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印象最深之中國幻想的特型人物，是像《聊齋志異》等中國文人從幻象抽繹出來的女鬼故事，尤其那些被遺棄而悒鬱以死和屈死的女子底幽靈。她們附著於婢女的身體而申述其願望於生人；或有已死的情人，復來繾綣，且為之產子。這種故事，充溢著人類的情感，最為中國人所愛讀。因為中國的幽靈奇妙地酷肖生人，而女性的幽靈更為可愛：她們也有多情善妒的，甚至享受著一部分平常人類的生活。

吾人於此可見邏輯對普通感性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許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感性則將對象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婦女具有比較男性為高強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發生，吾寧願信賴女子的判斷強於男子的判斷。她們有一種方法，能估量一種情況的整體，不致被其個別的小景所惑亂。中國小說之最佳者如《紅樓夢》、《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寫成應付環境的最健全的判斷者，而她們的語言，有一種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圓熟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邏輯而缺乏這種普通感性是危險的，因為一個人有了一種意見，很容易用他的文學性的腦筋把種種論據曲解文飾，使滿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米德爾馬奇》（Middlemarch）裏頭的卡索本先生一樣，竟至不能體會人人皆能體會的他妻子的生活。

此種簡單性最好用洋涇濱來說明，這是英國的皮肉而具中國骨子的語言。比方我們說：「He come，you no come；you come，he no home.」你實在沒有理由硬要說，它的意義不及拐彎抹角的語法：「you neednt come，if he comes，and he neednt come，if you come.」清楚。實際上這種簡單性只有使表達更清楚。毛翁（Moon）在Deans English裏頭，摘錄英國索美塞得地方（Somerset）一個農夫在公堂上的證言，我覺得它比講究主格受格的說法反而更動人：

至中國固有之智識，亦不限定讀書人階級。中國人僕役亦常具有相當智慧，故善解人意而頗受歡迎，其地位至少足與歐美僕歐並駕齊驅。中國商人在馬來、在東印度與在菲律賓，事業都極為發達，其主要原因即中國人之智巧高於土人，並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儉約、勤懇、堅忍、目光遠大，亦常高於土人。尊敬讀書人之結果，使中下階級亦產生一種崇尚文雅之心理，這一點，向不為外人所注意。上海西僑有時頗觸惱了各大公司的售貨員，因為外國人而對他們講起洋涇濱來，卻不知道他們的英語之高明，連一分離不定詞（split infinitive）也頗講究。凡需要精細的工作者，中國工人很容易訓練成高明的技|師。你倘有幸到貧民窟工廠區去溜達一趟，包管你碰不到像西方同樣區域裏頭所遇到的魁梧粗壯強獸型的人物；像那些闊腮顎低額角、臂力雄健的人物；你碰到的人物卻屬於另一典型，他們有伶俐的目光，愉悅的容貌，和理性的脾氣。智力高下不同之等級，中國人遠較許多西方民族為簡少，女子智力之高下分別率則較之男人家尤小。

話雖如此，此種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為普通感性的邏輯，只能適用於人事和人類行為上，但不能適用於解決宇宙之奧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們的爭論，但不能勘定心肺的關聯位置，或決定胰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體內容的奧秘，中國人只有委之於直覺。因此有許多學說未免過於奧妙；蓋中國學者直覺地察悉心臟位置於胸膛的右偏而肝臟位置於左偏，有一位鴻博的中國學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筆記《癸巳類稿》傳誦遐邇，為世所重，他曾發現一本基督教會翻譯的人體解剖學，書中謂人體的心臟位於左偏，而肝臟位於右偏，因此下了一個粗魯的斷語，說是西人的內臟組織是不同於中國人的內臟的。從這一個重要結論演繹出來，又下了一個推論，說是因為他們的內臟組織之不同，他們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異——這個演繹的推論為直覺論理法很好的標本——職是之故，只有內臟組織不完全的中國人才會信仰基督教。這一位博學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說：倘使耶穌教會知道了這個內容，他們大概不會再這樣夠勁兒的在中國傳教，而收容內臟不完全的畸人為教徒了。

前面一章所述中國人之德性倘能獲得一共通的結論，則應為「心靈戰勝物質環境的優越」。這樣說法，其意義非一。不僅謂能引用人類的智巧改變充滿痛苦慘愁的世界，使轉化為適合人類住居的場所，它也指出一種輕視體質上的興奮與力量之意義。孔子老早把子路訓斥過一番，說他粗魯。吾想他一定會嘉許琴妮．滕尼（Gene Tunney）之輩，能與文人學士相周旋，而彬彬有禮，不失君子之風。孟子也曾區別過用智與用力二者之不同，而毫不遲疑的以智力位於勞力之上，他說：「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因為中國人從無平等之胡說，而尊敬智識階級殆已成為中國文明之和_圖_書出類拔萃的特性。

中國人的心靈的確有許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這個名詞為唯一足以統括各方面情況的稱呼法。心性靈巧與女性理性的性質，即為中國人之心之性質。中國人的頭腦近乎女性的神經機構，充滿著「普通的感性」。而缺少抽象的詞語，像婦人的口吻。中國人的思考方法是綜合的、具體的而且慣用俗語的，像婦人的對話。他們從來未有固有的比較高級的數學，脫離算術的階段還不遠，像許多受大學教育的婦女，除了獲得獎學金的少數例外。婦女天生穩健之本能高於男子，而中國人之穩健性高於任何民族。中國人解釋宇宙之神秘，大部依賴其直覺，此同樣之直覺或「第六感」，使許多婦女深信某一事物之所以然，由某某故。最後，中國人之邏輯是高度的屬「人」的，有似婦女之邏輯。一個女人介紹一位魚類學教授，不是爽爽脆脆介紹一位魚類學教授，而說是介紹的是哈立遜上校的妹夫，哈立遜上校在印度去世了，那時正當她為了盲腸炎在紐約接受可愛的名醫古拔博士的手術，你要看看他的情面啊。由於同樣方式，一位中國法官不能把法律看作抽象的獨立體，而看作可以重輕順變的音節，故可隨機應變，以期個別的適應，是以適應黃上校者如此，適應於李少校者可以如彼。職是之故，任何法律，倘非私情地可以適應於黃上校或李少校，便算是不近人情，所以不成其為法律。準此，中國的審判是一種藝術，而非是科學。

著者前面說過，中華民族受了過分聰明的累，像表現於他們的老滑頭，表現於他們的冷漠無是非心，表現於他們的和平性格者，此等性格已跟怯懦相差無幾。大概聰明有理性的人都是懦夫，因為聰明理性的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倘使吾們能澄清思慮觀察一下，一個人倘把腦袋猛然向前「衝過頭」，鼓其發了酒瘋似的銳氣以期迎擊一顆鉛彈，僅僅是為了報紙所鼓動的原因而犧牲，當然是再愚笨也沒有了。倘他能用他的腦筋讀一讀報紙，他就不會衝頭陣，倘他能善自約束，少喝一杯燒酒而保持頭腦清醒，他就會理智的畏縮起來。上一次世界大戰告訴吾們，許多仁人君子，平時在大學中稱一時俊彥，及大戰爆發，他們所忍受的心靈上的痛苦，非一般壯健而淺智者流所能想見其萬一。故私逃兵役為一個人對本人盡職之一大德性，這不是一個新兵的感覺，而是當了四年軍役的士兵才有此感悟，這實在是開放於理性的誠實人面前的唯一明哲之道。

有許多呆笨苦役裏頭，當然包含著一部分真實的科學功績。只有真實的科學訓練，能使科學家樂於研究細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護的外衣之類，而科學之逐代發展達於今日燦爛光輝的階段，也自此等細小的發現積累而來；缺乏這種科學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與普通感性，中國人勢必輕視研究蚯蚓或金魚生活之努力，覺得此等事，讀書人不屑為之云。

所謂想像的世界，並不局限於目不識丁之輩才有，聖哲如孔子，論及鬼神時亦曾表現某種程度的質樸的想像，他說過：「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他又說：「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說到鬼神，他於心甚安，真是天真可愛。他願意讓鬼神留下來，只要他們不來打擾他。

中國人這種思考方法是殘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覺的思考既無需科學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較為自由之餘地，而常常接近質樸的幻想。有幾種中國藥物乃基於文字上之遊戲性質的，或為一種奇幻的聯想。蟾蜍（蝦蟆）因為生有皺栗之皮膚，即用以治療皮膚病；又如一種生於陰冷山谷深澗中的田雞，則認為於身體上有清涼之效用；最近兩年來，上海報紙上長年登載有出售「肺形草」的廣告，此草產於四川，據稱係肺癆病之最良治療劑。諸如此類同樣的奇說，不計其數，至謂小學生不可食雞爪，食之則會養成抓破書籍之習慣，更屬想入非非。

中國人之思考所以常常滯留在現實世界之周圍。這樣促進了對於事實之感悟而為經驗與智慧之基礎。此不喜用抽象詞句之習慣，又可從分類編目所用之名詞見之，此等名詞通常都需要用意義極確定之字眼，而中國人則不然，他們大都採取最能明曉淺顯的名詞以使用於各種不同的範疇。因此，中國文學批評中有許多形容各種寫作方法的不同的表襯詞句；有所謂「蜻蜓掠水」，謂筆調之輕鬆；「畫龍點睛」，謂提出全文之主眼；「欲擒故縱」，謂題意之跌宕翻騰；「單刀直入」，謂起筆之驟開正文；「神龍見首不見尾」，謂筆姿與文思之靈活；「壁立千仞」，謂結束之峻峭；「一針見血」，謂直捷警策之譏刺；「聲東擊西」，謂議論之奇襲；「旁敲側擊」，謂幽默之諷誚；「隔岸觀火」，謂格調之疏落；「層雲疊幛」，謂辭藻之累積；「湖上春來」，謂調子之柔和；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句句都是繪聲繪色，有如bow-wow（狗吠）、pooh-pooh （呸呸！）、sing-song theories （乏味的理論）那套原始語言。

中國人之心靈何以不適於科學方法之發育，其理甚顯。因為科學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頑強的苦役底鑽研。而中國人則信賴普通感性與內省的微妙之旨，故疏於分析。至於歸納法的論理，在中國常被應用於人類的相互關係（人倫為中國人最感興趣之和_圖_書題目），在西方往往有流為呆笨之結果，此例在美國大學中尤數見不鮮。就是今日用歸納法所作之博士論文也得使培根痛哭於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國，大概沒有人會那樣愚笨，好似寫一篇研究冰淇淋的論文，經過不斷底努力之後，卻宣布其猶豫不決之結論謂：製造冰淇淋所用糖之主要作用為使之甜。或有經過長時期井井有條之研究，發表「四種洗濯盆碟方法之時間與動作之比較」，而復得意揚揚自以為覺察了一個新的學理，即「傴腰與提舉的動作是疲勞的」。或者寫一篇「棉花內衣黴菌量之研究」，而發表「黴菌數量之增殖，與外衣褪去所需時間成正比例」。數年前，報紙上曾登載一篇通信，紀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學生，專事精密研究各種書信格式之感動力，結果發覺一大原則，即「字跡愈深，則愈易注目」。

但是中華民族一般的智力，在怯懦以外，亦有別種材料可用以表明。中國留學歐美之大學生多能在文學方面顯其優異，著者覺得這不能認為出於揀選方法的關係。蓋中國人之「心」在國內久已熟習於文學之探討。日本人曾譏諷地予中國人以「文學國家」之雅號，蓋並未說錯。隨手舉一例子，便是現下流行雜誌之大量生產，隨時隨地都可以產生一本雜誌，只要有三四友人合作經營，不難吸收無數之著作家，名作如林，紛至沓來，直可使編輯先生頭為之暈，目為之眩。昔日之科舉制度，亦為一種靈才之考試，故中國人蓋已久經琢磨於辭藻之美的使用法與機靈之文學特性，而詩的培養尤足訓練他們養成優越的文學表現技巧和審美能力。中國的繪畫已達到西洋所未逮的藝術程度，書法則沿著獨自的路徑而徐進，達到吾所信為韻律美上變化精工之最高程度。

中國學者這樣免去了勞目勞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種基於直覺的質樸信仰。中國學者竟復依據之進而解釋人體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滿足。中國全部醫藥學和生理學乃根據道家的五行說——金木水火土，更以人體的組織為宇宙的雛形。腎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幾無以施藥物。一個人患了高血壓，則認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則認為土太旺，瀉藥可用以增進腎臟之作用，蓋所以助養水行，而不消化症卻往往而癒。倘遇神經錯亂，則可以飲清水並服鎮痛劑，庶腎水上升，稍殺肝火之勢，因而維持其精神之常態。無疑地，中國的藥物是有效的，問題乃在其診斷之學理。

大概宇宙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充分解釋清楚，致頗有餘地以容納這樣的幻想之存在。擬想的正當用途，乃以「美」妝飾這個世界。比方像在道德的領域內，人類智力乃用以轉變這個世界使成為滿足人生的場所；而在藝術的領域內，是用擬想的天才在這個勞苦乏味的世界上撒布一層美的薄幕，使它生動而適合吾們的審美享受。在中國，生活的藝術，與繪畫、詩合而為一。十七世紀末期，大文學家李笠翁在他的戲曲《意中緣》裏有這麼兩句：

質樸這個意思該先弄明白，因為它可引導我們走進中國之想像與宗教的世界。關於宗教，乃指一個極樂的天堂與一個慘酷的地獄，並實體而生活的鬼神，非為波士頓一神論者（Boston Unitarians）所謂「天國……存於汝身」之說，亦非如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信之「不可擬人的，無定形的，存在於吾身，圍繞於吾身，主張正義之權力」之說。

韓愈之為唐代一大文豪，亦為擁護孔教的一大健將，他繼承著孔子這種天真的態度。當他謫居現在的汕頭附近的時候，適有鱷魚為患，他遂寫了一篇聲調鏗鏘的〈祭鱷魚文〉，一若鱷魚竟受了他這篇優美雄健的文章所感動（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文章能手之一），照他自己的證述，鱷魚從此不復出現於此縣。韓愈是否真心信仰此事，殊無益於考究。倘欲發問這個問題，即是誤解了實況，因為他的回答十之八九將為：「吾何以能知其真，然足下卻何以知其非真？」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論調，既承認解決此等問題，非吾人智力所能勝任，倒不如漠視而過之。韓愈為具和-圖-書有偉大膽識者，而且不是一個迷信人物，因為他是著名的〈論佛骨表〉的著者，在這篇文章裏，他勸諫皇帝勿派遣代表去迎佛骨。我想當他執筆寫〈祭鱷魚文〉時，一定在暗暗好笑。另有幾位膽識偉大的人物，具有較強的辯證力，像後來的司馬溫公，他力闢佛教地獄之說，提出一個質問：為什麼中國未聞佛教學說以前從不夢及地獄之事，但是這樣的辯證方法便不是中國精神的典型。

中國人思考特性之詳細討論，已使吾人瞭然於中國自然科學之所以不發達。希臘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學基礎，因為他們的心靈本質上是一個分析的心靈，此事實可由亞理斯多德時代之燦爛的文明來作證，埃及人發展數學和天文學，都得需要分析的心靈。印度人也發展了他們自己的文法。中國人雖有一切固有的智識，卻從未發展文法的科學，而他們的數學和天文學都從海外輸入。因為中國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悅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們的抽象用語像「仁」、「義」、「忠」、「禮」，已屬十分普通，它們的精密意義自然而然已喪失在模糊的普遍性裏。

周代哲學家中，只有墨子和韓非子兩人遺留給吾們以精確辯論的文體。孟子無疑為一偉大的詭辯家，但他卻只注意那些較大的字眼如「利」與「義」。其餘像莊子、列子，則競尚隱喻。墨子之弟子惠施與公孫龍亦為雄健的詭辯家，喜巧設難題以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至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輪不輾地」、「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狗非犬」云云。漢代學者雖距戰國未遠，卻於學術上未有新發展，僅致力於前代經書之訓詁而已。晉代繼之，學者則復興老莊之學，藉其直觀以解決人生與宇宙之神秘。因而實驗一事，從未計及，科學方法更無發展之機。宋代理學家參入佛學思想，重行箋註孔教著作，制為訓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規範。他們的治學態度，以能洞曉大義、不拘細節著名。故宋代學者之哲學為最不合科學之哲學，亦竟可以說是根本未有哲學。直至清代才發展一種比較治學方法，這種治學方法立刻使清代學術放出空前的光彩。

這個特徵或可由英文中「理」與「情」的對立意義中見其一二，亞理斯多德說：人類是論理的而不是講情的動物。中國哲學也容認這個說法，但卻加一補充，謂人類盡力成為有理性即講情理的而不僅僅為論理的動物。中國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趨向於邏輯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較為實體論的，較為人情的，並密接於現實而能認識正確的地位的。

想像引用其潛思冥索，將貧愁化入美境，吾人讀杜甫詩，此旨最能明顯。美可以存在於茅舍中，亦可以存在於蚱蜢，存在於蟬翼中；最稀奇處，美亦可以存在於岩石中，世界上只有中國人會去畫一塊嶙峋殘罅的怪石，把它懸諸壁上，終日欣賞玩味，樂在其中。此等怪石並非威尼斯或佛羅倫斯的石雕像，而是粗糲不堪、毫無修飾的天然產物，它仍然存留著自然原貌的粗放韻味，而吾們的審美樂趣即自此產生。我想，賞玩品味普通石頭的樂趣，是中國人心靈中最後的風雅。的確，中國人在一顆小石頭裏探索美，其用心之良苦，與他們急於想從這個岌岌可危的、宿命的世界裏壓榨出最後一分快樂並無兩樣。即使內戰就在他家門口如火如荼地開打，他仍會把一幅嶙峋怪石，或花貓兒注視蚱蜢的圖畫，掛在牆上細細品味欣賞。從平凡生活中尋求美，是華茲華斯一派之價值，也是中國人想像之價值，因為華茲華斯（Wordsworth）為英國所有詩人中最富有中國精神者。明末學者蕭士瑋，在雨點中也感受到了美，他在筆記中說：人倘在雨點中久立而不去，可以體味出一種美的感覺來。這樣的說法即為一般通行之筆記體裁。但這不僅是文學的要旨，亦為人生的要旨。

此所謂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學的基礎，那是很有趣的，中國人之判斷一個問題的是與非，不純粹以理論為繩尺，而卻同時權度之以理論與人類的天性兩種元素，這兩種元素的混合，中國人稱之為「情理」。情即為人類的天性，理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韌的人類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變的法則。從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體，產生人類行為的是非和歷史的論題的判斷標準。

卡爾格林（B．Karlgrem）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說明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別古書真偽在爭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笑；但這種錯誤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或五千字以樹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標誌讓後人來贊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許多筆記或隨筆遺傳給我們，裏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態度的意見，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紀錄，也有暹羅雙生的佚事，狐仙、虯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跡，雜沓紛紜，湊在一起。

如此愚拙的工作雖在商業廣告上或許有用，實際上依著者愚見，其效力只等於中國人一瞬間的普通感性與直覺，著者曾見過一幅極精美之插畫，登載於Punch雜誌中，那插畫畫著一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的圓桌會議，他們正在把許多解剖了的豬體加以檢測，一支寒暑表插在豬頭的長鼻孔裏，前面則掛著一串珠鍊，檢測結果，乃一致決定：「豬玀見了珠寶，並不發生反應。」這樣描寫，並不能算作污辱科學方法。羅徹斯特大學開松（Cason）教授曾在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家年會中宣讀論文一篇，其標題為「普通煩惱之起源及其性質」，文中區分煩惱種類至二萬一千種之多，其後和_圖_書去其性類相同、重複，暨非純粹之煩惱，最後縮減至五百零七種（！）。他又把這五百零七種分歸數類，像食品雜有毛髮者二十六種徵兆，見了禿頭顱者兩種徵兆，起於蟑螂者二十四種徵兆云。

那也很難說究有多少事情是鄭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遊戲性質的幻想。不過有許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進膳，千萬莫把魚翻身，要是你真把魚翻一個身，那船夫便會狠狠著惱，因為魚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見得十分清楚這是真有介事還是無介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說，如此忌諱，他卻也不願費心費力去研究稽考以圖證實。這是一個心理階段，介臨乎真實與假託之間，真假混淆，富含詩意，有似黃粱一夢中之境界。

照這樣的學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它祇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莊子》）。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莊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道即謂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只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中國人雖非明覺地同意於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在本質上是與之合致的。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皇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術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中國語言之單純可以從「坐食山空」這句成語看出來，對中國人來說，它的意義明白不過，就是「一個人倘不事生產，終日坐著不動，只會白白吃飯，則雖有山樣巨大的財產，亦不免吃光用盡」。所以英國語言倘欲趕上吾們，還需相當時日才行。

如此擬想的浪費，與抽象用語之貧乏，不免影響寫作的格調，因而及於思考之式態。一方面固增進活潑之性狀，另一方面，它不難退化於無意義的裝飾而不具充實之內容，此等缺點為中國文學史上某幾個時期的苦悶的罪惡，直到唐代，韓愈始大聲疾呼，樹起反抗之旗幟。這種裝飾文字所謂駢驪文的格調，深受缺乏精確性表現之弊病，而其優點為最佳之「非古典派」小說中所表現者，為一種閒遊的散文，富有新鮮通俗而含著農村的風味，有似英國文學中之斯威夫特（Swift）與笛福（Dofoe）的作品。故從英文譯為中文，其中最感困難者為科學論文，而從中文譯為英文，其中最感困難者則為詩與駢體文。蓋這一類文字，每一個字眼含有一個意象焉。

這尊重學問的意義又與西方通常的解釋略有不同。因為像許多中國學者終身孜孜不倦以專志於其籠統的所謂學問，歐美學者像幾位大學教授乃聚精會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專門科目，其治學精神有時幾等於病態的矜誇與職業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遠較為深刻。中國人之尊敬學者，基於另一不同之概念，因為他們尊敬學者的那種學問能增進其切合實用之智慧，增進其瞭解世故之常識，增進其臨生死大節嚴重關頭之判斷力。這一種學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學理上是從真實的價值得來的。無論地方的或國家的糾紛，人民都盼望飽學先生下一個冷靜底判斷，盼望他放出眼光遠大的觀察，盼望他在一個關係複雜的行動和決議上獲得較清楚之悟解，因此亦視之為天生的指導和領袖，而真正的領袖都被當作心靈上的領袖。由於民眾大多數目不識丁，維持領袖地位本非難事，有時只消講幾句成語，令不識字者聽之一知半解，或引證一些歷史掌故，一般人民只能從戲台上略窺一二的，也就夠了。引證史實常能解決爭論，這是出於民族特性。因為中國人之思考是具體的類比，此觀念多少能把當前的情形納入一般人民所能全體瞭解的範型。

對於西方人，一個問題倘能邏輯地解決，那是夠滿足的了，而中國人則不然。縱令一個問題在邏輯上是正確的，還須同時衡之以人情。確實，「近乎人情」是較勝於「合乎邏輯」的偉大考量。因為一個學理可以根本違反普通感性而卻很合乎邏輯。中國人寧願採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為，卻不能容許任何不近人情的行為，此種情理的精神與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國人生理想上樹立了最重要的態度，結果產生了「中庸之道」，這是吾在下面將要講到的。

是以中國人之心靈不能謂為缺乏創造力。它的發明才能則與中國工業相等，滯留於手工藝階段。由於發展科學方法之失敗，和中國人思考之特殊性，中國人在自然科學方面是落伍了。著者深信倘能適當利用外來的科學方法，予以充分之研究，中國自必亦能產生大科學家，而於未來世紀中一顯其好身手。

據此等筆記所描寫，倘有書生孤齋夜讀，遇此等幽靈鬼怪出現，倒不甚可怕。蓋當燈火黯淡欲滅，有書生矇矓而入睡，忽聞綢衣窸窣聲，亟睜眼視之，則一麗妹，可十六七，慧秀姣媚，光華照人，方睨之而笑。她們往往為多情熱烈之少女，我蓋深信此等故事而為孤寂書生引以自|慰之願望。她也能用種種狡黠手段羅致財帛以助情人之貧乏；也能體貼護侍他的疾病，其溫潤慈和勝過於現代之新式看護。更奇者，她有時還能替他蓄聚金錢，當他作客他方，她復能耐心地為他守候。所以她也能保持貞潔的節操。如此同居戀愛的時期，少則三五日、數星期，至可延長及一世之久，直等她替他生了小孩，孩子又長大成人，應試及第，乃至榮歸鄉里，則忽失故居所在，但見古墓荒塚，有一穴穿於地下，其中躺一已死之母狐。因為此當年所謂麗妹，即中國人津津樂道的狐仙之一。或者她忽然隱逸，臨去卻還留一短箋，敘明她實為一狐狸，但欲享受人生幸福，因來繾綣。今見彼等已能發達，伊深為欣慰，但願彼等恕伊之孟浪，末復致其戀戀不捨之情云云。

據我所知，女人總避免hｔtps://ｍ.hetｕbｏok.com•ｃｏm使用抽象詞句。這一說可從女作家所常用的字彙加以分析研究而證明（分析統計方法是西方人所習慣的心智，至於中國人因為普通的感性勢力太大，不耐數字之麻煩，故用統計方法來證明似於中國人有為難處。但倘他能直捷地覺察女性作品或言語中所用抽象字彙之稀少，也就夠了）。所以中國人近乎女性，常用擬想的具體化來代替抽象的術語之地位。極端學究式的字句像：「There is not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殆無法正確地翻成中文，翻譯者大概只好引用《孟子》上的問句來代替：「……五十步與百步，有以異乎？」這樣的代替，雖喪失了原文的定義和精確性，卻獲得了明白易解，所以與其說：「我怎麼會感知他內在心智之進展呢？」還不如說：「我怎麼知道他心裏轉什麼念頭呢？」來得清楚明白，但肯定還是比不上中國人說「我又不是他肚皮裏的蛔蟲」來得暢快有力。

中國人思考方法之具體性，又可以用她所用的抽象詞句之性質，及其俗語與比喻之通用幾點來表顯。一個抽象的意識，她往往用兩個具體的品性組合而表達之，譬如「大小」所以表達體積的量，「長短」所以表達長度，「闊狹」所以表達寬度；例如「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長和短亦用判別兩方爭論的是和非。吾人常說：「我不喜議論人長短。」又如「此人沒有是非」，它的意義即謂這一個好人，因為他保有公正不偏的態度，不捲入爭論漩渦。抽象名詞以「ness」做為字尾的一類，亦非中國人之所知，中國人僅知如孟子所說：「白馬之白，非白玉之白也。」這表明他們缺乏分析性的思考。

這個斷論不是開玩笑，卻是很正經的。而且事實上這是中國人直觀的典型。於是有人覺得科學方法畢竟有些道理。因為用了科學方法，雖然你得小心關切像「糖在冰淇淋製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這種發現，但也可以用別種幼穉的思考像上述筆記所代表者以圖省事。他至少能夠用自己的手捫一捫自己心房的跳動，可是中國讀書人是所謂書香子弟，從來就是只開口不動手的。

中國人對於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從生活的各方面證之，此等特性既非邏輯，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種原始民族時代之心理。幻想與真理之區別，從不加以分辨，亦無意從事於分辨。蝙蝠和鹿常為刺繡品中很通行的題材。因為蝙蝠之蝠諧音「福」，而鹿字諧「祿」也，中國新郎新娘成婚後，得吃一頓成雙酒，席上一定有一顆豬心，它的意義是新夫婦吃了此心，將來終身義結同心。

耶斯佩森（Jespersen）寫過一本名著《英語之成長與構成》，書中有一次討論到英國語言的雄性品質，指出它的特點是：崇尚簡潔、合乎常識和有力。作者雅不願反駁如此偉大的英國語言學權威，不過在性別這一點上，則歉難同意。常識和實用的心理為女子之特性，較甚於男子，男子常喜憑空遐想，翱翔非非之境。中國語言和文法顯出女性特徵，正因為語言的形式、句法和字彙，顯出思考上之極端簡單性、想像上之具體性，和句法相互關係之經濟。

這是中國人擬想的典型，其幻象非若高翔九天之上，而將心上的幻影披以奧妙，予以人類之情感與憂鬱。它具有一種蠱惑的美點，使人信以為真，不求完全合理，亦不可明確底解釋。中國人之幻想的美質一向未為人所注意，我將於此翻譯一段故事，叫作〈倩娘離魂記〉，係出於唐人手筆。作者固不能斷定此故事之準確性若何，但知此事跡約當紀元六九〇年前後，適值武后當政時代。吾國之小說、戲劇，和其他文人著作，往往多有類此典型的故事，其內容乃將神異的事跡寫成可信，因其逼肖人類之性質。

中國作家只給你一段或兩段論辯便下結論，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它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剎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享盛名之由來，非由於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確，此等正確性只有留待後代證明。《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歷史事蹟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正確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只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再進而談到中國人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是基於中國人對於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以證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莊子在兩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齊物論〉裏頭早已指出人的智識的主觀性：

照中國的語法「他打他」「吾怪吾」，意義已經十足地清晰而明瞭，固毋庸再加以主格非主格之麻煩。至如第三者單數動詞末尾加s ，它的冗雜無聊可用過去分詞證之。蓋過去分詞之第三者單數固無特例也，實際上許多人說：「us girl」「them things」，其意思倒從未被人誤解過。著者懇摯地希望英美教授總有一天敢在教室裏堂堂正正地說出「He dont」，如此一來，終有一天英國語言才能藉此洋涇濱之影響力，變得和中國語言一樣清楚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