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下一代有氣節,也要有性情,
要理性,也要幻想,
一個多元的人才才是完滿跟健全的。
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愛國文課的人,幾乎從小學開始一直到大學,我的國文表現在班上都是數一數二;我的數學不好,國文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最近幾年有機會跟高中國文老師接觸時,我嚇了一跳,我們的國文教材從我讀書時到現在,竟然沒有太大的改變。現在的孩子還是在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這一類我一直希望在我這一代就結束的文章。而莊子的蝴蝶夢則還是被排斥在教科書之外。
莊子的蝴蝶夢是一個偉大的潛意識,在主客位的轉換跟交錯裡,可以不斷開發出新的文學經驗,之後很多文學作品都和這個典故有關,教科書怎麼可以沒有這一篇呢?那麼當孩子讀到李商隱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時怎麼辦?
在某一個時代為了要訓練一個人有絕對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須要有〈正氣歌〉或〈左忠毅公軼事〉這一類的教材,但是這些東西是一種沉重的負擔,會讓人痛苦的。我要很誠實的說,我在初中、高中時活得很不快樂,常常覺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會成為是一個偉大祟高的人,因為所有偉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這件事,而且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死。我承認這些人很偉大,也很美、很感動我,但是後來讓我更感動的,卻是一個學生讀完後問他的老師:「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師回答他:「你當然可以不死。」這個學生又問了另一句話,他說:「那官要做到多大才應該死?」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的國文教學繼承了一個大傳統,這個大傳統在今日台灣社會急速轉換的過程中,當然會受到挑戰,但大傳統並不是那麼容易立刻被質疑。當我們在讀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時,那真的是一個悲壯的美感教育,是忠君愛國理想的極致,這是一個大傳統,可是,是今日社會需要的嗎?為什麼美感都要走向悲壯的刑場?有沒有可能讓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個茂盛的森林?
新官學
在國文教學中多一點
讓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過程,
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生是為了完成悲壯的死?
一個好的文化範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啟蒙。就像那位學生問的:「可不可以不死?」當「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時候,思考才會有平衡。在司馬遷的時代,還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可是為什麼到了宋元以後,死就變成一無反顧的,好像唯有死能和_圖_書成為戲劇的終結,生的目的竟然是為了完成這樣一個悲壯的死。
死亡畢竟是生命裡最重要的事,雖然「孔曰成仁,孟云取義」,仁跟義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條件設定,可是這個條件設定,也可能被統治者拿來做為愚弄知識分子的一個手段,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
和-圖-書是何其荒謬的結局嗎?
為什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義」的時候,仁和義都還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為選擇當中,思考是不是願意做這件事情。譬如後來編入國文課外教材的〈與妻訣別書〉,作者林覺民說,要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他願https://m.hetubook.com.com
意去死,死變成他生命中一個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沒有經過思維性的死亡,「悲壯性」變成一種假設時,就會產生荒謬。明史是我最不敢讀的一段歷史,太監、錦衣衛壓迫知識分子到一種驚人的地步,他可以用沙袋,把人壓到全部內臟從嘴巴裡吐出來。但是知識分子反太監m.hetubook.com•com、宦官,卻不反皇帝,他明明是個昏君,放任錦衣衛去凌虐大臣,這個君應該要被質疑,可是為什麼沒有?為什麼知識分子在瀕死的時刻,還要南面去拜那個君?而我們還要在教育系統中,讓下一代繼承這樣的愚忠嗎?
美感教育會隨著不同的環境改變,在一個受欺凌、受壓迫的環境中,反彈出這樣一個東西是情有https://www•hetubook•com•com可原的,可是這個欺凌和壓迫應該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設下一代不再有這樣一個壓迫的時候,是不是要持續這種教學?會不會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活在台灣的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一個政治比較民主,相對開放,相對自由的社會裡,他讀到這篇文章,是應該要問: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覺得這應該是一個考試要出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