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前面所說：最近我跟我的朋友奧赫回到了德勒斯登，我們在漢堡、西柏林、東柏林、維也納、薩爾斯堡、赫爾辛基，以及列寧格勒，看到許許多多可笑的事。這對我來說，頗有好處，因為我為我那些將要捏造的故事找到了不少真實的資料，諸如「俄式巴洛克建築」、「不得接吻」、「一元酒吧」，還有「如果有緣」等等。

這幾年來，碰到我的人老是問我目前在幹什麼，而我通常也就這麼回答：主要是在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

歷史以最嚴肅的態度告訴我們，十字軍只不過是一批無知的狂妄之徒，其動機純然出於偏見，所經路途都是血淚築成。另一方面，他們的傳奇性誇大了他們的虔敬與英雄氣概，且以最輝煌而熱情的色彩，描繪出他們的德行、高尚情操、他們本身獲致的不可磨滅的榮譽，以及為基督教所貢獻的動業勞績。

這些人都是兩個城市中的惡人，死有餘辜，沒有他們，這個世界會好得多。

甜菜農場的另一邊是一隊一隊的俄國兵、波蘭兵和南斯拉夫兵，他們則由美國部隊擔任警衛。交換戰俘在大雨中進行，一個換一個。我跟奧赫，還有其他許多人，爬進了一輛美國大卡車。幾乎每個人都帶了一件紀念品，唯獨奧赫什麼也沒有。我帶的是一把德國空軍的軍刀，目前我還保存著。

一切如此短暫、混亂、嘈雜，因為描述大屠殺實非明智之舉。人可能都死光了，再也不會說什麼或需要什麼。一場大屠殺之後，一切都已靜寂無聲，除了鳥之外，其他無不一向如此。而鳥兒說些什麼？牠們所說的，都關於一次大屠殺，以一種「唧唧啾啾」的聲音。

我跟我太太都瘦了很多，這幾年我們都過得很艱苦。我們交了不少清苦的退伍軍人以及和他們的太太做朋友；我認為，在斯克奈塔第，最好的退伍軍人，最仁慈最有趣的，但也最厭惡戰爭的退伍軍人，就是那些真正打過仗的人。

我把這封信大聲唸給我太太聽，然後我埋怨說：「機密？我的天，向誰保密？」

「什麼？」

「這玩意兒精緻極了！」他說。

太陽從地面升起時，羅德已進入了避難所，然後天主降硫磺與大火於索多瑪城與蛾摩拉城。將城市、所有平原、各城市中所有的居民，以及地上長出的生物全部毀滅。

一個滿嘴牙齒都掉光了的、看起來就像白癡的英國佬，把他的紀念品裝在一只帆布袋內，袋子就擱在我的腳背上，他不時向袋內瞅著，然後眼珠骨溜溜地滾，轉著他那瘦小的脖子，誰貪婪地瞧著他的袋子，他便瞪他一眼，然後他把袋子朝我的腳背上一扔。

然後我把狗放出去，又把牠喚回來。我跟牠談話，我要讓牠知道我很喜歡牠，而牠也讓我知道牠很喜歡我，牠不在乎我滿嘴辛辣的酒氣。

從此以後，我跟她交了朋友。

當然，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說世界上的戰爭是永遠打不完的，戰爭就像冰河一樣容易阻止。說得也是，我也這麼想。

所有這些犧牲奮門的結果是什麼？歐洲擴展了千百萬的財富，灑了兩百萬人民的鮮血，而讓一小撮吵吵鬧鬧的武士佔有巴勒斯坦百餘年之久。

在我這本書中，那位性情火爆、個子矮小、我稱之為保羅．拉查諾的美國兵，懷有大約一夸爾的鑽石、翡翠，以及紅寶石等珍物，這些東西他是從德勒斯登地窖裏一些死人的身上搜出來的。

在汽車旅館的房間裏，我翻閱著聖經，希望找到大毀滅的故事，我讀到這麼一段：

教皇英諾森三世也以為他們是去巴勒斯坦的，可是事後他氣得發抖。他說：「當我們睡著了，這些孩子們卻醒著。」

「對不起，先生，沒有這個號碼。」

這天晚上，我睡在孩子們的房間裏，奧赫在床頭桌上為我放了一本書，書名《德勒斯登——歷史、舞臺與畫廊》，作者是馬利．安德爾，一九〇八年出版，該書導言說：

這次戰爭，德勒斯登之損毀，至為慘重。歌德還是學生的時候，曾參觀過這個城市，當時他還看到許多慘不忍睹的廢墟。

有時候，當太太上床睡覺去了，我便半夜裏偷偷給舊日的女友打電話。「接線生，能不能麻煩你給我接通某某太太的電話，她好像住在某某地方。」

記者把新聞用電話告訴戴著耳機和*圖*書的撰稿人，然後撰稿人把新聞刻在蠟紙上，新聞油印好之後，再把它塞進銅質與天鵝絨製的捲筒裏，然後再被氣壓管吸了進去。最能幹的記者和撰稿人都是女人，她們曾接替去參戰的男人的工作。

希望本書對讀者有所幫助，使英語系讀者大眾對德勒斯登在建築方面的成就，以及音樂方面如何經由少數天才的努力而發展到目前這種盛況，獲得一鳥瞰式的印象。本書也有助於讀者對繪畫方面的某些偉大成就有所認識，而這些藝術品已使得美術成為追求永恆感受的人前往參觀的勝地。

我對她說了。

「我可知道了，」她說：「你們假裝大人來代替孩子，你們這些角色將在電影裏由法蘭克．辛納屈和約翰．韋恩，或其他的那些自認為迷人的、愛好戰爭的糟老頭子來扮演。戰爭的場面看起來很動人，因此我們將有更多這類的片子看，而他們打起仗來就像樓上的孩子們。」

可是，當時對於德勒斯登，我腦子裏沒有什麼好說的——無論如何，想要說的話還不夠寫成一本書。而現在，當我已變成了一個老廢物，剩下的只有回憶和幾個長大成人的兒子時，還是力不從心，找不出什麼話來表達。我一想到關於德勒斯登的那些往事，就覺得自己多麼無用，但想把那些事蹟寫下來，又多麼富於誘惑。這時，不由得我想了一首有名的打油詩來：

我父親去世之前不久，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知道，你從來沒有寫過一篇其中有歹徒的小說。」

「我——我不知道。」我說。

這天，這位退伍軍人決定把他的車子送到地下室去。他關上了門，開始把升降梯往下開，不料他的結婚戒子被鐵條卡住，他被吊在半空，而車子的底座往下降，從他下面摔了出去，於是車頂便壓在他身上。事情就是這樣。

人們不該回頭看，我當然再也不會這麼做。

這下我可明白了，原來是戰爭使她如此怒不可遏。她不願她的孩子或任何人的孩子在戰爭中死去；她認為，戰爭的興起，一部分是由書籍和電影所鼓動。

這一本沒有寫好，一定不會好，因為寫的人是一根鹽柱。它開頭這麼寫：

所有這些事情多多少少都曾發生過。不管怎麼說，戰爭中的事蹟都是非常真實的。我認識的一個傢伙，因為偷了別人一把茶壺而在德勒斯登這個地方被槍殺。我認識的另外一個傢伙卻威脅著要在戰後僱用槍手殺害他的仇人，這類的凶殺事件，不一而足。為了方便，我已把書中所有人物的姓名更換過。

「你看到不難過？」她說，嘴裏一面啃著三兵牌的棒棒糖。

我是跟老戰友伯納德．奧赫一同回到這裏來，我們跟一位計程車司機交了朋友。他把我們帶到一間屠宰場，過去我們身為戰俘的時候，晚上曾在這裏關過。這位司機名叫傑哈．密勒，他告訴我們，他也做過一段時期美國軍的戰俘。我們問他：在俄共的統治下，生活的情況如何？據他說，最初很壞，因為每個人都要做苦工，同時房子不夠住，食物與衣服也不夠分配。不過，目前情況好多了，他已擁有一間小的公寓，他的女兒也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母親卻不幸在德勒斯登大火中燒死了。

「才不哩，南施，」我說：「在戰場上我看到的比這更糟。」

接著，我們被送到法國一座休息營，那裏每天供應我們巧克力牛奶和其他油膩的食物，把我們餵得像嬰兒一樣的白白胖胖。最後把我們一一遣送回家。我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也像嬰兒一樣的白白胖胖。

我不得不點點頭，這話說得也是。在戰爭中，我們都只是一群傻兮兮的童男，剛剛結束童年時代的童男。

縱然戰爭並不像冰河那樣不斷地來臨，但死亡仍然是免不了的。

「我不妨告訴你，」我接著說：「我將把這本書叫做『兒童十字軍』。」

有時候，我會扭開收音機，收聽波士頓或紐約廣播電臺的談話節目。如果酒喝多了，我就無法忍受那事先錄好音的音樂。

太陽下山了，我們找到一家義大利餐館吃了晚飯。飯後，我找到了奧赫的家。這是一幢漂亮的石砌房子。我上前去敲門，我為奧赫帶了一瓶愛爾蘭威士忌。

「如果有緣！」我好喜歡這句話。

作者麥克博士對所有十字軍都沒有好感。奧赫翻開其中一頁，高聲唸著：

然後，她轉過身來對著我，好讓我看到她滿臉的怒容，和_圖_書原來她的脾氣是對我而發的。她直在自說自話，我聽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斷。

我繼續把他歷史的部分看下去。

「當時，你們只是小孩！」她說。

這些就是我們記憶所及的事。瑪麗仍然不停地弄得滿屋子嘩啦響，最後她又回到廚房，再倒一杯可口可樂；她又從冰箱拿出一盒冰塊，放在水槽敲打，雖然外面已經有很多冰塊。

「你不認為這才是真正高潮之所在嗎？」

於是，我跟奧赫就此放棄了回憶，走進了客廳，談談其他方面的事。我們對真正的「兒童十字軍」產生了興趣；奧赫起身去查一本書——《特殊的民眾妄念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作者是法學博士查爾斯．麥克，一八四一年倫敦初版。

這個時候，我就想到要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當時，美國還沒有遭遇過大空襲，許多美國人還不知道日本廣島所遭遇的事多麼悲慘。其實我也不知道，內幕並未完全公布。

「可是，你們大概不會這樣寫出來吧！」這不是一句問話，而是一聲譴責。

當我把這則新聞送回去，那位正待刻蠟紙的女撰稿員問我：「他太太怎麼說？」

我就是用這個辦法把奧赫找到的。他個子矮小，我卻很高大，在戰場上我們倆是搭檔，兩人同時被俘。在電話裏我告訴他我是誰，他毫不猶疑地就相信了。這時他還沒有睡，在看書，屋子裏所有的人都已睡了。

另外一本書是奧斯杜芙斯基寫的《賽林及其幻覺》。賽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位英勇的法國兵，由於腦子受創而無法睡眠，腦子裏有許多聲響。後來他成為一個醫生，白天為貧民看病，晚上就寫他的古怪小說。他的名言是：不跟死神共舞，藝術是不可能的。他寫道：

我們也看到一些瀑布，澗水從山崖瀉下，然後向德拉威山谷流去。沿途有很多東西可以停下來看看，我們就這樣走走停停。兩位女孩都穿著作客的白色衣服和黑鞋子，打扮得很整潔，路人一看就知道她們倆有多乖。「走啦！孩子們。」我說。於是我們繼續上路。

「馬上打電話去，要她發表談話。」

我身邊帶了兩本書，是準備在飛機上看的。一本是希奧多．羅特克著的《給風的話》，其中有這麼三句：

我以為他這麼一扔是無心之舉，可是我想左了。他似乎有意讓人看到袋內的東西，而對我好像特別信任。他朝我眨了眨眼，接著把袋子打開，裏面竟是一座艾菲爾鐵塔的石膏模型，表面漆得金光閃閃，中間還嵌著一座小鐘。

「好極了。」我說。我想像在一間鑲板的、火爐旁擺有兩把皮椅的小房子，我們兩位老戰友便在那裏喝酒聊天。可是，她把我們領進了廚房；她在一張鑲有白瓷桌面的餐桌旁邊放下兩把直背椅子，餐桌上面懸著一盞兩百瓦的電燈，照在桌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瑪麗準備的好像是一間手術室；她只在桌上放了一隻杯子，那是給我用的。她解釋說，自從大戰以來，奧赫再也不能喝這麼烈的酒。

他經常以譏諷的口吻問我為什麼沒有升為軍官，好像我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我曾經給空軍總部寫過信，要求他們提供有關空襲德勒斯登的詳細資料，譬如說：誰下的攻擊命令？派出多少架飛機？攻擊的目的何在？戰果如何？我接到一位像我一樣擔任公共關係業務的人的回信，他說很遺憾，這類資料目前仍然屬於絕對機密。

我回到辦公室後，那位女撰稿員為了瞭解實情，問我那傢伙被壓死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故事結束時，全部線條停住，結局是發生在德國東部哈勒城郊易北河邊一片甜菜農場上。這時，正在下著雨，歐洲的戰事已經結束了一、兩個禮拜。我們這些被俘的士兵都按階級編成了隊，然後由俄國兵任警衛。隊伍中有英國兵、美國兵、荷蘭兵、比利時兵、法國兵、加拿大兵、南非兵、紐西蘭兵、澳洲兵，這數千人都即將解除戰俘身分。

於是，她便變成了一根鹽柱。

「你真好，仙蒂，」我對我的狗說：「你知道的，對不對？你很不錯。」

瑪麗很喜歡我帶來的兩個女孩，她把她們介紹給她自己的孩子，然後統統送到樓上去玩，去看電視。孩子們離開之後，我立刻感覺到，瑪麗並不喜歡我的來訪。她態度很客氣hｔtｐs://www•ｈeｔｕｂooｋ•coｍ.com，但也很冷淡。

「你這幢房子很漂亮，也很舒適。」我說。事實也是如此。

「在戰場上你們只是小孩——就像樓上的孩子們一樣！」

這是一七六〇年，德勒斯登被普魯士軍隊所包圍，七月十五日開始遭到砲轟，美術館起火，許多名畫已運到科尼斯坦，但仍有若干幅為砲彈破片所傷，損害嚴重，尤以佛蘭西亞的〈基督之洗禮〉為最。曾用做日夜監視敵方活動的克魯滋寇塔，也陷於一片火海，後來終於倒塌。佛洛寇希教堂也陷於跟克魯滋寇塔同樣悲慘的命運，普軍砲彈像落雨一般沿著石砌圓頂的曲線射來。福勒德雷聽到他新近佔領的重要據點格拉茲失陷，終於不得不放棄包圍。

「什麼？」我問道。

一樓升降梯的門鑲著鐵邊，鐵條從洞口溜進溜出，旁邊還有一根鐵枝，上面裝有兩隻鐵的小鳥。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警官，說你有一個壞消息要給她，然後把經過告訴她，看她怎麼說。」

當我初次採訪，把新聞用電話唸給撰稿人聽時，就碰到一位凶巴巴的女人。這是關於一位年輕退伍軍人的新聞。這位退伍軍人在一幢辦公大樓內負責管理一架老式升降梯的工作。

他們告訴我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可笑的、壞的，或令人厭惡的。

遲早我還是得上床睡覺，太太問我幾點鐘了；她老是忘不了問時間，有時我還真不知道，只好說：「不知道！」

麥克博士告訴我們，「兒童十字軍」興起於一二一三年，當時是由兩位僧侶想到這個主意，把德國和法國的兒童組成軍隊，然後把他們賣到南非當奴隸。志願參加這個十字軍的共有三萬兒童，他們以為將要去巴勒斯坦。據麥克博士說：「無疑的，他們都是一群懶惰、逃學的孩子，大多湧向大城市，染上一些惡習，作風大膽，無所不為。」

於是，我們坐了下來。奧赫的神情顯得有點尷尬，但他不願告訴我有什麼不對勁，我也想不出究竟我有什麼地方開罪瑪麗。我是居家型的男人，我只結過一次婚，我並不是一個酒鬼；過去在軍隊裏，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她丈夫的事。

塞摩．勞倫斯的朋友們都叫他「山姆」，現在我對山姆說：「山姆！這可是一本名著啊！」

顯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使每個人都變得非常頑強。戰後，首先我在紐約州斯克奈塔第城的通用電器公司擔任公共關係的職務，並兼任艾浦勞斯村的志願消防隊員，在這個村子裏我買下了我的第一間屋子。我的老闆是我所遇見的最嚴格的一個，他曾經在巴爾的摩做過陸軍中校公共關係官。我在斯克奈塔第城的時候，他加入了「荷蘭改革教會」，這實在是一個極為嚴格的教會。

於是，我們裝做不理瑪麗，開始回憶我們在戰爭中的往事。我喝了兩杯帶去的酒；有時，我們輕聲低笑，好像戰場上的舊事又回到了眼前，不過，我們誰也想不起值得回味的好事。奧赫記得：在德勒斯登被轟炸之前，有個傢伙喝得爛醉如泥，我們不得不用一輛手推車把他送回家去。這種事情實在沒有什麼好寫的。我記得我曾看到兩個俄國兵打劫一家鐘錶公司，他們用馬車拖了一車的鐘。他們高興極了，灌著酒，抽著用報紙捲的好大一支香菸。

有一次在雞尾酒會中，我把我所看到的空襲情形，以及我想寫的那本書，告訴一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是所謂「社會思想研究委員會」的會員，他告訴我集中營的情況，以及德國人如何利用猶太死人身上的油熬製肥皂與蠟燭。

「他太太還不知道，」我答道：「事情剛發生。」

「這玩意兒我一點也不懂，」他說：「這是你的本行，我不是搞這個的。」

「嗯。」奧赫哼了一聲。

我真不願告訴你，我要寫的這本窩囊的小書花了我多少錢、多少焦慮和時間。二十三年前，我從二次世界大戰中退伍還鄉，當時我以為，把德勒斯登毀滅的經過情形寫成一本書，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只要我當時把我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就行了，同時我也以為，這本書很可能是一本傑作，至少可以為我賺一大筆錢，因為這是一個相當偉大的題材。

「我說呀！你為什麼不去寫一本反冰河的書？」

於是，我要貝爾電話公司設法為我找到他，這家公司找人很有辦法。有時候，半夜裏我有這麼個毛病——喜歡喝酒和打電話，我喝得醉和圖書醺醺地，滿嘴都是一股辛辣的酒味，逼得我的太太只好離開。於是，我便拿起電話，嚴肅而文雅地請電話公司的總機給我接某某朋友，而這個朋友我已多年沒有與他聯絡了。

我曾經把德勒斯登這個故事的大綱擬過好幾次，其中的高潮、緊張、人物、對話、懸宕，以及衝突，也苦心經營了一番。我所擬的大綱，最完善的一個是寫在一卷壁紙的背面。我用我女兒的彩色蠟筆來畫，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主角。壁紙的一端是故事的開頭，另一端是結尾，其餘部分都是中腰。藍線與紅線接頭，然後是黃線，而黃線打住不再發展，因為黃線代表的角色已經死去，諸如此類。德勒斯登的毀滅，則以一條橘黃平行影線的垂直寬帶做代表，所有代表仍然活著的人的線條都會通過這條寬帶，一直通到另外一面。

它結尾這麼寫：

接著，奧赫又唸了一段：

「沒錯。」我說。

他的反應不太熱烈，他說他已記不起什麼來。不過，他還是答應讓我去看他。

叫他們停止……，不要讓他們動一下，把他們凍結起來，一勞永逸……，這樣他們便再也不會消失。

我碰到他太太瑪麗，我這本書就是獻給她的，同時也獻給那位德勒斯登的計程車司機密勒。奧赫太太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護士；護士是女人最理想的職業。

諸位看官：

我告訴他，這就是戰後我在大學裏學到的一件事。

當然，羅德的妻子奉命不得回頭看那些惡人及其家屬住過的地方，但她還是忍不住回頭看了，我就喜歡她這樣，因為這多麼富於人性。

「恭賀您、您府上、以及您的朋友聖誕快樂，新年萬事如意。如果有緣，希望我們能在和平自由的世界裏，再在計程車上見面。」

有一次，我對那位拍電影的史達先生這麼說，你猜怎麼著，他把眉毛一挑，問道：「是不是一本反戰的書？」

歌詞兒就這樣顛三倒四沒個完。

唧唧啾啾？

有時我也會想到我的教育。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曾在芝加哥大學讀過一段時期，我讀的是人類學系。那時候，他們教我，人與人之間是絕對沒有什麼歧見的。他們也許現在還是這麼教。

此後，我曾在著名的愛荷華大學寫作班教過幾年文學創作。在那裏我一度陷於某種美麗的煩惱，後來又擺脫了。我都在上午寫作，下午教書，沒有受到什麼干擾。我正在寫我那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當時，一位名叫塞摩．勞倫斯的老兄跟我簽了一份三本書的合約，我說：「好吧！第一本就是這本名著——德勒斯登。」

接著，我們有了孩子。

所以，我舉起右手，向她保證說：「瑪麗，我想我這本書是永遠無法完成的。我一定要寫到五千頁，然後才放手。如果我能寫完，我可以向你保證，其中絕不會有一個讓法蘭克．辛納屈或約翰．韋恩來扮演的角色。」

事情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他說：「不要擔心，這跟你毫無關係。」這是他故意客氣，我知道他言不由衷，這一切都與我有關。

「我為你們整理了一間房子，你們可以在那裏隨便聊天。」她說。

「你知不知道，當我聽說有人要寫反戰的書時，我怎樣對他們說？」

聖誕節，他寄給奧赫一張明信片，信上他說：

真理就是死亡，我曾長期與死亡搏門……與它共舞，給它結上花綵，跟它跳圓舞，以彩帶裝飾它，搔它的癢……。

「不知道，你怎麼說？史達。」

「謝謝您，沒關係，還是謝謝你。」

「你聽著——」我說：「目前我正在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我希望你能提供一點記憶中的資料。不知道我能不能去看你，我們可以一面喝酒，一面聊天，回憶回憶往事。」

我雖然在大學唸人類學，同時也在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兼任週薪二十八元的警務記者。有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日班，所以每天我要一直幹十六個小時的工作。市內所有的報紙——包括美聯社與合眾社——都要支援我們，而我們採訪的範圍包括各級法院、警察局、https://m.hetubook.com.com消防隊，以及分派在密西根湖的海岸巡邏隊等等。我們以通過芝加哥市的地下氣壓管，來與支援我們的各個機構取得聯繫。

一架德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預定從費城飛波士頓，再飛德國的法蘭克福。奧赫預定在費城登機，而我卻想在波士頓登機，但波士頓不停，飛機只好由費城直飛法蘭克福，因此我在波士頓的大霧中茫然等了很久，然後德國航空公司把我與其他旅客裝在一輛轎車中，送到一家汽車旅館，糊塗過了一夜。

那時候，我們是聯邦黨的黨員，我不知道現在我們是啥玩意兒。打電話的人，我猜。我們打了不少電話——總而言之，我喜歡在半夜打電話。

我照她的意思做了，那位太太也說了我希望她說的話，她說她已懷了個孩子，諸如此類。

上次我打電話給老戰友伯納德．奧赫的兩個星期後，我真的去拜訪他了，時間大概是一九六四年。

「我想，這本書的高潮應該放在對德爾比這可憐的老傢伙被處決的情節上，」我說，「這是不是很夠諷刺？整個城市都被大火所焚，成千上萬的人被殺，然後就是這位美國步兵因為偷了一把茶壺，在廢墟中被逮捕，經過正常的審判後，終於被行刑隊拉出去槍斃了。」

我曾告誡我的兒子，他們絕不可參加大屠殺，聽到敵人遭大屠殺的消息不應感到滿足與歡欣。我也告訴他們不要為製造大屠殺機器的工廠工作，要對那些認為我們需要這種機器的人表示鄙視。

第二天早晨，我向奧赫與他太太告別，帶著兩個小女孩渡過華盛頓總統曾經渡過的德拉威河。我們去紐約參觀世界博覽會，根據福特汽車公司和迪士尼樂園的情形，來了解過去是個什麼樣子，根據通用汽車公司的發展，來了解未來是個什麼情況。至於現在，我只好反求諸己，我問自己：現在究竟有多廣、多深，我自己能保留的有多少。

她為她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樂，把製冰盒放在不鏽鋼水槽裏敲打著，發出很大的聲響，然後走進另外一間房子。但她坐立不安，在房間裏走來走去，開門關門，甚至四處搬動家具，以發洩她內心的慍怒。

「熱那亞的好心人萬歲！」瑪麗叫著。

我這本有關戰爭的書現已脫稿，下一本我要寫的將是一本開玩笑的書。

一九六七年，我因帶著古根漢紀念基金會的資助回到了德勒斯登。這地方看起來有點像美國俄亥俄州的達頓市。但空地比達頓市多，到處是斷垣殘壁，地上堆著成噸的屍骨。

當我還年輕、正著手寫這本有關德勒斯登的名著時，有一次我問我的老戰友伯納德．奧赫我可不可以去看他。當時他在賓夕法尼亞州擔任地方法院檢察官，我在麻省東南方的鱈角（Cape cod）從事寫作。我們曾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塊兒當過兵，擔任過偵察步兵。我們從來沒有想到在戰後如何賺錢，但彼此都還幹得不錯。

時間使賽林感到困惑。作者奧斯杜芙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書中賽林想要阻止滿街群眾的喧囂這有趣的一幕。他在稿紙上大聲叫喊：

我聽到了只好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畢勒．皮爾格林已經無視於時間的存在了。

現在，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而我這個老廢物只剩下腦子的回憶，我的名字叫做楊洋松，我在威斯康辛一家鋸木廠幹活。

時間不會過去的。有人玩弄著鐘表，不僅玩電鐘，也玩上絃的鐘。我手錶上的秒針只要一動，便過去了一年，再動，又是一年。對它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像我這種凡人，我不得不相信鐘錶所說的話——還有日曆。

去看他的時候，我還帶了兩個小女孩，一個是我的女兒蘭妮，一個是我女兒的朋友艾麗遜．密契爾。她們從小就沒有離開過鱈角這個地方；當我們看到一條河，便得停下來，好讓她們倆站在河邊想一陣子。她們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長長的、窄窄的、沒有鹹味的流水。這就是哈德遜河，河裏有許多鯉魚，都長得很大，大得像核子潛艇。

我問奧赫，到底我說錯了什麼或做錯了什麼才使她這樣。

這群兒童大多從馬賽運出，其中半數因半途船沉沒而淹死，剩下的一半送到南非後即被賣掉。若干兒童由於誤會趕到熱那亞報到，那裏並沒有奴隸船等著。幸好他們遇到一群好心人，給他們吃住，和藹地詢問他們的情況，然後給他們一點路費和許多忠告，再把他們送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