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從日本回來後，因為譯文叢書，因為黃源，因為魯迅先生（我們都把先生當做老師），我和胡風漸漸地熟起來了，我相當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讀他寫的那些評論文章，不僅是他寫的，別人發表的我也不讀，即使勉強讀了也記不牢，讀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我一直是這樣想：我寫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講我自己的話，不用管別人說些什麼。當時他同周揚同志正在進行筆戰，關於典型論，關於國防文學，關於其他。我不認識周揚，兩方面的文章我都沒有讀過，不單是我，其他不搞理論的朋友也是這樣。我們只讀過魯迅先生答覆徐懋庸的文章，我們聽先生的話，先生贊成什麼口號，我們也贊成，不過我寫文章從來不去管口號不口號。沒有口號，我照樣寫小說。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認識胡風大約在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環龍路（即南昌路）去找黃源，他不在家，胡風也去看他，我們在門口遇見了，就交談起來。胡風約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們坐了一陣，談話內容我記不起來了，無非講一些文藝界的情況，並沒有談文藝理論、文學評論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從未注意這些問題。說實話連胡風的文章我也讀得不多，似乎就只讀過他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作家論，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筆名寫過文章評論《現代》月刊上的幾篇小說，也談到我的中篇《海的夢》，我發表過答辯文章，但也只是說明我並非他所說的「第三種人」，我有自己的見解而已。我對他並無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我比他高兩班，但我們在同一個課堂裡聽過一位老師講世界史。在學校裡他是一個活動分子，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有點名氣，所以我記得他叫張光人。但是我們之間並無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畢業離校前，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我參加了當時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不過我不是活躍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中寫的那麼一點點經驗。胡風卻是一個積極分子，他參加了「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工作，我在小說十一章裡寫的方國亮就是他。雖然寫得很簡單，但是我今天重讀下面一段話：「方國亮痛哭流涕地報告這幾天的工作情況，他竟激動到在講壇上亂跳，他嘶聲地訴說他們如何每天只睡兩三小時，辛苦地辦事，然而一般人卻漸漸消沉起來……方國亮的一番話也有一點效果，散會後又有許多學生自願聚集起來，乘小火車向下關出發……」彷彿還看見他在講台上慷慨激昂地講話。他的相貌改變不大。我沒有告訴他那天我也是聽了他的講話以後坐小火車到下關和記工廠去的。不久我畢了業離開南京。後來聽人說張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還讀過他的文章。

在那一場「鬥爭」中，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記得在上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人會為它多動腦筋。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只有在我總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寫第三篇文章，我本來以為可以聰明地給自己找個出路，結果卻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經過我大概不會記錯吧。我第二次從朝鮮回來，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讚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後來《窪地戰役》刊出，反應不錯，我也還喜歡。我知道在志願軍戰士同朝鮮姑娘之間是絕對不允許戀愛的，不過路翎寫的是個人理想，是不能實現的願望。有什麼問題呢？在批判胡風集團的時候，我被迫參加鬥爭，實在寫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選了《窪地戰役》作為槍靶，批評的根據便是那條志願軍和當地居民不許ｈｅｔｕｂｏok.cｏm•ｃｏｍ戀愛的禁令。稿子寫成寄給《人民文學》，我自己感到一點輕鬆。形勢在變化，運動在發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政治術語，更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權力隨意給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臨時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總之，讀頭一遍我很不滿意，可是過了一晚，一個朋友來找我，談起這篇文章，我就心平氣和無話可說了。我寫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現在卻是聲討「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樣發表，我便會成為批判的對象，說是有意為「反革命分子」開脫。《人民文學》編者對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給我幫了大忙，否則我會遇到不小的麻煩。就在這一年的《文藝月報》上刊登過一篇某著名音樂家的「檢討」。他寫過一篇「徹底揭發」胡風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發表以後交稿的。可是等到《月報》在書市發售，第三批材料出現了，胡風集團的性質又升級了，於是讀者紛紛來信譴責，他只好馬上公開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連《月報》編輯部也不得不承認「對這一錯誤……應該負主要的責任」。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那麼這個「集團」真有什麼不能見人的陰謀吧。不管怎樣，我只有一條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應付一下，反正我有一個借口：「天王聖明」。當時我的確還背著個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沒有時間苦思苦想。

從我認識胡風到「三批材料」發表的時候大約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間我們見過不少次，也談過不少話。反胡風運動期間我仔細回想過從前的事情，很奇怪，我們很少談到文藝問題。我很少讀他的文章，他也很少讀我的作品。其實在我這也是常事，我極少同什麼人正經地談過文藝，對文學我不曾作過任何研究，也沒有獨特的見解。所以我至今還認為自己並不是文學家。我寫文章只是說自己想說的話；我編輯叢書只是把可讀的書介紹給讀者。我生活在這個社會，應當為它服務，我照我的想法為它工作，從來不管理論家講了些什麼，正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寫出幾百萬字的作品，編印那許多叢書。但是我得承認我做工作不像胡風那樣嚴肅、認真。我也沒有能力把許多有才華的作家、詩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我欽佩他，不過我並不想向他學習。除了寫書，我更喜歡譯書，至於編書，只是因為別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風，他把培養人材當做自己的責任。他自己說是「愛才」，我看他更喜歡接近主張和趣味相同的人。不過這也是尋常的事。但連他也沒有想到建國後會有反胡風運動，他那「一片愛才之心」倒成為「反革命」的罪名。老實說這個運動對我來說是個晴天霹靂，我一向認為他是進步的作家，至少比我進步。靳以跟他接觸的機會多一些，他們見面愛開玩笑，靳以也很少讀胡風的文章，但靳以認為胡風比較接近黨，那是在重慶的時候。以後文協在上海創刊《中國作家》雜誌，他們兩個都是編委。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五個月後我才回國。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面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文件，報刊上有不少關於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丟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盡快地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最近這段日子由於難治hetubook.com.com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慄，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但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解放初期我和胡風經常見面。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們不是一個團，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團。會後他和我，和第二團的同志們同車回上海。九月參加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們從同車赴北平，住在華文學校，每人一個房間，我就住在他隔壁。每天我總要到他屋裡坐下十多分鐘。不開會的時候我經常出去看朋友，他卻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或者寫文章。他說有人要找他談話，他得留下來。他還托我帶了信給梅志。這一「留」好像就是幾個月。我聽見一個朋友說胡風在華文學校裡很寂寞。最近我找出一封亡友蔡楚生「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三日晨」寫給我的信，楚生同我一起參加政協會議，當時也住在華文學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你走後，胡老更寂寞了，他雖『寄情詩文』，嘴裡卻總是唸唸有詞，——……因此他常在醉鄉中找尋找解脫。我從遷離華文後，已久不見他了，想必早已回到阿毛和阿毛娘的身邊，而不再做古城的孤客了。」但是胡卻沒有浪費時光，就在這期間他那些歌頌新中國的熱情的詩篇接連地發表了。

胡風常去魯迅先生家，黃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魯迅先生的朋友，談起先生關心胡風，覺得他有時太熱情，又容易激動。胡風處境有些困難，他很認真地在辦《海燕》，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藝刊物，剛出版了兩三期，記得魯迅先生的《出關》就發表在這上面，受到讀者的重視。那個時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藝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書店的《文學》、《光明》、《譯文》外，還有盂十還編的《作家》、靳以編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編的半月刊《中流》。黃源編的《譯文》停刊幾個月之後又改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此外還有別的。刊物的銷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團結一些作家，各人喜歡為自己熟悉的雜誌寫稿。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雜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敬愛魯迅先生。大家主動地團結在先生的周圍，不願意辜負先生對我們的關心。

我很少讀胡風的著作，對他的文藝觀也不清楚，記得有一次他送我一本書，我們談了幾句，我問他：為什麼別人對你有意見？他短短地回答：「因為我替知識分子說了幾句話。」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後來就到香港轉赴解放區了。我讀到他在香港寫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從成都回重慶，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還留在重慶主持抗戰文協的工作，他囑咐我：「你出去，要告訴我啊。胡風走的時候來找我長談過。」胡風還在重慶《新蜀報》上發表過五言律詩，是從香港寄來的，前四句我今天還不曾忘記：「破曉橫江渡，山城霧正濃，不彈遊子淚，猶抱逐臣忠。」寫他大清早過江到南岸海棠溪出發的心情，我想起當時在重慶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車，不過我是去桂林。不到兩年我又回到重慶，仍然經過海棠溪，以後就在重慶住下來。胡風早已回重慶了，他是在日軍攻佔香港以後出來的，住在重慶鄉下，每逢文藝界抗敵協會開理事會，我總會在張家花園看見他。有時我參加別的會或者社會活動，他也在場。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魯迅先生逝世八週年紀念會。會場在民國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慶齡到會，中蘇文協的負責人張西曼也來了，雪峰、胡風都在。會議照預定的議程順利進行，開了一半宋慶齡因事早退，她一走會場秩序就亂了，國民黨特務開始圍攻胡風，還有人誹謗在上海的許廣平，雪峰出來替許先生辯護，準備搗亂的人就吵起來，張西曼講話，特務不聽，反而訓他。會場給那夥人霸佔了，會議只好草草結束，我們幾個人先和圖書後出來，都到了雪峰那裡，雪峰住在作家書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對面。我們發了一些牢騷，雪峰很生氣，胡風好像在嚴肅地想什麼。我勸他小心，看樣子特務可能有什麼陰謀。像這樣的事還有好些，但是當初不曾記錄下來，在我的記憶裡它們正在逐漸淡去，我想追記我們交往中的一些談話，已經不可能了。

最近我在《文學報》上看到一篇關於「胡風丟錢、巴金資助」的短文，這是根據胡風同志過去在獄中寫的回憶材料寫成的。幾年前梅志同志給我看那篇材料時，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條說明事實的注。胡風逝世已經半年，可是我的腦子裡還保留著那個生龍活虎的文藝戰士的形象。關於胡風，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已經有好幾年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來，總感覺到透不過氣。但拿起筆我又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於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那麼就從那裡開頭，先給我那條簡短的注作一點補充吧。

這以後在上海，在北京，我們常在一起開會，卻很少做過長談。

反胡風的鬥爭熱鬧一陣之後又漸漸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所謂「胡風分子」在鬥爭中都不曾露過面，後來就石沉大海，也沒有人再提他們的名字。我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別人對我說：「你不用問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外國朋友向我問起胡風的近況，我支支吾吾講不出來。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運動一個接一個，大會小會不斷，人人都要過關。誰都自顧不暇，哪裡有工夫、有勇氣到處打聽不該打聽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記得在哪裡看到一份小報或者材料，說是胡風在四川。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結束，被顛倒的一切又給顛倒過來的時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間，但已經不是原來的胡風了。

我還要在這裡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認識他，只是在首次文代會上見過幾面。他當時年輕，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可惜不曾給他機會讓他的筆發出更多的光彩。我當初評《窪地戰役》並無傷害作者的心思，可是運動一升級，我的文章也升了級。我不知道他的近況，只聽說他喪失了精力和健康。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樣向後人交代？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失誤？雖然不見有人出來承認對什麼「錯誤應當負責」，但我向著井口投擲石塊就沒有自己的一份責任？歷史不能讓人隨意編造，沉默妨礙不了真話的流傳，潑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為了那些「違心之論」我決不能寬恕自己。

烈文和我搞過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們抗日救亡的主張。由烈文帶到魯迅先生家請先生定稿、簽名，然後抄了幾份交給熟人找人簽名，來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為補白刊登出來。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參加當時的文藝家協會，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態度，所以我們請先生領銜發表這樣一個聲明。事前事後都沒有開過會討論，也不曾找胡風商量。胡風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簽了名送來。發表這宣言的刊物並不多，不過《作家》、《譯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種。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病逝，再過兩個月，到這年年底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一次查封了十三種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內，不講理由，只下命令。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鮮，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說好要和我同行，後來因為修改為《人民文學》寫的一篇文章，給留了下來。記得文章叫《身殘志不殘》，是寫志願軍傷員的報告文學。胡風同幾位作家到東北那所醫院去生活過。我動身前兩天還到他家去問他，是不是決定不去了。我到了那裡，他們在吃晚飯，家裡有客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介紹。我把動身日期告訴他，就告辭走了。我已經吃過飯，提了一大捆書，雇的三輪車還在外面等我。和_圖_書

第二篇就是《關於胡風的兩件事情》，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也是短文。我寫的兩件事都是真的。魯迅先生明明說他不相信胡風是特務，我卻解釋說先生受了騙。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聽周總理報告，遇見胡風，他對我說：「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請給我多提意見。」我卻批評說他「做賊心虛」。我拿不出一點證據，為了第二次過關，我只好推行這種歪理。

我說「公家」因為當時我們都為魯迅先生喪禮工作，胡風是由蔡元培、宋慶齡等十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我和靳以、黃源、蕭軍、黎烈文都是「治喪辦事處」的人，像這樣的「臨時辦事人員」大約有二十八九個，不過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黃源、蕭軍幾個人十月十九日跟著魯迅先生遺體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靈柩給送到萬國公墓下葬，一連三天都在殯儀館料理各樣事情，早去晚歸，見事就做。胡風是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因此他是我們的領導，治喪委員會有什麼決定和安排，也都由他傳達。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並不十分聽領導的話，我們都是為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動地到這裡來工作的，並無什麼組織關係。我們各有各的想法，對有些安排多少有點意見，可是我們又見不到治喪會的其他成員，只好向胡風發些牢騷。我們也瞭解胡風的處境，他一方面要貫徹治喪會的決定，一方面又要說服我們這些「臨時辦事人員」。其實，我們這些人也沒有多少意見，好像關於下面兩件事我們講過話：一是治喪費，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詳細內容我已經記不起了，因為後來我們弄清楚了就沒有話講了。不過第二件事，我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柩車經過的路線在「公共租界」區域內，兩邊有騎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的巡捕，全都掛著槍。柩車到了虹橋路，巡邏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國警察，他們的步槍也全裝上了刺刀，形勢有些緊張，我們怕有人搗亂，引起糾紛，主張在呼口號散發傳單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風並不反對這個意見。我記得二十二日柩車出發前，他在廊上同什麼人講話，我走過他跟前，他還對我說要注意維持秩序，不要讓人亂髮傳單。這句話被鬍子嬰聽見了，可能她當時在場，後來在總結會上她向胡風提了意見，說是不相信群眾。總結會是治喪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裡召開的，人到得不少，也輪不到我講話，胡風也沒有替自己辯護，反正先生的葬儀已經莊嚴地、平平安安地結束了。通過這一次的「共事」，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任勞任怨，顧大局。

胡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讀他的夫人梅志寫的《胡風傳》，很感動，也很難過。他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它的全過程並未公佈，我也沒有勇氣面對現實，設法知道更多的詳情。他們夫婦到了四川，聽說在「文革」期間胡風又坐了牢，最後給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來。在《文匯月刊》上發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後一部分，我還不曾讀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寫出，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弄清楚我應當知道的一切了，留給我的不過兩三年的工夫了。

後來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電報托人代我在他的靈前獻一個花圈，我沒有講別的話，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還是來談反「胡風集團」的鬥爭。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兩年半未去北京，見到許多朋友我很高興，可是我行動不便，只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你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hetubook.com.com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時連自己也講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臉上，我找不到那個過去熟悉的胡風了。他呆呆地坐在那裡，沒有動，也不曾跟女兒講話。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啊。我好像眼睜睜地望著幾十年的歲月遠去，沒有辦法拉住它們。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就少一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一個有說有笑、精力充沛的詩人變成了神情木然、生氣毫無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繼續工作，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關於他我知道的並不多，理解也並不深。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為了寫這篇「懷念」，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我想，胡風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是沒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沒有長期坐牢，無罪判刑，他不僅會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運動開始，人們勸說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不很客氣，我說我慢慢寫篇文章談路翎的《窪地戰役》吧。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記者從北京來組稿，我正在作協分會開會，討論的就是批判胡風的問題。到了應當表態的時候，我推脫不得，就寫了一篇大概叫做《他們的罪行應當得到懲處》之類的短文，說的都是別人說過的話。表了態，頭一關算是過去了。

但賴賬總是不行的。即使還債不清或者遠遠地過了期，我總得讓後人知道我確實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

那天我們都在萬國公墓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墓穴周圍有一個人圈，我立在胡風的對面，他的舉動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禮進行的中間，我看見有人向胡風要錢，他掏出來一包鈔票，然後又放回衣袋裡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點替他擔心，但又無法過去提醒他。後來儀式完畢，覆蓋著「民族魂」旗幟的靈柩在墓穴中消失，群眾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見胡風，他著急地在陰暗中尋找什麼東西，他那包鈔票果然給人扒去了。他並沒有向我提借錢的話。我知道情況以後就對當時也在場的吳朗西說：「胡風替公家辦事丟了錢，大家應當支持他。」吳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錢給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預支的稿費。

我是個衰老的病人，思想遲鈍，寫這樣的文章很困難，從開頭寫它到現在快一年了，有時每天只寫三五十個字。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別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或者側耳傾聽，才知道說真話多麼不容易。《文匯月刊》上《胡風傳》的最後部分我也找來讀了。文章未完，他們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寫到，我請求梅志同志繼續寫下去。梅志稱她的文章「往事如煙」。我說：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