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下一代有氣節，也要有性情，
要理性，也要幻想，
一個多元的人才才是完滿跟健全的。
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愛國文課的人，幾乎從小學開始一直到大學，我的國文表現在班上都是數一數二；我的數學不好，國文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最近幾年有機會跟高中國文老師接觸時，我嚇了一跳，我們的國文教材從我讀書時到現在，竟然沒有太大的改變。現在的孩子還是在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這一類我一直希望在我這一代就結束的文章。而莊子的蝴蝶夢則還是被排斥在教科書之外。
莊子的蝴蝶夢是一個偉大的潛意識，在主客位的轉換跟交錯裡，可以不斷開發出新的文學經驗，之後很多文學作品都和這個典故有關，教科書怎麼可以沒有這一篇呢？那麼當孩子讀到李商隱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時怎麼辦？
在某一個時代為了要訓練一個人有絕對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須要有〈正氣歌〉或〈左忠毅公軼事〉這一類的教材，但是這些東西是一種沉重的負擔，會讓人痛苦的。我要很誠實的說，我在初中、高中時活得很不快樂，常常覺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會成為是一個偉大祟高的人，因為所有偉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這件事，而且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死。我承認這些人很偉大，也很美、很感動我，但是後來讓我更感動的，卻是一個學生讀完後問他的老師：「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師回答他：「你當然可以不死。」這個學生又問了另一句話，他說：「那官要做到多大才應該死？」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的國文教學繼承了一個大傳統，這個大傳統在今日台灣社會急速轉換的過程中，當然會受到挑戰，但大傳統並不是那麼容易立刻被質疑。當我們在讀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時，那真的是一個悲壯的美感教育，是忠君愛國理想的極致，這是一個大傳統，可是，是今日社會需要的嗎？為什麼美感都要走向悲壯的刑場？有沒有可能讓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個茂盛的森林？
新官學
在國文教學中多一點
讓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過程，
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生是為了完成悲壯的死？
一個好的文化範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啟蒙。就像那位學生問的：「可不可以不死？」當「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時候，思考才會有平衡。在司馬遷的時代，還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可是為什麼到了宋元以後，死就變成一無反顧的，好像唯有死能和*圖*書成為戲劇的終結，生的目的竟然是為了完成這樣一個悲壯的死。
死亡畢竟是生命裡最重要的事，雖然「孔曰成仁，孟云取義」，仁跟義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條件設定，可是這個條件設定，也可能被統治者拿來做為愚弄知識分子的一個手段，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圖*書」，這不是何其荒謬的結局嗎？
為什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義」的時候，仁和義都還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為選擇當中，思考是不是願意做這件事情。譬如後來編入國文課外教材的〈與妻訣別書〉，作者林覺民說，要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httｐs://ｗwｗ•ｈｅtｕｂoｏｋ.cｏｍ.ｃｏm他願意去死，死變成他生命中一個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沒有經過思維性的死亡，「悲壯性」變成一種假設時，就會產生荒謬。明史是我最不敢讀的一段歷史，太監、錦衣衛壓迫知識分子到一種驚人的地步，他可以用沙袋，把人壓到全部內臟從嘴巴裡吐出來。但是知識分子反太https://www.hetubook.com.com監、宦官，卻不反皇帝，他明明是個昏君，放任錦衣衛去凌虐大臣，這個君應該要被質疑，可是為什麼沒有？為什麼知識分子在瀕死的時刻，還要南面去拜那個君？而我們還要在教育系統中，讓下一代繼承這樣的愚忠嗎？
美感教育會隨著不同的環境改變，在一個受欺凌、受壓迫的環境中，反彈出這樣一個東西www.hetubook.com.com是情有可原的，可是這個欺凌和壓迫應該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設下一代不再有這樣一個壓迫的時候，是不是要持續這種教學？會不會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活在台灣的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一個政治比較民主，相對開放，相對自由的社會裡，他讀到這篇文章，是應該要問：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覺得這應該是一個考試要出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