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證能證明嫌犯是否有犯罪行為，或者證實罪名是否成立。例如，要證實強|暴罪，必須證實性行為是否在被害者反對的情況下進行，因而被害者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擦傷痕跡之類的證據，就足以證實性行為是在未獲得被害者同意下進行的。審理縱火罪時，檢方必須證實被告是蓄意縱火的，不止要在現場蒐集的證據中檢驗發現汽油的成分，還要證實被告有購買與運送汽油，罪名中的蓄意成分才能成立。
有一次，看到我整天往化驗室裡鑽，得不到結果就不罷休的勁頭，他跟我說：「亨利，從你的行動中，我看得出你是科學家的料子。」我聽了這話受到很大的鼓舞，因為當時許多美國同學都覺得警察不可能成為科學家。甘斯蘭教授對我的這番鼓勵，讓我更堅定信念。漸漸地，我和他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也合著了多本著作。
我答道：「幾乎是零，目前仍未發現指紋完全相同的兩個人。」
我們剛到美國時居住在紐約，付完機票及房租後身上只剩下五十美元，三姊和姊夫也都是學生，很難在經濟上支助我們。我們一安定下來就馬上出去找工作，終於在紐約大學醫療中心找到一份化驗員的工作。妙娟也和我一樣起早摸黑，兼差替別人帶小孩，有時到餐館做服務生。
面對這些挑戰，我並不氣餒。我只有加強課前準備工作，並以許多實例來闡述與介紹這門新興的學科。
經過一番辯論，法官裁決，由於我在生化與血清方面頗有研究，我可以以血清學專家的身分來作證。
我答道：「這是在喬安娜屍體旁發現的火柴棒。」
我放下手上的報紙，端正一下領帶，拿著大堆的資料走進了法庭。法庭內有十二位大陪審團團員坐在椅子上看著我。首席陪審員叫我舉起右手，宣誓要如實作證。
「比例是五八．九％。」
「李博士，李博士，輪到您出庭作證了。」法警推門而入，將我從回憶中帶回到現實來。
院長見我們毫無返回馬來西亞的意願，就順水推舟地說：「我想你們寧願做大海裡的小魚，也不願意做小池塘裡的大魚。」
經過多次交手，檢方的許多案件因為刑事鑑識方面工作做得不足，或忽略對證據進行科學分析而敗陣。康州警政廳開始意識到刑事鑑識的重要，自從一九七五年秋天開始，州警政廳就請我擔任他們的首席刑事鑑識專家，到現場協助警方。原本我只是義務幫忙，後來案件越來越多，警方也過意不去，為了方便我四處趕場而配備了一輛警務車，發給我一枚警徽。有時白天授課，晚上趕去現場，開著掛著警政廳車牌的公務車，難免會有些感慨，沒想到繞了地球大半個圈子，最後還是離不開警察這個圈子。
「不，」她快語地打斷我的說話，「您從台灣到美國，從學生變成教授，再從教授變成現在州政府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的主管，你本人的奮鬥經歷足以寫成一本書。」
查理士發現陪審員對檢方的證詞越來越感興趣，趕緊趁熱打鐵地再展示一張放大的照片，問道：「李博士，這是何物？」
但是生活並沒有給我們喘息的機會。不久，太太懷孕了，為了賺錢養家及繳學費，我不斷加班，別人不願意去做的苦工我都接下來做。幸好我在警校與服役時養成了早起的習慣，每天只需要睡三到四個小時就起床讀書，然後整天出外工作，晚上再上課，回家後又埋頭讀書。
一九七九年初，我走馬上任出掌康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化驗室的編制很小，只有二十七位巡警、兩位巡官、一位警長，大部分的職員並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科學訓練，有些是因為在執勤時受傷，不能執行巡邏任務而被安排到化驗室來工作，因而化驗室的水準較差。化驗室由一間男廁改建而成，照明及通風系統很差，全部的設備包括——一具中古顯微鏡和一些例行檢驗工具。
在任教的第一年，我就被評為年度最傑出教授，結果，一年前懷疑我語言能力的幾位遴選委員會的教授都向我道賀。第二年，學生又將我評為年度最傑出教授，第三年，學生會又要提名我角逐年度最傑出教授時，我婉言拒絕，建議他們將這榮譽賦予其他教授。
儘管生活艱苦，但是我始終沒有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念頭，但攻讀那一門科目，讓我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決定到紐約市立大學化學系從大一念起。但是我不能像普通大學生一樣慢慢念，因為畢竟時不我與，與其他學生相比，我的起步明顯慢了許多，同時沒有人幫我付學費，我沒有足夠的錢來讓我慢慢念。大部分學生每個學期都選十二到十四個學分，我決定趕緊將課程念完，便註冊登記二十到二十六個學分。註冊組的職員說，「沒有人能在一個學期念完二十個學分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回答說：「讓我試一試，如果你不讓我試，你怎麼知道我辦不到呢？」經過我的一番苦求，這位職員勉強讓我註冊二十個學分。
查理士看到陪審員關注的神情，更加興奮，又接著向陪審員展示裝在透明塑膠袋裡的鞋帶，問道：「李博士，袋裡裝著的是何物？」
她倒爽快地說：「我不是問有關喬安娜這一案件的，我想寫一篇有關您個人的故事。」
物證可以證實被害者的證詞。例如，有一名女子在搭便車時遭駕駛用刀挾持，企圖強|暴，女子極力反抗，手腕被割傷。後來駕車男子被捕，警察發現他的外套上有幾點血滴，他辯稱是刮鬍子不小心割傷滴下的。刑事鑑識化驗室發現這件外套上的血滴與被害者的血型相符，且並非嫌犯的血型，檢方據以起訴這名男子，陪審團判定這個男子有罪。
「這是綁著喬安娜手腳的鞋帶。」
在這宗案件中，雖然ＡＢＯ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並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結束了檢方的直接盤問，在座的陪審員也友善地向我點頭示意告別。我心裡想，他們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釋的這些科學證據。
公設辯護律師處是政府為清貧人士提供的刑事辯護服www.hetubook.com.com務機構，辯護處的出庭律師和檢察官一樣都必須是律師，他們往往因為經辦的案件過多，而經費有限，許多案件都缺乏經費聘請收費昂貴的專家來作證，當我向他們介紹我們化驗室的免費服務時，他們都十分高興，但是面談時，他們對這位黃面孔的化驗室主管仍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剛開始時，他們只聽取我對某一案件的一些專門意見，從不讓我在證人席上作證，擔心法官會質疑我的資格而無法通過專家資格審核這一關，縱使我符合專家證人的資格，他們也擔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審團不會相信我這位黃臉孔的專家的證詞。
物證經過刑事鑑識還可以辨認出犯案者的身分。例如，偷竊保險箱的罪犯都知道不能在現場留下指紋，因而作案時都會戴上塑膠手套。但是一些罪犯往往在得手後順手將塑膠手套丟在附近，雖然作案者覺得是天衣無縫而沾沾自喜，不過，刑事鑑識專家能將手套內的潛伏指紋用化學方法及紅外線顯示出來，也可以找到嫌犯的ＤＮＡ，將案犯繩之以法。
看到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聽著，而且不停地作筆記，我知道他們已不再覺得這是一門枯燥乏味的學科。我進一步解釋說：
刑事鑑識還可以還被告清白。例如，有個案子中兩名分別為八歲、九歲的兒童指控一位六十歲的鄰居在飲料裡下藥，服藥後他們神智不清，這位老人就調戲他們，觸摸他們的性器官。但是經過檢驗他們的尿液樣本，根本找不到服藥的證據，再次向兩名兒童查問時，他們才承認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故事，因為他們討厭這個老頭。
我向學生介紹說，美國的司法體制是建立在證據的根基上，要證明被告有罪或清白，除人證外最重要的就是物證。
從化學系轉到法庭科學系後，功課更加繁重。系裡有一位名叫彼德．迪佛斯特（Peter DeForest）的教授。學生都稱他是全校最兇，最嚴格的教授，每次考試都是幾百題，班上的平均成績是四十分，但是我每次考試都得到八、九十分，每次考完試後，其他美國學生都很佩服我這個中國學生，偏偏我的高分拉高了平均分數，害得他們的成績受到影響。後來我與迪佛斯特合著多本刑事科學方面的教科書。
「凶器上的血型是Ｂ型，ＰＧＭ酵素是２─１型。」我答道。
這時候，我們有了第二個孩子孝約，妙娟也找到了一份教師的工作。有了一些積蓄後，我們在中國城附近買了一間小公寓，這樣一晃就是十年，這十年的美國相當艱苦，但是有了間屬於自己的公寓，有了個甜蜜的家庭，以及幾個學位，自己覺得這十年並沒有白白浪費掉。
留學生的生活清苦忙碌，昂貴的學費更讓我們捉襟見肘。有時，為了節省五分錢的地鐵車票，下班和下課後我都走路回家。夜深人靜，獨自一人走在路燈暗淡的馬路上，四周是黑漆漆的大樓，路顯得格外的長，走累時停下來喘口氣，心情十分低沉，總是自問道：「何時才能走完這段路？」但是我總是鼓勵著自己，路雖然很漫長，很孤單，但是只要你走出一步，你離目的地就走近一步，千萬不能留在原地歎息，否則永遠都無法到達目的地。
我以肯定的語氣答道：「科學化驗的結果，所有物證都與羅納有關。」
刑事鑑識系雖然成立不久，但是我們十分重視實驗研究，剛開始時沒有化驗室，我們就自己設計，我和同學們一起利用週末時間來粉刷、裝修。後來爭取到許多研究經費，化驗室的規模也變大了。
康州位於美國東北部，是新英格蘭六州中最南的一州。東鄰羅德島，北接麻薩諸塞州，西傍紐約州，南臨大西洋。「康乃狄克」源於印第安語，是「在長河畔」之意。康州的面積不大，總面積是五千零一十八平方公里，在美國五十個州中面積排在倒數第三名。北部是丘陵，山丘連綿起伏，六條主要河流的主幹由北向南流入大西洋。南部靠近海岸線的地帶是土壤肥沃的平原，四處遍布著農場、牧場和果園，最南端的海岸線，更是風景宜人。再加上工商業發達，四季分明，居住環境良好，交通方便，離紐約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因而雖然面積不大，但是居住的人口卻很多，全州總計有三百三十萬人口，按人口計排在其他二十三個州之上，在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六州中，人口總數僅次於麻薩諸塞州。
刑事鑑識學其實包羅了許多專業，其中包括負責蒐集現場證據的犯罪現場調查員、解剖屍體以了解死因及死者身分的法醫，此外，還包括法學牙醫、法學考古學家、法學心理學家、法學工程師、法學藥理學家、法學聲紋學家、槍枝彈道專家等。因為深厚的專業素養，這些犯罪學家比福爾摩斯還神通廣大，因為他們不單純依賴邏輯推理，同時還能讓現場的證據說話。要成為一位出色的刑事鑑識員，首先必須在自然科學的基礎課打下牢固的基礎。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我回答說：「您可能永遠不能理解我們的決定，我們的前途就在於充實自己，多念點書。」說實在的，我很懷念在馬來西亞的日子，生活很清閒，前景也很美好，但是在東南亞，雖然華人有經濟實力，但是並沒有任何政治及社會地位，一直是其他族群排擠、歧視和打擊的對象，而美國生活雖然艱辛一些，但是畢竟有海闊天高任鳥飛的空間。
我知道我在和時間與金錢賽跑，我在第一個學期念得很好，成績全都是Ａ，第二學期註冊時，學校就不再找我麻煩。從此之後，我體會到，千萬不能因為別人說「不可能」就放棄自己的目標，一定要自己想辦法找到出路，使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能。
康州人口中，每一百人中就有七十八位是白人，他們的祖先來自英國、義大利、愛爾蘭、波蘭、法國或加拿大。其他族裔還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原住民。直到七〇年代初，才出現亞裔居民，亞裔居民目前有五萬人左右，人數的增加十分迅速。
就在和*圖*書這時期，康州爆發了一宗警方侵權的重大案件，這宗名叫彼德．萊利案受到全國的關注，後來還被拍成多部電影。此案緣於一名婦女被殺，警方到現場調查後馬上認定是她兒子彼德．萊利動的手，但是警方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逮捕彼德，為了蒐集證據，便將他帶到警察局偵訊，彼德的律師試圖要求警方停止偵訊，但是警方推說彼德不在警察局內，並每隔三十分鐘就將彼德轉移到別的分局，就這樣不斷更換地方，疲勞訊問。彼德最後受不起警方的折磨，簽署了一份認罪書，承認他是殺害他母親的凶手，而被法院定罪。
我答道：「也是紅色的油漆。」
查理士停頓片刻，接著問道：「從這些證據對比來看，羅納一定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是不是？」
他趕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請求法院將精|液證據分出少許來讓我化驗。法院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拿到證據後馬上進行化驗。結果顯示，被告的血型雖然與被害人體內殘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們的酵素型與其他遺傳因子卻不同。
我知道，要提升化驗室的水平，必須要擴充化驗室的設備，但在爭取經費之前，得先拿出些成績來，也才能向州長有個交代。喬安娜一案是我出任化驗室主任後的首宗重大案件。
查理士問道：「指紋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剛剛走出法庭外，成群記者就圍了上來，爭先恐後地詢問我的證詞。我向這群在門外苦苦等候多時記者們微笑地回答說：「很抱歉，我不想為難你們，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過，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審團的作證內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消息。」
我任教的紐海文大學就設在康州的第三大城市紐海文。這個城市就位於康州的南端，就在大西洋的西岸旁，市內有著名的耶魯大學。我的學校與耶魯大學的歷史相比當然顯得年輕，不過，這所大學卻給我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隨後你從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麼？」
由於我在台灣曾受過警官的訓練，也參與過初步刑事鑑識，覺得這一專業既能讓我發揮專長，又能滿足自己的興趣，便決定去提出申請。過了不久，我順利地申請到約翰．杰伊刑事司法學院新設立的法庭科學獎學金，正式攻讀學士學位。另一方面我並沒有辭去化驗員的工作，仍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課。
另一門必修的通識課是體育，我選了武術課。在第一次上課時，教練讓我按照他的示範動作完成一組動作，我只好亮一手，表演的動作比教練還好，同學都看得拍手叫好，最後這位教練告訴我可以免修體育課了，直接做他的助理教練了。
例如，假設嫌犯的血型分析結果為Ａ型血，ＨＰ是第二型，ＰＧＭ是第２型，擁有Ａ型血的人口比例為四三％，擁有第二型ＨＰ的人口比例為三六．一％，擁有第２型ＰＧＭ的比例為五．四％，同時擁有這三類型血型的可能性將是〇．八四％，也就是說一千人中大約只有八位，從而使鑑識的準確度大大地提高。
獲得碩士學位後，我繼續留校攻讀生化博士學位，在一九七五年，我經過一年的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一般的美國學生需要三、四年，這種速度讓許多美國同學對我這位黃皮膚的同學刮目相看。
俗話說，「事實勝於雄辯」，刑事鑑識能藉助先進的科學技術讓證據說話，提出被告有罪的間接證據，也可以證明被告不在現場或被告無辜。因而，法律界及刑事界對這門新興學科的需求越來越大。其實，早在十四世紀，中國就有一本名為《洗冤錄》的著作，為世界上的第一部法醫專書。到了十七世紀，歐洲開始盛行以法醫手法來作刑事鑑識；十八世紀時，屍體解剖已成為偵破刑事案件的主要手段之一。
一九六五年，我收到住在紐約的三姊李小楓的來信，獲知已辦妥所有到美國留學的手續。我們馬上將所有的錢彙集起來，打理好行囊就踏上留美之途。
這群記者發現我不肯透露任何消息，也漸漸散開，我正準備離開法院大樓時，一位女記者仍跟著我，她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是康州《名人雜誌》的記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我半天，我臉帶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內容。」
教授基礎生物的甘斯蘭教授在上完幾堂課後也跟我說，我所掌握的生物學知識已超越該門課的內容，可以免修這門課。但是我覺得甘斯蘭教授的學識淵博，十分願意替學生解疑排惑，我仍堅持選修這門課。除完成他指定的作業外，我還花很多時間待在化驗室裡做更進一步的實驗，有時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實驗沒有完成，我就連週末也抽空趕來完成。
由於學士學位除要求選修本科系的課程外，還必須選修一些通識課。我對每一門專業科目都十分認真，但對必修的音樂課一點也不感興趣，學期末，學生要寫一份音樂欣賞報告，我聽完音樂後發覺一竅不通，便寫了一份樂曲聲紋分析報告，用科學方法來分析音樂節目內的音波音調，結果教授發現我的報告與眾不同，這門課程我也得了個Ａ。
以往主要證據就是目擊證人。但是，隨著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淡薄，證人頻遭報復，越來越多人都不願意出庭作證。另一方面，有許多案件根本沒有任何目擊證人，只能依靠在現場留下的間接證據來追索犯罪事實。
我好像是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指紋對比一樣，用簡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解釋兩者間的相同之處，並清楚地表示：「這兩個指紋是出自同一人的手指。」
我對這門學科的介紹吸引了許多學生，畢竟，在美國平均每一百五十三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成為謀殺案件的被害者，每二十三分鐘就有一起命案，每九分鐘就有一宗強|暴案，每五十二秒鐘就發生一起搶劫案，對於在這種犯罪活動司空見慣的環境下長大的學生來說，利用科學方法來破案的課題相當有吸引力。他們也對其他的自然科學更感興趣，其他教授私下也感激我對學生的啟發。
除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授知識外，我在課外盡量和學生打成一片和圖書。許多學生失戀或情緒低落時，深夜來敲門，妙娟都會起來煮些咖啡，和他們談話，開導他們，就這樣慢慢地和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一名來自德州的學生，後來做了律師，每次從德州返回康州探親時必先到我家來探望我。我建議他先回家探望家人，他總是說：「李博士，您是我的恩師，是您改變了我的一生，您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對支援刑事鑑識往往有求必應，一方面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另一方面可以將課堂上講授的原理及方法應用到實際案件中，以確實這些科學方法是否可行或可靠。因而在授課之餘，我四處奔走，有時出外勘查案件現場，檢驗蒐集到的各類物證，隨後又為出庭作證作準備。每次作證中，我都實事求是，如實地將科學根據及結果深入淺出地向陪審員解釋。在多次出庭作證後，許多法官都覺得我的辦案態度嚴謹，檢驗的科學方法可靠，而認可我的權威，法律界也開始知悉我的名字及紐海文大學的刑事鑑識化驗室。漸漸地，校方對我們這個新設的系也越來越重視，開始提供更多的經費，化驗室的設備也開始陸續增添。
在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學術界開始流行一門名叫法庭科學的學科，後來被慣稱為「刑事鑑識科」，它將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原理及方法應用到刑事及法庭工作上。這門應用科學頗受刑事界及法律界的重視，因為它是通過先進的科學方法來進行刑事鑑識，以作為法庭上的證據。
接著查理士展示凶器刀柄取得的指紋照片，與羅納的指紋照片並列。他問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審員解釋一下這兩個指紋的對比結果？」
但是，高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決，震驚了整個警政司法系統，市民紛紛要求州長改革警政。素來以改善社會的治安為訴求的州長，意識到州警政系統必須採用新式的刑事鑑識技術來取代傳統的偵查方法。
雙方都搬出一大堆案例來攻防我的專家證人資格。我在席下暗忖，真沒想到要成為專家證人是這麼不容易。由於美國的法律規定證人必須是與案件相關人士，但允許無關案件的專家證人如法醫、刑事鑑識專家等，提供專家建議。但是，要成為專家證人，法官必須確定專家證人的資歷，並確定專家證人是採用大部分學術界人士公認的方法來得到其結論。
我十分著重實務與理論的配合，因為光是在課堂上紙上談兵並不能培養出傑出的刑事鑑識人員，學生必須親自實驗才能得到經驗。創立化驗室後不久，我們便主動為當地的地檢署提供免費的證據鑑識及諮詢服務。但是警察局和地檢署都不願意將案件的證據交給我們化驗。雖然我一再向他們解說並保證化驗室的作業程序及品質將與他們自己的化驗室一樣，但是他們始終不信任而不願意與我們合作。我們就將服務的對象轉向公設辯護律師處。
同時，我也不斷地向刑事鑑識科學的期刊投稿，介紹刑事鑑識的新技術。我不分晝夜地工作，助理教授每個學期只需要教十二個學分就可以，但是我自願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就這樣，三年內，我從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進而為終身教授。在三年內擢升為終生教授的例子在這所大學並不多見，尤其是對於我這位黑頭髮、黃皮膚、英語略帶中國口音的外來人來說，是一大肯定。後來學校設立了刑事鑑識系，設立時只有我一位教授。不久，隨著學生的增多，以及社會對刑事鑑識人才需要的增多，教授人數也開始增多，我也升任為該系的系主任。一般來說，終身教授和系主任每學期只需要教授六個學分，可是，我依然每個學期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在第一次出庭成功替無辜人士作證之後，各地的公設辯護律師處都主動請我協助辦案，或重新檢驗檢方的證據，原來缺乏信心的州警政廳也請我們幫忙進行物證鑑識，就這樣，以往冷清的化驗室，漸漸變得熱鬧起來。
他將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問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釋一下這兩者的關係？」
「是的。」
此外，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任何嫌犯在未經陪審團的審判前都被視為清白，檢方必須在十二名陪審員之前提出不會讓人產生合理懷疑的證據，來說服所有陪審員使之相信嫌犯是有罪的。如果其中一位陪審員不為說服，整個案件就會流審，檢方就得重審或決定不起訴。這種制度與中國歷史上的「寧枉勿縱」截然不同，美國十分尊重憲法給予被告的權利，有人稱這個制度就是「寧可誤放四個罪犯，也不冤枉一個好人」，因而，檢方要起訴被告，必須具備充足的證據。
「它們的化學成分都是一樣的嗎？」
為了讓我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檢辯雙方在法官面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檢方指稱我以前從來沒有以專家身分作過證。辯方則以我的生化學博士學位與血清學的研究成就，以及任教期間對刑事鑑識的貢獻，來證明我有足夠的資格來對檢方的證據提供意見。
接著他又拿出另一個透明的塑膠袋，問道：「袋子裡裝的是什麼東西？」
原來無精打采的大陪審員開始仔細端詳這些照片，好像小學生看著老師做實驗一樣全神貫注地聽著我的解說和示範。
「ＰＧＭ酵素為２─１型的比例如何？」
「鞋帶上紅色的東西是什麼？」查理士問道。
我將現場蒐集到的火柴照片疊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釋說：「從這根火柴棒末端的紙張纖維、紋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與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斷頭原來是連在一起的，進一步的化驗還顯示出它們的紙質及酸度都是一樣，也就是說，現場的火柴棒是從這個紙板火柴盒上撕下來的。」
「紅色的東西是一種紅色的油漆。」
在台灣的我雖然花了很大工夫學英文，並且在閱讀方面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畢竟沒有受過正式的訓練，剛到美國聽到別人嘰哩咕嚕地說話，我聽得都呆住了，雖然聽懂一兩個字，但是仍難以理解別人說些什麼。自己要m.hetubook.com.com跟別人說英文時，也總是在腦中想了老半天，將想說的話想好才敢開口，有時開口，說了別人也聽不懂，只好比手劃腳地慢慢向人解釋老半天。我發現自己英語的聽說能力仍需加強，便在大學選修一些英文課，在課餘及上班時一有空就訓練自己的聽說能力。剛開始會說錯一些句子，但經過多次訓練，慢慢地發現自己不再需要在腦子裡先翻譯好才開口說英語。
完成這些手續後，他開門見山地向我說：「李博士，我們聽取了前面幾位刑警的調查，但是聽起來很可能是巧合，難以斷定羅納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我們想看一看您究竟有什麼證據能確定羅納的殺人罪嫌。」
但是，採用電泳法等方式對血液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別出血液內的酵素及蛋白質，一些常見的酵素型如ＰＧＭ型，和血清型如ＨＰ型等都十分獨特，這些酵素型與血清型加起來往往能更準確地判定嫌犯的身分。
教職確定後，我們舉家從紐約遷往康州。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科學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開始沿用到刑事案件的偵察上。血型及指紋辨別的偵查方法逐漸在刑事界使用。而隨著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刑事鑑識的技術也越來越準確，越來越能見微知著。
這是我第一次以專家證人的身分出庭作證，心裡總是有些緊張，但是一想到我可以用科學方法替無辜的人士洗刷罪名，還他清白，緊張的心情馬上平靜下來，立即準備資料，思考如何將這些科學證據向陪審員解釋。
我在兩年內就完成了四年大學的所有課程，而在一九七二年順利地取得學士學位。畢業後，我仍留在紐約大學的化驗室工作，主持化驗室的諾貝爾獎得主奧卓亞教授，專門研究遺傳因子從ＤＮＡ，轉變為ＲＮＡ，再轉變為蛋白質的過程。我在實驗室中主要負責導因反應實驗，研究人體如何產生及控制酵素等，並且一邊工作一邊深造。一年半後，一九七四年，我在紐約大學獲得了生物化學及分子化學的碩士學位；同時，我還選擇一些生化方面的高深難題作為研究的科目。
我答道：「我並不是什麼名人，沒什麼好寫的。」
我回答說：「是的。」
就這樣，我這位刑事鑑識義工在四處奔波下轉眼就過了三年。在許多案件中我利用指紋、血清分析等方法為刑警們提供十分有用的線索，越來越多的警察都意識到成立刑事鑑識化驗室的必要。
「上面紅色的東西又是何物？」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多宗案例的裁決，使物證在法庭上的地位更高。例如，在美國刑事案件的審理中，陪審員都希望見到物證。美國電影電視的警匪節目，壓軸的審判中都會有各類的物證出現，對於深受影視文化影響的社會大眾來說，眼見為真實，他們都在看到物證後才相信檢方或辯方的說法。
當時康州紐海文大學正在招聘一名刑事科學助理教授，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返警政的難得機會，便提出正式申請。當時校方覺得我的學歷最好，但是他們懷疑我的語言能力。中國人在美國學術界往往受到歧視，美國學術界多半認可中國人的學歷、經驗以及出版的著作，但是懷疑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校方為此事投票表決，他們因為懷疑我的語言能力而將我排在第二順位，另一位白人候選人雖然學歷及研究經驗不如我，但是在第一順位。校方安排入圍者試教，讓學生參與評審，所有學生都投我的票，校方不得不聽從學生的意見而聘請我擔任該校刑事司法科學的助理教授。
「白種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為Ｂ型血型。」
人在一生當中會不斷地為前途作出抉擇，就如走路一樣，每走一段路就會遇到交叉路，就要選擇往那個方向前進。在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想自己向來就對警政及偵查有興趣，假如不在這個時候回到這個專業，以後就永遠沒有機會了，所以我作了決定選擇深入刑事鑑識，走進了冷門的行業。很多美國教授和同學都覺得我很愚笨，他們認為我是在世界知名的教授指導下領取到的學位，做了十多年研究，竟然就這樣將一切都拋棄，而選擇當時無人問津的行業。
物證會比目擊證人的證詞更加可靠。有時，目擊者無法記清楚案發時的詳細情形，往往會自己編造一些細節去填補空白，這種填補的行為是潛意識的，他們的證詞通常是表達自覺以為看到的東西。再加上視覺、聽覺等方面的問題，目擊證人在法庭上常被問得啞口無言。相比之下，不論是檢方或辯方的專家，按照正常的科學方法來鑑識物證，結果都會是一樣，因而，可信度也頗高。
物證經刑事鑑識還可以將嫌犯與被害人或犯罪現場連接起來。例如，一名強|暴犯在離開被害者的家後不久就被警察逮捕，警察在嫌犯的褲子下端發現一些貓毛，而嫌犯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再進一步檢驗，發現這些貓毛與被害者家貓的毛一樣，因而被定罪。
我知道不能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國的主流刑事鑑識界外，我暗地下決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績來，讓別人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另眼相看。我抱著友善的態度與公設辯護律師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計較路程遠近和時間長短而前往現場勘查，每一項證據都仔細化驗。經過多次合作，公設辯護律師處的多位律師也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
我們住的地方很狹窄，公寓內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架，這些簡陋的家具都是從救世軍的廉價商店購買來的。有一次，在砂嘮越就認識並成為好朋友的馬來西亞眾議院院長到紐約順道來探訪我們時，搖著頭說：「亨利，為什麼你們要選擇離開砂嘮越，您已經是一家頗有影響力的報紙的總編輯，您太太也升任婦女部的部長，你們在馬來西亞的前途十分看好，你們在砂嘮越的住宅這麼寬闊，依山傍水，而現在這裡如此簡陋，你們何必自討苦吃？」
刑事鑑識能重建犯罪現場，透過科學的方法能確定案發時的ｈttps://ｍ•heｔuboｏｋ.com•coｍ事件順序，辨別案犯的犯罪手段，從而判別其犯罪的動機。
她搬出一大堆理由，最後我發現難以拒絕她的採訪，便和她走到法院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紹我在美國的經歷。
「這是在案發現場找到的火柴盒。」
在美國法庭，專家證人的資格十分重要。在學位及專業研究方面我無懈可擊，而一般來說許多專家都會加入專業協會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鑑識這門學科裡，全美刑事鑑識學會是知名度最高的專業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該會主辦的活動，看到會員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當我這個東方人出現在這次活動中時，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來看我。但畢竟這是一個能增強自己資格的協會，我仔細閱讀了會員資格後，認為自己有博士學位，又是教授，入會資格應該不成問題。但是當我向該協會的職員遞交申請表時，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看我的申請表，就毫不客氣地將申請表退給我，說道：「你不夠資格！」我心裡明白，我所不具備的資格是膚色資格，而不是專業資格。此時我明白到，要打入這個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業，要跨過這道門檻並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領向他們證明自己，我不想低聲下氣地求他們讓我入會。我沒有說什麼，就大步走出了會場。沒想到十多年後，這個起先不願讓我入會的學會竟聘請我為他們的理事，並請我擔任其專業期刊的編輯。
我拿出放大的凶刀照片，刀刃上隱約可以看到一些血跡。坐在一旁的檢察官查理士開始問道：「你能否告訴我們凶器上血痕的化驗結果？」
傳統的血型分類是以ＡＢＯ區分，按照這種模式，血液可分為Ａ、Ｂ、ＡＢ以及Ｏ型。由於Ａ型和Ｏ型的比例分別佔人口的四三％和四六％，因而擁有相同血型的機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與現場留下血跡的血型不一樣，這可以為嫌犯脫罪，但是如果兩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據而確定嫌犯為罪犯，因為還可能有其他人擁有同類血型。
在證人席上，我詳細解釋了不同血型的檢驗方法及機率，由於這些檢驗方法都早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檢方的專家證人也同意我的結論。
物證經過刑事鑑識得出來的結果，時常會使嫌犯覺得鐵證如山，因而低頭認罪。例如，美國曾有一段時間牛肉價格高漲，偷牛案件頻傳，有一名嫌犯被控盜屠，但他否認，警察發現他的襯衫染有血跡，他說這是他幹活時不小心受傷流到血；刑事鑑識的結果卻顯示這不是人血，而是牛血，最後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偷宰牛隻的行為。
有一天，州長親自登門拜訪，請求我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我考慮到，紐海文大學對我十分器重，在三年內就授予我終身教授，我倡議設立化驗室時，學校馬上提供經費，學校還給我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教學之外，我還有許多時間寫文章，協助處理案件；相比之下，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該職位等若警察，社會地位遠不如教授。不過，一日為警察，終身為警察，想到自己可以歸隊利用科學專長協助破案，還無辜人士的清白，我終於下定決心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鑑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校方對我的辭職表示惋惜，一直想挽留我，我也十分感激紐海文大學，便答應仍在學校擔任客座教授，每週前往講課。
我在大學教授的科目是犯罪偵查及刑事鑑識。許多學生對這些科目都不熟悉，往往是因為系裡規定必選而不得不上。再加上當時刑事科學仍在起步，許多傳統的自然科學教授都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此外，學校的大部分學生和教授都是白人，像我這樣的黃皮膚的亞裔教授屈指可數，一些白人老教授也抱著懷疑的眼光看待我，私下認為我可能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但未必是一位好教授。
「與現場證據所蒐集一致，血型是Ｂ型，ＰＧＭ酵素是２─１型。」
他接著展示另一張放大照片：「這又是什麼？」
結果，陪審員判定被告無罪。這項判決一宣布，那位女檢察官就向屬下刑警說：「下一次一定要請那位中國人協助我們偵查。」
這門學科的難度很深，除要有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基礎外，還要全盤了解美國的刑事系統、法律系統，以及警方的作業方式，但是這門真正成為顯學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後才開始的。在三十年代，全美只有三個刑事鑑識化驗室，到了一九六五年時全美的化驗室增加到一百多家，用科學方法在法庭上鑑識物證越來越盛行，但是當時只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設有刑事科學學系，後來紐約市立大學約翰．杰伊刑事司法學院隨後跟進，設立了全新的法庭科學系。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準備好的圖表，指著圖表上的數據，繼續問道：「這麼說來，同時擁有Ｂ型血，ＰＧＭ酵素２─１型的比例是在七％以下。」
我答道，「這是警察在羅納家找到的另一條鞋帶。」
一九七六年一月，離紐海文不遠的利奇菲爾德城發生了一起強|暴案件，被告是一位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隊指認時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後來也向警方自白。檢方的專家證人化驗過被害者體內留下的精|液，也確定強|暴者的血型與被告相同。檢察官認為證據確鑿，陪審員一定會判被告有罪。公設辯護律師查理．吉爾負責替被告辯護，經過仔細查問，被告改口稱自己是無辜的，他認罪的證詞是被警察誘騙而作成的。雖然，吉爾審查了檢方手上的證據後，也覺得無懈可擊，不過被告堅稱無辜，吉爾覺得有必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專程到我的辦公室向我介紹基本案情後，我分析說，有三成的被害者都會指認錯誤，但是要證明被害者認錯了人，必須有證據證實，因而被告是否有罪取決於精|液的化驗結果是否準確。
就在這種環境下，長女孝美呱呱落地。有了小孩後經濟壓力更大，生活也更加忙碌，但是在外面忙碌一天，回到家裡，看到小孩臉上如天使般的笑容，所有的勞累就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