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罷父親的遺言，司馬遷淚流滿面地俯身回答道：

根據這份年表，我國的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二〇七〇年；夏商分界約為公元前一六〇〇年；盤庚遷殷約為公元前一三〇〇年；商周分界為公元前一〇四六年。年表還排出了西周十王具體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後期從盤庚到帝辛（紂）的十二王大致在位年。這些夏商周年代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不僅解決了我國歷史紀年中長期未定的疑難問題，更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揭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發展脈絡，給後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編年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巫錦先是一驚，繼而想到，莫非地下藏有寶貝？於是，一股熱血湧入頭頂，便不再顧及那二畝薄田，索性甩開臂膀挖下去。只一會兒功夫，坑中露出了一件長方金屬物品。「果然有寶貝。」巫錦驚喜交加，更加起勁地挖掘起來。隨著泥坑不斷加深擴大，整個物品的原形畢露——這是一件看上去極其古老的青銅大鼎，大鼎碩大異常，器腹如城牆般雄壯，整體造型厚重典雅、威嚴肅穆，透出咄咄逼人的恢宏氣勢。見到青銅大鼎，巫錦更加驚喜，認為自己發財的機會到了，但這個念頭剛一閃過，驀地又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眼前的祠堂可是當今皇帝御筆親批建的，說不定這東西與祠堂有關，果真如此，自己這個妄舉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也不一定。

儘管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①。但中國歷史自東周之後，諸侯相兼，文獻、典籍散佚。秦始皇統一六國，又焚書坑儒，以致釀成了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失絕的空前文化劫難。原本許多上古之人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時代已模糊不清，從孔子到司馬遷歷史的河流又流淌了五百年，遠古之事自然就更難以考證確鑿。在這種「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的學術困境中，司馬遷憑著史家的良知，在其所著的《十二諸侯年表》中，將中國有史以來的確切紀年定為西周共和元年，即西元前八四一年。再往前，只記人和事，而具體的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論了。

①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孩兒雖然笨拙，一定不辜負您的期望，完成您老人家的未竟事業，不敢有半點缺失。」）

漢武帝元鼎https://www.hetubook.com.com四年（西元前一一二年）一場暴雨剛過，河東郡汾陰縣一個叫巫錦的農民，擔心大水淹了自家的二畝薄田，便扛了鋤頭到田中看個究竟。當他來到村外一座祠堂旁時，發現原有的一條小路有一處呈鉤狀陷了下去，出於好奇，他彎腰揮動手中的鋤頭照下陷的地方猛鏟下去，想不到鋤頭剛一落入泥坑，便傳出一聲沉悶的金屬撞擊聲。

①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主旨，以四項史源取材，五種體裁編纂，記載了中國自黃帝以來直到漢武帝時期三千年的歷史文化和民族風情，為後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

就在司馬談滯留河、洛之間，忍受著官宦生涯失意的煎熬，病痛的折磨，行將歸天之際，他的兒子司馬遷恰巧從奉使出征西南夷的前線歸來。絕望中的司馬談感到欣慰的同時，又燃起了生命與靈魂之旅繼續行進的希望之火。病榻上的司馬談，在撒手人寰的最後一刻，悲傷地拉著兒子的手說：

司馬談的遭遇以及臨終遺囑，令年輕的司馬遷刻骨難忘，並因此產生了繼承祖業的恒心大願。

《史記》的問世開創了中國史學一個嶄新的時代，是中國史學史上一座無法逾越的豐碑。就在司馬遷以淵博的學識和人格的光輝而獲得「史聖」的稱譽流芳百世的同時，也為後人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①

（「我們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虞夏的時候擔任天官一職，曾立下功業揚名於當時，之後就衰落了。https://www.hetubook.com.com這祖宗的事業莫非就要斷送在我們手上了嗎？日後你擔任太史，就能繼承祖宗的事業了。當今天子上接續虞夏商周以來的正統，在泰山封禪，而我雖身為太史，卻不能跟隨前往，這是命啊，這是命啊！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繼任為太史；擔任太史職位，千萬不要忘記我想做而未竟的修史志願。男兒的孝道小則忠事雙親，再者忠事國君，而最大的孝道則是修誠立身，揚名於後世，光耀祖宗。天下人稱誦周公，是因為周公撰述歌頌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宣揚周朝的教化，使西周自后稷以來的文化傳統昭示天下。可是周幽王、周厲王以後，王道缺失，禮樂崩壞，孔子修舊起廢，論《詩經》、《書經》，作《春秋》，至今還是學者的典範。自孔子死後至今四百餘年，這期間諸侯紛爭，史書缺失。當今漢朝鼎盛，天下一流，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不可勝數，我身為太史卻沒有記載論述，荒廢天下史文，每念及此，寢食難安，死不瞑目啊！你要牢記我的話，完成我的未竟事業。」）

鼎送進長安後，朝中不少公卿認為這又是一次升官發財的機會，便各顯神通，極盡吹捧之能事，將此鼎譽為曠世珍寶、天下罕見之神品。更有阿諛苟合之徒如齊人公孫卿等人覺得只是一味吹捧尚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視，升官發財的好夢難圓，便引經據典，較其他人更勝一籌地趁機言道：「黃帝作寶鼎，象天地人也。」而後又藉一個叫申功的古人之口奉承：「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祖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齊人公孫卿等人一番吹捧和諂媚，使得漢武帝熱血沸騰，既然得寶鼎便可同上古時代的黃帝一樣上泰山封禪，而上泰山封禪又可以得道成仙，這樣的好事怎能錯過？於是，漢武帝下令大臣公卿迅速制定封禪禮儀，以備登泰山之用。

而世紀之交得以完成的《夏商周年表》，為填補我國古代紀年中的空白作出了巨大而堅實的努力，建立起了一千二百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或許，正因為有了這雙重的不幸，才令後人難以釋懷，所以繼司馬遷之後的兩千多年來，無數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一行和尚、邵雍、劉恕、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啟超、劉朝陽、章鴻釗、董作賓、陳夢家、唐蘭、張鈺哲等，從古代留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金文、天文紀錄等，持續尋找或明或暗的蛛絲馬跡，對東周之前的史實作了無數論證與和圖書推斷。但由於歷史本身的紛繁複雜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至夏商周三代的確切紀年問題，便成為最引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而廓清這團迷霧，解開這個懸案，便成為歷代先哲聖賢心中的一個遙遠而輝煌的夢。正因為輝煌的夢想千古難圓，從漢代至清朝，引發了近世史學界的疑古風潮，這股風潮不但對夏商周三代的歷史事實產生了懷疑，並產生了「東周以前無史」的論斷。如果持這種論斷，東周之前全是傳說或神話構成的不是歷史的歷史，那麼號稱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泱泱中華大國的信史便只有兩千多年，而這個數字是很難令炎黃子孫接受和信服的。由此，中華文明的源頭到底始於何時，它延綿不斷的鏈條在何方伸展騰躍，逐漸成為一個備受世界性關注、研究、爭論的議題。

①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對眾公卿而言，封禪大典是百年不遇的大事，能隨天子登泰山參與封禪大典，是非常難得和榮耀的事情。但武帝無情地拋下了他們，獨自與車子侯之流去了泰山，這對群儒公卿是非常大的打擊。以當時執掌天官事的太史公司馬談而言，不能以自己的身分和職責隨天子登泰山，並記錄這樁大漢開國以來最隆盛的大事，與其說是遺憾，不如說是一種羞辱，使得他無法承受心靈的巨創，一病不起。

封禪，本來是傳說中遠古的一種禮儀，這種禮儀到底是什麼樣子，到春秋時期的孔子已說不清楚。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曾到泰山封禪，據說因不明禮儀，結果到泰山後遭到暴風雨襲擊，給後人留下了笑柄，而自秦始皇至漢武帝時又過了百餘年，這封禪的禮儀就更難弄清楚。但既然武帝一心想要封禪成仙，齊人公孫卿等人當然不能失去這個難得的討好機會，很快按照古代傳說和自己的想像製作了一套封禪禮儀和禮器。當漢武帝將這套禮儀禮器出示給太史令司馬談、祠官寬舒等人觀看並徵詢他們的意見時，司馬談等眾儒卻依據《尚書》、《周官》、《王制》等古籍留下的線索，固執地認為齊人公孫卿等製作的那一套與古代不同，根本不能啟用。等到漢武帝問，要如何才合乎古禮時，群儒們又人言言殊，無法作出個一致的結論。而齊人公孫卿等人眼看好事行將流產，便攻擊司馬談等群儒只知拘泥經典、不知權衡，於是朝堂之上引爆了一場劇烈的禮儀之爭。就在群儒與公孫卿之間吵吵嚷嚷、相互指責又各不相讓之時，焦燥難耐的漢武帝一氣和圖書之下，索性拋開公孫卿與司馬談兩派，於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〇年）四月，獨自與侍中奉車子侯等人前往泰山進行封禪大典。

毫無疑問，歷史之所以成其為歷史，是發生時間和空間之中的人類的活動。如果歷史沒有發生、發展的時間座標，很難稱其為人類的歷史，只能稱其為神或鬼的歷史。可以想像的是，司馬遷在考證自黃帝到夏、商、周三代的具體歷史年代時，一定是殫精竭慮，反覆推研，設法求本溯源。但由於條件限制，最終未能將中國遠古文明的鏈條清晰而確鑿地連接起來。這讓後人為太史公求真務實的精神產生敬仰之時，也摻雜著些許遺憾——這是司馬遷的不幸，也是中國遠古文明史的不幸。

當人類在二〇世紀苦難與悲涼、光榮與夢想交織的河流中緩緩走過，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新華通訊社向世界傳播了如下消息：

中華文明是舉世公認的具有獨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一直綿延流傳的文明。遺憾的是我國傳世文獻上記載的古代確切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八四一年，這之前的歷史紀年都湮沒在千古塵煙之中，成國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缺憾。

當地官吏聞訊，覺得頗為新奇，便跟著巫錦前來現場察看，果見一碩大青銅鼎靜臥於泥坑之中。地方官吏未曾見聞有如此精美、龐大的青銅鼎，隱約感到了什麼，便決定派人快馬向河東郡太守報告。河東太守一聽，先是大驚，隨即半信半疑地親自帶人前來探看。這個河東太守出身儒生，對古物頗有鑽研，一見大鼎便兩眼發直，驚駭不已。待反覆查看之後，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

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一九九六年五月啟動的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勇敢地向千百年來的歷史難題發起了衝擊。五年來，這一工程集中了我國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學科門類的二百多名老中青專家學者，並依照系統工程的要求，分別設立了九個課題、四十四個專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對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問題進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考證。與以往千餘年傳統年代學研究不同的是，這一工程採取了多學科聯合攻關、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一個結論都得到多線索、多角度的支持。

隨著這條消息的傳播，全世界的目光再度投向這個東方古國，注視著這個再和-圖-書度崛起的古代文明，也以複雜的情感檢視中國科學界的努力。

①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新華社北京十一月九日訊，自司馬遷作《史記》以來的二千年間一直困擾中華文明史的一個千古謎團，終於在現代科學研究面前有了較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國的歷史紀年由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向前延伸了一千二百多年，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標尺。

河東太守明白，鼎在商周時期常被奴隸主貴族用來「別上下，明貴賤」，作為祭祀等用的禮器，鼎的大小輕重是用以區分統治者的權力、身分和等級，傳言得重鼎者得天下，所以才有了「問鼎中原」的成語。六年前，漢武帝汾水得鼎，認為是吉兆，將鼎送到長安後，擺宴五日以慶賀，並實施大赦，不久還將年號改為元鼎元年，以示對得鼎的紀念。那得鼎、迎鼎和送鼎，甚至在皇帝面前拍馬屁者，自然是升官發財，各有所得，朝廷內外皆大歡喜。有了六年前的例子，河東太守不敢怠慢，除了命令當地官吏嚴加看護這鼎，立即回府寫就奏章呈報漢武帝。漢武帝聽聞汾陰又出一重鼎，龍心大悅，認為又一次蒼天授意，隨即下詔，將鼎掘出，由河東太守親自護送到京城長安設祠供奉。

想到這裡，巫錦頓時感到大禍臨頭，額上冒出了陣陣冷汗。極度的驚恐之後，他決定趕快將此事報官自首，說明前因後果，這樣或許可以免遭罪責。

就在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的元封三年（西元前一〇八年），司馬遷繼承父業出任太史令一職。自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年）參與修訂曆法後，又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著述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天漢三年（西元前九八年）春天，司馬遷為李陵敗於匈奴之事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以「誣罔主上」的罪名判處死刑。面對從天而降的大禍，司馬遷經過生命之於「泰山」、「鴻毛」的思索，以接受腐刑為條件而保全了性命。司馬遷儘管遭此奇恥大辱，但繼續完成父親未竟事業的志向沒有改變，往後便將自己的全部才學、卓識和文化良知傾注筆端，終於寫出了飽含血淚、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之作《史記》。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