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騷英雄人物》叢書，擬出版一系列由專家學者精心結撰的「批評性歷史」，利用舊有的史料，融匯以個人、時代的卓見，或以史傳筆法，或出之以小說模式，或者夾敘夾議，或者虛實相生，讓一些曾經活躍在歷史舞臺中的名人，重新在字裡行間，周流輪轉，演出一段他們的「歷史」。赫奕威武的英雄、炙手可熱的權相、老謀深算的巨奸、苦心孤詣的逃臣、翻雲覆雨的閹宦、兔死狗烹的功臣，無論後世褒貶如何，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其實就是在他們走馬式的輪轉當中，隱隱成形的。花謝花開花又落，這些曾經備受矚目的腳色，其實都早已凝成歷史中的定點，應無預於後人了，可是，後人仍一而再、再而三地請出他們，放在個人、現實的量櫃上，端詳品論——歷史永遠不會是歷史，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弔詭吧？我們請出歷史、讀歷史，當歷史為一面鏡子，其實，往往看見的是自己鏡中的人影，我們在讀自己的歷史，無論是已然的、應然的或未然的。

因此，歷史批評是沒有是非的，是非早已先存在人心之中，一以此為馬hｔｔｐs://ｍ.hｅｔｕｂｏｏｋ•ｃｏｍ.ｃom，一以此為牛，端視此一人心之欲是欲非而已。當然，此一「欲是欲非」之心，也並非隨心所欲、無分青紅皂白之臧否，而是具有在一些既定的思潮、範疇制約下的標準，其犖犖大者，厥為「道德」與「事功」。從道德角度而論，洪承疇底定清代盛世之基業，難遜於管仲奪王攘夷之功，亦未必不能稍獲肯定。歷史批評，徘徊於道德、事功之間，實已「五技而窮」，問題卻更在於道德與事功之意義，隨人心、時代而不同，古來嗣位新朝，講究「正統」，強調「名分」，以今視之，未免荒誕可笑；古來以屠城滅郡為將軍戰功，以今視之，一將功成萬骨枯，恐非僅無功，反將有罪。歷史批評是沒有「正論」的，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為智，重要的還是在批評者。因此，歷史是如何的問題，並非關鍵；究竟我們從歷史中讀到了什麼？才是核心。

歷史批評的目的，我們常有個「觀古以鑒今」的理論根據，正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神宗即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和*圖*書為之命名。歷史，常被我們比喻成一面鏡子，鏡中的顯影，或明或暗的預示了「今人」所可能或將發生經歷，所以我們必須記取歷史的教訓——無論是成或敗、治或亂，審慎地規劃自己未來生命的定位。在這裡，我們其實已經作了很大膽的假設：歷史是循環的、規律的、有意志的，可以垂範或警戒後人。《三國演義》一開頭，點明「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循環；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是規律；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是有意志。然而，歷史是複雜的、變化無定的，再如何企圖自歷史中歸結出教訓，以「通古今之變」，恐怕都是枉然。

歷史是複雜的，一如人心之難測，以難測人心，解讀複雜的歷史，主觀與偏見自然在所難免。當儒家之徒盛稱仁義，標舉「禪讓」的時候，曹丕在三推三讓下，順利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不禁脫口而出：「堯、舜之事，吾知之矣！」同樣的歷史記載和圖書，儒家讀到的是權謀，因為身為曹操長子，又面對眾兄弟的虎視眈眈，唯一可以倚仗的只有權謀。歷史，在多數的時候，並不是用來作「借鑑」的，而是用來「假借」的，亦即利用歷史來證明個人或個別時代的某些特殊觀點，既是「古已有之」的，自然就是最正確的了。莊子將這種方式稱為「重言」，康有為則稱之「託古改制」。過往的事件，曾經活生生地上演過，這是歷史，因此，歷史也應有生命，而其生命就在各個不同時代的不同個人、觀點衝激下輪轉、綻放出鮮豔的色彩。

前人常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王莽是否擅於虛矯，而在時代、人心的轉變。王莽的不幸，在於篡漢的失敗，假如王莽真的是成功的，其地位未必就不能是唐代的高祖、太宗；而即使就是他的以失敗告終，假如居於現代的我們，能擺脫過去「家天下」的篡弒觀念，從全民的角度設想，則王莽儘管是志大才疏，儘管是剛愎自用，但其鞠躬盡瘁、事必親臨的心態，較之其他更多的ｈｅtｕboｏk.cｏm.cｏm荒無道君主，或許更勝數籌。著名的貳臣洪承疇，連主子的後代乾隆都刻意低貶，立《貳臣傳》名目，予以羞辱，「為後世為人臣之不忠者戒」；若衡之以管仲，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不能死，又事之，卻博得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的讚譽，哪一個才是「正論」？

因此，歷史的意義，展現在人解讀歷史的過程中。人心，是一個特殊的情境；而此一特殊的情境，又包籠在某一個大的情境當中——時代。因此，不同的時代，所讀出的「歷史意義」，也就有所不同。中國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隨時而婉轉，尤其是爭議性較大的人物，不同的時代，可能就有完全對立的兩種批評。

實際上，歷史的真相，永遠是不可能探知的；史籍中「信而可徵」的記載，不但過簡化，更隨處充滿了主觀與偏見。以原就可能極具爭議性的歷史為經驗法則，進而欲勾稽出一套可資借鑒的人生規劃理論，其實是很荒謬的。然而，我們畢竟還在讀歷史，還是肯定歷史在個人或社會生命歷程中重要性，此何以故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我們說「觀古鑒今和*圖*書」時，是我們居於當下的特殊情境，去讀歷史記載，儘管此一歷史未必是「真相」，甚至可能是虛偽的，卻都可能產生意義。此一意義，很顯然是主觀意識的投射，吻合了某些特殊的觀點，例如堯、舜時代，是否真有所謂的「禪讓」？是否真的是中國歷史上道德政治的唯一典範？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重要的並不是「歷史之有無」的真相問題，而在於「歷史的意義」如何。歷史的真假是無意義的，歷史的意義，實際存在於解讀的過程中。

歷史記載往往將事件始末簡化了，通常只有結果是符合實情的，荊軻刺秦王，以失敗告終，這是最後的結果，也是唯一不可能作別解的「真相」；但是，究竟是荊軻學藝不精，疏於劍術，還是臨時形格勢禁，無法發揮？歷史記載，最多只告訴我們一個，甚至沒有告訴我們真正的原因。「果」成熟，需要長期的、眾多的「因」醞釀，正如果樹結果，牽涉到天候、土壤、施肥、灌溉、人力勤惰、品種良窳等各種的「因」，豈是如此單純？解讀歷史，其實就是在尋找這些「因」，而這也正是歷史批評和歷史小說可以發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