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展出的東西來說，數量並不很多，品質與歐美、日本的收藏無法相比，但在漢代到唐宋的出土器物上，超過國內的收藏；其中有幾件十分精采。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面對這樣的收藏與其艱苦努力的過程，感覺是很複雜的。一方面感到很驕傲：中國文化居然使數千哩外的地球另一端，一個初生的殖民地的人民，這樣熱心的為它爭辯，使它在其國家畫廊的主要展示區佔有重要的地位，確實顯示了我們祖先的成就是世界性的。另方面卻也覺得很慚愧，中國文化的遺物如此受外人尊崇，而在國內，只有近幾年才受到民眾的注意，自清末到民國十幾年的半個世紀間，中國的中原一帶，是外國的博物館學者競相角逐來中國挖墳的場地。中國的知識界懵懂無知，政府腐敗無能，聽任外國人把最精美的漢唐古物以最低廉的代價搬走。直到今天，中共不斷的發掘古物，在精品方面，除了秦俑以外，尚無法與國外的收藏品相比。而最近幾年來，卻仍有不少精緻的古物偷運出境，流到國際市場。近百年來的中國人，充分的表現了「不肖的子孫」的可憐相。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該館正展覽韓國李朝瓷器的發展，所以沒有機會看到全部中國的收藏。但是為了滿足遠來專訪名瓷的訪客，該館闢了一個專室，不大，但是以把該館最精采的幾十件永久陳列，與主要展示區分開，供參觀者仔細觀賞。這個小房間裏三分之二是中國陶瓷，包括被日本政府評定為國寶與重要文化財的幾件作品。其中一件被列為國寶的天目碗，是傳世的，鑲著金邊，其光彩與色澤，確實動人，難怪日本人為天目碗著迷了幾個世紀。

陶瓷館的建築，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自外邊看貌不驚人，規模也有限。但是建築物的品質極盡精緻的能事。使我吃驚的，乃如此小的專業博物館，又似乎少為人知，卻擁擠了不少的觀眾。中國與韓國陶瓷真正對日本人有如此的吸引力嗎？古代陶瓷這種不甚通俗的藝術竟有那麼多人在星期天的上午，放棄了睡懶覺的機會去買票參觀，我很佩服日本人愛好藝術的風氣了。

收購的這批漢唐古物是不錯的，但該館某諮詢委員接受一位和-圖-書骨董商的意見卻認為這些古物都是假貨，而引起一場爭辯。中外一樣，博物館遇到外界指責時，沒有人追問指責者是否有資格發問，一味的要求博物館改善。霍爾館長沒法子為這些古物的年代提出鐵證，只好要求大英博物館的專家胡伯遜氏提供意見。胡氏是一位學者，認為該館自己應該聘請專家，因為陶瓷年代的判定是一種學問，有時新資料的出土，會改變原有的看法。這樣的答覆無異於火上加油，使諮詢委員會對霍爾失去了信心，收購的撥款中斷了兩年。

我旅行的最後一站是大阪。回程的飛機是星期天的下午，因此仍有一上午的空閒，我決定去大阪的陶瓷博物館一行。這座博物館久已風聞，上次來大阪時曾想去參觀，但旅館的服務人員與計程車司機都不清楚在那裏，匆忙間只好錯過。這次因有一位日本友人中田先生陪同，他為我打聽好地址，又陪我前往，所以輕鬆愉快的找到該館。該館坐落在市中心河邊的文化休閒區中，到星期天是不准汽車進入的。但短短的散步里程使我進一步認識日本當前在市民休閒設施上高超的品質，因此到了陶瓷館，就不因其建築的高品質而感到過分驚訝了。

我也很佩服大阪市的工商界對該市的文化關心的程度。日本人誠然有錢，但湊出那麼大一筆錢卻實在是不容易的。我國的工商界有時會響應政府的號召為公益所需出一點小錢，而且還要上電視與政府首長握手留念，但是他們對於文化卻不甚關心，對於地方更不關心。當然，沒有一個使他們關心的內聚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圖片：日本大原美術館〕

大阪市政府也不負眾望，在市中心選擇了最適當的地點，建造一座精美的專業陶瓷館來展示。由於是專業性的，所以展示上的燈光與設備可以做到十全十美，使觀眾在最理想的情形下觀賞到作品的美。有些地方安裝了旋轉的展示基座，使有精美圖案的瓶罐之屬可以旋轉，以便展示出圖案的全部。該館最得意的是有一個房間的展示櫥採用自然光照明，使陶瓷的欣賞得以在天光下進行，以完全還原到古代的狀態。這樣的設備是非常複雜的，只能在接近httｐs://wｗｗ•hetｕｂooｋ.cｏｍ.cｏm屋頂的部分考慮設置，而且要考慮紫外光線的過濾及防漏、防塵等問題。如果陰天，還要用燈光補光。我很佩服他們為了這樣一個一般觀眾並看不出分別的照明問題，費那麼多精神。

同時我體會到一個美術館的收藏與館內的負責人與監理人大有關係。如果沒有一位高瞻遠矚，奮鬥不懈的霍爾館長，墨爾本的中國收藏不會有今天的。美術之範圍廣大，而美術館的收藏量有限，今天國內的美術館常常要先訂定目標，有時不免吵鬧不休。實際上，沒有熱心投入的工作人員，目標並沒有意義。有看法、有才能的負責人員根據自己的判斷去努力於收藏，才是建立一座美術館的途徑。這一點是值得國內參考的。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維多利亞國家畫廊的中國收藏主要是一位肯特先生的貢獻。這位先生在中國服務多年，對中國的古物著迷，收藏了很多，知識又十分豐富，且品味甚高。他是墨爾本人，所以就把收藏品一百三十幾件借給國家畫廊展覽。展覽的結果非常轟動，參觀的人群使肯特感動之餘，就全數捐出來了。不但把收藏品捐出來，連自己也捐出來，正式投入該館的工作，成為第一位東方藝術的監理人（Ｃｕｒａｔｏｒ）。肯特在該館的二十幾年間，建立了陶瓷以外中國美術的收藏，充實了中國陶瓷的收藏，而且明智的以陶瓷的收藏為該館的主力。

我旅行的第一站是澳洲維多利亞的首府墨爾本。第一天的行程是拜訪墨爾本大學的地質館，辭出時天色尚早，決定利用時間去看看他們的美術館。維多利亞州的組織中，有一個藝術部，專管各種藝術與博物館的建設。聽說藝術部對藝術較有興趣，所以花了不少錢在美術館與歌劇院等的興建上，是值得一看的。他們的歌劇院與音樂廳建造得很搶眼，我並不十分喜歡，但看起來他們是花了些心思，又花了不少鈔票。而美術館外形比較平實，內部也算明朗簡潔，比古老的「維多利亞博物館」來要順眼得多了。

「安宅」的收藏中還有一個特點，幾乎完全是瓶罐盤碗壺之屬，沒有特殊的造形。當年這位收藏家是高段的陶瓷鑑賞家ｈｅtｕboｏｋ.ｃoｍ.ｃoｍ，有相當的藝術造詣，乃能不為雕刻造形之美所惑，尋求最平凡而最高貴的作品，以釉色之美，製作之精，與比例之勻當取勝。這當然也是日本陶瓷收藏界的一貫作風。

究竟捐了多少錢呢？共一百五十餘億日幣，以今天的幣值來算，相當於二億二千萬美元。住友銀行的二十幾個相關公司努力了近十年才捐完的。這個數字實在可觀，使我對日本人喜愛陶瓷與愛鄉愛市的精神敬佩萬分。他們使我感覺日本人確實是世上最能欣賞藝術，最看重藝術的民族，是我們所望塵莫及的。

在緊湊的旅程中，我也抽暇逛逛美術館，曾在澳、日看到兩個中國陶瓷的收藏，讀了他們的說明書，覺得很有啟發性，在此介紹給國內有興趣於陶瓷或有志於美術館工作的朋友。

這使我想到，一個逐漸富有的社會，如何結合企業界與知識界的力量共同推動文化工作，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樣樣都依賴政府的預算，不但不免捉襟見肘，而且永遠無法達到普遍提升藝術水準的目的。文化原是民間的事業，如果不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即使政府願意永遠居於保母的地位，其成效也是有限的。

我沒有想到在這裏（正式稱呼是維多利亞國家畫廊）居然有一點中國藝術的收藏，其內容大體完備，也尚精緻。在邊遠的澳洲的荒涼的大地上，英國人開拓殖民地，建造城市、設立畫廊，我預期看到的，一是澳洲近百年來的本土藝術，二是殖民地的官員所輸入的英國及西歐的藝術，沒想到居然在相當顯著的地位，展出了中國的陶瓷與銅器、字畫。當時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進行怎樣的收藏呢？

後來愈爭愈烈，霍爾被迫把十六件最得意的漢、唐古物運到倫敦去鑑定。鑑定的結果，古墓出土的十四件均真，而其中十二件為優良品。霍爾打了一個大勝仗，那位咄咄逼人的骨董商啞口無言了，但該館的珍貴收藏中的七件卻因運送不幸破損而需要修補。

最近因為公務到紐澳、日本一行，旋風式的在十多天內走了七、八個城市。不停的轉換地點，上下飛機，進出海關，頗感到旅行的勞頓，很幸運的和圖書，在紐澳，正是初夏的季節，天氣很好；到日本，則為深秋，然而也尚晴朗溫和，出門在外，不時感到愉快的陽光與碧藍的天空，是臺灣所少見的。

日本的企業家發了財常以收集藝術品為樂，但很少捐給公家，多半成立私營的陳列館，達到造福社會的目的。我就懷疑為甚麼「安宅」把這樣好的東西送給政府，而且是送給市政府？同行的日本朋友聽到我的問題，立刻買了一本該館的介紹，說給我聽。他說「安宅」並沒有捐出來，是因為十幾年前，事業失敗，債臺高築，必須把收藏品拿出來換錢抵債。大阪市的工商界覺得原收藏是大阪之光，不能讓它散失，就發起運動，捐錢來購買，並送給大阪市民，市政府要負責蓋一個精美的博物館來收藏、展示。

原來該館的中國陶瓷收藏完全是一個人的努力所促成的，他是該館十九世紀、廿世紀之間的館長霍爾先生。在當時的十九世紀末期，中國的藝術在英倫已大受讚賞，霍爾大概是受了英倫風氣的影響而特別喜歡中國藝術的，但是他擔任館長的初期該館已經有一點東西了，大多都是清末的瓷器及在中國隨處可見的佛像與繪畫。

我深深的感到，我國一定要徹底放棄虛浮的追求「世界第一」、「亞洲第一」的心理。在文化上不可能出現奇蹟，其水準是全國國民經長年累月自我教育的結果，不是用大筆錢建一個硬殼子就忽然提升的。一座很大的美術館建築只表示我們追求精神生活品質的決心，並不表示已經到達了某種標準。我們有「亞洲第一」的美術館而全部不值一幅畫的價錢，有「世界第一」的動物園而缺失百出，聽說要做「世界第一」的星象館，這是一種甚麼心理？單單是暴發戶還不足以說明！我們要學著了解重質不重量的道理。

這座世界上唯一的一座陶瓷專業博物館，全名是「大阪市立東洋陶磁博物館」。（日本人愛寫別字，把「瓷」寫成「磁」。）其來歷乃是有名的「安宅收藏」。這是日本戰後企業家的主要中國收藏之一。日本人喜歡中國古陶瓷已非一日，但是二次大戰的戰亂使大部分的日本私人收藏瓦解。安宅是在戰後起和圖書家，迅速累積財富，同時也悄悄的收購中國與韓國的古陶瓷。其實安宅的收藏以韓國為主，據說是韓境之外的最大收藏，共一千件，均為精品，中國的陶瓷所收不多，僅一百餘件。也許因為日本人在文化上輕韓重華之故，這一百多件瓷器的聲望遠超過八百多件韓國的瓷器，而為世人所熟知；當然這與收藏品質是有關的。

柯林斯描寫當時中國的情形，很多唐、宋的古墓被挖掘，陶瓷雕刻甚多，但對該等古墓的背景資料一無所知。歐美人士已把存世的中國藝術的佳品搜羅一空，就等著看挖出來的東西了。日本人更派了代表到各地去查詢任何高級古物出土的消息，可以與歐美的博物館競爭。如果澳洲要分一杯羹，非在當地駐有專負收集之責的人是辦不到的。柯林斯為霍爾在當地以甚低的價格收集了不少名貴的古器物。

他上任不久就發現雪梨的拍賣場上不時出現中國古代的器物。因為清末以來，澳洲人也有不少人參加了掠奪中國文物的行列，這些東西帶回國去，有一部分在市場上轉了手。霍爾先生對於中國古物並不甚懂得，但他以美術館長的直感，覺得這些東西是珍貴的，就爭取預算，找到一位骨董商的協助，選其精美者購買之。當時他買的器物，每件平均二十英鎊，在民國初年，這是很可觀的數字。

這個陶瓷館反映了當前日本文化的風貌：一切以高科技、高價位以追求精緻的品質，並不重視規模與數量。這一點與我國社會的需求完全相反；我國當前文化的風貌是以體型龐大，內容粗糙，雜亂熱鬧為追求的目標，也許基於國情的需要，並沒有比較的基礎，但以內省的藝術的教育與修養來說，日本人高過我們太多了。他們願意為一個有價值的個人收藏建造一個館，就不是我們能做得到的。

得道者多助，霍爾的興趣，使若干墨爾本出身，在海外事業成功，對中國藝術有興趣的人，給予他一些幫助。一位發了財的律師一口氣捐了八十八件陶瓷，自漢初至清末，樣樣都有。這當然激發他更高的興致，努力於中國古器物的收藏。這時候，中國正值大混亂的時期。軍閥割據，很容易混水摸魚，一位住在中國的澳洲軍官名柯林斯者，答應為霍爾負實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