的人口都比英國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權力而言，無論是和平貿易還是軍事效能，法國都要比英國大為遜色。就軍事效率一事看，事實就更為明顯。因為在戰爭爆發之初的軍事準備方面，法國通常佔有優勢，然而，它卻不能維持住。因此，在一七七八年，當戰爭爆發時，通過其海上動員，法國能夠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戰列艦。而英國則正好相反，由於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賴的船隊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結四十艘戰列艦都困難重重。然而，在一七八二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戰列艦投入或準備投入戰爭，而法國則從來沒有超過七十一艘。遲至一八四〇年，當兩個國家再度於地中海東部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之際，一位當時十分傑出的法國軍官，在一方面極力頌揚法國艦隊極高的效率狀態及其海軍統帥與眾不同的素質，表達對於與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發生遭遇戰的結果充滿信心的同時，他繼續說道：「在我們當時所能集結到的二十一艘戰列艦隊伍之後，就不再具有了預備隊，沒有別的艦船可以在六個月以內投入現役。」這並非僅僅由於缺乏艦船與適當的裝備，儘管兩者當時都青黃不接難以為繼。「我們的海上動員已由於我們的所做所為（集結了二十一艘戰艦）而精疲力竭到這種地步，在各個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徵召制度卻不能徵集到足夠的後備力量，為那些已經巡遊了三年多時間的人提供休整的機會。」

在過去的一百年時間內，海上戰爭的環境變化如此之大，以致於人們懷疑，這些災難性的衝擊，以及那些光彩奪目的繁榮，現在是否還會重演？正如在英格蘭與法蘭西之間的戰爭所能看到的那樣，在它對於海洋穩固而又自傲的控制中，英格蘭對中立國強加了無法容忍的束縛，米字旗包容貨物的原則永遠不會變化。交戰一方的貨物可以因此由中立國的船隻安全地運載，至於後者，可以肯定也同樣如此。除開保護其港口，使之免遭佔領或徵稅的問題以外，並沒有更多的徒有虛名的封鎖。這一點，在理論上具有實際可行的一和*圖*書致性，在實踐中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過去對於這類罕見的戰爭災難的思考足以證明，不重視基於適應一定種類的軍事生活的居民數量之上的預備役力量是有欠考慮的。這一點在此還將加以考查。剛才所提及的那些打擊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給予的，並且對準了訓練特殊的武裝團體的頭部。除此之外，團隊精神與榮譽感也會由於甘拜下風與先前敗績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擊。緊隨著烏爾姆一役後，便見奧斯持裡茨戰役，二萬名奧地利人不發一槍一彈，便放下了武器。先前歲月的歷史就是一部奧地利不斷受挫而法蘭西凱歌高奏的歷史長卷。特拉法加緊接著幾乎是持續不斷地失敗。進一步追溯上去，則是在神聖同盟的艦隊裡，西班牙人在聖文森特，法國人在尼羅河的回憶，並且距離我們還並不遙遠。除了吉納的情況以外，這些毀滅性的打擊並非單個的災難，而是最後一擊。在吉納一役中，在人員數量、武器裝備以及一般的備戰狀況方面，都存在對比懸殊的狀況，這就使得其在考慮從一場單一的勝利中會有何結果時，變得不太那麼適用。

墨西哥灣沿岸的顯著特徵——剛才已暗示過——可以典型地列於國家的形態構成這一標題之下。在影響海洋霸權成長諸條件的討論中，形態構成這一因素可說位居第二。

荷蘭人的特徵與需求促使他們自然而然地去開拓殖民地。到一六五〇年時，他們已擁有了許多在東印度的群島、非洲與美洲的領地，光是對它們進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煩瑣的事情。在這項事物方面，他們當時遠遠地走在了英格蘭的前面。就其特徵而言，這些殖民地是純粹商業性的，儘管它們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來它們卻並不具備一種增長的原則。「在開拓它們時，他們從未尋求過帝國的擴張，而僅僅只是追求貿易與商業。他們也企圖進行征服，但只是迫於環境的壓力。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對於能在所在國的主權袒護之下進行貿易而感到心滿意足。」僅僅只是滿足於獲利而並沒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蘭西與西班牙的暴君體制一樣，趨向於使得殖民地只從商業上依賴於宗主國，並由此扼殺掉了殖民地成長的自然法則。

深入探討柯爾伯特行為的細節已不在我們的初衷之內。注意到政府在造就國家的海上力量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意識到這個了不起的偉大人物並沒有只注意任何海上霸權所依賴的一個基礎原因而排斥其他，而是在其英明而又富於遠見卓識的政府中相容並包，這就已經足夠了。農業，能夠增加土地的產品產量；製造業，能夠使人類工業的產出成倍地增長；國內貿易管道與規章制度，通過它們，從國內到國外的產品交換就能變得比較容易；旨在將轉運貿易置於法蘭西人之手的航運業以及關稅調節制度，與由此鼓勵航運業在法蘭西的逢勃發展，據此，本土與殖民地的產品就能夠來回穿梭運輸了；殖民地管理與發展，據此，一個遠在天涯海角的市場有可能持續成長為國內貿易所壟斷；與外國政府所締造的有利於法蘭西貿易的條約，以及旨在壓垮敵對國家的對於外國船舶與產品所徵收的關稅——所有這些手段包含著無窮無盡的細節，被運用來為法蘭西建立：（一）產品；（二）航運；（三）殖民地與市場——一言以蔽之——海上霸權。比起在一個更為複雜的政府機構裡緩慢地倘佯於相互衝突的利益中，這樣一種研究工作由一個人來加以完成，並依照一定的邏輯過程加以展開，就要簡單和容易一些了。

一、地理位置；

對於他所發出的滿腹牢騷，那位英格蘭船長給出的答覆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並服從於作為海洋主宰者之旗幟的榮耀是我的職責。」如果是詹姆斯國王本人的話，也許會稍稍禮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謹慎從事之外，並不會造成其他後果。公爵則會假裝心滿意足，然而他的傷口卻總會時時作痛，並且永遠也無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對此事從中調解；但是，在另一場合，卻下定決心依賴力量來維護其王位的權力，這種力量能夠借助於時間，使他足以縱橫馳騁於大洋之上。

自從一八一五年以來，尤其是在我們今天，英格蘭政府已經將非常多的東西遞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權是否將會因此而受損，尚有待於觀察。其廣泛的根基仍然存在於龐大的貿易、巨大的機械工業和遍及全球的殖民體制之上。一個民主政府是否具有這種遠見，具有對於國家的地位與信譽度的敏銳的知覺力，以及在和平時期通過投入足夠數量的金錢確保其繁榮的意願——所有這一切都是為軍事備戰所必需的——仍然還是一個有待爭議的問題。在公眾中名聲極好的政府一般而言並不喜歡軍事開支，而無論多麼需要。英格蘭趨於落後的跡象就在這裡開始出現了。

首先，在和平狀態中：政府通過其政策可以有助於一個民族的工業的自然成長和加強通過海洋的方式尋找投資與獲利的趨勢。或者它還能嘗試著發展此類工業與此種走向大海的趨向，當它們並不天然存在時。另一方面，政府可能會由於錯誤的舉措，遏制與妨礙那些依賴民眾自己本來即可以取得的進步。在這些方式的任何一種當中，都能感覺到政府的影響：以和平貿易的手段，締造或破壞一個國家的海上力量。貿易，僅此一點就成了一支完全強大的海軍的基礎所在，這一點已是眾所周知的了。

一位法蘭西海軍史學家曾經引用了一些根本就不可思議的成就，例如，四點鐘時一艘大帆船的龍骨被安置完畢，九點鐘時它就全付武裝地離港而去。用那位英國軍官更為嚴肅認真的話語來說，這些傳統可以被接受為指出了法蘭西體制與命令以及隨處可見的工作設施的非同尋常的程度。

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我們又發現了納爾遜。在其轟轟烈烈的事業尚未開創之前，就已通過在西印度群島針對美洲商船實施同樣的法令，顯示出其要為英格蘭的航運業謀求福利的熱情。克倫威爾死後，查理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這位國王儘管慣於欺騙英格蘭民眾，卻仍然對於英格蘭的榮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傳統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獨立於議會與民眾，在其與路易十四叛國性的勾搭裡，他曾寫信給路易道：「對於一個完美的聯盟，這裡有兩個障礙。第一個是法蘭西目前正在致力於創造一種商業，並力圖成為一個能夠發號施令的海洋強國。這是引起我們疑慮重重的一個原因——而我們只能依賴於我們的商業與我們的海軍力量才會佔據一席之地。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於法蘭西朝著那個方向所採取的每一行動步驟都將加深這個國家之間的猜忌。」在兩個王國談判對荷蘭共和國發動臭名昭著的進攻的過程中，在論及誰來統率法蘭西與英格蘭聯合艦隊時，曾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查理斯在這一點上毫不妥協。「控制海洋，」他說，「這是英格蘭的傳統。」他直率地對法國使節說道，如果他作出讓步的話，他的臣民將不會聽命於他。在計畫對於聯合省的分割中，他為英格蘭還掙得了進行海上劫掠的陣地，這些地點控制著須耳德河與繆士河的河口。在查理斯統治下的英格蘭海軍曾一度繼承了由克倫威爾鐵腕統治下所創造的精神與紀律，儘管後來英格蘭海軍士氣普遍低落，這種狀況成了其邪惡統治的主要特徵。蒙克曾犯下了一個巨大的戰略性錯誤，即遣送走了其艦隊的四分之一，然而，在一六六六年時，卻發現自己掌管著一支擁有極大優勢的荷蘭軍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猶豫地就發起了進攻，並且一連三天戰果輝煌，儘管也遭到了一些損失。這樣一種行為並不是戰爭，而是一心一意地圖謀英國的海上地位，並以此指導其行動。對於英格蘭民眾以及它的政府而言，這早就是他們的共識與追求，但卻是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許多風風雨雨之後才確立了最終勝利的神秘符咒。查理斯的繼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員背景，並曾指揮過兩次大規模的海上戰役。當威廉三世登上英格蘭王位時；英格蘭政府便與荷蘭政府攜起手來，繼續合謀專心致志地對付路易十四，並一直延續到一七一三年簽訂烏德勒支（Utrecht）和約，確立了對法國的海上優勢。這一過程便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在這三件事情方面——生產，具有交換產品的必需性；航運，借此交換才得以進行；殖民地，方便並擴大了航運行動，並通過大量建立安全區，對此進行保護——這一點被認定為大部分歷史與政策以及瀕海國家的關鍵所在，這種政策隨著時代的精神以及統治者的性格、見識的變比而變化。然而，瀕海國家的歷史與其說是由其政府的高明與遠見。還不如說由其民眾的地位、範圍、組合、數量及性質來決定的——無論如何稱謂，以一言以蔽之，還是自然狀況決定的。然而，必須承認並且必將發現，明智或不明智的個人行為，在某些歷史時期，對於廣義的海洋霸權的成長產生過巨大的確定性影響。其中不僅包括海洋上的軍事實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統治著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貿易與航運。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誕生一支海軍艦隊，才能使其穩如泰山。

關於這一系列戰爭的最後一次戰役，一位英國歷史學家說：「荷蘭人的精打細算極大地損害了他們的聲望和貿易。他們在地中海的軍艦總是供應短缺，他們的運輸隊是如此衰弱不堪與補給困難，以致於我們每損失一艘船，他們就要損失五艘。這就不得不產生一種普遍的印象，即我們是更為可靠的運輸船隊。這肯定會產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戰爭中，我們的貿易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

現在讓我們從過去歷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訓方面，轉移到政府對其民眾海洋生涯的影響這一一般性的問題上來。可以看出，這種影響以兩種明顯有別然而又緊密相聯的方式起作用。

有關建立或不建立預備力量的價值的問題現在可歸結為：現代條件下的戰爭是否已使得這種情況成為可能，即兩個勢均力敵的對手中，一方將會僅僅在一場戰役中告負而決定整個戰爭勝負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戰並沒有作出回答。普魯士對於奧地利，德意志對於法蘭西的壓倒性勝利，看起來都是一名強者對於一個弱小得多的國家的勝利，而無論這種弱小是由於自然因素，還是官方的無能。如果土耳其還擁有國家的儲備力量可以徵用，那麼，類似於普萊文之圍（Siege of Pleven）的那種軍機延誤本又將會如何影響戰爭的勝負呢？

在特定的戰役方面，儘管可以坦蕩地承認細節的變化使得其教義的大部分已顯過時，然而，仍要指明哪些屬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原則應加以採納；在其他情況相等的情況下，哪些舉動將是可取的，即，從它們與最傑出的軍官的姓名相關聯中，可以假定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將在一個特定的時代或特定的軍種中獲取恰當的戰術構想。在古代與當代武器裝備的類比浮現於表面的地方，在沒有對那些相似之處施加不恰當的壓力的情況下，從中吸取為它們所提供的教訓也是眾望所歸的。最後，必須牢記，除去各種風雲變幻之外，人之本性依舊根深蒂固，可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儘管在特定狀況中，在量與質方面尚無法確定，然而，卻總能發現觀察上的個人誤差。

這一悲慘結局顯示了一個國家完全依賴於外部資源去扮演一個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還能做出大量的結論。由於並無需在此講得一清二楚的條件的差異，當時荷蘭的情況與今日大不列顛的情況有著十分強烈的相似之處。儘管看起來在各自國家中都略有一絲榮譽感，歷史卻是活生生的預言者，在告誡人們國內繁榮的延續主要依賴於海上權力的維持。人們或許都對缺乏政治特權感到不滿，然而，如果他們日漸缺乏麵包時，他們就會更加感到不安。對於美國人來說，更有意義的是注意到，就海上霸權而言——起源於土地的範圍、適宜度與富裕——法國的結局在美國又被複製出來了。最初，他們的先輩們只有一小塊臨近於海洋的土地，儘管幾乎未曾開發，但總算部分土地還是富繞多產的。在那裡，港口眾多，並且接近於多產的漁區。這些物質條件加上與生俱來的對於海洋的熱愛，英國人的血液中至今仍在他們的脈管中跳躍的衝動，使得一個健康的海上強國所依賴的趨勢與追求，能夠一直富有生機。最為原始的殖民地中的幾乎每一塊土地都瀕臨大海或位於一大支流旁邊。所有的進出口都趨向於一片海岸。對於海洋的興趣以及對於它在公共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明智賞識輕鬆而又廣泛地在民眾中流傳。一種比關注公眾利益更具影響力的動機也十分活躍，因為擁有豐富的造船物質和需要相對較少的其他投資，航運業成了一個利潤豐厚的私人行當。

西班牙的工業飽經滄桑，其人口穩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賴於荷蘭人，以致於其本來就寥寥無幾的工業產品不足以與之對抗。「因此荷蘭商人」，一位同時代的人寫道，「腰纏萬貫地奔波於世界大多數地方購買商品，肯定從這個歐洲國家找到了滾滾財源，並以此支付他們所購買的商品」。就這樣，他們曾夢寐以求的財富的象徵很快就悄然離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樣，從軍事觀點上看，由於其航運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麼的虛弱不堪，它的為數不多的財富運載於幾條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於幾條航線之上，要為敵人所捕獲，可謂輕而易舉，不用吹灰之力，結果，戰爭的中堅力量陷入了癱瘓。而英格蘭與荷蘭的財富卻散佈於穿梭於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數以千計的艦船之上。它們在歷次精疲力竭的戰爭中屢遭重創，儘管十分痛苦，然而卻沒有遏制這種財富的增長，它始終是穩定的。在其歷史上最為生死攸關的時期與西班牙結為患難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財富與後者如出一轍，也走上了一條同樣的下坡路。儘管在通過海洋競相發展的競賽之初，葡萄牙還能夠名列前茅，然而它卻最終被遠遠地拋到了後邊。「巴西的礦場就是葡萄牙的墳墓，正如墨西哥與秘魯的礦場是西班牙的毀滅之地一樣。所有的製造業部門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視，隨即英國人開始向葡萄牙不僅提供布料，而且還提供所有的商品、貨物，甚至於醃魚與穀物。為了追逐黃金，葡萄牙人背井離鄉；而奧波托的葡萄園最終卻被英國人用巴西的黃金加以收購，這些黃金只是通過葡萄牙之手，卻遍及於整個英格蘭。」我們比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時間裡，有五億美元榨取於「巴西的金礦之中，並且在那段時間的最後關頭，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萬美元的香料了」——這是顯示在實際存在與子虛烏有的財富之間差異的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例子。

這場競爭決定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將在北美大陸呈現出的景觀是一個偉大國家而不是幾個相互敵對的國家。儘管對於昔時應得的榮耀可以感到正當的自豪，對於由於海上的壓倒性優勢而產生的結局的輝煌應予以承認，然而，瞭解事實真相的美國人應該對國人那種過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僅沒有海國，不僅不是一個海洋性的群體，而且其民眾也沒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駐到本應必須加以防範的瀕海地帶。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國民才幹影響著海上權力的成長，這是就其具有開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來說的。關於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長之處一樣，可以正確地說，當它最為自然時，它也是最為健康的。因此，起源於為整個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與衝動的殖民地將具有最為堅實的根基。在他們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預時，他們的隨之而來的增長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這些民眾具有獨立行為的才能的話。過去三個世紀的人們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為本土產品的輸出地和作為商貿活動與航運業的補養之處，對於宗主國所具有的價值。然而，從事殖民化活動的努力並不具有同樣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會有同樣的成功。無論多麼遠見卓識或謹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無法填補強烈的自然衝動的缺口；當國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發展的種子時，來自於本土的最為精細的調節也不會產生如同無為而治那樣的良好結局。在節節進取的殖民地的國民政府中，並不存在著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許甚至還會更少，如果精心設計的制度與監督，仔細地採納量入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於殖民事業的成長，那麼，英格蘭的這種系統性才幹並不能必定勝過法蘭西。然而，正是英格蘭，而不是法蘭西，成為了這個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隨之而來的對於商貿與海上霸權的影響，在本質上依賴於國民性格；因為當它們自然地起源於自身時，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長。宗主國國民的性格特徵才是殖民地發展之道，而這卻不是宗主國政府所關心在乎的事情。

此時，英格蘭除了親手握有直布羅陀與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與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敵卻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屬美洲，英國所享有的通商權——趁西班牙困難時強取豪奪而來的——通過廣泛並幾乎不加掩飾的走私體系而大肆加以濫用。當氣急敗壞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極端，改而進行鎮壓之時，主張和平和主張訴諸戰爭的兩位英格蘭大臣或為了英格蘭的海上霸權、或為了此事對英格蘭的名譽所帶來的影響，提出要據理力爭。英格蘭的政策意在穩健地拓寬與加強自己對海洋控制的根基，與此同時，歐洲其他國家的政府卻似乎對於由於擔心它的海上實力的增長所產生的危險視而不見。很久以前由於西班牙的實力自高自大所導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種被誇大的實力所引發的血腥而又代價高昂的戰爭的新近教訓好像也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

考慮到本文的一般性的主題，我們還是不能不提到這樣一個結論，即與英格蘭人相比較，法蘭西水手們的稚嫩；對於有著不同背景的人，貴族性的法蘭西軍官團所表現出的猜忌的狹隘精神；以及至關重要的、四分之三個世紀所暗示出的法蘭西那種可悲的傳統，一個訓導他們首先挽救戰艦、節儉原材料的政府的可悲的政策等，所有這一切都妨礙著法蘭西海軍統帥們獲得榮耀，並使之失去多次可為他們唾手可得的積極優勢。蒙克曾說過，統治海洋的國家必須永遠進攻。他為英格蘭的海上政策確定了基調。如果法蘭西政策的教義當中持之以恆地吸收著同樣的思想，一七七八年的戰爭本來是要比實際結束得更早，並且結果也更好些。看在上帝的份上，批評一個我們認為其誕生並不能說成是一種失策的軍種的行為或許算不上得體，然而其本國著作卻在層出不窮地反映出這種批評的精神。一位曾在這次戰爭期間服役於海上的軍官在其一本充滿著冷靜與明智口氣的著作當中說道：

這個「如果」包含著十分明顯的可能性。法蘭西與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難以忍受，並且記憶猶新，歷歷在目，他們肯定總想尋機報復。眾所周知的是，法蘭西正在仔細而又迅速地擴建其海軍。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個島嶼的話，英格蘭的海上霸權本來就會很快使此問題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實上所出現的並非那種僅僅只是由於狹隘的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種並不難克服的普通的危險。深思熟慮地加入這樣一場衝突，試圖通過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廣闊的、擁有龐大反抗人群的土地，並且是在距離本土如此遙遠的距離之外，就註定要重新點燃與法蘭西和西班牙七年戰爭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人群將會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蘭。七年戰爭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個明智的政府本應該心裡明白，將無法忍受住新的負擔，因此有必要安撫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時的政府並不明智，結果是英格蘭海上霸權的很大一部分被獻上了祭壇。當然，這只是失誤，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於傲慢，而不是由於衰弱。

大陸擴張的錯誤政策耗盡了這個國家的資源儲備，並且極其有害。由於使其商業與殖民地處於無法設防的境地，法蘭西使其最大的財富來源易於為敵國所攔腰截斷。正如所發生的事情那樣，冒然出海的小股海軍被擁有巨大優勢的對手消滅殆盡，商業性航運被掃蕩一空。殖民地中，加拿大、馬丁尼克、瓜德羅普與印度紛紛落入英格蘭之手。如果不是會占去太多篇幅的話，或許還能進行一些有意思的概述，以顯示法蘭西——一個拋棄了海洋的國家，英格蘭不斷增加的財富正是建立在其犧牲與付出之上的——這場可怕的災難。一位當代的著作者這樣表述了他對這一時期法蘭西政策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