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包公對這些陰司案件的判決上，我們可以看出，他顯然是要向大家證明「天道好還，常與善人」，譬如對「號泣自鳴」的忠臣節婦，他說：「待我題奏陽間天子，陰奏玉皇上帝，叫你們忠臣節婦，自有享福之處，那貪官自有吃苦的所在」；對〈絕嗣〉的善人張柔，他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大凡人家行善，必有幾代善方叫做積善」，張柔因祖父遺下冤孽，所以無子，但他既然行善，可轉世做「清福中人，享此快活」。

但最神奇的當屬「烏盆子」一案，賊人丁千、丁萬劫奪商旅李浩財物，將其屍體入窰燒化，搗碎灰骨和泥燒成烏盆，賣給王老。王老夜裡起來對著烏盆小便，烏盆竟開口叫屈。王老大驚，帶著烏盆向包公報案。第一次審問時，烏盆因為自覺「赤身裸體」見官不雅，對包公問話「全不答應」；第二天，在王老用衣裳蓋住烏盆去見包公後，烏盆才將被丁家兄弟劫財謀殺、剉骨揚灰的慘事全盤托出。

譬如〈木印〉一案裡，包公於途中「忽有蠅蚋逐風而來，將包公馬頭團團了三匝」，包公暗忖道「莫非此地有不明的事」，派人隨蠅蚋而去，結果在嶺畔楓樹下挖出一死屍。又如〈兔戴帽〉一案，包公至武昌府評覽案卷，精神困倦，臥夢「見一兔頭戴了帽，奔走案前」，包公醒來即思忖「兔戴帽乃是『冤』字，想此中必有冤枉」。再如〈鹿隨獐〉一案，包公回衙來至山傍，「忽怪風驟起」，令人各處尋覓，發現一無名死屍；包公回衙，「不知誰人謀死，無計可施」時，又「精神困倦」起來，於是夢見「一人無頭，身血淋漓，前有一獐，後鹿隨之」，包公醒來即悟兇手乃名喚「張（獐）祿（鹿）」者。

聽五齋先生說：「必盡如烏盆之決，而天下始無覆盆之虞」，問題是，看來看去，普天之下似乎只有包公這種人才具備這「第三種知識」，而這「第三種知識」說穿了，其實是冤魂的「自力救濟」，而且這種「自力救濟」還需碰上包公這樣的「青天」才有效！事實上，它只是一種「渺茫的寄託」，就像我們等一下要談到的「地獄」一樣，是人類對世間種種「冤怨」與，「不義」的一種「心理補償」。

我們似乎可以說，「地獄」是「集體良心」的產物，而「正義」乃是「集體良心」所追求的目標。因此，地獄的最後審判代表的是「集體良心的審判」，也是「正義的最後救濟」；而做為「正義」象徵的包公很自然地成為「日理陽世，夜斷陰間」的人物，《龍圖公案》裡也很自然地出現了十一個「在陰間告狀」的案例了！

對於世間所留下來的不平與命運的作弄，包公在陰司都根據「道德原則」給予救濟，這似乎證明了「天道」的存在，但事實上，如果「天行健」，「天道」能自己無礙地運轉，又何需假包公之手？所謂「天道」，主要是靠包公的執行才彰顯，因此，實際上，它是一種「人道」，「正義」是世人對「天地不仁」所發出的「人性的要求」。而包公要在虛無飄渺的陰司才能對「不公的命運」提出最後的救濟，這多少表示，在現實世界裡，「命運」並非「正義」的範疇，「正義」對個人坎坷不平的命運是愛莫能助的（「個人命運」與「階級命運」成為「正義」的議題，是近一兩百年始出現於西方的觀念）。

但《龍https://m.hetubook.com.com圖公案》強調這兩種足以「薰心」的慾望，似乎並非像精神分析所說，是想藉此提供讀者「替代性的滿足」（透過閱讀而在心裡犯了「那種罪」一；相反的，它所欲灌輸給讀者的毋寧是強烈的「幽闇意識」與「憂患意識」。因為讀者在閱讀時，常會不自覺地仿同於故事中的主角，而這些主角都是「被害者」，是他人恣縱慾望的凌虐對象。

在涉及色|欲的四十六個案件中，有九件是「和尚」所犯，比例相當高。照理說，出家人是「清心寡慾」的，但《龍圖公案》裡的出家人卻是：「小僧與娘子有緣，今日肯捨我宿一宵，福田似海，恩德如天」（〈阿彌陀佛講和〉）、「（他）原是個僧人，淫心狂蕩」（〈烘衣〉）。這也是「幽闇意識」在作怪：色|欲是如此強烈而可怕，在這方面得不到發洩的出家人，「必然」會因此而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結果，《龍圖公案》裡就充滿了「性致勃勃」的出家人。

不過，《龍圖公案》裡也有幾個貞婦，所謂「貞婦」是在他人的慾望要對他自己圖謀不軌時，必須嚴加抗拒，「咬舌自盡」或被對方「殺死」的女人，這有六例（〈阿彌陀佛講和〉、〈嚼舌吐血〉、〈咬舌扣喉〉、〈三寶殿〉、〈繡履埋泥〉、〈三官經））。整體看來，在充滿「男性觀點」的《龍圖公案》裡，色|欲當頭，女人只有「貞婦」與「淫|婦」兩種，「貞婦」自己「死於非命」，而「淫|婦」則讓丈夫「死於非命」或慘遭其他禍害（譬如〈陰溝賊〉裡的破財，〈招帖收去〉裡的官司纏身）。在〈招帖收去〉一案裡，包公說：「（她）既係淫|婦，必不肯死，雖遭打罵，亦只潛逃」，這又是「幽闇意識」在發作，「不死的淫|婦」是多麼地令人感到憂懼啊！

《龍圖公案》裡唯一「殺妻」的案例是〈死酒實死色〉裡的張英，但他是「先下手為強」。原來張英赴任作官，夫人與珠客邱某通姦，張英回家「見床頂上有一塊唾乾」，知是「某男人」留下的，遂暗中逼問婢女，得知奸|情，乃將婢女推入池中浸死，復悶不吭聲將夫人推入酒槽嗆死，又巧計將邱某入罪，由包公審讞，而包公在查知真相後，竟對張英從輕發落——「治家不正，殺婢不仁，罷職不叙」。聽五齋先生對此案的批評是：「張英之疑，是亦學問」。

這種看壞人「吃不盡地獄之苦」而「引以為樂」的情景是「正義」與「良心」的寫照嗎？如果說這就是「正義的追討」，那麼其中也含有了「無窮恨意之追討」的成份，「正義」裡面實挾帶了被害人原始的「攻擊慾望」。地獄裡的「絕對正義」，除了「超我」外，還有「原我」（id）的雜質。

在「正義」登場之前，《包公案》所說的其實是「慾望出軌」的故事。筆者所根據的《繡像龍圖公案》（同治甲戌年孟春重新鐫，姑蘇原本）共計五卷一百則（坊間的《包公案》則只有五十七到六十則），稍加分類可以發現，其中涉及「色|欲」者四十六例，涉及「利慾」者三十六例，涉及「仇怨」者只有三例，因世間不平而在陰間告狀者反倒有十一例（傳說中的包公是日理陽世，夜斷陰間）。這個比例反映的恐非現實界的「罪惡輿圖」，而是世人心中的「罪惡系譜」，由單純仇恨等「攻擊慾望」引起的罪行在這裡被淡化了，受到凸顯的則是「色m.hetubook.com.com慾」與「利慾」這兩種「甘美慾望」的出軌。

但這種「幽闇意識」是「不便明言」的，就像汪氏只能以牙簪插地來「諭叔知之」般，《龍圖公案》的作者也巧妙地以兩類案例來呈現他（或者替大家說出）對比的「憂患」。這兩類案例是國人非常熟悉的，一是「謀殺親夫」，一是「試妻」，茲分述如下：

以下，就先讓我們根據慾望出軌與正義追討的「型態」，來展讀《龍圖公案》中令人憂懼的「罪惡系譜」：

較溫和的則是因懷疑妻子「不正」而「出妻」，譬如〈烘衣〉一案，婦人宋氏在門首等候夫歸，一僧人路過，只顧偷目視之而跌落沼中，渾身是水，宋氏請他在舍外向火烘衣，適丈夫秦得從外歸，「心下大不樂」，即對宋氏說：「我秦得是明白丈夫，如何容得爾一不正之婦，即令速回母家，不許再入吾門」。

包公的正義事實上是表現在〈黃菜葉〉、〈石獅子〉、〈獅兒巷〉、〈桑林鎮〉等案例裡。在這些案例裡，慾望出軌的分別是皇親趙王、駙馬、國舅與劉娘娘。但包公不畏權勢，一一將他們繩之以法，所謂「關節不到，唯有閻羅包老」，其中特別令後人傳述的是〈桑林鎮〉，也就是〈狸貓換太子〉、〈夜審郭槐〉等改編戲劇的原本。

包公見嫂將牙簪插地，悟出的是什麼大道理呢？評批《龍圖公案》的「聽五齋先生」說，此謂「男女之慾必至死地而後已」。我想很多讀者在聽了這種「解釋」後，仍然是滿頭露水，莫名其妙。以婦女束攏頭髮的牙簪插地來象徵「色|欲死而後已」，比精神分析以「上下樓梯」來象徵「性|交」更加隱晦，但「貞靜賢淑」的汪氏卻能想出這個象徵，而「正義凜然」的包公更是一點即悟，這多少表示，「好人」對色|欲原是具有「特別敏銳的執念」。就好像西方中古世紀教會中的「聖人」，以其「擔憂的想像」描繪各種「罪惡的性行為姿勢」，而逼問來告解的教友是否「犯了這些不可告人的罪」一樣。越「正直」的人，越思及壞人「墮落的深度」，就越義憤填膺，但事實上「壞人的墮落」，通常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豐富」與「深邃」。這就是筆者所意指的「色|欲的幽闇意識」：慾望是強烈而可怕的，自己勉力以「仁義道德」來壓制它，而意志薄弱者必然是「男盜女娼」的；這種微妙的心理乃是精神分析所說「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與「外射作用」（projection）的產物。

一個人因他人利慾的出軌，不僅死於非命，灰骨竟被燒成供人便溺的烏盆；而這烏盆在見官時，仍堅持必須「穿上衣服」，才肯吐露冤情。這種將烏盆「擬人化」，「侮辱」與「矜持」的對比，不僅告訴我們商旅李浩的冤魂是多麼的「悲怨」，而且告訴我們「正義的追討」往往是一波三折的。

在民間，包公是一個家喻戶曉，代表「正義」的原型人物，依附於他而產生的民間傳奇《包公案》則是一組有著偵探趣味、伸張正義的故事。在這些故事裡，正義所欲追討的乃是「出軌的慾望」，這使它具有了令人感到震驚、魅惑與反省的永恆主題——「罪與罰」。

聽婦人哭聲https://www.hetubook.com.com即能想到她「謀殺親夫」，除了在神化包公的「慎謀能斷」外，更是要彰顯前述對色|欲的「幽闇意識」與「敏感執念」。而仵作從妻子處得到的「靈感」，跟包公從汪氏處得到的「暗諭」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這次要傳遞的乃是憂患意識：妻子的慾望出軌，會使做丈夫的大禍臨頭！

但不管是「殺妻」、「試妻」或「出妻」，和前面妻子夥同姦夫「謀殺親夫」，可說是「憂患意識」一體的兩面：後者是「消極的被害」，前者是「積極的自衛」。這兩類案例當然不足以涵蓋《龍圖公案》中色|欲罪行的全貌，但卻是值得我們玩味的兩個「罪惡系譜」，即使時至今日，「男性沙文主義」日漸走向它的末日，移情別戀的妻子已不必藉「謀殺親夫」來掙脫婚姻的鎖鍊，這方面的「憂患」雖大為減少，但「性開放」卻也使男人心中的「幽闇意識」大為增加，「積極自衛」的「憂患意識」恐怕是不降反昇吧！

在現實社會裡，儘管有這些「不平」，但似乎沒有人會為此而告進官裡去，即使遞上狀詞，恐怕也沒有人能為他「主持正義」。但到了陰間，他們卻紛紛發出了「不平之鳴」，這有兩個含意：一是他們在陽世只是「隱忍不言」而已，到了幽冥地府，「潛意識中的不滿」就立刻現形；一是做為「最後審判」場所的冥府，必須為大家釐清「命運」與「正義」的終極關係。

就像〈久鰥〉一案裡說「陽間有虧人的官，陰間沒有虧人的理」，或像〈壽天不均〉一案裡所說「這樣人只好欺瞞世上的有眼瞎子，怎逃得陰司的孽鏡台」，陰曹之法似乎是人間法律的周延化，而地獄中的「良心審判」似乎就是精神分析所說的「超我」（Superego）象徵了，但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這種地獄裡的審判還含有其他成份。譬如在〈侵冒大功〉一案裡，侵冒大功的總兵被九名小卒和邊域百姓在陰間告狀，由包公審理，自然是「罪證如山」，包公怒道：「叫你吃不盡地獄之苦」，命鬼卒「將一粒丸放入總兵口中，遍身火發，肌肉消爛」，但鬼卒吹一口孽風，痛苦不堪的總兵復化為人形；爾後又如法炮製，總兵「須臾血流迸地，骨肉如泥」；而悲怨的兵卒與百姓則在一旁大叫「快活快活」。

在《龍圖公案》裡，一共有四個因妻子紅杏出牆而「謀殺親夫」的案例（〈白塔巷〉、〈臨江亭〉、〈龍窟〉、〈壁隙窺光〉）；（臨江亭）裡的一句話：「古云家有淫|盪之婦，丈夫不能保終」，道出了傳統男權社會裡，丈夫心中的「憂患」。但即使妻子並非淫|盪之婦，因她貌美受他人覬覷，而禍從天降，讓自己「死於非命」的也有四例（〈黃葉菜〉、〈廚子做酒〉、〈岳州屠〉、〈獅兒巷〉）。

做為一種表達思維、發抒情感的工具，《包公案》中的案件是真是假？是否都是包公所破？其至包公是否真的是斷案如神的青天？都是次要的問題（「包公」事實上只是編故事者心理的外射而已）。因為在作者和讀者心中，它們都只是慾望與正義、罪與罰的「符號」，重要的是這些「符號」所欲傳達的訊息，它們才是歷久彌新的，就像穿越歷史時空的長喟，裡面隱含著來自漢民族胸中丘壑起伏與心頭塊壘紋路的回音。辨認這些起伏與紋路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為它們多少刻劃著一個族羣暴露在慾www.hetubook.com.com望與正義的十字路口時，內心普遍的心思。

在《龍圖公案》裡，涉及「利慾」的案件雖也有三十六起，但遠不如「色|欲」案件那麼「扣人心弦」，這些案件多半是船家、旅店、獵戶、地痞等臨時「見財起意」，對過往商旅下手的，以「無頭公案」居多。這種殺人越貨的案件，即使是在「科學辦案」的今天，也很難掌握到足夠的線索而偵破，但在《龍圖公案》裡，罪犯都難以逍遙法外，包公所憑藉的，除了敏銳的「直覺」（詩知）與睿智的「推理」（科學知）外，主要靠的是「第三種知識」。所謂「第三種知識」是指「詩知」與「科學知」之外另一大類廣袤而模糊的「知的方式」，它包括「天啟」、「魔法」、「顯靈」、「占夢」、「神秘主義」……等。在三十六個「利慾」案件中，有十八個案例的偵破都用到這「第三種知識」，比例相當高（「色|欲」案件的偵破，也有一些用到這種「知識」，但比例沒有這麼高）。

「正義的追討」需靠亡魂的「自力救濟」，這多少亦是前述「幽闇意識」與「憂患意識」的投射吧？

俗謂「萬惡淫為首」，關於色|欲，〈牙簪插地〉一案正可做為其「幽闇意識」的代表。包公年輕時任南直隸巡按，有一八旬老翁私通族房寡婦，寡婦之小叔屢次微諫不聽，具狀告於包公。包公暗忖「八旬老子，氣衰力倦，豈有奸|情」，拷問老翁與寡婦，都說「沒有」。包公為此忘餐納悶，其嫂汪氏詢之，他遂將這場詞訟告嫂。「汪氏欲言不言，即將牙簪插地， 諭叔知之，包公即悟」，隨即升堂，「嚴刑拷打」老翁與寡婦，結果兩人終於將「通奸|情由，從實招供」。

〈桑林鎮〉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此處從略；令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夜審郭槐」一段，郭槐在嚴刑拷打之下，原已招認，但因此案重大，宋仁宗又當庭審之，郭槐翻供說：「臣受苦難禁，只得胡亂招承」。於是包公想出一個妙計，在夜裡將張家廢園翻成閻羅殿場，把睡夢中的郭槐抓來審問，「郭槐開目視之，見兩邊排下鬼兵無數，上面坐著乃是閻王天子」，在自覺接受「地獄中的最後審判」後，郭槐遂「一一訴出前情」，錄寫畫押完畢，才發現閻王乃是仁宗喬裝，判官原是包公假扮。

「懷疑」與「試探」妻子的貞節在我國民間故事裡是一門「大學問」，前有「莊周試妻」，後有「薛平貴戲妻」，但真正將這種「憂患意識」發揮到極致的當推〈試假反試真〉這個案例：臨安府民支弘度「癡心多疑」，娶妻經正姑「剛毅貞烈」，但弘度不放心，問妻道：「妳這等剛猛，倘有個人調戲妳，亦肯從否？」妻道：「吾必正言斥罵之，安敢近？」弘度又問：「倘有人持刀強|奸，不從便殺，何如？」妻道：「吾任從他殺，決不受辱。」弘度又問：「倘有幾人來拿住成姦，妳不肯卻何如？」妻道：「吾見人多，便先自刎以潔身明志，此為上策；或被其污，斷然自死，無顏見你。」但弘度依然不信，過數日：「故令一人來戲其妻以試之」，「果被正姑罵去」；但弘度還是難放下「心頭巨石」，過數日，他又託于某、應某、莫某三名輕狂浪子「試妻」，三人突入房中，由于、應兩人抓住正姑左右手，莫某脫其衣裙，正姑「求死無地」，悲憤交集。在裙褲脫下來後，于、應兩人見「辱之太甚」，不禁放手，正姑「兩手得脫，即揮起刀來殺死莫某，不忍其恥，亦一刀而自刎亡」。于、應兩人馳告弘度，弘度和圖書「方悔是錯」，但恐岳家及莫某家人知之，必有後話，竟先具狀告莫某「強|奸殺命事」。包公審理此案，親驗現場，發現正姑「刎死房門前，下體無衣」而莫某「殺死床前，衣服俱全」，知事有蹊蹺，嚴刑拷打于、應兩名「證人」，始知「試妻原委」，結果弘度「秋季處斬」，正姑「賜匾表揚貞烈」。

所謂「命運」與「正義」的終極關係是指是否有個以「公平」與「正義」為原則的「天道」，在決定芸芸眾生的「命運」，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或者竟至「天地不仁，善惡罔報」？這是做為「正義化身」的包公必須回答的問題。

《龍圖公案》裡的「正義」，不只是對出軌慾望的懲罰而已，在陰間裡，要求包公能為他們主持「正義」的還包括其他的「不平者」，譬如〈忠節隱匿〉一案裡，忠臣與節婦在生前未受表揚，而在「陰司號泣自鳴」者；〈巧拙顛倒〉一案裡，巧婦配了個拙夫，而向包公「叫屈」的女子；〈絕嗣〉一案裡，行善之家竟絕子嗣，「死得不服」，而告到閻君處者；〈鬼推磨〉一案，則是「自家這樣聰明，偏沒錢用，一病身亡」看別人傻呼呼地卻金山銀堆，滿肚子牢騷，乾脆告「錢神不公」者。

〈白塔巷〉一案說包公一日從白塔巷前經過，聞婦人阿吳哭丈夫劉十二聲，「其聲半悲半喜，並無哀痛之情」，包公懷疑那丈夫「死得不明」，派仵作陳某「起棺檢驗」。陳某查無傷痕，認為病死是實。包公不信，要他再查個明白。陳某回家憂悶，其妻阿楊建議他查看死人鼻中，結果發現劉十二鼻中「果有鐵釘兩個」，包公遂將阿吳上刑審問，阿吳招供「因與張屠通姦，恐丈夫知覺，不合謀害身死」。但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包公在知道查看死人鼻中的「靈感」是來自陳妻阿楊，而且阿楊乃再婚之婦人時，亦對阿楊的前夫「起棺檢驗」，結果亦有「二釘子在鼻中」，於是一舉連破兩樁「謀殺親夫」的大案。

如果我們用簡單的二分法，把「出軌的慾望」視為依「快樂原則」而行事的「原我」，將「追討的正義」當做依「道德原則」而行事的「超我」，那麼《龍圖公案》就是「超我」懲罰「原我」的心靈演劇。在慾望與正義的十字路口，當「原我」與「超我」短兵相接時，我們看到了漢民族對慾望所具有的「幽闇意識」與「憂患意識」，也看到了以「第三種知識」及「地獄審判」為奧援的正義的複雜樣貌。筆者並非有意「模糊」正義的面目，只是覺得在民間故事與戲劇裡做為正義化身的包公，他不苟言笑的形象太過刻板，想給他一些「弱點」，使他更像「人」而已。至於談了那麼多「慾望」，主要是想指出中國人對此原也有著極深的「幽闇意識」；有人說，在儒家思想的籠罩下，中國人多「憂患意識」而少「幽闇意識」，那是儒家經典所呈現的，它只是中國文化的「幽靈」，中國人真正的「血肉之心」恐怕是存在於「包公案」這種流傳民間的故事裡吧！

地獄的最後審判觀念，在過去深入人心，它的「存在」可以說是世人在不公與不義的現實社會裡渴求正義的「替代性滿足」。「想像中的正義」是「絕對」的，因此，地獄中的閻王與判官不僅具有「第三種知識」而已，簡直是「全能思想」者，任何罪惡的行為與念頭，在這裡都無法遁形。郭槐就是在這種觀念的誘引下，從實招供，他接受的事實上是「良心」的最後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