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晉侯墓地的年代範圍已限定在西周中期偏早至東周初年，八組墓的先後排序已明晰無誤，根據銅器銘文中晉侯名諱的考釋並與《史記．晉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關記載做比較研究以推定八個晉侯墓的墓主，自然便順理成章了。各組墓主依次是：
從已發掘的情況看，整個天馬—曲村墓地東西約一百五十公尺，南北約一百卅公尺，共發現八組十七座晉侯及夫人墓。參加晉侯墓地發掘的劉緒、羅新等考古人員，根據出土器物特徵以及青銅器銘文中所見部分晉侯名字的考釋，結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資料，總結出若干從早到晚演變的規律，並以晉侯墓地各組墓葬與之比較，發表了對晉侯墓各組序列的排比意見，很顯然，這所見的八組十七座墓，分屬於八代晉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一位晉侯有兩位夫人的墓葬。同樣明顯的是，同西周晉國所存在的十一位侯相比，又缺少三位侯王的墓葬。故此，自從晉侯墓地發掘資料公布之後，圍繞晉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誰的推定問題，學術界又展開了長期的爭論。
第三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厲侯、年代未載；所出金文侯名為僰馬；採人骨、陪葬骨樣品二件，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八八〇至八三一年。
自姬叔虞封唐後，他在位的年限大體與周成王相始終。叔虞死後，他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改稱晉國。據《史記．晉世家》載：
繼一九九二年底的發掘之後，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聯合對天馬—曲村墓地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至一九九五年初，整個墓地除附屬車馬坑之外，晉侯及晉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這些大型墓葬的發掘，讓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掩沒二千多年的珍貴文物的同時，也使人們透過迷濛的煙塵，感悟和洞悉西周晉國的歷史風雲。
當李伯謙接手「工程晉侯墓地的分期」這一專題之後，他便清醒楚地認識到，晉侯墓地各組墓怎樣排序和其年代範圍如何，是正確推定各墓墓主的前提。早在一九九四年，考古人員在發掘編號為M93的一組大墓時，曾發現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這表明該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於西周晚期。至於其他各組，均未發現墓葬與文化層、文化層與墓葬或墓葬之間相互疊壓打破的現象。因此，不可能從地層關係上確定八組十七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藉助其他有關遺跡現象和墓中隨葬品的組合與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
就在這之後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長子，穆侯因戰敗不悅，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前八〇二年），他又出師與戎狄戰於千畝，並取得了勝利。恰巧這年其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此戰成功，遂命之名曰成師，似取能成其眾之意。晉大夫師服不無憂慮的說：「國君給兒子命名，太稀奇了！因為命名是用來制定義法，以義法來產生禮節，用禮節來完成政治，用政治來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會使人民服從。相反，如果變更了禮節和義法，那麼國家將會發生禍亂。相愛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給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為『成』，這是禍亂的預兆。太子將來一定會被廢黜的啊！」師服接著說：「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讎；少子叫成師，這個大號就是成就事業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萬物，是自己定的。現在嫡庶之名相反相逆，此後晉國能不發生內亂嗎？」。師服不幸言中，穆侯在二十七年（前七八五年）寂然死去後，晉國就出現了內亂。晉國的嫡長繼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不過這次內亂不是發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師之間，而是在穆侯之弟殤叔和太子仇之間爆發。
晉穆侯在位二十七年（前八一二至前七八五年）。穆侯四年（前八〇八年），娶姜氏為夫人。七年（前八〇五年）他率兵從周王室之師共討條戎、奔戎，這是晉國歷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對外用兵的記載。古本《竹書紀年》說：「王師及www.hetubook.com.com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既然王師敗逃，晉師也必然敗逃。
一九六一年李伯謙畢業時，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學生不好分配，他就留在系裡作為儲備，後來正式分配到了考古教研室任教員。在之後的三十多年裡，他雖然不像分配到各省的同學有那麼多做實際考古工作的機會，但留校之後，他帶學生實習，先後參加過北京昌平雪山、房山董家林、河南安陽殷墟、偃師二里頭、安陽大寒、江西吳城、青海柳灣、甘肅連城、湖北黃陂盤龍城、江陵荊南寺、河北淶水漸村、河南夏邑清涼山、山西曲沃曲村等幾十處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重要遺址的發掘，還跑遍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北、西南各地，調查過上百個遺址。藉由這些發掘和調查，不僅培養了一批批學生，他本人也累積了一批又一批新材料，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學術上的新課題。對李伯謙而言，每一遺址，就好比一座礦藏，每進行一次發掘和調查，都會有新的東西出土，有如發現新的礦石。培養學生是老師的天職，而研究發掘調查的資料，解決考古學提出的新問題，同樣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李伯謙，在自己克盡職守努力去做一名合格教師的同時，也絲毫未敢忘記做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責任。幾十年來，圍繞在發掘調查與考古教學提出來的新問題，他不斷在思考，也不斷在回答。對二里頭文化的研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李伯謙，一九三七年生於河南滎陽，一九五六年考入北京大學，入北大之前，他懷著當作家的夢想，在第一志願上填報了中文系，意想不到的是，卻被第二志願歷史系錄取。當他於這年的九月入校後，在歷史系召開的迎接新生會上，老師們在介紹各組的專業時，他才知道歷史系還有一個考古組。但這個考古組具體學什麼，做什麼，目標是什麼，他並不清楚。按當時系裡的規定，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在一起學習共同科目。二年級開始時，歷史系所屬的中國史、世界史、考古三個組開始獨立門戶，每個專業的教研室都派出精明強幹的教員到學生中作動員報告，並盡可能地將品學兼優的學生吸引到自己的專業領域中來。當時考古教研室派出作動員報告的是呂遵諤教授，呂教授滔滔不絕的演講口才和現身說法打動了許多學生的心。他極具鼓動性和誘惑力地說：考古組的學生除了學習考古學之外，同時也要學習中國史和世界史，不僅要掌握書本知識，還要學會照相、繪圖、發掘等一套方法。學歷史的搞不了考古，學考古的卻可以搞歷史，而文獻歷史學和考古學是歷史科學這輛車的兩個輪子，只要到了考古專業，既學歷史，又學考古，兩個輪子就轉起來了。一旦輪子轉起來，祖國的名山大川甚至國外的許多地方，都可以去跑一跑、轉一轉了……呂先生的一席話激起了許多學生對考古學的興趣與嚮往，儘管大家當時對考古這一門學問還一無所知，因有了呂先生的一番鼓動，許多同學覺得考古一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便紛紛要求進考古組，李伯謙也懷揣著同樣的心理，走進了考古組的門戶。
太子仇不得繼位，遂避難出奔他國。過了四年，他於西元前七八一年率領家徒私屬捲土重來，成功地殺了叔父殤叔，奪回了政權，是為晉文侯。這次內亂在當時對晉國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並不算太深。但是，這次事件卻在晉國敲響了奴隸制社會的主要支柱——宗法制喪鐘的第一聲，開創了晉國後來長期內戰的先河。
第二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成侯、年代未載；未發現所出金文侯名；（原書漏植樣品）。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九一〇至八四五年。
第二，二里頭文化和河南龍文化（王灣類型）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時間上緊相銜接，但文化面貌卻明顯有別。根據文獻記載，夏王朝的建立不是異族入侵所致，而是部落聯盟的首長禹，破壞禪讓制度傳位自己的兒子啟實現的，是在本族內發生的事情，是社和圖書會自然發展的結果。夏王朝的建立似乎不應在物質文化上引發如此大的變化。
鑑於晉侯墓葬的發現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專門設立了「晉侯墓地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並由晉侯墓地發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教授負責研究任務。
第一組：M9、M13 晉武侯寧族及其夫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6孝王（共王弟）→8夷王（懿王子）→9厲王→共和元年→10宣王→11幽王
李伯謙真正接觸夏文化研究這個主題是從一九六三年秋天帶學生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遺址發掘工地實習才開始的。李伯謙和同學們與考古所的幾位老師都住在二里頭村南的四角樓，專為學生實習開的發掘工地就在四角樓村東。自一九六一年畢業留校任教後，這是李伯謙第三次帶實習。考古發掘的程式雖說比較熟悉，但參加發掘與探索夏文化有關的遺址還是首次，所以他一天到晚和同學們一樣蹲在探方裡，一方面輔導學生，動手教他們如何劃分地層、如何找灰坑的邊、如何記發掘日記、填寫發掘紀錄等。一方面又單獨琢磨學術問題如：發掘出來的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特點？它和河南龍山文化、二里崗商文化究竟有何不同？李伯謙在琢磨的同時，經常向考古所的發掘人員請教，從而學到了不少知識，受到了不少啟發。二里頭遺址的實習生活使李伯謙終生難忘，他日後在二里頭文化上的研究成果，應當說是與這次參加實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李伯謙在主持「晉侯墓地分期」專題的研究期間，跟其他研究人員一起，在吸收了晉侯墓地的發掘者劉緒、羅新及其他考古人員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對各組墓隨葬的器物進行標型學研究，以理清其內在的邏輯關係。從八組墓葬所出土的陶鬲排比來看，雖然這些鬲並不同型，但可以看出其先後演化次序，並大致可以排出墓葬的順序。另外，有的墓雖因被盜，出土的銅器已不完全，但同類同型器物排列起來，也可以明顯看出其變化的軌跡。至於墓葬的年代範圍，可以透過與已知年代的墓葬的對比來確定。
第一，測定的二里頭文化一期年代在西元前一九〇〇年左右，與據文獻記載推定的夏王朝始年最晚一說，西元前廿一世紀要晚約百年；測定的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的總年數約為三百年左右，與文獻記載的夏積年最少一說，四百三十一年要少一百多年。兩個數據都與文獻記載相差很多。
前文已述，作為早期晉都的天馬—曲村遺址，由於自漢以來史學家已不知具體地望，乃至以訛傳訛，穿鑿附會，致使這座曾顯赫一時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沒長達二千餘年無人知曉。正由於這個緣故，在一九八六年考古人員正式發掘之前，該遺址從未被盜掘，成為全國已發現的西周、春秋國都遺址中唯一倖存者。但自一九八六年之後，該遺址引起了盜墓賊和貪婪者的注意，從此，盜墓狂潮席捲而來，成百上千人攜帶雷管、炸藥和探鏟，嘴裡喊著「要致富，靠挖墓，一天一個萬元戶」的口號，成群結隊地湧入遺址，大肆進行盜掘活動。幾年之間，遺址內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盜掘，墓內隨葬器物被洗劫一空。大批西周和漢代文物源源不斷地被走私盜運到香港、臺灣、日本和西方國家，致使文化遺產慘遭浩劫，學術上蒙受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鑑於事態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在徵得國家文物局的同意下，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手對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此次發掘自一九九二年四月開始，六月結束，發掘清理了被嚴重盜掘的兩座大型西周晉國諸侯一級的貴族墓葬和一座小型漢墓。同時在兩座大型墓葬附近區域進行了鑽探調查，並發現了三對規模相當的大型墓葬。由此斷定，此處是一處由數座大型墓葬組成的晉國高級貴族的墓地。
李伯謙帶著這些問題反覆琢磨、反覆思考，覺得還是和圖書應該從考古材料與文獻史料中去尋找答案。正當他苦悶徬徨、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先秦文獻中「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少康中興」等記載和《考古》一九六五年五期《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中「二里頭類型應該是在繼承中原的河南龍山文化的基礎上，吸取了山東龍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發展成的」論斷，像是兩塊石頭在他腦海中突然碰撞，爆出了耀眼的火花。二里頭文化中存在相當數量來自被認為是東方夷人文化的山東龍山文化因素的事實，和文獻中「代夏」的「后羿」又稱「夷羿」，其居地又恰在山東龍山文化範圍之內的記載兩相結合，使他頓悟到兩者絕非巧合，作為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之所以與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有別，之所以出現東方夷人文化因素，不正是夏初夷、夏兩族衝突的結果和反映嗎？所以，李伯謙認為，作出二里頭文化是「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之後的夏文化的論斷，既可解釋二里頭文化中為什麼會含有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又可解釋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的總積年，為什麼少於文獻記載的夏積年，只有三百來年的原因。
第一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武侯、年代未載；未發現所出金文侯名；採人骨樣品二件，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九三五至八五五年。
晉文侯在位三十五年（西元前七八〇至前七四六年），他在晉國歷史上是一位傑出的君主。在他統治晉國時，西周王朝已瀕臨亡國前夕。西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荒淫無道，廢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氣之下，聯合鄫、犬戎等攻下鎬京，殺死幽王和伯服，擁立太子宜臼為平王。此時犬戎進據涇渭，侵擾京師。戰火後的鎬京殘破不堪，周王室難以在關中立國，決定東徙成周。這時晉文侯率晉軍入陝，與鄭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穩定了東周初年的局勢。
次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跨入考古專業大門的李伯謙可謂時運不佳，還沒上過幾節考古課，全國性的「反右」運動已四面開花，寧靜的北京大學校園內也鬧騰得到了難以安下一張書桌的地步。在這樣一個喧囂的環境和濃重的政治氛圍之下，他隨波逐流地過了一年之後，才真正認識了考古學的意義和自己一生將要奮鬥的方向和目標。
第六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獻侯、年代為西元前八二二至八一二；所出金文侯名為蘇（頤，以斤代頁）；採人骨、木炭、獸骨樣品五件，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八一四至七九四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由於張長壽在豐鎬遺址從事田野考古發掘近四十年的資歷，以及他在西周文化分期和年代學斷代研究的學術成就，因此被聘為「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這一專題的總負責人；同時，由於他在西周青銅器研究上的深厚造詣，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後，他還與王世民、陳公柔兩位青銅器研究專家，承擔了「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專題的研究工作。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從文獻記載看，晉國的歷史自穆侯之前，似無大事發生，但自穆侯之世，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已悄悄深入晉國的權力中心。
據《史記．晉世家》載：「靖侯以來，年紀可推。」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靖侯十八年即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卒，上推十七年，則靖侯元年應為西元前八五八年，其父厲侯卒年當為西元前八五九年。將《史記》紀年與測定年代相對照，可以看出基本不出測定的年代範圍。這就再次證明，以上對晉侯墓地墓主及其與西周列王王世對應關係的推定是正確的。晉侯年表的建立無疑對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
西周年代學以文獻研究為基礎，通過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定年，建立年代學框架，同時構建金文（青銅器銘文）曆譜並對有關天文材料進行計算，排出列王年代。這個專題由知名考古學家張長壽負責。
自一九五九年二里頭遺址發掘以來，圍繞著二里頭文化的族屬問題，在學術界引m•hｅｔｕｂooｋ•com.ｃom起廣泛的討論，提出了種種推測。著名考古學家田昌五於一九八一年提出了二里頭文化是「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以後的夏文化這一觀點。一九八六年李伯謙在撰寫《二里頭類型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一文時，也提出了與田昌五同樣的論斷，但他和田文不同之處是，更多著眼於從考古學上對二里頭文化的材料進行分析。李伯謙之所以產生這種看法，並非突發奇想，而是有一個過程。最初他是贊同二里頭遺址為西亳，二里頭語文化是早商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是夏文化之說的，後來鄒衡相繼提出了鄭州商城亳都說、二里頭文化夏文化說，經過認真思考，李伯謙認為鄒先生作出的論斷論據有力，論證充分，非常有說服力。一九八三年發現了偃師商城，考古材料表明，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基本同時，這就為鄒衡的論斷增加了新的論據，既然鄭州商城、偃師商城是基本同時的早商都邑，那麼早於它的二里頭文化當然只能是夏文化了。從此，李伯謙接受了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觀點，但與鄒衡的觀點有些不同的是，對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是否最早的夏文化人存有疑慮。這是因為：
第五組：M1、M2 晉釐侯司徒及夫人。
第八組：M93、M102 晉文侯仇及夫人。
第二組：M6、M7 晉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七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穆侯、年代為西元前八一一至七八五；所出金文侯名為邦父；採人骨、木炭、獸骨樣品三件，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八〇四至七八四年。
通觀西周歷史，晉國共歷十一侯，據《史記．晉世家》，西周至春秋初晉侯世系為：
第四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靖侯、年代為西元前八八五至八四一；所出金文侯名為喜父；（原書漏植樣品）。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八六〇至八一六年。
第七組：M64、M62、M63 晉穆侯費王及夫人。
那是一九五九年春天，李伯謙和北大考古系兩個班五十多人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到陝西省華縣泉護村外考古實習。在一個叫元君廟的仰韶文化的墓地，李伯謙和其他同學在老師的直接輔導下，按照課堂上講的田野考古發掘操作規程拉線布方，層層下挖，當大家第一次發現了距今七千多年的仰韶文化合葬墓時，心中的驚喜難以言表，而思想的閘門也由此打開：這麼多人為什麼都埋在一個墓穴裡？所看到的骨架是男的還是女的？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這墓葬的年代分期、分布規律、相互關係和它們所屬的社會發展階段又是如何？等等不同的問題隨著發掘工作的進行和一個個墓穴的揭露從腦海中泛起。要解答這些問題，不僅要揣摩實物資料，而且還要查閱文獻，既要讀實物這本書，又要讀書本的書。與大多數同學一樣，這次田野考古實習，使李伯謙深刻地認識到，考古學固然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也是一門最新的學科，因為它隨時都會有新的材料發現。考古學是屬於發現者的科學，只要走出書房就會有所發現。自此之後，考古對李伯謙的誘惑越來越大，而他對考古的興趣也越來越濃，能在考古學領域做出一番事業，成為他為之奮鬥的目標和矢志不移的方向。
西周自武王克殷到幽王，共經歷了十一世十二王。因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已經給出了自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下的紀年，這就為西周年代學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準點，所以「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學研究範圍為：
釐侯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第三組：M33、M32 晉厲侯福及夫人。
對以上八組墓葬，定年專家用加速器質譜儀法做了測定，其年代數據和《史記．晉世家》所記的晉侯年代對比如下表：
平王在文誥中盛讚了自己的開國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偉大，他們的成功是因為當時的公卿大夫能夠輔佐、指導、服事自己的君主。平和*圖*書
王認為自己年輕不能勝任，又缺少德才兼備的人來幫助自己。讚揚晉文侯是促成他安於王位的人。勉勵文侯能像文、武時代的賢哲那樣勤事王室，繼承其列祖列宗之餘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平王賜他「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這些弓矢車馬是征伐不庭之臣的象徵，晉文侯不負所望，在西元前七六〇年，晉文侯又執殺了非正統的攜王。結束了周王室達十年之久的二王並立局面，晉文侯儼然像周初的周公旦一樣，成為再造周命的功臣。
1唐叔虞→2晉侯燮→3武侯寧族→4成侯服人→5厲侯福→6靖侯宜臼→7釐侯司徒→8獻侯籍（蘇）→9穆費王→9殤叔（穆侯弟）→10文侯仇（穆侯子）
晉侯墓地加速器質譜儀定年數據：
晉文侯仇執掌國政時，相當於周幽王與周平王時期，晚年已入東周。文侯死後，晉國內戰迭起，之後繼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緡等諸侯王，或被殺，或被擄，幾乎沒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後的晉武公及其以後諸公，死後或皆葬曲沃，或葬別處，故天馬—曲村墓地能夠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諸位侯王。
第五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釐侯、年代為西元前八四〇至八二三；所出金文侯名為對；（原書漏植樣品）。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八三四至八〇四年。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這篇文誥至今被保存在《尚書》中。
第四組：M91、M92 晉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六組：M8、M31 晉獻侯籍（蘇）及夫人。
第八組：《晉世家》對應的侯為文侯（或殤叔）、年代為西元前七八四至七八一（殤叔）或西元前七八〇至七四六（文侯）；未發現所出金文侯名；採獸骨樣品三件，擬合後日曆年代為西元前七八九至七六八年。
穆侯死後，太子仇（晉文侯）沒能繼位做上國君，而被穆侯之弟殤叔以弟繼兄成為晉國的統治者，這表明了殤叔在穆侯生前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實權，具有相當大的勢力。
就在這次搶救性發掘工作結束不久，墓地的另一座大墓又傳出被盜掘的噩耗，且從墓中盜出的數十件青銅器已走私至香港等地，面對這種嚴重局勢，在中國國務院的直接指示下，山西省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門明令天馬—曲村所在地的縣加強墓地的保衛工作。同時，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組成考古隊，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至次年元月十一日對天馬—曲村遺址墓地進行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這次發掘共探明西周時期甲字型大墓七組，車馬坑二座。限於時間的緊迫，考古人員只發掘清理了其中五組十座大墓以及已經暴露出的八座祭祀坑和六座漢墓，出土了數千件陶、玉、銅器等珍貴文物。在發掘清理的十組大墓中，從墓葬排列、規格及隨葬器物來看，當為晉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別為晉侯五座，晉侯夫人五座。儘管這次搶救性發掘帶有清理劫餘的性質，但仍有重大突破，這是十餘年來考古人員在天馬—曲村遺址發掘收穫最大的一次，不僅進一步確證該遺址為早期晉都，而且從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補充了歷史文獻記載的錯誤和缺憾。這是晉國考古乃至整個周代考古的空前發現。
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張長壽，一九二九年生於上海，一九四八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一九五〇年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一九五二年畢業。一九五六年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長期致力於陝西豐鎬遺址的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近四十年間，他和考古所豐鎬發掘隊的胡謙盈等考古學家，一起在陝西長安縣豐河兩岸，揭露了大面積的居住遺址和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發掘了數以千計的墓葬和多處青銅器窖藏。他也曾先後參與、主持編寫了《灃西發掘報告》和《張家坡西周墓地》兩部大型田野考古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