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史達林格勒的悲劇
第六集團軍的最後戰鬥

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六集團軍司令把下述電報送達我們。我們馬上就將其轉呈陸軍總部,我們一向毫無掩飾地表達該集團軍的立場。(從這個時候起,包圍圈和外面的連絡就只能靠無線電和飛出來的人員。超短波的電動打字談話已經中斷了。)保盧斯上將的電報全文如下:
何立德集團軍在頓河大河灣中作了一番苦戰之後,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區。甚至在這裡,敵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陣地的南側面,一月七日,敵軍一支小部隊已經在新齊爾斯克(即集團軍群總部所在地)的東北面渡過了頓河。在這個集團軍的北翼上,第七裝甲師正在用局部突擊的戰術,嘗試遲滯敵軍向弗爾赫斯塔德的頓涅茨河渡口的前進。對於卡門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臨時單位和少數尚未脫離戰場的羅馬尼亞部隊加以掩護。
一月十三日,保盧斯上將的副官貝爾上尉(Capt.Behr)——一個早已贏得武士級十字勳章的優秀青年軍官——飛出來見我們,並帶來了該集團軍的戰爭日記。他告訴我們部隊是如何英勇戰鬥,不分上下都能視死如歸。
一月二十四日,第六集團軍最後在史達林格勒及其周邊地區被分割,變成了三個孤立的小包圍圈,已經不再能牽制大部分的俄軍兵力。當時其餘正面的情況如下:
一、關於突圍方面:元首保留最後決定權。必要時請再請求。
在一月九日第六集團軍拒絕投降之後,俄軍即開始從各方面進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準備射擊,繼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壓力是指向馬立羅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敵人已在幾個點突入了。
包圍困的東面目前仍在堅守中,不過敵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壓力。
儘管部隊曾英勇抵抗,但是通過最近幾天來的激戰,敵人已經突入縱深,本部僅勉強堵塞了防線的裂口。已經沒有預備隊,而且也無法再編成。重兵器現在已經喪失了機動性。損失嚴重、補給不足、再加上嚴寒,已經嚴重削弱部隊的抵抗能力。假使敵人繼續用現有的兵力進攻,則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幾天。以後的抵抗就只不過是局部的行動而已。
事實上,後來頓河集團軍群還是穩住了戰爭中最困難的局勢。照我自己看來,足以證明我當時沒有由於純粹的感情用事而辭職的決定是合理的。
三、第一百輕步兵師和第三百六十九克羅提亞團;
七、最後還有羅馬尼亞第一騎兵師和第二十步兵師。
一月九日,敵人向第六集團軍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這個要求被拒絕了。我對於希特勒在軍事領域中的一切決定和行動,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對於他的這個決定卻完全贊同,因為不管從人道的觀點來看多麼殘酷,但在當時卻是一種必要的措施。

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於負責,而不去尋找一個贖罪的羔羊,這總要算是難能可貴的。但使我們感到遺憾的,卻是他並不承認這次失敗的主因為其領導的錯誤。
這個文件也可以證明,當一星期以前,由於第四裝甲集團軍已經迫近該城,集團軍群遂命令該集團軍突圍時,那不僅是其可以獲救的第一次機會,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戰鬥損失、寒冷和補給不足最近已經使各師的戰鬥力大受影響。我應該報告下述各點:
一月三十一日,剛剛升任了元帥的集團軍司令和其集團軍部人員,都做了俘虜。二月一日,當第十一軍的殘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後,最後的戰鬥終於結束了。
德國軍人在彈盡援絕,饑寒交迫之下才開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後,由於虐待和饑寒,更是死亡枕籍。不過應該感謝空軍人員的自我犧牲,還是從包圍圈中撤出了三萬餘人的傷患。
三、除非先打通一個走廊,使本集團軍獲得必要的人員和物資的補充,否則決不可能執行突圍作戰。
五、第三、第二十九、第六十摩托化師;
不過在夜間,保盧斯卻又報告說,假使能空運幾個全副武裝的營,則該城仍有繼續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運進一些人員來補充他的損失,但是集團軍群總部卻無法答應他的要求,因為它自己也已經沒有必要的補充兵了。而且自從第四裝甲集團軍的救援作戰停頓之後,也就再沒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圍圈的理由。有許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在假期屆滿之後,紛紛飛回包圍圈中,這已經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這些軍官——有許多都是系出名門的,例如俾斯麥和比羅的後人——他們自己都堅決要求返回部隊,這證明德國軍人的自我犧牲和袍澤友愛傳統經得起最嚴格的考驗。
不過站在頓河集團軍群總司令的地位上,有一個問題卻是我所必須回答的。要求我們的軍人作這樣的犧牲是否hetubook.com.com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應該有多長?換言之,第六集團軍的最後苦戰是否能達到任何有價值的目標?要想對於這個問題獲得一個適當的答案,就必須根據當時的情況,而不能以德國最後的失敗為判斷基礎。
二、假使敵人從霍斯(第四裝甲集團軍)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調相當大量的兵力,用來對於史達林格勒要塞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攻勢,則後者就不能再長期支持下去了。
我不擬在此討論那種純粹軍人精神的觀點,即任何軍隊只要尚存戰鬥力,則絕對不許投降。若是放棄這種精神,則軍人這一門職業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進步到了無戰爭和軍人的境界,否則這種軍人榮譽的觀念就必須維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種顯然是毫無希望的戰鬥,但這一點本身仍不能當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揮官在他認為他的處境已經毫無希望時就馬上投降,那麼就不會有人贏得戰爭。甚至於在絕對無希望的環境中,也常常可能死裡求活的。從保盧斯將軍的觀點來看,不管怎樣,基於軍人的責任他都應該拒絕投降。只有一個唯一的例外,那就是這個集團軍已經更無其他的用途,它的繼續抵抗根本已無目了。從這裡即可以說明希特勒的決定是合理的。不管第六集團軍的繼續抵抗就長期的觀點來說,如何沒有希望,但就全盤的戰略情況而言,它卻已經盡到了決定性的義務。它必須盡可能久地牽制盡可能多的圍攻兵力。
胡比將軍倒是一個無畏的硬漢,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說,像第六集團軍被圍這類事情,對於他作為國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損失。因此,他願意建議希特勒應該把他的指揮權交給一個軍人去執行——至少在東線上應該如此。由於事實上,胡比在前往羅曾時,曾經先與我們會晤,所以希特勒毫無疑問會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動才會放這個「大炮」的。事實上卻絕不是這樣。
六、還有許多集團軍直屬和集團軍群直屬部隊、高射炮部隊和空軍的地面部隊;
皮克爾特也為我們帶來了保盧斯(他現在已經升了上將)的一份報告書,對於包圍圈中的戰術情況提供了下述報導:
在包圍圈南面,儘管第二十九步兵師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經過了兩天的猛烈炮擊之後,敵人終於突破了。這一方面也是沒有更多的兵力來填塞缺口。俄軍在一個地區的攻擊中使用了一百餘輛坦克,有四十輛已經被擊毀。
一、第四、第八、第十一軍;第十四裝甲軍;
只要把頓河、A、B三個集團軍群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間的情況發展作一個簡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六集團軍的艱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這個集團軍還能打下去,即使從其本身的觀點來看,那是毫無意義的。可是它的堅持能力對於整個南翼的情況,卻具有決定性。第六集團軍能夠多牽制敵軍一天,就是多為整個東線戰場做了一份貢獻。今天固然有人認為我們最後還是失敗了,若能早日結束這場戰爭,豈不是可以使我們免受許多苦痛。不過這都是事後聰明而已。在那個時候,就軍事立場而言,並無理由認為德國會失敗。一個軍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樣的作用,所以只要德軍的南翼能夠穩定住,則這種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而其先決條件,就是第六集團軍應該儘量牽制敵軍到最後一分鐘。這個殘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統帥要求在史達林格勒的英勇部隊必須作最後的犧牲。至於這位自立為王的統帥應該為該集團軍的覆亡負責,卻是另外一個問題。
第四裝甲集團軍的任務為掩護A集團軍群在頓河以南的後方,並同時使其通過羅斯托夫的交通線不至於被切斷。它在頓河南岸與極大優勢的敵軍(共三個集團軍)苦戰之後,已經被迫通過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一月九日,它正在沙爾(Sal)河與馬立赫(Manych)河之間的庫比里(Kuberle)河沿岸進行艱苦的防禦戰,而我們可以看出來敵人有從兩面向其包圍的意圖。俄國的第三近衛坦克軍,本在頓河君士坦丁羅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現在正向東南旋轉,直趨第四裝甲集團軍後方的普羅里塔斯卡亞(Proletarskeya)。同時,從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來的俄軍第二十八集團軍,也沿著馬立赫河企圖向南進行一個大迂迴。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爾赫元帥負責主持空運。一月十七日,該集團軍用無線電通知說,古門拉克機場又可以使用了,但空軍並不同意。不過集團軍群總部卻堅持應嘗試在那裡著陸。
那一天黃昏時,在空軍方面負責主持空運的皮克爾特將軍飛出了包圍圈。他對城中的情況描繪了一幅驚人的圖畫,並認為https://m•hetubook.com.com該集團軍的繼續抵抗能力只有二~四天的限度。由於部隊的英勇和自我犧牲,證明了這個估計是不正確的。照皮克爾特將軍的意見,即使空運的情況改進,從今往後也不會有什麼差別,因為陸軍的兵力已經不再能填補敵人所造成的缺口。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這個集團軍方面,看看其最後的情形。

我同時也必須報告在今天只空運進七十噸物資。有些部隊已經開始要斷糧了。所以現在必須要採取緊急的措施。
從米爾赫所告訴我的話來判斷,若是他在幾個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這個工作,則情況也許可以早就有了相當的改善,因為他可以動用國內的資源,這是李赫多芬所沒有的權力。換言之,戈林更應該負責,因為他並未使這些資源在適當的時機發揮作用。
柴茲勒爾
二、第四十四、第六十七、第七十九、第九十四、第一百一十三、第二百九十五、第二百九十七、第三百零五、第三百七十一、第三百七十六、第三百八十四、第三百八十九步兵師;
所以我要求,並請向最高當局轉達,除非全盤的情況迫使本集團軍有犧牲之必要,否則應立即加速援救行動。本集團軍自應竭力堅守,直到最後一分鐘為止。
一月十九日,我與米爾赫進行了第一次談話。因為一天前他的座車與一個火車頭相撞,他受了輕傷。我告訴他儘管第六集團軍的情況已經絕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徹底改善空運。不但因為我們應該維持在史達林格勒包圍圈中的戰友的補給直到最後一小時,而且因為這個集團軍正在擔負著一個最重要的作戰任務,繼續牽制九十個敵軍的大單位。由於本集團軍群正面的其餘部分和B集團軍群的暴露側面都岌岌可危,所以我們若能使第六集團軍多支援一天,都會極具價值。米爾赫允許立即動用在德國國內的一切可能動用的資源,包括運輸機和維護人員在內。後者目前尤為重要,因為莫羅梭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亞兩個機場現在都已經失守,空軍必須以新齊爾卡斯克和羅斯托夫甚至更遠的機場為基地。
至於在最後關頭上,分成小組穿過敵人戰線的企圖,希特勒的「最後決定」始終未成事實。儘管如此,集團軍群卻仍曾設法幫助他們獲得生存,例如在敵後某些地點投擲食物,並派偵察機去搜尋他們。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能達到集團軍群的正面,同時我們的飛行員也沒有任何發現。
一月十一日,情況變得更加危急,由於缺乏彈藥和燃料,該集團軍已經無法恢復其失地。由於卡爾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裡的居民地——的喪失,更使西面守軍喪失了其禦寒場所。此外,天氣狀況也使空運的希望斷絕了。
但是對於一位高級指揮官在戰場上辭職的問題,我也有略加評論之必要。第一點,高級指揮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樣,並不能隨意捲起鋪蓋就回家。無法強迫希特勒接受辭呈,在這種情況下尤其如此。在戰場上的軍人,所處的地位並不像政治家那樣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軍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必須服從命令作戰到底。
希特勒認為第六集團軍現在即使已經不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為幾個小型包圍圈,再繼續抵抗相當長的時間。最後他又宣稱根本不能投降,因為俄國人從來不會遵守他們的諾言。
關於保盧斯上將的要求把其集團軍中某些人員空運撤出包圍圈一事,我願意作下述評論。從純軍事利益的觀點來看,若能儘量救出重要的專門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過應記著,其選擇是與階級無關的,若從人道的觀點來看,則更應該設法使每一個人都能出險。不過同時又有軍人道德的問題也應加以考慮:負傷的人員應優先飛出(事實上,我們在這一方面已經作了相當程度的努力。)但是專門人才的撤出卻毫無疑問將影響到傷患後送。此外,多數應該飛出的專家,又必然是軍官,由於訓練的困難,軍官當然比士兵的價值要高得多,後者很少有專家的資格。可是在第六集團軍這樣的情況中,德國的軍事傳統卻要求當生命受到威脅時,軍官應該讓士兵先獲得安全。因為這些原因,集團軍群並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盧斯的建議。
A集團軍群的北翼仍在貝拉亞格里拉(Belaya Glina)的附近,甚至於更向南,在艾爾馬弗爾(Armavir)之東,換言之距離羅斯托夫一百英里到一百二十五英里左右。把第一裝甲集團軍的主力從羅斯托夫抽回的計畫,現在終於獲得了陸軍總部的批准。
從這一點向西北,即為義大利集團軍崩潰所留下來的巨大缺口。屬於B集和-圖-書團軍群的脆弱的費里特─皮柯戰鬥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則在米里羅夫附近戰鬥,一度幾乎完全被包圍。
第六集團軍的苦戰終於完畢!
希特勒在這一次會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語句當作開場白:「我對於史達林格勒應獨自承擔責任!我也許可以責備戈林,怪他對於空軍的實力不應作不正確的估計,但是他已經被我指定為我的承繼者,所以我們不能把史達林格勒的責任加在他的身上。」
假使不是第六集團軍的英勇抵抗,在史達林格勒牽制了敵人巨大兵力達那樣長久的時間,則從一月九日到二月一日之間的情況發展及以後的演變,都將不堪設想。
在西北方面,敵人已經在攻擊中使用了十個到十二個師的兵力。第三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師的一部分已經從北面受到了迂迴並被擊潰,結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經沒有重建防線的可能性了。這兩個英勇的師一共擊毀了一百輛坦克,但敵軍似乎仍有五十輛完整無損。
本部曾經收到下述無線電報:
一月二十四日,陸軍總參謀長柴茲勒爾將軍,曾經把下述通報發給我們:
一月八日,胡比將軍(Gen.Hube)在晉謁了希特勒之後返防時,順便到集團軍群總部中來與我晤談。希特勒曾命令胡比從史達林格勒飛往羅曾(Lotzen),以便將第六集團軍的情況當面向他提出報告。胡比告訴我說,他曾經把包圍圈中的一切實際情形,毫無掩飾地告訴希特勒。(事實上,這與集團軍群總部的每日情況報告中所說明的內容並無太多的區別,可是希特勒在未獲更進一步的證據以前,卻不準備相信我們的報告。)
這個報告的內容足以充分證明,保盧斯的參謀長何等荒謬,僅僅在一星期以前,他還說只要有適當的補給,則第六集團軍可以在史達林格勒過復活節。
當第六集團軍於二月一日停止抵抗時,敵人在弗洛希羅夫格勒地區中,正準備以三個坦克軍、一個機械化軍和一個步兵軍所組成的集團軍渡過頓涅茨河進犯。此外面對著該河一線,從里希強斯克(Lissichansk)到茲拉凡斯克(Zlaciansk)為止,另有一個集團軍(包括三~四個坦克軍和一個步兵軍)也似乎正要想進攻。
十二月二十九日,陸軍總部終於拗不過頓河集團軍群的堅持,開始命令A集團軍群撤出高加索,最初從左翼開始——即第一裝甲集團軍——撤到庫馬(Kuma)河一線。(在沙爾斯克(Salsk)河東南面約一百五十五英里。)因為想要保住那些裝備,所以行動非常遲緩,暫時沒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動。到了一月九日,即第六集團軍拒絕投降之日,第一裝甲集團軍仍未能達到庫馬一線。
一月二十四日,正面破裂,縮成了三個小包圍圈,一個在史達林格勒的中央,其它兩個分別在南北周邊。
可是在十二月底和一月初的時候,除了局部的攻擊以外,第六集團軍的正面卻還是相當的平靜無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敵人可能是希望累積其炮兵的彈藥,以便發動一個大規模攻勢;另一方面,他們正在調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殲滅第四裝甲集團軍並在頓河大河灣取勝。
不過辭職的問題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還更有另外一種考慮。這就是說高級指揮官對於其部下也應有一種責任感。在這個時候,我所要考慮的還不僅只是第六集團軍。我們整個的集團軍群,連同A集團軍群在內,都是在危難之中。我若在此時拋棄我的職責,就希特勒拒絕批准第六集團軍投降一事的人道動機而言,儘管是合理的,但卻會愧對那些在史達林格勒包圍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鬥的其他英勇部隊。
在東北方面,敵人也在幾個地點上透入頗深,第十六裝甲師的戰鬥力已經用盡。
本部已給予下述答覆: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飛機場也陷失了,此後在史達林格勒包圍圈中,即只有古門拉克(Gumrak)一個機場可用了。
無論如何,保盧斯的電報卻指出直到最後一分鐘,那些第六集團軍中的人員只要尚有餘力,仍未喪失其戰鬥意志。的確,我們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準備突圍。這也是我們採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儘管結果是毫無所獲。
等到史達林格勒陷落之後,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議改組最高的軍事指揮組織。因為胡比早已對他提到過同類的意見,所以希特勒也就斷然拒絕考慮這類問題。否則希特勒也許能接受我的意見,尤其在當時,他對於第六集團軍的喪失多少還有一點責任感。
保盧斯又說該集團軍將戰到最後一彈為止。胡比將軍現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議縮小防禦圈,事實上這種行動只會加速崩潰,因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動了。和_圖_書

一、本集團軍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仍能繼續擊退小規模的攻擊和應付局部危機。前提條件是改善補給並儘量迅速空運補充人員。
第二個預測就原則上來說是很正確的,儘管表面上並不如此,事實上,落在俄國人手中的戰俘總數為九萬人,存活至今的不過幾千人而已。而且此處應該強調說明,當時俄國人還有完整的鐵路線,直達史達林格勒。若是他們有善意,就可以供養和撤出戰俘。固然寒冷和疲憊足以喪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還是高出了應有的標準。
費里特皮可戰鬥群(下轄兩個殘破的師),正在卡門斯克兩側防守著頓涅茨河。
十二月初時,在該集團軍周圍的包圍圈上,大約發現了一共六十個敵人大單位的番號(即為步兵師、裝甲和機械化旅等),當第四裝甲集團軍進攻時,毫無疑問,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暫時被調動,但卻又有新的部隊補充進來。到了一月十九日,據報頓河集團軍群所面對著的二百五十九個敵方大單位中,有九十個是用來包圍第六集團軍的。假使第六集團軍在一月九日就投降了,那麼這九十個單位中的大部分就會像潮水一樣湧來,頓河集團軍群和整個南翼的處境將不堪設想。
第六集團軍的垂死掙扎是在新年前後才開始的,這個故事的苦痛程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些人員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均能視死如歸地恪盡職守,真是可歌可泣。
保盧斯
這些軍人的英勇犧牲在德國軍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號名單如下:
一月二十二日,俄軍佔領了古門拉克機場,於是補給再也不能著陸。在報告了他已經無力填補缺口以及糧食、彈藥已經耗盡之後,保盧斯現在就開始希望希特勒准許他與敵人談判投降。關於這一點,我曾與希特勒在電話中作了長時間的辯論,我力勸他批准投降,因為該集團軍的抵抗已經日益微弱,對於整個集團軍群的情況已無作用,所以現在應該結束這場英勇的苦戰了。在這場苦戰中,第六集團軍為了牽制一個遠為強大的敵人,已經用盡了最後的氣力,對整個東線的戰鬥已經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第六集團軍的苦難已經不再能夠牽制任何敵軍了。
來函敬悉。與我本人四天前所作的建議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後,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高級指揮官發現若要執行某種命令,就會違背他的責任感。誠如賽德里茲(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戰中所說:「在會戰之後,國王可以隨他的意思來處分我的頭腦,可是在會戰之中,他卻應准許我用自己的頭腦。」任何將軍在戰敗之後,都不應宣稱他是違反自己的判斷被迫執行一種命令所以才會導致失敗——這種藉口是不合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唯一應該採取的路線就是不服從,因為他應向他自己的頭腦負責。成敗往往足以決定他的是非。
一月十二日,第六集團軍有一個特別報告足以說明其窘境,集團軍群總部也立即將其轉達陸軍總部。報告內容如下:
當希特勒拒絕了我的要求不准第六集團軍投降之後,我自然面臨著一個私人的問題,是否應該辭職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頭也並非第一次。在一九四二年耶誕節前後,我未能說服希特勒准許第六集團軍突圍的時候,這個問題尤其困擾著我的良心。在以後的幾個月當中,我又一再碰到這個問題。
貝爾帶來了保盧斯和他的參謀長的來函,信中充分展現了德國軍人的傳統思想、勇氣和完整的人格。他們也十分了解集團軍群為了想救出第六集團軍,已經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過來說,他們對於空運補給的諾言未能兌現,卻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說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將和我本人都從來不曾作過如此的諾言。這個應向他們負責的人是戈林。
雖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卻是胡比在羅曾短暫逗留之後,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響,而開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希特勒曾經向他宣稱,將傾全力使第六集團軍可以長期獲得補給,並且還又提到以後的救援計畫。在重建了信心之後,胡比回到了包圍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飛出以便在圈外指揮空運事宜。不過,甚至於他也無法改進空運的效率,因為並不是實際的組織上有什麼弱點,而是天m.hetubook.com.com氣不良和飛機的資源不適當。胡比有一句話最使我個人感到刺|激,因為在第六集團軍正在流傳著一個謠言,說我曾經發出了這樣一個電報:「不要放手,我就會救你們出來——曼施坦因。」雖然我曾經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將第六集團軍救出史達林格勒,但是我卻從來沒有給部隊許諾的習慣,因為是否能兌現這種諾言,我並無絕對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一月十二日,天氣又使空運停止了,並且也阻止了空軍支援守軍的艱苦戰鬥。
二、關於人員的空運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擬考慮。請派齊茲維茲(Zitzewitz)來此間再作申述。我將帶他去見元首。
由於義大利和匈牙利集團軍都已潰散之故(後者此時已在頓河被擊潰),所以自一月十九日起,從頓涅茨河的弗洛希羅夫格勒起,到頓河的沃羅涅什為止,中間已經裂開了一個寬達二百英里的缺口。自一月二十三日起,直到斯塔羅比爾克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頓河集團軍群指揮。在那個地區中實際上的餘留下來的唯一兵力即為第十九裝甲師的殘餘部隊。面對俄國的三個軍,在苦戰之後終於放棄了斯塔羅比爾斯克。
四、第十四、第十六、第二十四裝甲師;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問史達林格勒悲劇的責任,則希特勒親口所說的話應該可以算是一個答案。二月五日,我被召往統帥部,我曾經力勸希特勒本人到前線上去親自視察一次,或至少應派總參謀長或約德爾將軍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卻都不能打動他。
在長時間和激烈的辯論中,希特勒拒絕了保盧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並命令該集團軍抵抗到底。他的理由還是說,能多抵抗一天,則在史達林格勒的俄軍即不能轉用於其他地區。事實上,全盤的情況現在已經夠嚴重了,俄軍在頓河已經擊潰了匈牙利集團軍,B集團軍群在地圖上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從頓涅茨河的弗洛希羅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頓河的弗侖尼茲(Voronezh)為止,已經裂開了一個大缺口,大量敵軍可以從此湧入,幾乎如入無人之境。在這種環境中,頓河集團軍群和A集團軍群(現在正從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經大有疑問了。
在頓河集團軍群方面,第四裝甲集團軍正在羅斯托夫的東南作拼命的苦戰,以確保頓河渡口的暢通,使第一裝甲集團軍便於撤退,我希望該集團軍能夠部署在本集團軍群的左翼,扼守從弗洛希羅夫格勒以上的頓涅茨河防線。何立德集團軍正在防守頓涅茨河防線,從頓涅茨河與頓河的交點起到弗爾赫斯塔德為止。
這就是我在十二月十九日為什麼要違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六集團軍應立即向西南突圍的理由。事實上,僅僅因為第六集團軍未能執行這個命令,所以才會無所成就。以後,我在必要時,也常常違反希特勒的命令列事。成功證明我是對的,連希特勒也得容忍這樣的不服從。
要塞只能再守幾天了。由於沒有補給送達,部隊已經疲憊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動。若喪失最後一個機場,補給即將完全斷絕。已經沒有據點可以繼續執行死守史達林格勒的任務。俄軍早已能夠滲透許多地點,部分地區因人員全部陣亡而失守。不過軍官和士兵的英勇仍未稍減。為了作最後的一擊起見,應該命令各單位分組向西南突圍。部分人員或能突圍,並可在敵後造成混亂。若不採取行動,則無異於使所有的人員同歸於盡,或是被俘,或死於饑寒。我並建議空運撤出少數人員(軍官和士兵都在內),作為未來作戰中的專門人才使用。適當的命令也應立即頒發,因為機場設施不會維持太久。請列舉姓名,當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內。
一月十六日,在這個集團軍的所有正面又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任何飛機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為敵人的地面火力和戰鬥機使它們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損失。所以現在主要依靠夜間飛行或是空投補給。而使用空投補給,必然會浪費相當部分的物資。
我想任何人都應能體諒我在當時的心情。如果一個人在執行任何緊急軍事行動時,都必須事先與自己的最高統帥做一番神經緊張的拉鋸戰,都會感到吃不消而想擺脫責任。當時我的作戰處長布西上校曾經向第六集團軍的工兵指揮官說過:「假使我不是為了部隊的緣故,一再懇求他(曼施坦因)留下來不走,否則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辭職了。」布西是我的最親密同僚之一,他的話很能代表我在當時的態度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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