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大陸時，一切從零開始，照片亦然。轉眼四年，相冊又堆起一大落。但是除了孩子們看得出來龍去脈外，兩個大人成了沒有來歷的人——尤其是我，生長在臺灣，相片中卻找不到一點沫過蕉風椰影的痕跡。一九七四年，申請移民來加拿大，移民局要我們拿出結過婚的證明。我們一時傻愣了眼，老夫老妻了，還生這種枝節？歐陽子聞訊，趕緊寄返了以前送她的一張結婚照。從白禮服到社員打扮，前後十年，人衰老得真快，簡直判若兩人。但移民官看了一眼，倒也不疑有他，相信我們確曾「花好月圓」過。去年，白先勇寄來了一張一九五九年現代文學社成立時的紀念照。當年有仙風道骨的張先緒，竟是同仁中第一個作古的。人事如此，怎麼不使人早衰？
「對，抽水馬桶！」
「我從來沒有勸過她撕照片，」新漢告訴我，「等她自動這樣做時，我知道她的思想真正轉變過來了。最後一張是她父母，她一面撕，一面掉眼淚。」
我是重感情的人，很念舊。對過去的生活照片，和老朋友一樣，總是念念不忘。每次搬家，別的東西總覺得是身外物，捨棄也罷；獨有照片當寶貝，最先收拾好。一九六二年離開臺灣去美國念書時，已有三本剪貼好的相簿，到一九六六年去大陸，已增加到六本。走以前，我把相簿和幾件衣物裝進一隻木箱子裡，委託一位自稱是「馬列主義——左派」（以示有別於反毛的右派）的日本朋友運到東京。
但很快我就笑不出來了。如果他們是研究攝影技巧或者欣賞歐美風景，自當別論。但是海關人員那木頭面孔分明是在鑑定巴黎聖母院的牆上有沒有密碼，倫敦大便（Ｂｉｇ Ｂｅｎ）鐘上是否夾帶暗號。中午下的飛機，洋人優待，半小時不到就了和-圖-書事；次等的是華僑，一個鐘頭也就走掉了；只有真正的同胞卻是一再查問。到下午四點鐘了，我們還罰站也似地陪著一堆幻燈片。我的忍耐達到了極限。
我一張張翻看，然後硬著心腸撕掉。再見了，「斯基派音樂大師」李歐梵在山溝裡當指揮的英姿，還有葉維廉新婚時，娘子嬌羞的掠影。每撕掉一張，就是對大學時代幸福回憶的又一次告別，思之不禁黯然神傷。最後，剩下兩張我母親的照片，我咬咬牙說：「有我在，就有她！」
「照片是生活的浮光掠影，」我說，「是一種痕跡，也是個人歷史的一部份。人能活著，照片就能留著才對。國家民族的歷史不都在保存嗎？」
來接我們的幹部大概拋了眼色，加上世堯已經傷心得眼淚都滾了出來，海關人員才做個「相信人民，相信群眾」的慷慨姿態，放我們走掉。
我想，兩個年輕的造反派都怕成為「湮滅罪證」的共犯，那「革委會」豈不更有官腔可打？他們沒看到我們撕碎的照片，憑甚麼相信我們呢？
臺灣的三大本舊照中，小學照的只有一張，中學，也只有兩三張，絕大多數是進了大學，特別是成立了「南北社」和「現代文學社」以後照的。這要歸功於同學楊美惠，她有照相機，又愛擺弄，一時帶動得我們幾個女孩子全成了照相迷。那一陣子，連穿件新衣也是照相的理由。歐陽子有希臘人的眼睛和鼻子，十分上照，她的照片我保存得最多。男同學中，白先勇早有「小生」之譽，是唯一可以與影星爭短長的。「現代文學」草創期間，經費困難，劉紹銘就曾提議到各大女中賣他的照片，每張新臺幣五角。看著他笑口大開，便恍惚聽到他聲震屋瓦的大嗓門。猛記起這是「第×號戰犯」白崇禧的hetubook.com.com兒子，還了得！他的照片去得最快。一九七五年去加州演講，又碰到白先勇。除了頭頂頭髮稀疏，可能越活越像中古世紀的小沙彌外，他簡直是長生不老。我問他有甚麼仙方竟能永保青春，他咯咯大笑：「哪裡呀，老童生一個！」王文興，一九七四年在香港余光中家見到他的近照，仍是瘦得形單影消，不過嘴上多了兩撇鬍子，髮型十分現代派，神采奕奕，使人憶起從前他語驚四座的「神童」之譽。
一九六二年途經東京時，朝日新聞社的友人送了我一個奧林匹亞袖珍照相機，可惜我不會用。認識世堯後，他才拿去學照相。這相機把所有的底片都加倍，好比三十六張的放進去，就照出七十二小張來。沖印照片是照張數計算費用，但沖洗幻燈片不加價，比較上算，所以我們照了很多幻燈片。世堯特別珍貴這些幻燈片，離開美國時還隨身攜帶。經歐洲去大陸時，又沿途拍照沖洗。等到飛機抵上海時，我們身邊已積了約一千張的幻燈片——就為這個，我們差點離不開上海機場。
那幾年，也許心情不對，偶而照幾張，洗出來總是一副苦相。有一回，世堯給鄰居的孩子照相，碰到我要騎車去上課，就順便給我照了一張。我穿著臃腫肥大的棉衣棉褲，大棉鞋，白圍巾包著頭，手中拎了個黑塑料包，縮頭縮腦地站在單車前面。這張相片後來在香港被孩子拿出來玩，一個去大陸參觀過的太太看了，很內行地問我：「這是你們南京鄉下的公社社員吧？」我怕她為自己眼力差而難為情，只好含糊應付過去。
有一天，我忍不住向和我們同時期回去的楊景（左霖右鳥）提起。她笑我拿不起又放不下，說她自己的早在離開巴黎時毀得乾乾淨淨。那時景（左霖hetubook.com.com
右鳥）思想很急進，多半受她未婚夫影響，他是老黨員、新造反派，氣勢不凡。但我以為她學歷史，又轉考古和人類學，總該對人的過去有些興趣或同情才對。
「你們要找甚麼，請說出來，我們會坦白回答，」我終於開口。「這樣一張張看，要看到甚麼時候？除了一些旅遊的風景照，就是流落在美國博物館的中國古物字畫，段世堯隔著陳列櫃照下來，沒有別的啦。」
我靈機一動，決定如法炮製。於是，我一次丟一批，連丟了兩天才丟完。但接著馬桶就出事，堵住不通了！紙包不住火，我只好通知服務員。他們用橡皮拔子試了很久，水仍是不通，最後叫來裝修水管的工人。工人把馬桶整個拆掉，這才掏出一把碎照片和幻燈片。拆馬桶早引來半打服務員圍觀。工人小心翼翼地把碎片包起來，由服務員陪同送呈了「革委會」。我那時窘得無地自容，好像真幹了甚麼虧心事，又被「人贓兩獲」，只能默默忍受人家怪異的眼色。
一九六八年，開始大整肅了，到處拘押人；動輒查祖宗三代，株連六親外，連友朋也難逃劫數。國外有親友的叫「海外關係」，其中以臺灣的最可怕，美日次之。無疑的，我的海外關係最複雜：生長在臺灣，去過美日，還有東歐國家的朋友。沒有人審查我，自己也提心吊膽。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和「每二十年來一次文化革命」的威脅時時響在耳際。我就算僥倖逃過這一次，下一次也準會觸礁。因此，年底一聽說要分發我們去南方工作，我先坐下來撕毀照片。凡是與臺灣有關的都撕，臺灣以外的只留風景照，連穿白禮服的結婚照片也毀掉。
撕碎的照片和一些幻燈片，堆滿了一臉盆。慎重起見，最好是燒掉。但我們住旅館，不可能在房間裡點ｈｅｔｕbｏｏｋ•coｍ.cｏｍ
火，於是用布包了，拿去旅館的鍋爐房，想丟進大灶裡，可以轉眼化為灰燼。兩個鍋爐工本來同我們很友善的，這時卻面有難色，要我們去旅館的「革委會」打張證明。「有個證件嘛，我們大家都方便。」
過了幾天，我們去北京。有個朋友的姐姐在某大學教書，我們連絡上了。她經過學校批准，到旅館來看我們。我拿出在西德與她妹妹一家合照的彩色照片，她看得很高興。等到我要送她這張照片，她卻嚇得縮回手，比被毒蛇咬了一口還害怕，連說：「不要，不要，這是四舊！」
我當時聽得發呆，也暗暗慚愧。在否定自己的過去，那割斷「尾巴」方面，我不如朋友。
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罪名，只要有一樣嫌疑，就是紅衛兵抄家的藉口。以後我才知道，許多人被抄家時，在舊照片上吃了不少苦頭。這朋友家被抄過，所謂「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繩」。
後來，東京的箱子運到。裡面的衣服大半霉掉，六冊相簿竟然無恙！北京的海關人員翻查了一陣，只提醒我一聲：「這是四舊」，倒不留難。但它們卻成了我心頭上的負擔。平常不敢拿出來，怕被旅館的服務員看到這些來自「封（建）資（本主義）反（動派）」地區的照片，只好一直把它們壓在箱底。
以後，我們當然被請去問話，澄清了真相，又在一份文件上簽名了事。真是欲蓋彌彰，那一陣子，整個旅館都在傳說我們偷偷毀掉照片的事。
第二年，景新漢夫婦到了北京。我免不了又提起這個心病，誰知他們也如出一轍，新漢在美國時就毀掉自己的照片；傅小燕捨不得，直揣到瑞士，然而在搭機回國的前夕，也就一張張撕碎。
經過這一場「自我毀滅」，我對照相便心灰意懶。總覺得照和-圖-書了，有一天終須毀去，到底徒勞枉費。世堯以「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的說法自|慰，改給他兒子照相。住在旅館裡反正無聊，他向紅衛兵朋友借來了放大機，自己沖洗照片。浴室中的澡缸，白天泡著尿布，晚上常常是泡著照片。到離開北京南下時，又有一兩百張照片，可惜內容大同小異，做母親的也會看膩。這次是攝影師自己毀掉了絕大多數。
那時，我們的行李總共是兩隻手提箱和一個手提袋。兩個海關人員檢查了半小時後，注意力終於集中到幻燈片上。他們開始一張張拿來在燈光下照看，我一向樂於合作，趕緊找出袖珍放大筒，當場指點用法。他們就一張接著一張地套進去觀看。我是愛笑的人，鏡頭裡只要有我，多半是笑口大開。起先，人家看完一張後瞄我一眼，我立刻陪個微笑，表示貨真價實。
這是我頭一次發現，照片和幻燈片在大陸是非同小可的東西。
失望地，我們又把照片拿回來。但這樣挾著一包東西進進出出，服務員已經冷眼看在眼裡了。我們不敢丟進廢紙簍，因為旅館檢查旅客的垃圾是公開的事實，早成為一種「美德」了！旅客遺失的物品常被送回來，包括一些不想再見的東西。正在發愁的當兒，世堯忽然在王府井看到攻擊王光美的大字報，據劉少奇家的勤務員揭發：王光美一聽丈夫「靠邊站」了，猜到要被抄家，趕緊毀掉「罪證」，把耳環和項鍊丟進抽水馬桶裡，但來不及拉水箱，就被跟蹤而來的勤務員撈走。
我覺得她的話哪裡不合邏輯，可惜當年沒有好好上殷海光先生的課，無法辯駁。
這是劫後餘生，僅存的兩張舊照。
「個人歷史怎能拿來和國家比？」——她噴了一口烟，把我的抗議也噴得七零八碎——「你不能放棄這些照片，就表示不能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