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常例而言，好的談天等於一篇好的通俗文章。兩者之間的體裁和資料都相彷彿。如狐狸精、蒼蠅、英國人的古怪脾氣、東西方文化的異點、塞納河旁的書攤、成衣鋪中的色迷學徒、各國元首政治家和軍人的軼事、儲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極好極相宜的談天資料。它之所以類似文章，即在體裁的通俗。所談的題目盡可以嚴肅重大，如本國情形的慘苦混亂，或瘋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沒落，剝奪人民的自由，人類的尊嚴，甚至剝奪人類快樂的終點，或關涉真理和公平的大問題等等，均無不可。不過意見的發表總是出之以一種偶然的、閒適的和親切的態度。因為在文明的當中，不論我們對強奪我們的自由者怎樣的惱恨，我們至多祇許用我們的舌頭和筆尖，以輕描淡寫的字句來表示我們的感想。至於充分發揮真情感的激烈言論，自祇可以在少數幾個知己朋友之間，私下發洩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談天，其必要條件是一間關上門的屋子，幾個知己的朋友，旁邊沒有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人，那時，我們方能悠閒地發表我們的意見。

這就是談天和空閒的聯繫關係，也就是談天和散文之勃興的聯繫關係。因為我相信一個國家的真正優美散文，是必須在談天一道已經發展到成為一項藝術的地步方能產生。這個情形在中國和希臘散文的發展中最為顯明。我以為孔子之後的數百年中，思想的活動，因而產生所謂「九家」的學說，其起源即因於當時有一群學者，平生惟以說話為事，所以即發展了一種文化的背景。這種發展，除此之外，實說不出其他的理由。當時列國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時。每人的家中都聚著食客數千人，例如：齊國的孟嘗君，他家中養著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數既如此眾多，則當時的你談我說、議論紛紛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這類人的說話，在傳於後世的《列子》、《淮南子》、《戰國策》和《呂氏春秋》諸書中，可以得其大概。《呂氏春秋》據說實是他的門下所著，而不過用他的名義（這和英國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時代的作家著了書，用贊助他的人之名義發表的情形相似）。這部書中已經發展了一種善處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處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還有一群長於說辭的縱橫家，列國君主常利用他們到鄰國去下說辭，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勸說退兵解圍，或去說合聯盟。而他們也大都能成功而返。這群縱橫家或學者，都是長於口才，善於譬喻。他們的言論很多記載於《戰國策》中，從這種自由而智巧的言論中即產生了幾位大和*圖*書哲學家，如：以「為我主義」著名的楊朱，以「現實主義」著名的韓非子（他和馬基維利相似但較為溫和），和以敏捷辯論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這些都可以證實我的假說。

《水滸傳》即在如此的環境和情感中產生的，而所以能產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閒。

《水滸傳》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談天之樂的絕妙文字：

希臘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樣的空閒社會背景中產生的。希臘思想的清明，散文體裁的簡潔，顯係談閒天藝術所造成。柏拉圖以「會話」為其書名，即能證明此點。在《宴會》一篇中，我們看見一群希臘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鮮果和美少年的氣氛中歡笑談天。因為這種人已養成了談天的藝術，所以他們的思想能如此清朗，文體如此簡潔，和現代文學作家的誇大迂腐恰成一種對比。這種希臘人顯然已學會了用輕描淡寫的態度，去應付哲學問題。希臘哲學家動人的閒談氣象，好談天的欲望，對聆聽有趣味的談天的重視，和對談天的適當環境的選擇，都在《費德諾斯》一篇序文中，描寫得很分明。

現在有許多人都以為圍爐聚談或坐桶聚談的談話藝術，已因今日事業生活的動率而喪失掉。我以為動率對於這事確也有些關係。不過談話藝術的毀滅，實開端於家庭改為沒有火爐的公寓，而由汽車的影響完成這樁毀滅工作。這動率是完全不合的，因為談天這樁事祇在一群富有閒適精神的人當中，寫寫意意，心平氣和，幽默自然的時候方能辦得到。因為「說話」和「談天」之間顯然有個分別，這兩個中國名詞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談話的時候所說的話，天南地北，較為瑣屑，態度較為閒適，而沒有辦公事時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情形。公事件和朋友之間通問信也有著相類的區別。我們可以和任何人說話或談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談的。所以我們如若得到一個能真正談天的朋友，則其愉快實不下於讀一本名著，再加上親耳聽見他的語音，親眼看到他的動作的樂趣。這種快樂的談天，我們有時得之於老友的重逢或回溯當年的談話中，有時則在夜晚間火車的吸菸室中，或旅行時的旅舍中。所談的話，狐鬼、神怪、獨裁、賣國，無所不及，談言微中，料及未來，也是常事。這種談天，過後可以使我們長在心頭，一世不忘。

紀元前第三世紀末葉，楚國李園以他的才貌雙全的妹妹獻給楚相春申君。這樁事就是當時社會生活很文明的一個榜樣。後來春申君又將這女子獻與楚王，以致楚國漸漸衰弱，被秦始皇所滅。

這就是當時受過教育的和*圖*書子女和閒適的文士的社會背景，因而使中國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發展。當時有善說辭、通文才、嫻於音樂的女子，使男女共處的社會中有著社交的、美術的和文學的動機交織之，點綴這社會的性質和氣象當然是貴族化的，因為，相國是常人很難以見到的貴官，但他在知道一個女子嫻於音樂擅長文才時，他便也渴於一見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文人和哲學家所度的閒適生活，而當時的一切著作，也不過是他們彼此之間談話的產物而已。

「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位中國學者和他一個朋友談了一次話以後的一句讚語。這句話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話」現在已成為一種口頭語，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談話，不論是已過的或期望的。中國有兩三種著作，其書名即「一夕談」或「山中一夕談」。書的性質和英文的「周末閒談」相似。這種和朋友的一夕快談，是人生難得遇到的。因為正如李笠翁所說，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於言談，而善談者則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發現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時又是善談者，則其愉快自不亞於一位天文家的發現一顆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學家的發現一種新植物了。

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為樂，以談為樂也。吾友談不及期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為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即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

這些都是真正談天的必要條件。我們談時不擇題目，想到便談，天南地北，越去越遠，既無秩序，也無定法，隨意所之，所以談到興盡之時，也就歡然而散。

一個人的空閒，有時是環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許多文學傑作都是在環境所迫的空閒中所完成。因此我們如遇到一個極有希望的文學天才，而看見他虛靡時間於社交或寫作流行的政治論文時，對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將他關進監獄去。因為我們須記得《周易》，一部討論人生變遷的哲學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時所寫成。而中國的歷史傑作《史記》一書，也是司馬遷被囚在獄中所寫成的。古代許多著名的作家大都為了宦途不達，屈在下僚，或是傷心國是，於是轉變生活而產生了他們的文學或藝術傑作。元朝何以產生這許多名畫家和詞曲家hetubook.com.com？清初何以能產生名畫家石濤和八大山人？即由於這個理由。激於恥為夷狄之民的愛國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於藝術和學問。石濤實是中國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對於這班心不臣服的藝術家有意埋沒，所以他的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還有很多應試不中名落孫山的人，也發憤而致力於創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滸傳》，和蒲留仙之著《聊齋》。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春申君，徑得見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問汝：『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

當然夜間是最宜於談天的時候。因為白天的談天總好似缺乏夜間那種魔力。至於談天的地點，我以為毫無關係。在十八世紀式的「沙龍」（即書室）中，可以談關於文學或哲學的閒天，但在農家木桶的旁邊也何嘗不可以談。或在風雨之夕的航船中，對河船上的燈光微映水波，而臥聽船夫閒談當地的一個女子怎樣被選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這類談天之所以悅人者，實在於所得的樂趣因地點時間和談者而各不相同。我們所以能牢記不忘，有時因為談天的時候是正在桂子飄香、秋月懸空的佳景下；有時因為是正在風雨之夕，一爐柴火之前；有時因為是正坐在一個高亭之上，遠眺河中船隻往來，而當中有一隻船忽因潮流過激而側翻的時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車站候車室中的時候。這種眼前即景常和所談的天聯繫一起，因而使我們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內的話，談者或是兩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陳微醉，老秦有些傷風鼻塞，都可以使這夕的談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於月不常圓，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們做這類簡單的樂趣，我想不至於為造物所忌吧？

毫無疑義的，我們在高尚的談天時，須有幾個女子夾雜在座中，以使這談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輕倩性。談天如缺乏輕倩性和愉快性，即變為沉悶乏味，而哲學本身也就變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離了。不論在那一個國家，不論在那一個和-圖-書時代，凡是具有注意於瞭解生活藝術的文化者，同時都一致發展歡迎女子加入以為點綴的習尚。雅典在伯里克利的時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紀法國沙龍時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國男女之間雖禁止交際，但是歷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們的談天一樣。在晉宋明三朝之中，當清談藝術最為流行的時候，都有許多才女如謝道蘊、朝雲、柳如是等參雜於中間。因為，中國人雖對於自己的老婆力主賢德，迴避男子，但自己則免不了極想和有才的女子為友。因此中國的文學史中，差不多隨時能發現才女名妓的蹤跡。男子談天之時，渴望女子加入以調劑精神，乃是一種普遍的願望。我曾遇到過幾位德國女子，她們能從下午五點鐘直談到晚間十一點鐘。我曾碰到過幾位英美女子，她們的熟習經濟學使我不勝驚異。因為這種學問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認無望的。無論如何，即使一時沒有能和我對於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做辯論的女子，但談天之時，如若座中雜坐幾位善於聽人談論、心地玲瓏的女子，實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興奮。我覺得座中對玲瓏的女子，實勝於和一個滿臉笨相的人談天。

所以談天的適當方式應是親密的，毫無顧忌的，在座的人談到出神時，都已忘卻身處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談言吐語，一舉一動都是任性為之。而所談的，也是忽而東忽而西，想著便談，並無一定的題目。我們祇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傾吐肺腑時，方能真正的談天。而談時各人也是任性坐臥，毫無拘束，一個將兩腳高高的擱在桌上，一個坐在窗檻上，一個坐在地板上，將睡椅上的墊子搬下來當褥子用。因為我們必須在手足都安放在極舒服的地位，全部身體感受舒適時，我們的心地方能安閒舒適，此即前人所謂：

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馳人呼環，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

祇有在有閒的社會中，談話藝術方能產生，這是很顯明的。也祇有從談話藝術中，優美通俗的文章方能產生，這是同樣顯明的。一般說起來，談話藝術和寫優美通俗文章的藝術在人類文明進步史中，產生的時間比較遲，因為人類的心靈必須先經過一種銳敏微妙技和圖書巧的發展，方能達此地步。而要發展這些，則又非生活有閒不可。我很明白現在從共產黨的觀點講起來，享受空閒，或屬於可恨的有閒階級，即等於反革命。但我深信真正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其目的也在使人民應有享受空閒的可能，或空閒的享受應成為普遍的。所以，享受空閒不能算是罪惡。何況文化本身的進步，實是有賴於空閒的合理利用，而談話則不過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罷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飯就睡覺，齁聲如牛者，是絕不能有所助於文化的。

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一篇中，他並不像現代作家般用「人類文明從它的發展的各個連續梯階觀察起來，乃是一種從多種生殖變化為純一生殖之動力的運動」，或諸如此類令人難解的話頭開場，而祇說：「昨天我和亞里斯多的兒子格勞可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時想去看看他們將怎樣慶祝這個節日，因為這趟是第一次舉行。」早年中國哲學家的氣象，即思想最活潑最有力時代的氣象，也可以從希臘人的畫像中看得到，在這種畫像中幾個希臘人偶然齊集在一起，如《宴會》一篇中所描寫的，討論一個偉大的悲劇作家是否同時必也是一個偉大的喜劇作家？集會的氣氛中，交織著嚴肅輕快和善意的敏捷應對。旁人嘲弄蘇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無人地坐在那裡，欲飲即斟酒而飲，欲止即止。他口若懸河地談了一整夜，直談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妮和靄迦松之外，其餘的聽者都已沉沉睡去。後來連那兩人也倦極睡去，祇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離開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個澡，於是即又精神煥發了。希臘的哲學即是在這種善意的談論之氣氛中所產生的。

這種真正的談天之有異於政治上的交換意見，其對比情形正如一篇優美通俗的文章之有異於政治家的宣言。這類政治家的宣言中雖表顯著較為高尚的情感，例如：對於民主制度的意見，服務的願望，窮人的福利問題，精忠報國，崇高的理想主義，酷愛和平，保證維持國交，絕不貪圖權位金錢或名譽等等動人聽聞的說話，但其中終免不了帶著些令人遠而避之的氣息，正如我們畏避一個打扮過分、胭脂粉搽得太濃的妖嬈女人一般。反之，我們在聽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談天，或讀到一篇優美的通俗文章時，我們便如面對著一個在河邊洗滌衣服的姣艷少女，穿著極淡雅的布衣服，頭髮或者有一綹拖在前面，身上的鈕子或者有一粒未曾鈕上，其天真爛漫的姿態自然令人見而生愛。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著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動人姿態。凡屬有趣的談天和優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這種天然的動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