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如山先生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污穢橫流，惡臭難聞。
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似乎可以用一種穩定而周全的制度長年不斷地為中華民族選拔各級管理人員。儘管這種浪漫的構想最終不成樣子，但當二十世紀的人們還沒有構建起一種科學的選拔機制，那就還沒有資格來嘲笑它。
一、你認為應該如何消解，當前的強藩割據？
「均為無用」、「不過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柳宗元說得更透徹，他認為試題的變來變去並不會改變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試題出現了什麼方面的內容就會選拔到什麼方面的人才。考生總是那些讀書人，朝廷側重考什麼內容，他們就作什麼方面的準備，好像很對應，卻未必是人才。關鍵是要找到真正的人才。
用八股文取士，不僅內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許多聯接虛詞也是限定的，這至少對考官閱卷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使各種不同的考生納入了一種相同話題和固定格式下的充分可比性。我們前面說過，考試不比創作，不能離開了可比性規範任意發揮，就是要看考生在不自由的程序中如何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美國的「托福」考試也是一種「八股」。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內容。這是一種毫無社會責任和歷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的昏庸考試方式。全國士子為通過這項考試一年又一年地鑽研八股文的寫法，結果造成了大量的廢物。對此，清代醫學家徐靈胎hetubook.com.com隨手寫的一首道情表達得很清楚（文中「時文」即指八股文）：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呆：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裡邊？
二、你認為應該如何使官吏清廉，斷絕他們的僥倖所得？
這些試題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不錯，但我們也不能褒揚過甚。沉溺於詩賦考試固然太局限、太沒有現實意義了，但是能對身邊的現實問題發表一點議論的也未必是人才，因為議論和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更何況，在考試中討論身邊的具體問題，閱卷的困難很大，考官自己對這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很容易成為一種取捨標準，從而對看法與考官相左的考生帶來不公正。與詩賦考試相比，時務策的考試當然不大會重視考生整體文化素養方面的水準，答題成敗的偶然性更大。也許正因為這樣，一些大學者倒並不傾心於這方面的改革，他們覺得科舉考試也就這麼回事了，靠幾道試題來斷定什麼考試有用，什麼考試無用，未免顯得武斷。蘇東坡說：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題，兩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期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出於和-圖-書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中加中外政治歷史、藝學，四書五經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十九世紀晚期的世界已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現在已經不必說了，真正值得關注的倒是當時仍在科舉制度控制下的中國。據齊如山先生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那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准與官員們同桌用餐。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歷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僕役一樣侍立著。這一歷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麼，享有社會特權的科舉考試參加者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還在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參加考試呢？周作人先生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面寫著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麼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四、你知道栗帛估錢的情況嗎？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見舒蕪《項羽拿破輪論》，吳小如《〈項羽拿破輪論〉及其他》《文匯讀書週報》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https://www.hetubook.com.com
蘇東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籌，但作為稀世大才他們對人才的要求與科舉考試想選拔的人才有較大的距離。就一般人才的選拔而言，考試內容還是很重要的。一定的試題定向標誌著國家對人才的需求重點，也會對全國應試者的自我塑造起一個引導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國家對人才的需求標準越來越不明確，只靠著一種歷史慣性消極地維持著科舉，為了堵塞種種堵不勝堵的漏洞，考試規則越來越嚴格；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識形態要求，考試內容越來越僵硬。終於，出現了八股文。
這個彎轉得既沒有基礎又不徹底，而轉彎的指揮者自己又極不情願，結果怪事連連。據說為了迎合要考中外政治歷史的旨意，有一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崙塞進去了，而且因為粗粗地知道他與中國項羽一樣是一位以失敗而告終的勇猛戰將，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當時譯名初設，把拿破崙譯成拿破輪）。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麼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
但是，廢除了科舉制度的中國有了新式教和-圖-書
學，卻沒能從制度上解決管理人才的選拔問題。我們記得，科舉制度在它產生之初首先是一個人才選拔制度而不是教學制度，它在教學上的惡果只是它後期發展的副產品。副產品的惡果被阻遏了，而千餘年前這一制度的設計者們的宏偉初衷卻一直沒有找到一種更有效的制度去替代。新型的學者在成批地產生，留學外國的科學家在一船船地回來，但管理他們的官員又是從何產生的呢？而如果沒有優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學者、科學家都會在無序狀態中磨耗終身，都會在逃難、傾軋、改行中折騰得精疲力竭，這已被歷史反覆證明。
其實這也是一個千餘年傷透了腦筋的老問題，歷來很多有識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為此而唇槍舌劍，激烈爭論。考試主持者們也曾做過一系列試驗，一次次地改革考試內容，力圖使它更符合選拔管理人才這一根本目的。我在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中反覆讀到，考試中究竟是側重詩文經典，還是側重聯繫社會實際的時務策，是人們討論的一個難點。在唐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十分重視時務策的，例如元結任州試考官時曾出過這樣幾個試題：
三、你認為應該如何使戰亂中流離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種？
在大詩人杜甫出的試卷中，有「華陰的漕渠如何開築為宜」、「兵卒如何輪休」等題目。白居易則問考生「如何改進各級官員的薪俸制度」、「如何解決當前社會上出現的農貧商富的問題」等等，都非常切於實用。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裡，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和*圖*書
科舉考試最終的徹底敗落，在於它的考試內容。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什麼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當我讀到這則史料時像其他讀者一樣不能不啞然失笑，我想，這位考生敢於做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點「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的氣概，科舉考試在常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喊聲鼎沸中，科舉終於廢除。
整個九州大地都是這個景象，幾乎一切稍稍有點文化良知的人都已看不下去。事情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國際社會的參照系生楞楞地出現在中國文人前面，無情的多方位對比強烈到讓人眩暈。一千多年前當科舉制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啊！科舉制度不就是要為這個形象增色添彩的嗎，怎麼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這副模樣？是中國上了科舉制度的當？或是科舉制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歷史魔力的當？
科舉廢除後新式學校一所接一所辦起來了，這不僅釋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經走上科舉之途的讀書人如上文提到的齊如山、周作人他們，而且實實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紀中國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舉制度再延續一些年月，那麼中國在二十世紀將會更加死氣沉沉、無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