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治太子罪，也有原因、有道理、是時候。當時他在秦國變法，搞新政，很多人反對。新法實施一年內，秦國人民前往咸陽聲訴新法不好的，數以千計。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太子觸犯了新法（於是太子犯法）。這時如果姑息，新法就會威望盡失，改革也會一敗塗地。在此關鍵時刻，商鞅頂住壓力，堅決維護法律的尊嚴，也應該肯定。

先說表面原因或者直接原因。

先秦百家中，最後成熟的是法家。法家是諸子的另類。

作為國君的孫子，商鞅說起來也是貴族。但可惜，第一，他是庶出。第二，當時他自己的國家衛國，已經淪為魏國的附庸。所以，年輕時的商鞅，便只能去做魏國宰相公叔痤（音矬）的家臣。公叔痤對商鞅極為欣賞，認為他「年雖少，有奇才」，臨終前還建議魏國的國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也就是讓商鞅接替自己為相。這位魏惠王，就是前面說過的梁惠王，曾被孟子斥為「率獸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的。他聽了公叔痤的建議，一言不發，其實是並不以為然。公叔痤就說，大王如果不用公孫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殺了，別讓他跑了。梁惠王說行。梁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來，把所有的情況都告訴了他。然後說，我這是先公後私，先君後臣，你就趕快跑吧！商鞅卻說，王既然不能聽主公的話而用臣，哪裏又會照著主公的話做，來殺臣？就不跑，梁惠王也不殺他。不但不殺，還對身邊的人說：公叔痤糊塗了，居然要寡人用公孫鞅為相，這不是太搞笑了嗎？

事實上韓非這個人是懂世故的，也是懂陰謀的。他的《說難》、《說林》，就講了不少世故；《內儲》、《外儲》，也講了不少陰謀。比如《韓非子．內儲說下》講，楚懷王原先有個寵妾叫鄭袖，後來又得到了一個更漂亮的（據說是魏國送來的）。於是鄭袖就去對那新來的美人說，我們大王，最喜歡看漂亮女人遮住嘴巴的樣子了。那美人信以為真，每次見到懷王，都以袖掩口。懷王奇怪，問鄭袖怎麼回事。鄭袖說，她嫌大王口臭。結果懷王一怒之下，便下令削掉了那美人的鼻子（這事有兩個版本，此為其中之一）。

這，也許就是法家與諸家的最大區別了：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道家也好，他們的主張，都是「治病的藥」。孔子的藥方叫「仁愛」，墨子的藥方叫「兼愛」，老子和莊子的藥方叫「無為」，其實是不吃藥，靜養。法家的主張，卻是「殺人的刀」。刀出鞘，要見血。不殺別人，就殺自己。所以誰愛用刀，誰最危險。這個道理，墨子早就說過。據《墨子．魯問》，墨子曾經與齊太王談話。齊太王就是田和，原來是齊國的國相，後來變成齊國的國君。墨子問田和：現在這裏有一把刀，用它來試著砍人的頭，一刀就砍斷了，鋒利嗎？田和說，鋒利。墨子又問：多次試著砍別人的頭，都是一刀就斷，鋒利嗎？田和說，鋒利。墨子再問：刀是鋒利了，誰會倒楣和圖書呢？田和說，試刀的人。於是墨子最後問：兼併別人的國家，消滅別人的軍隊，殘害別人的百姓，誰會倒楣？田和低下頭，又抬起頭，想了又想說：我會倒楣。

如願以償以後，又怎麼樣呢？不怎麼樣。秦王嬴政的態度，竟是「悅之，未信用」。其實，如果僅僅只是「未信用」，倒也罷了。糟糕的是，韓非後來還被殺死，死時可能是四十七歲。我們知道，先秦諸子是比較長壽的。比如孔子七十三歲，荀子大約七十六歲，孟子和莊子大約八十四歲，墨子大約九十三歲，都是壽終正寢。只有商鞅和韓非死於非命，而且正當年富力強（商鞅五十出頭，韓非不到五十），豈非人生悲劇？

先說商鞅。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被公子虔誣告後，很清楚自己渾身是嘴也說不清，只好逃亡。他跑到秦國的邊境，想住店，住不進去。旅店老闆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甚麼意思呢？就是說，商鞅規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條、護照、身分證。如果沒有，就不能收留。如果違法收留，那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嫌疑犯，那麼，這犯人將來判甚麼罪、受甚麼罰，旅店老闆也判甚麼罪、受甚麼罰，這就叫「連坐」（請參看王伯祥《史記選》）。旅店老闆並不知道來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甚麼證件，於是便長歎一聲說：唉，真沒想到，法治的弊病竟到了這個分上（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梁惠王不用商鞅，商鞅就跑到了秦國。與秦孝公談了幾次以後，就受到重用。所有的意見和主張，也都得到採納和實現。這就幫了秦國的大忙，也幫了商鞅自己的大忙。商鞅因為秦國而得以施展抱負，秦國因為商鞅而得以迅速崛起。所以後來賈誼寫《過秦論》，講秦王國的興起，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至於那位魏惠王，據司馬遷說，事後連腸子都悔青了。

商鞅是著名的改革家，也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大約生於公元前三九〇年，死於公元前三八八年，與孟子、莊子同時而略長。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本是衛國的「庶孽公子」，也就是國君旁支側出之子孫，甚至是庶子的庶子。當時的制度，國君的孫子都叫公孫。所以商鞅的「氏」（不是姓）也是公孫（本姓則是姬），叫公孫鞅。因為是衛國人，又叫衛鞅。後來因為秦孝公封他於、商之地十五邑，便被稱為商君或商鞅。

這話說得透澈，也很有預見性。韓非自己的遭遇，不就是「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嗎？既然如此，法家為甚麼還要「獻刀」？他們獻給誰？怎麼獻？獻出的又是甚麼？

這些嚴刑峻法，當時就有人不以為然。然而商鞅卻一意孤行，還不准議論。《史記．商君列傳》說，商鞅的新法實行十年之後，原先那些說新法不好的人，也有來說新法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卻不論好歹，一律稱之為「亂民」，將其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https://m.hetubook.com.com鞅滿意。從此以後，誰也不敢議論法令了（其後民莫敢議令）。同樣，商鞅逃亡的時候，也沒人敢收留他了。難怪司馬遷要說，商鞅的身敗名裂，實在是不無原因。

甚至就連商鞅的死，也無妨看作他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貢獻」。儘管這種「貢獻」，是被迫的、不人道的，在表述的時候要打引號，但商鞅畢竟以自己的死證明了一個道理：天無情而法無私。所謂「天無情」，就是說，歷史的發展並不以某個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所謂「法無私」，則是說，法律一旦成立，就對所有的人同等有效，而且必須同等有效，包括立法者本人。不能說某法係某人所立，便對他網開一面。法治是不能講情面，也不能講關係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有情有私的結果，必定是無法無天。商鞅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這一點，也證明了他立法的成功。因此他的死，不能看成「作法自斃」，而應看作「壯烈犧牲」。

商鞅死了，韓非也死了，存活下來的只有法家的思想。那是血染的思想。

不過司馬遷也有局限性。在司馬遷看來，商鞅之所以「卒受惡名於秦」，主要是他為人不好。怎麼不好？天性殘忍不仁，行事刻薄少恩。由這樣一個人來執行嚴刑峻法，勢必矯枉過正，弄得天怒人怨。事實上，早就有一個名叫趙良的人提醒過商鞅，勸他不要「蓄百姓之怨」，可惜商鞅不聽。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是終於被誣陷，被冤殺。

法家另類嗎？另類。儒、墨、道諸家爭鳴，不過唇槍舌劍；他們學說的創立，也至多嘔心瀝血。法家的思想，卻要豁出命來實踐，流出血來祭奠。流血的，犧牲的，不僅有許多有罪或無辜的貴族或平民，也有法家自己的代表人物。其中有兩個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們一個是商鞅，一個是韓非。

商鞅的法有問題，他的執法也有問題。仍據劉向的《新序》，有一次商鞅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以至「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蓄怨積仇比於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這就絕不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是為了建立統治者的絕對權威，不情製造人間悲劇，殺一儆百。這也絕不是甚麼法治，而只能叫做軍事管制和鐵血統治。不錯，商鞅執政時秦國的治安確實很好，《史記．商君列傳》的說法是「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但我們必須講清楚，商鞅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鬥毆，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而只是為了將社會上閒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所謂「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也就是只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要知道，按照商鞅的規定，殺一個敵人，是能夠晉爵一級的。顯然，商鞅之法培養教育出來的，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守法公民」，仍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

現在再hetubook.com.com說韓非。

這樣的故事，韓非的書中很是不少。其實韓非不但懂陰謀，還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陰謀學家，以後我們還要再講。這樣一個人，怎麼會不能自保呢？他那麼懂陰謀，怎麼就沒想到李斯是鄭袖呢？可見陰謀學家和陰謀家，還是兩回事。這下好了。那美人只不過丟了鼻子，韓非子可是掉了腦袋。所以說，韓非其實也是死於自己的學說，也是作法自斃。他教大家如何算計別人，結果自己卻被別人算計。我想，韓非一定是死不瞑目。

韓非被害的直接原因，則是因為遭人嫉妒。嬴政對韓非，不是仰慕之極嗎？為了見到韓非，不是還不惜發動戰爭嗎？這就讓某些人感到不安。嬴政得到韓非以後，不是只「悅之」而「未信用」嗎？他對韓非的態度，不是還很猶豫嗎？這就讓他們感到有空子可鑽。於是這些人就去對嬴政說：韓非可是韓國的公子。他能向著咱們，不向著韓國嗎？大王既然不打算用他，就得把他送回去。送回去，那不是放虎歸山嗎？不如「以過法誅之」。嬴政一想有道理，就找個岔子把韓非下了大獄。韓非想申辯，卻見不著秦王，毒藥反倒被嫉妒他的人送了進來。韓非無奈，只好飲恨服毒自殺。等到嬴政後悔來救，已是無力回天。那麼，陷害韓非的人是誰？有兩個，其中一個叫李斯。李斯是甚麼人？韓非的同學。李斯和韓非，都是荀子的學生。當學生的時候，李斯就覺得自己不如韓非（斯自以為不如非），此刻就更是感到威脅，於是下此毒手。這就是所謂「同學」。諸位注意，同學，有時候也靠不住呢！

問題是事情還有另一面，那就是執法固然要嚴明，立法也要合情理。比如要求旅店驗看身分證，是對的，我們現在也這麼做。但「連坐」，就太過分。事實上，商鞅的法，基本上是嚴刑峻法。比如商鞅規定，但凡不務農而經商，或者幹農活不賣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為官奴（《史記．商君列傳》）；治安的要求，則竟是「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劉向《新序》）。這就實在是太嚴峻！而且，誰都看得出，這些嚴刑峻法，主要是針對老百姓的。因為大夫並不存在幹農活賣不賣力的問題，國君也絕不會「棄灰於道」，亂扔垃圾的。

韓非的死其實不用多說，他死於同學李斯的陰謀詭計。對此，司馬遷很是感慨。司馬遷說，韓非怎麼就「不能自脫」呢？他可是寫過《說難》的呀！說，音稅，游說的意思。說難，就是游說之難。韓非說，游說君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比方說，對方是個好名的，你跟他說利，他會認為你卑鄙。對方是個好利的，你跟他說名，他會認為你迂腐。如果對方又好名又好利，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呢？那就更麻煩了。你跟他說名吧，他會表面上客客氣氣，實際上卻疏遠你；你跟他說利吧，他會暗地裏予以採納，卻公開拋棄你。反正不管你怎麼說，都不落好。就算摸清了對方的心思，說起來也不容易。直和_圖_書截了當吧，他會認為你不過如此；詳盡具體吧，又會認為你囉裏巴嗦；言簡意賅吧，會認為你吞吞吐吐；言無不盡吧，又會認為你過於放肆。你說難不難？這就讓人想起魯迅先生的話：「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而已集．小雜感》）可見古今的世故，也都是相通的。

墨子講這故事，目的當然是反戰，也是為了宣傳他兼愛的主張。但他講的道理，卻有普遍性，那就是輕易不要動刀，也不要鑄刀、磨刀、舞刀。兵者兇器也，用之不祥。這個道理，商鞅他們不會不懂。試刀的人有危險，獻刀的人也有危險，因為獻刀的很可能就是試刀的，甚至是被試的人。這個道理，韓非他們也不會不懂。韓非可是不但寫過《說難》，而且寫過《孤憤》的。孤，就是孤獨；憤，就是憤慨。為甚麼孤獨憤慨呢？因為做事太難。韓非說，現在政界有兩種人。一種是他們法家，韓非稱之為「法術之士」，也叫「智術之士」、「能法之士」、「智法之士」。另一種是掌權的大臣，叫「當塗之人」，也叫「貴重之臣」、「奸邪之臣」，還叫「重人」。這兩種人，勢不兩立。前者弱勢，後者強勢。「當塗之人」對付「法術之士」，有的是辦法。既可以找個岔子公開處死（以公法而誅之），也可以找個刺客暗地謀殺（以私劍而窮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君主如果還不問青紅皂白就拿起刀來（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我們法家又怎麼能冒著生命危險建言獻策，「蒙死亡而進其說」呢？

這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因此很為法家的反對派幸災樂禍，看作以身試法、作法自斃的典型。甚至「作法自斃」這個成語，就從這裏來。

司馬遷的說法自然也有道理，但我認為商鞅悲劇的主要原因，還不是他的「人」有問題，而是他的「法」有問題。有甚麼問題呢？只有維護君王統治的手段，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條款。試想，商鞅的「法」如果是保護人民的，或者多少有點保護人民的意思，那麼，他被捕以後，就應該能夠得到公正的審判。最起碼，也能讓他為自己辯護吧？然而沒有。為甚麼沒有？法無此條，法無此例，也沒有這個立法精神嘛！這正是商鞅之「法」最大的問題，也是所有法家之「法」共同的問題。我們今天在肯定和祭奠商鞅這位改革先驅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商鞅悲慘，韓非冤枉。他連意見和主張都沒來得及實現，就被害死了。韓非是先秦法家的最後一人，也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所以，講法家，主要是講韓非。韓非大約生於公元前二八〇年，卒於公元前二三三年，晚於孔子約二百七十年，晚於墨子約一百八十年，晚於孟子和莊子約八九十年。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出身韓國王族（韓之諸公子也）。因為痛感韓國的衰弱，曾經多次上書韓王，要韓王變法圖強，然而「韓王不能用」。和*圖*書韓非沒有辦法，再加上自己口吃，不善言語，便只好著書立說，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不過，韓非得不到自己國君的欣賞，卻另有國君欣賞他。誰？秦始皇。當然，秦始皇這時還沒當皇帝，不能叫秦始皇，只能叫秦王嬴政。韓非的著作傳到秦國後，嬴政讀了愛不釋手，說是如果能夠認識這個人，和他一起討論問題，就死而無憾了（死不恨矣）。當時秦國已是超級大國，秦王想要的人，哪有得不到的？於是秦國發兵猛攻韓國（因急攻韓）。韓王原本是不用韓非的，一看又要挨打，連忙派韓非出使秦國，嬴政也就如願以償。

倘若只是這樣一個結論，就用不著在這裏說了。實際上，商鞅和韓非，既是死於敵人和對手，更是死於自己，死於自己的學說和主張。

這就讓人惆悵，也令人費解。商鞅是秦國興旺發達的功臣，韓非是嬴政夢寐以求的人才，怎麼說殺就殺了呢？當然，韓非死了以後，嬴政也很後悔。韓非的學說，在秦國也得到了應用。但人死不能復生。用其計而殺其人，自毀人才，也沒這個道理。於是我們就想知道，商鞅和韓非之死，究竟是怎麼回事？

如此說來，商鞅和韓非，豈非死於小人之手？

然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就倒了楣。先是有人告他圖謀不軌，接著是全國大搜捕，最後是被處以極刑，而且用刑極慘。甚麼刑？車裂。車裂是甚麼意思？就是「五為分屍」。具體地說，就是用繩子捆住受刑者的頭和四肢，另一頭繫在馬身上。行刑的時候，同時鞭策五匹馬，分裂人犯的身體（有分裂死屍和活人兩種）。這可真是慘絕人寰。

其實這事也得一分為二，話說兩頭。首先，商鞅執法，確實公正嚴明，真正做到了只唯法，不看人。你想，他連太子的罪都敢治，以後誰還看人下菜碟子？當然，商鞅只是「將法太子」，並沒有當真治太子的罪，也治不了。但能治太子的師傅，已不簡單。俗話說，打狗還要看主人。整治太子的師傅，其實就是治太子罪了。這樣一來，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他那裏就不是空話，而是動真格的。這就讓人敬佩，值得肯定。畢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種現代法治觀念。這樣一種東西，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是比較稀缺的，因此應該作為一筆寶貴的遺產予以抽象地繼承。

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得罪了人。得罪了誰？太子。原來，商鞅在秦國執法時，懲罰了太子的師傅。其中一位叫公子虔的，還被割了鼻子。師傅，是高官；公子，是貴族。這樣一個人被割了鼻子，沒臉見人，八年杜門不出，這口氣怎麼嚥得下，這個仇又怎麼能不報？所以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馬上就一狀告到惠王那裏，說是商鞅想謀反，謂之「欲反」。甚麼叫「欲反」？說白了就是莫須有，誣告。過去的太子，現在的秦王，對商鞅也是恨之入骨，當然一告就准。抓住以後，往死裏整，商鞅可上哪兒說理去，又有誰會聽他申辯？也就只好去做冤死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