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提前看見那幅圖片。記憶下載了它，儲存著，多年來我便認定托爾斯泰墓地是怎樣的圖景，現在，小草坪和周圍的景致，完全不同。我輕微懊惱了，隨即寬慰自己：為什麼非要一樣呢。目光開始調整滿目綠樹，指向那座低矮的草墳。從地面高出尺餘，墓體周邊大約兩尺見方的泥地被仔細剷平，踩硬，使周圍的青草與墳墓隔開，青草蔓延到沙路，呈半圓形，邊緣是今春新摘的細樹枝，一彎一彎，連成柵欄，如鄉村貧戶的菜地邊界。站定低矮的柵欄邊，我遲疑著，不知該不該跨入草地，走近長方形土墩。

更密集的樹林在故居背後圍攏而展開了。老天！從未見過這麼多雙人合抱的巨樹，最低的枝杈高達六七米，我像置身由樹頂籠罩的蒼穹。等在龐大的濃蔭中，林中小徑持續有人返回，說是穿過林子那一端，即是主人的墓。造訪計劃總會臨時更改，原先設想從故居出來後尋訪主人的草墓，現在既是等著，俄人行事又那樣的慢而認真，看來只得提前了——也在那期雜誌的圖片中，我預先看見了托爾斯泰的墳。沒有墓碑、台座，沒有任何裝飾，只一壠狹長的草泥，隱在林下。還有比這更樸素而謙遜的一座墳麼？更早的時候讀過關於落葬地點的傳說，記不確了，似乎是主人幼年聽長輩說起林中的綠棍子，日後囑咐家人，死後葬在那裡。

一如後世的法國畫家終於將目光轉向本土，達維特、安格爾、庫爾貝、塞尚，在蒲桑的圖式和語彙中展開法國人自己的畫路——蒲桑的義大利實踐儲備了法蘭西繪畫的語彙——同樣的軌跡在十九世紀俄羅斯，清晰可循：雖然勃留洛夫同代幾位相對次要的畫家已然描述俄羅斯大地的詩意（短命的克雷洛夫生於一八〇二年，我格外心儀的維尼斯西亞諾夫生於一七八〇年），但是歐洲題旨仍是正朔，到了克拉姆斯柯依一代，俄羅斯形象抬起頭來。列賓，遊學歐陸，鄙視與他同輩的印象派，初試啼聲，畫的是《伏爾加縴夫》。蘇里柯夫則從未去歐洲巡禮，第一件重頭作品即是《近衛軍臨刑的早晨》——我不想強調著名的巡迴畫派（蘇里柯夫並不廁身其間），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文學家、劇作家、畫家、音樂家個個滿懷自信，斜視西歐，如氣血強旺而才華橫溢的醉漢，集體匯入俄羅斯藝術的多聲部合唱。

聖彼得堡還留著王卿巨家的隔代後人嗎？不知他們在哪裡上班謀飯。描寫莫斯科彼得堡貴族生活雙城記，托爾斯泰手到擒來。當法軍逼近莫斯科，彼得堡照常舉辦豪華的舞會，在宴飲中談論戰爭。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聖彼得堡，安娜．卡列尼娜為了看見渥倫斯基，每天在這座城出入三個社交圈的豪華客廳：

穿過樹林多麼快樂，希什金畫中的參天巨樹絕非虛張聲勢。俄國的樹為什麼這般高大，彷彿深諳長篇文學：樹身枝幹的矗立與伸張，提綱挈領，隨即縱意舒展，從容蔓延，旁支斜出而縱橫交集，鋪開來，高上去，居然起承轉合了。有一回高爾基來訪，看見主人默默仰視風中搖撼的大樹，不敢驚動，良久，老人自言自語：多大的力量啊！今日大晴，高樹微風，初夏的綠葉綠到那般鋪張浪費，我懷疑眼目因這漫天的翠葉而染成綠色了。林子外是一寬闊的村道，行不遠，道旁小徑口豎一鐵牌，標有指向墓地的英文說明。折入小徑，一片低矮的樹林，綠葉拂面，樹影細碎，周圍僻靜下來。那墳不遠了麼？不知是在當時還是此刻，我信步走著，念及托爾斯泰描述將死之人的片段了：

將近百年，這幫俄國佬怎樣地辯論、爭吵、親吻、寫信、絕交、要好，終於，淚流滿面了——流亡巴黎的赫爾岑與同鄉們熱烈擁抱後，掛著淚痕，忽然問：那麼，今晚有牡蠣嗎——我大約記得托爾斯泰與小他十五歲的列賓的對話，話題是為那幅《庫爾斯克省的祈禱行列》。如以賽亞準確的形容，托爾斯泰，這位想當刺蝟的老狐狸，疑惑而嚴厲地問道：你究竟什麼意思？是譴責這些教徒的愚昧，還是欣賞他們？列賓，笑瞇瞇地答道：

冬宮美術館的形制，略似盧浮宮，呈拉長的「凹」字。底樓一如西歐大館的通例，陳列兩河流域及希臘羅馬文明，擺滿又大又重的石刻，二樓、三樓，大致是以歐洲為主的繪畫與珍寶館——文藝復興義大利諸館的窗戶對著涅瓦河，從暗棕色畫面移看窗外，滿目碧藍；朝向東南的法國館排窗對著冬宮廣場，雖有厚窗簾遮擋著，艷陽透射在油畫上，反光晃眼。在三樓現代館的朝北窗戶又撞見碧藍的涅瓦河，好在塞尚與馬蒂斯的畫面已足抵禦色彩猖狂的自然——穿越皇宮的一廳又一廳，是目不暇接的長途跋涉，舊宮門並不寬大，每天數萬參觀者出入於南北宮門，擁擠排隊。當年盧浮宮延請貝聿銘添設空間、疏導人群，委實是英明的。

謝天謝地，都在：列賓的《伏爾加縴夫》（畫於二十六歲到二十九歲，認真虔誠，傾斜自己的簽名式，將筆畫躺在河灘沙礫間），《士兵告別》（畫於三十六歲，那鄉村男孩哭泣的背影正是托爾斯泰筆下的窮人），《米拉的聖尼古拉解救三個無辜者》（畫於四十四歲，這時，他描述人物的戲劇感已趨出神而走火之間），《查波羅什人覆信土耳其蘇丹》（畫於四十七歲，雖然看過三百次複製品，逐一核對原作中那些狂笑的臉，我還是獨自傻笑了）……當然，還有卓越的肖像：喜滋滋的胖夫人，神色迷狂的音樂家格拉祖諾夫與魯賓斯坦，還有，穿著農民襯衫，赤著腳，老實地站在樹林裡的托爾斯泰：瞧啊，雖然不止一次給列賓擺姿勢，可我看出托爾斯泰心裡多麼喜歡自己，藏在濃密的壽眉和大鬍子裡，他沉靜地為自己驚訝著。在他臨死前一年的肖像中，這自我意識完全消失了，列賓捕捉了老人頑強的茫然。

我不曾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樣談論托爾斯泰，但《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後，他那麼驕傲地朝向歐洲，說，沒有一部歐洲的小說能夠與之媲美。他比托爾斯泰早逝近三十年；托爾斯泰談及他，似不像對屠格涅夫及其他同行那麼肆無忌憚：他曾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無視技巧，作品粗糙而堆砌；晚歲，忽又不安地看重這位年長幾歲的同行，含著淚，講了幾句老年人才會說出的話，說是早該找他。他倆有過通問的記載嗎？據說他出走前，桌面攤開著《卡拉馬佐夫兄弟》：王不見王，這是中國的說法，照高爾基的意思，上帝與托爾斯泰是一個洞中兩隻熊，不好相處，其實另一隻熊，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真的囚犯，彼得堡居民，不是貴族，不是地主，終生守著普希金與托爾斯泰完全沒有的秘密經驗，有心而無意，提前預告了二十世紀的寫作，專事搜捕人的難堪，以及，怎樣承受難堪，同時，至少在他晚年，住在我今天到過的公寓裡，殷實而溫暖。他靠稿費生活嗎？他的家，一點看不出主人曾經密謀造反，站過法場，押送西伯利亞，日後經常賭博輸錢。

而十九世紀遭遇這位大地主，以無可估量的代價，成全他：他的精神——俄羅斯人喜歡說是靈魂——貪得無厭。有位美國俄裔老太太口出警句，她說，做一位白人要去十九世紀的殖民地，做一位貴族，要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前一句，殖民地人民理應憤慨，後一句，西歐的白人聽了，不免怏然。法國大革命之後，民主抬頭，貴族崩解——當法國革命過了半個多世紀，俄羅斯貴族文化始告成熟。一八四七年，十九歲的托爾斯泰繼承了雅斯納亞．波里亞納的田產，農奴制的廢除要到一八六一年。這位青年伯爵高臥沙發讀著催生革命的書——盧梭、伏爾泰、斯賓塞、孟德斯鳩——同時，有如先秦的封侯，擁有大片領地和數百農奴。終其生，他的苦惱與優渥同等奢侈，雅斯納亞．波里亞那是一份活的證明：偉大的良心和長篇並非與財產無關。

他最後羈留的阿斯塔波沃車站站台有一枚老座鐘，百年過去，迄今將指針停在托爾斯泰逝世的鐘點。

走出低矮的林子，小徑繼續向前，森然高舉的菩提、白樺、橡樹，不再那麼粗大茂密，天色透亮了。我像在村野間愉快迷失的人，一時忘了這裡是雅斯納亞．波里亞那。

誰沒有不忍懷想的片刻？然而偏會想起，且詳詳細細地想：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寫快|感。他的看家功夫，是引你不堪卒讀而狠心讀下去，終於忍無可忍地忍受著，潰敗於文學的淫|威了。我願這閱讀記憶只因青年時代的傷懷易感，但此行重讀托爾斯泰，照舊又哭又笑，遷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味，我還是怕：當我遠遠望見他的故居的灰色大公寓，心裡就沉重起來，好像那是死牢或絕症病房。

正午時分終於進了主人的故居，擠在各國訪客中，心裡是才離開的那座草墳。先看故居，再看墳，感想會不同麼？站在墳前時，空無一念，此刻略微神不守舍了——這裡是主人在莫斯科故居的放大版：更大的鋼琴，更長的沙發，更多的油畫，更豪華的地毯與帷幔，更敞亮的窗台，每個闊窗台停著陶罐，展開正巧合適的鄉村鮮花，每間屋子總有幾尊主人的大小塑像。長長的餐桌周圍曾經坐著屠格涅夫、契訶夫、列賓、高爾基……當年羅曼．羅蘭、甘地、張慶桐與辜鴻銘寫給他的信，不知存在這裡還是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博物館。從門廊過道到樓上樓下，隨處排著書架，塞滿書，我能辨讀的只一冊老子《道德經》。那麼多舊書百年不曾取閱，已是文物，不是書了。

我久已忘了普希金的詩，但迷戀他的小說，手邊有一冊，是耿濟之的譯筆：《射擊》、《驛站長》、《黑桃皇后》，還有《上尉的女兒》……介於男孩的甜夢和惡作劇之間，篇篇妙然，又如莫札特，貴不可言。托爾斯泰重讀普希金，豁然明白長篇的啟首無妨單刀直入，我猜，托爾斯泰恐怕不帶痛苦地嫉妒他——高上去，再高上去！普希金逝世那年，托爾斯泰九歲——如今彼得堡旅遊廣告印著普希金的手稿與鋼筆畫，隨手勾寫，筆致靈動，以俄羅斯性格的凝重與遲緩，這逸筆草草實在是異數，俄國文學卻從普希金開始，找到自己的語言。

在普希金舊居徘徊時，我沒想起四十年前贛南山雨的一幕。豪華過堂的靠牆小木桌蓋著絲絨，訪者穿過這裡進入正廳與內室，回到過堂時，絲絨揭開了，那是一具小小的玻璃櫃，櫃中襯墊上排列著詩人的遺物：普希金的死亡面模，眉心微微皺著；一隻盒蓋掀開的小銀盒露出詩人的一縷頭髮，灰褐色，失盡光澤；一幅小素描畫著普希金遺容的側影，筆畫拙樸；畫中床頭的細蠟燭就擱在小素描旁邊，早已脆裂，被仔細接攏，平放著。館員告訴大家，當年數萬人排隊進門與普希金作別，詩人的遺體就停在這間房——「高上去，再高上去……」這是普希金彌留之際的囈語，是戈寶權編譯中我所記得的幾句話——他不知道那麼多人愛著他，連日等在門外。現在我知道，守候的人群就擁擠在狹窄的河邊石路上。

那是十一月份的寒夜。由故居摸黑走去大路邊，得走很久啊，他居然記得折返家門口取那遺忘的帽子，也如寫小說般，在日記中記下取帽這一筆。故居小賣部出售一冊連環畫，描繪八十三歲的托爾斯泰從出走到死亡的十天：他裹著別人的毛毯，如走丟的老人被領進車站警局，縮在陌生牆角的長椅上，像個真的流浪漢。被迎回故居時他已是屍體，不曉得停在今天到過的哪間房間。「還沒有，快啦」，這是尼古拉的臨終遺言——這才是文學啊，這才是文學——托爾斯泰在火車車廂裡最後的話，倘若沒記錯，是他對周圍發脾氣，說，世上很多人在受苦，你們卻在這裡照料一個叫托爾斯泰的人。這遺言的另一版本，是他譫妄中的喃喃自語：農民是怎樣死的呢？

蘇里柯夫。俄羅斯巨獸。莫斯科收藏了他早年三幅悲劇性創作，在這裡，彼得堡，他的四大巨製件件猛烈而雄強：畫完《女貴族莫洛卓娃》，畫家中年喪妻，廢然停筆近兩年。在蘇維埃那部傳記電影《蘇里柯夫》中，是列賓，悄然寄他一包顏料，他於是站起來，向調色板擠出油彩——《攻克雪城》閃耀著《女貴族莫洛卓娃》濃郁璀璨的藍，畫面換成北方民族的冬季狂歡，原作終於使我看清了那位猛漢縱馬一擊的瞬間，周圍糾結呼喊的農民畫得多麼生猛而好看。《蘇沃洛夫越過阿爾卑斯山》，熱情豪邁的愛國主義：精瘦的老將領和官兵們如遊戲般集體嘩笑著，邁著致命而滑稽的步伐，湧向雪崖的深淵。尺寸最大的《葉爾馬征服西伯利亞》包圍在過於寬闊的鏡框中，以至鏡框下端支著木架，以防傾倒：臨刑的近衛軍原型再次出現了，一個個吹鬍子瞪眼，但不再是忿然赴死的神情，而是凶狠的射擊姿勢，右側那一大片傾倒潰敗的東方人同樣瞋目瞪眼，直視著密集射來的子彈——這是一幅瘋狂的沙文主義作品，在俄羅斯也不宜宣傳，蘇里柯夫憑藉帝國崛起的強勢，想像歷史戰役，在前現代爭戰中，人類就是如此你死我活，面對面——《斯金卡．拉辛》，蘇里柯夫最後一件大作，木船中央的強盜頭子托腮倚靠著，藍眼珠幾乎瞪出眼眶，身後是齊心划船的隨從，身前的幾位匪徒要麼醉倒，要麼彈琴唱歌：寬闊水波閃著北國的冷藍，美麗而不祥。這是又一件畫布上的文學作品，蘇里柯夫喜歡用典。畫中的藍眼拉辛正在盛怒的餘波中：他的妻子剛被他扔進河裡，眾人於是默默划船。

列賓是個好人，在善與美之間無可奈何：瞧見美麗的義大利繪畫，他衷心歎道，藝術就該服從藝術；在一件描繪俄羅斯窮村姑的三流作品前，他看了又看，哭起來，說是最好的藝術，描繪人性。蘇里柯夫的善良則如野獸般怔忪醒豁，與眼淚和智力絕緣，所有令西方人害怕的俄羅斯性格在他畫中猶如地火熔漿。早年，他毅然同情的角色全是歷史的反派：近衛軍謀反事敗乃因對抗彼得大帝的改革；莫洛卓娃是宗教改革的著名死敵；緬希科夫被貶則是美妻為帝王霸佔，兼以小人讒言，於是落難。中年，在後期作品中，他歡欣草民的生命之力，頌讚帝師的遠征，為古昔霸業而激狂，最後，被大盜的盛怒驚動了——他一出手即震撼俄國畫壇，沒人指他為當時的「歷史反革命」張目；他以同等的熱情描繪祖國的名將和江洋大盜，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在高的意義上，理所固然。終其生，他佩服頑強不屈的人，這劇烈的佩服之情貫穿他的初期與後期，往來於悲劇和喜劇的兩端。

北臨滴血教堂，南面藝術廣場，俄羅斯美術館的宮廷式殿宇建於一八九三年。在冬宮美術館巡看全歐名作，固然快意，但自從別了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我心心念念彼得堡所藏列賓與蘇里柯夫的另一半作品。初到彼得堡翌日，陰，有雨，不像在特列季亞科夫館那般踟躕不前，進門後，我徑直走向他倆的專館。

不，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

林中傳來成群孩子的清脆俄語。不久，十幾位男女中學生躥進草坪，走動拍照，托爾斯泰一聲不響，躺著，由他們玩耍。我撓著癢，繼續勾畫，待孩子們呼嘯而去，停了筆，也就跨入草坪，繞著土墩走走停停。伸手摁了摁包裹墳頭的柏葉，非常結實，不可移動，不知由什麼法子固定著，想是有本地農夫仔細操弄的。這是一座生態的墳，冬日為白雪覆蓋，春夏青草怒長，會淹沒它，暴雨時，想必草泥狼藉，它須得四季照料。通常的墓，人平行注視豎立的碑面，這草墳低矮，僅高出腳面。我俯看著，不確定托爾斯泰的頭部是在哪一端，選了偏向林子的那頭，蹲下身去，再摁了摁柏葉層，自以為撫摸了托爾斯泰的腦袋，掌心佈滿柔軟而刺戳的葉針。喂，托爾斯泰，我從小讀你的書，這些日子又在讀呢……百年來墓地周圍的植被與地形應有變化，當年葬禮，上萬人浩浩蕩蕩跟來，想是途經我走過的小徑，落葬的一刻，眾人下跪。那時托爾斯泰已是高度危險的人物，隊列中有騎馬監視的沙皇憲兵。

俄羅斯文明是年輕的。元末明初，那裡大抵蠻荒之域，從十二世紀末到十六世紀，東正教壁畫是俄羅斯唯一的圖像文明，雖則古樸，到底不及拜占庭。乾隆年間，聖彼得堡初建，皇家文化自十八世紀初全盤西化，西歐現代知識漸次輸入俄土，至葉卡捷琳娜時代，皇室鼎力扶持文藝，冬宮啟動世界範圍的藝術收藏。沒有這一切，文化俄羅斯是不可想像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爾斯基，蘇里柯夫，就是俄羅斯西化進入十九世紀的果實。

法語「拉姆波利埃」，即泛指文人雅士的社交界。

普希金故居與皇宮隔河相望，門前石路，路邊石欄，欄下是陰鬱閃爍的河。臨街的高高木門下端開一日常出入的便門，穿過昏暗拱廊，內院明亮，有草坪，有花壇。一尊比真人略小的普希金銅像被丁香花叢圍合著，詩人昂頭展臂，做出挺身吟誦的姿態——俄羅斯美術館正門廣場那尊高大的普希金銅像，姿勢相似，伸展的右臂停滿鴿子。這兩尊雕像誇張了詩人的激越，不如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的那尊，沉靜地站著，右手插在胸際的衣襟裡，可怕地像他，帶著非洲血統的面容，凝神遠望，又如盲者，什麼都不在看，好似傾聽，現出專注而超然的神色，廣場周圍的大型商業廣告牌，襯得普希金像是一位久未更衣的老人。

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列賓自我放逐，去到靠近俄土的芬蘭，死於一九三〇年。據說新政權成立後列寧寫信勸他回來，又據說他給彼得堡老朋友寫了二十多封信，全被拒絕遞送，因列賓拒絕將聖彼得堡改寫為列寧格勒。一九四六年，蘇聯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舊俄時代的皇家美術學院，那是女皇葉卡捷琳娜十八世紀下令建立heｔuｂoｏｋ•ｃｏｍ•cｏm的，列賓自己就在那裡畢業，女皇本人的大銅像至今高踞學院屋頂，一年到頭日曬雨淋。

別相信美麗的譯名吧，這裡多麼像上海久經荒敗的西式弄堂口，為導引訪客，詩人巨大的側面照片貼在水泥牆上，牆下擱著住家合用的垃圾桶。然後，請諸位相信譯名吧：轉進內院，昔日舍列梅季耶夫家族的豪宅隱在夏木蔥蘢的公園裡，正在下午兩點的明麗陰陽中層層疊疊翠綠著，幾道曲徑有距離地放著長椅，樹影斑斕。在噴泉屋公寓門前的濃蔭下，一方青銅切面豎立著，以陰刻浮現女詩人高傲的側像。六十五年前一個下午，以賽亞來到這裡。今天是阿赫瑪托娃的下午，我同時拜見了兩個人。

離開難以形容的莫斯科，聖彼得堡反倒無需形容了：果然，一座全盤歐化的都城，大致德奧風格，間雜被中和、被改良的西南歐晚期巴洛克建築，望過去都是熟識的景觀，但是更壯闊。社會主義大建築看來難以插足這早經嚴整佈局的城，而有姿有態的本土林木到處環繞著，間以這裡那裡的東正教教堂，彼得堡被賦予龐大而憂鬱的俄羅斯神態。涅瓦河，遼闊洶湧，波濤如鋼鐵般珵亮，陰雲下呈灰茫茫的紫褐，被雲層間隙的陽光照亮時，轉為冷青，大晴天，一派銀晃晃的蔚藍，耀眼刺目，每座橋墩下的巨大漩渦彼此追逐吞沒。

踩著沙石路，兩旁密匝匝枝條幼嫩的小樹，我想不出那墳在林中什麼方位。有位父親推著童車中的小孩迎面走來，滿身綠蔭，接著是幾位高中生，綠著紫白的臉，個個生著雀斑。他們不像本地人，顯然看過墓地而折返了，他們都讀過托爾斯泰麼？

在皇宮仍然住著皇帝的都城：倫敦、東京、阿姆斯特丹、馬德里，低調的皇家雖然僅在節慶日子給禁衛軍馬隊顫顫顛顛簇擁著，穿過大街，朝民眾招招手，皇城終歸還有點皇城的氣象。廢黜帝制的巴黎、北京、彼得堡，皇宮便是旅遊景點，每天給世界各國的百姓源源不斷擁進去，塞滿宮殿的角落，到處拍照，玩樂吃喝。《俄羅斯方舟》的全部場景就是在冬宮拍攝的，清場，排練，正式拍，不知花去多少天，那代價，我猜，就是支付一大筆旅遊損失的錢。

這故居外觀樸素，樸素到無可描述。我先已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一九九六年托爾斯泰專刊中看見過這幢白房子，格外記得那枚在露台上拍攝的照片：鋪著白布的桌上放滿托爾斯泰的早餐：麵包、香腸、蜜罐、湯、咖啡、水果……他吃得真多啊。從隔窗外看那十餘平米的露台，年久失修，木地板擱著幾張躺椅，此外空無一物，唯見稀疏的藤葉攀緣窗框：所有故居都被主人遺棄了。那時的俄國人不作興開什麼研討會，這露台，曾經目擊盛世的文學。列賓對托爾斯泰的愚蠢表示憐憫，就在這裡麼？高爾基驚異地發現，從托爾斯泰嘴裡常聽他清清楚楚說出再地道不過的鄉言村語，尤其是雅人們羞於啟齒的粗野髒話。

多好的回答！多麼正確！托爾斯泰最妙的段落（這些段落簡直數不清）亦如列賓所言：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結果托爾斯泰怎樣描述這次對話呢，他寫道：我不明白這位畫家的回答，可是他臉上的表情分明是對我的愚蠢表示憐憫。

莫名其妙地，普希金詩句曾是中國六十年代文藝青年的口頭禪，我們，破衣爛衫，除了滿腦子革命口號，同時在鄉下彼此抄寄這位「蘇聯人」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十七歲上，我帶著戈寶權編譯的民國版《普希金文集》去江西，不久被當地中學下放的老先生借去看，借書的回報，竟是他親筆翻譯的席勒的詩，抄在廉價稿紙上。豪雨傾注的一天，我來回步行五十里，前往公社集鎮取回那本書。山間溝壑，洪水齊胸，雨聲轟然如雷鳴，腳底探著水中的泥沙，頂著濁流步步向前挪，我團攏書包，舉過頭頂，徒然用掌心遮護著，只為抵擋雨水，存放普希金。河灘候船時，雨住天青了，贛南的瑩白細沙像是滿地濕米，我在嗓子眼默誦這位俄國人的詩，想像那文集快要討回手邊。日後這本戈寶權又借了給誰呢，終於遺失了。我也從一位畫友借來，就此不還：那年月沒有書店，書店也無書。畫友的父親是新四軍老黨員，親歷皖南事變與「文革」整肅，當年的行囊裡，藏著普希金。

我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多年不再重讀，仍然想起就怕。昆德拉提及托爾斯泰，說老先生曾經聊到某一位文筆聳動的寫家，說，「他想嚇我，但我不害怕。」於是昆德拉舉證托爾斯泰如何描述慘象，那才叫人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怕，並非慘象的刻畫：不是那年輕人殺了老太婆，隨即撞見無辜進屋的老妹妹，索性也一斧頭劈了她——在同名電影中，那位女演員如小說描述般，雙手遮眼，等著斧頭劈下來——使我一再一再寒戰驚心，以至靜夜起坐深呼吸的怕，是不斷不斷迎對人的慌愁與煎熬。讀托爾斯泰，我成為書中每個人，並與每個人展開關係；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記得人物與故事，卻被緩緩注入主角的心情，猶如中毒，轉為自己的心事：我不願意，可是強不開。我不願如拉斯柯里尼科夫意圖殺人，到處遊蕩（在街心公園他睡著了，忽因噩夢而醒來，瞧著滿街的紛亂），我也不願落到犯案自首的境地（他走進警察局，又退出來，立在太陽下望著街對面陪來的索尼婭的哀懇的目光）。如發高燒時的那種聚精會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準每人心中的隱秘孽障，讀他的書，如被仇人轉臉指認的一瞬。我記得《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一句逼一句苦惱透頂的毒辣對話：不是記得對話，而是那苦惱的銳利與複雜感；我也隱約記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淒慘到令人髮指的瞬間：我不願意記得了，可是人不記得事由，卻難刪除曾經有過的心情。其中一節，好像是母親或姐姐為了什麼窮途末路的緣故，領著小女孩，竟然慘相畢露地快活起來，走到大街上。

昔年皇家收藏的胃口之大，令人驚異。縱向線索，上溯古希臘，下及二十世紀現代藝術，不錯漏任一時期的流派與名家。俄國崛起要算遲的，下手藏購自不及西歐諸國得天獨厚，但美國僅一件達．文西，冬宮有兩件；魯本斯倫勃朗各佔一大館，近百幅，據說是哪位俄國公主遠嫁尼德蘭皇室，因家族債務的緣故，悉以世代收藏抵押，最終歸了俄羅斯娘家。到二十世紀初，僅兩位年輕貴族往返巴黎彼得堡，即收進大批印象派與早期畢加索馬蒂斯作品（革命後被政權沒收，今分藏於莫斯科與彼得堡）。當年美國人也在法國前衛藝術圈搜索甄選，除了那位長居巴黎的斯坦女士，眼光似不及俄國藏家，我格外傾心的巴黎畫派德朗、馬爾凱、瓦拉東，美國幾乎沒有，冬宮擁有數十件；二戰前義大利、西班牙、荷蘭幾位被法國所掩的現代藝術家，美國也沒有，不料都在冬宮設有專館，早期現代主義西歐繪畫，得以在這裡展示相對完整的景觀。

出噴泉屋，花園碧翠正在金黃夕陽中。詩人銅像前，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姑娘獨自蹲著，很近地、呆呆地看著她，維持不動的姿勢，顯然停了很久，顯然知道身後有人看她，仍然不走，在她腳邊石座上橫著一束枯萎的花，想必是早些天另一位訪者致送的敬意。

沿著河岸，走不到頭地走著，海風吹拂，陰晴交作，河畔排列著一幢連一幢的石質廣廈，人跡稀少，如曠野。這裡的冬季午後三四點即入昏暗，翌日近午，這才天亮，夏季的白夜似乎是過於極端的補償。行到昔日海軍總部一帶，開闊的河岸，望過去，冬宮、主教堂、彼得大帝廣場，聖彼得堡的心臟區域全然如昔，不久我已站在舊參謀總部凱旋門圍合的半圓形冬宮廣場，正中，是高高的亞歷山大圓柱。

雅斯納亞．波里亞那。廣袤豐饒的雅斯納亞．波里亞那是會誕生托爾斯泰的文學，這裡的每棵大樹，有如長篇小說。如托爾斯泰那樣的長篇，傾注巨大的人格，人格在內裡，發為文學，還須空間。福克納說，給我紙與鉛筆，我就能寫。是的，能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地主，不是伯爵，隱在公寓裡暗暗地寫；契訶夫是個醫生，他說給他一個煙盒，即成短篇，但他沒有田產與莊園。遙想青年托爾斯泰婚後，在這裡，在面向綠林的露台每天和-圖-書吃飽早飯，開寫奧斯特里茨的遼闊戰場，指點亞歷山大與拿破崙致書通問，又如何堂皇地翻臉，而安德烈停在窗沿，無意聽見樓上的少女深宵傾談。托爾斯泰筆下的幾位貴族無不與四鄉農民德怨夾纏，想來取材於他在雅斯納亞．波里亞納一帶鄉村改革的奢侈實驗。他決定自殺，日記裡說是清晨望見朝露，又棄了死念。晚年為生民疾苦折磨自己，卻留著騎馬的積習，他實在有得是土地，動輒縱馬，繞一大圈。列賓畫他在自家的田畝耕作，那扶犁的姿勢，又生疏，又享受，他還親自做鞋。如曹雪芹對植物器品百科全書般的精熟，托爾斯泰數落莊稼與農事，如敘家常。草根流浪漢高爾基喜用綴滿形容詞的長句，托爾斯泰笑他，流浪漢問他該怎麼寫，他說，譬如，「下雨了。」多麼簡單，一個大地主的語言。他真是一位勤懇其事的地主，可是俄羅斯多少地主，唯托爾斯泰沒有辜負雅斯納亞．波里亞納的雨露。

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小說」與「地址」的關係。有人問陀思妥耶夫斯基，什麼是現實主義？他的回答意味深長：「是的，在高的意義上，我是現實主義。」此刻手中的「地址版現實主義」，他會怎樣應答？

請讀伊格納季耶夫撰寫的《以賽亞．伯林傳》，其中闢一專章，描述兩人的會見，那一夜，從此改變這位西方「自由論」者的一生。過了二十多年，一九七七年後，第一批西方來客闖進「文革」後倖存的文藝人家中，從此連接中國與外間被中斷的對話。迄今曾有哪篇翔實生動的文字記錄嗎？八十年代我曾在紐約電視中看見美國人與憔悴的丁玲和曹禺見面，大戲劇家專設家宴招待，端起酒杯：「我這代人，堅定信仰共產主義！來，乾了！」一九四五年，以賽亞也聽到蘇聯作家說出同樣的語言，他揣測，那是說給其他在場者或監控錄音聽——我倒十二分相信曹禺同志的「堅定信仰」，那心態，要比說給監控者聽，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觸及的深度——帕斯捷爾納克也曾與伯林深談，事後，以賽亞從他手裡帶出了《齊瓦哥醫生》的長篇手稿——「文革」後的中國故事曾被認真說起過嗎？即便說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也難彼此理解：蘇聯士兵在戰壕裡背誦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句，一九四四年女詩人被允許當眾唸詩，台下青年隨口跟進。戰爭甫歇，以賽亞目擊列寧格勒的幹部與軍人忙著觀賞莎士比亞，而古拉格囚犯曾將女詩人的詩縫在樺樹皮製作的書中，藏在身邊。不過，「文革」後的中國作家比阿赫瑪托娃幸運：與西方人面見的代價是文藝教皇日丹諾夫在黨報上對女詩人發動批判，她被作協開除，她的詩集被搗成紙漿。

核查俄國畫家的生卒年，十八世紀俄羅斯油畫尚屬童稚時期，之後，緊密銜接的幾代畫家幾乎個個功成於十九世紀——勃留洛夫生於一七九九年，伊凡諾夫生於一八〇六年；克拉姆斯柯依生於一八三七年，列賓生於一八四四年，蘇里柯夫生於一八四八年。以可敬的忠實，頭一代俄國畫家重演當初法國人向義大利看齊的故事——十六七世紀之交，當法蘭西繪畫轉向文藝復興的光譜，蒲桑前往義大利，終生在那裡描繪希臘神話——勃留洛夫和伊凡諾夫的生涯也都交付義大利，前者的代表作是《龐貝末日》，後者以二十年之功描繪《耶穌顯現》，單為這件巨構製作的草圖，多逾百件，分別懸掛在莫斯科與彼得堡美術館。西歐美術史從未記載這兩件巨作，但當年的俄國天才將自己想像成文藝復興人，同時，橫向地，亦步亦趨，從法國宮廷畫家達維特那裡學習新古典主義，繪製宏大的宗教與歷史題材。托爾斯泰虛構的那位密哈羅夫，原型即取自這群旅居南歐的俄國畫家：

「跪下！」有人厲聲喝道。憲兵們於是下馬屈膝。

莊園入口的長欄杆抬起了，朝裡一望，委實吃驚，如果不被公路隔開，放眼展望，托爾斯泰莊園的每一方位伸向大地邊際：正前方長長的林蔭道，右側密林，左側大湖，遠岸漫坡散佈的田舍，都望不到盡頭，唯在蔚藍天幕下有層次地展開初夏的蒼翠——在歐美走訪過幾座私人莊園或帶田莊的舊時貴族宅邸，大歸大，多少有目力所及的範圍。眼下，僅一望雅斯納亞．波里亞那的托爾斯泰私產，他在我心中豁然變了一個人，不再是文學家，而是大地主，他一輩子的優越與苦惱，此刻被這萬物滋長的土地，大規模證實了。

那天在聖彼得堡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側——多麼淒涼優美的修道院——我拜訪了季赫溫墓園：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穆索爾斯基、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格拉祖諾夫、斯塔索夫、魯賓斯坦……二十多位名人葬在那裡，每一座都仿照十九世紀維也納或巴黎的墳墓，滿綴雕飾，碑面前後刻著銘文，有詩，有格言，有墓主生卒的年份。我明白了。雅斯納亞．波里亞那的林中土墩是頂頂驕傲的一座墳。

我的漢譯托爾斯泰長篇小說此刻正擱在莫斯科旅舍的枕邊，每天讀，纍纍折痕。聽不懂講解，不知《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寫在哪間房間，哪個桌案。靠裡一小間，頂梁木傾斜，窗戶小，像是閣樓，人群停了很久，聆聽講說。列賓有一幅神采奕奕的素描，穿著農民襯衫的托爾斯泰曲腿盤坐，一臉鬍子埋頭寫，那畫中的小房，正像這一間。想起莫斯科托爾斯泰故居二樓朝裡那間房，家裡兒女成群，他總要躲在背靜的角落裡寫。

「攻打冬宮！」少年時大概看了二十遍《列寧在十月》，弄堂孩子散學撒野時，競相奔跑，呼叫這蘇俄的號令。如今總算知道所謂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工農士兵蜂擁衝入冬宮宮門的場面，幾乎全是文學的虛構。那時我願看了又看，只為皇宮甬道排列的西歐雕像，「文革」期間，那是唯一的機會給我窺看男女裸體的鏡頭。

從莫斯科到圖拉省設有前往托爾斯泰故居的專列，每週末運行兩趟，車中放映當年托爾斯泰的紀錄影片。排隊四小時，居然買不到票，只得僱車前往了。是日天氣大好，逾兩小時，過圖拉市。大廣場站著列寧石像，石像對著三座古老的東正教教堂，昔年城堡牆下的園圃豎著小小的馬克思雕像。全城景象凋敝，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東北的市鎮。沙俄時代這裡即是兵工重地，衛國戰爭期間屢遭轟炸。出城，又是廣袤的綠野，行不及半小時，雅斯納亞．波里亞那到了，時在上午九點。莊園尚未開放，公路右側的入口豎著兩座舊門樓，路左是一小村，帶迴廊的木屋、鐵皮屋頂的倉房、荒草中被棄置的老式拖拉機，我看見蘇維埃公社的遺風了。村莊深處，雄雞啼叫，艷陽照著空曠的公路，四外鳥雀啁啾，初夏的溫熱的草木，清香撲鼻——這裡完全是鄉下，當年托爾斯泰一家人從這條大道坐馬車去莫斯科，要走多久啊。

黎明。聖彼得堡。靠近芬蘭灣，北方的北方，俄羅斯晴空更其澄澈。列文曾在黎明時分仰望的高空，四十年前由書中讀到，現在我也看見了：

一份典型的十九世紀文人的家，五六間，佔了整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溫暖而殷實，一點也不可怕。紐約、歐洲，多有類似的老公寓，中國哪位文學家曾經享用這般體面的居所麼。門旁是放置手杖和雨傘的老式波浪形木架，起居室一枚圓玻璃罩護著他的黑禮帽，兒童室停著手工的童車、小沙發和洋娃娃。桌椅、餐檯、書案，不如托爾斯泰家那麼貴重，也是十九世紀的精工細作，鋪著絲絨蓋罩，餐具鑲著金邊。圖案富麗的牆紙上綴滿家眷與友人的小照片，還有普希金的小畫像，縮在一枚雞蛋大小的橢圓形銀質鏡框裡，一頭捲髮。不知什麼緣故，他與托爾斯泰倆約好了似的，都在內廳牆面高掛著拉斐爾《聖母升天》的黑白畫片，同樣是聖母聖嬰的放大局部，不是整幅全畫（我發現，俄國文學家似乎都喜歡西歐的繪畫）。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堡遷居數十處，這是他最後的寓所，直到逝世，其間寫了長長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二樓展廳有他的死亡面模，專心地緊閉雙眼，像在聽耳機。周圍櫥窗是那個時代文學名人的書信、文件、手稿與照片——別林斯基、屠格涅夫、岡察洛夫，還有戴眼鏡的書生狂徒車爾尼雪夫斯基——沒有托爾斯泰。

午後僻靜，樓下又傳來掌聲和笑語：忽然我明白為什麼進屋後即莫名地親切——阿赫瑪托娃活著時，我已降生，是同一世代前後銜接的人，她的心緒和境遇，我能分享。譬如，怎樣在馬鈴薯與爐灶間感知世道艱困，又怎樣鎮定地緊張著，諦聽外間的會議和動靜，暗自提醒我們是負罪而須謹慎度日的人家：六七十年代的恐懼豈不來自大小會議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的人，自由地苦惱著，長篇大論：我愛他們，但在他們的故居我只能恭敬巡看，難以感知。阿赫瑪托娃家的角角落落，荒蕪而矜持，卻意外觸動我的記憶：所有「文革」期間落難京滬的上代文人好像都在這裡住過，度日如年，守著滿屋子革命前的家當，終日在書桌、鍋灶與眠床間躑躕，毫無希望地瞧著窗外，因監管而賦閒。

沒有比文藝更為誠實的脈息，可資診斷那段長長的黃金歲月：當萊蒙托夫瘋狂攻擊害死普希金的黑暗年代，克雷洛夫正在畫牧歌般的俄羅斯清晨；當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痛說祖國與人民的驕傲，同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陰沉的《死屋手記》；列賓在縴夫的苦臉上證實了自己的善良，憑這善良，他還畫了無數上流社會的雅人與富人；十九世紀末，《復活》中的聶赫留朵夫語無倫次而鑿鑿有據，斷言沙俄帝國無可救藥，而從小由列賓帶大的天才畫家謝洛夫一幅接一幅畫著看上去善心單純的貴婦人、抱著小犬的少年公爵，裸體的名媛，還有雄赳赳的帝國軍官，這些畫如今就掛在列賓館托爾斯泰肖像的隔壁房間——臨近十九世紀最後幾年，就在托爾斯泰痛罵帝俄的當口，沙俄政府興建了這座宏大的「俄羅斯美術館」。不久，一九〇二年，列賓不知為了什麼高興的緣故，畫出一生中最龐大的畫面《國務會議》，沙皇尼古拉，包括所有托爾斯泰痛恨的大臣在畫中圍坐開會，懸掛《國務會議》的牆面四周是每位大臣的油畫草圖，二十幾位高官甘願穿起全套行頭，斜挎綬帶，為畫家作模特，聽任列賓畫出各人的昏聵和老態——其時列賓六十開外，技巧嫻熟到飛揚跋扈的地步——那是他對政府的批判麼？當一九一七年帝國崩潰，皇帝被槍斃，這位老實人，托爾斯泰的近於僕人般的老友，選擇流亡，忠於朝廷，如宋末明末的耿耿遺民。

走得熱了。林中蚊蠅環繞飛舞。不多時，頭皮腳踝被叮得癢起來。兩三米遠的那方土墩——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墳墓——周身裹著隔年的柏樹葉，每一簇柏葉長短均等，稍稍交疊，緊挨著，順著墳的四邊有順序地排列、轉折、包攏，遠看過去，草墳通體毛茸茸的，間著柏葉的雜色：淺褐、枯黃，或微微帶霜似的灰青，嚴嚴實實的葉縫中，藏著枯萎乾癟的柏籽和小白花。如在貝多芬舒伯特墓前，我心裡怎樣也難搜索什麼念頭，只是如願以償，快意地發呆，同時撓著被叮咬的癢處，掏出本子和鉛筆，彷彿履行一件總得做做的事，畫那密林中的草墳。

圖像與現場總歸兩樣的，現場沒有預告，沒有構圖，全是樹，中間一條路。我走著，沿路環顧，目光閃過路右幾乎走過的一小塊草坪，止步定睛：青草中停著那座墳。

沿著林蔭道由南向北走，道旁高高的白樺樹頂須得仰面才能望見。戰時德軍佔領托爾斯泰家，砍伐樹木，取暖過冬。郭沫若《蘇聯紀行》寫道：一九四五年夏，西線戰事尚酣，史達林電令在收復的雅斯納亞．波里亞那主道兩側立即栽種白樺。那麼，這一路高及蒼穹的美樹即是六十五年前的功德了。在被目光漸漸縮小的林蔭盡頭，猶如穿過碧綠的小洞，遠遠閃爍著那幢白房子，從入口走去總有一里路模樣吧。途經花房，荒蕪了，周圍結著未熟透的番茄，稍一止步，飛蠅嗡嗡，林中到處凝著嗆人的樹葉的芬芳。故居圍滿訪客，交涉良久，不識俄語，很久我們才明白必須分批進入，先被放行的一群俄國青年已在背陰的門廊下從筐子裡取橡膠鞋包裹腳面。

西化的邏輯終究是自由的邏輯，當英法式的自由觀遭遇俄羅斯靈魂與脾氣，於是有俄羅斯文學、繪畫和音樂。我不佩服所謂俄羅斯文藝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世紀饒舌。從別林斯基、赫爾岑到托爾斯泰，他們對世道人心喋喋詛咒，只因性格與脾氣，他們呼吸著十九世紀的自由空氣，是一群當道歌哭，喜怒有術的人；十二月黨人和民意黨接二連三的書生謀反，也仍是俄羅斯性格遭遇了十九世紀。十九世紀的法國繪畫出離政治與文學，與同期俄羅斯繪畫的闖入文學與政治，出於同樣的自由。

看過一部拍攝於一九八五年前後的蘇聯電視連續劇，其時雖未解體，文藝是鬆動了：有位退休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看不慣，並教訓一切。全家譏刺她，圍剿她，與她吵翻。劇情末尾，老太太一聲不響走進內屋，取出小鐵匣，拿出一塊堅硬發黑的小麵包，猶如煤塊，說，這就是列寧格勒圍城期間每人每天的全部口糧——兒孫啞口無言。老太太昂著一張貴族的長臉，謹穆端凝，衣著得體，又好看，又討人嫌，介於落難的公爵夫人與得勢的黨委書記之間。托爾斯泰回來彼得堡，倒是不會迷路，但他如數家珍的貴族圈早已蒸發了，電影《俄羅斯方舟》的皇家人群固然形神俱佳，然而全是演員。

「我和不該交談的人，長時間囉嗦。」阿赫瑪托娃寫道。當年詩人與以賽亞孤燈夜譚的房間，此刻映著花園的濃蔭。寬厚的俄羅斯窗台格外宜於收看深冬或初夏的景致，以賽亞來時，院子裡積雪，另是一番淒涼，震驚之餘，他顯然享受這裡的抑鬱之美。所有西方人對鐵幕後的人與生活懷抱尖銳的好奇：壓抑，孤絕，本身便是文學。然而中國哪來幽雅的噴泉屋，單是窗外的花園即可緩解自殺之念，或者，索性自殺。阿赫瑪托娃的前衛生涯，也就是說，她的自由，在一九二一年即告凍結，但家裡的陳設顯示詩人屬於二十世紀，是位不折不扣的現代人。這種具體而微的現代感——由一戰前後的阿波里奈爾、畢加索、艾呂雅、杜尚、馬雅可夫斯基聯手呈示的現代感——在今天的紐約和倫敦仍是難以企及的高貴記憶。革命前，上世紀初，俄國與西歐文藝幾乎渾然一體：一九一一年女詩人遊歷南歐，正當風華，在巴黎與莫迪里阿尼為友，內室牆上那幅義大利短命天才為她畫的簡筆肖像，便是她與現代歐洲的緣分。寓所中不多的繪畫都是現代作風，有兩件豪放的風景油畫描繪積雪的涅瓦河岸，直追巴黎畫派的德朗與馬爾凱。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刷新了歐洲傳統小說，引文學朝向現代性，但他倆的繪畫趣味停在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我無能判斷阿赫瑪托娃的詩作——漢譯的西詩總還是漢語——但她於繪畫的感應，她擺設物件的矜矜用心，總之，這頹然文雅的家遠非同期的美國人所能相望。到她一代，俄羅斯精英的現代性已趨化境而驟然中止了，所幸蘇維埃文人因時代凝結反倒長期忠於前輩的教養，至今，躺椅的靠墊、牆角壁燈、案頭書刊……故居看守者懂得如其所是地凌亂著、攤開著，善用心機，不著痕跡。當年以賽亞的眼光在這裡搜索生活的貧荒，真如他所記述的那般不堪麼？我在公寓目擊的每一物件都是考究的，有選擇的，件件對得起詩人之眼，匱乏、絕望，使這裡更富詩意。那些不再使用的炊具和老皮箱！沒想到此行最令我感動流連的是阿赫瑪托娃家。

這座城到處都是橋——初到那天，撞見一位姑娘騎著大馬躍上橋面，飛奔而過，馬蹄聲聲，成排的汽車為之踟躕，只見馬尾與姑娘的秀髮奮然飄揚，轉瞬遠去了。歐美的大街豈有矯健女子縱馬馳騁？這真叫俄羅斯性格——在河流穿過的街區，我對聖彼得堡的想像，落實了。威尼斯與阿姆斯特丹水巷固然經典，地處寒帶的彼得堡水街更為陰沉而大氣。若是深冬，起霧，積雪皚皚，《白癡》與《復活》的陰魂便在兩岸出沒了。

查看手冊，女詩人故居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不過如我老家石門路到淮海路那麼近。立即走去，由西向東，到楓丹卡運河右轉，迎風南行，穿過涅瓦大街豎有四匹銅馬雕像的阿尼奇科夫橋，就到了詩人舊居噴泉屋。

仍和十九世紀一樣，往返莫斯科與聖彼得堡，是夜行火車。坐定臥席車廂，我便在安娜與渥倫斯基的旅途中了。我喜歡看托爾斯泰寫火車。如他描述生命與物質運動的經典篇幅——賽馬、刈草、跳舞、狩獵——他無與倫比地描寫火車，而且不動聲色：

自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夜車，大約九點始發。聽著隆隆車輪聲，趁了遲遲向晚的北國夕照，我在車廂連接處呆看鐵路兩邊的林野，直看到暮色昏沉。這次不能去俄羅斯鄉村了，窗外春夏之交的農田正當以上托爾斯泰描述的時節。快速掠過的樹叢間隙，村落、牧場、莊稼、草垛……比列維坦風景畫更憂鬱，更壯闊——在俄羅斯美術館幸運遭遇列維坦回顧展，要不是蘇里柯夫的震懾，關於他應該專寫一篇——城裡人告訴我，今日俄羅斯鄉村為變革所遺棄，農民仍然貧困。一百多年前，為農民的窮苦所煎熬，老托爾斯泰幾乎瘋了。可是每寫到鄉巴佬，除了取之不竭的婦人之仁，他所沉溺的快|感其實是在文學：

二戰後，歐美電影頻繁出現飛機與飛機場，在托爾斯泰的時代，火車是工業國家新奇而宏偉的事物。一百多年前的火車當然早給廢了，如今俄羅斯的火車既不比北京好，也不比歐洲差，可惜窗外漆黑，不見景色，途經區間站，亮著燈，想起《復活》。五十年代蘇聯同名電影全盤根據小說情節，拍攝懷了身孕的瑪絲洛娃在深夜的區間站台追尋她的男人：

有些隱秘我猜他從未寫出，或者，轉而折磨他的角色。我不知道哪個國家的作家如俄國人這般，越老越是苦惱，像是天下生靈的所有苦全都記在他們賬上。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張臉，雖說與托爾斯泰一樣苦苦地想，可他的苦相如中國的醬菜般，自我浸泡，自甘其苦，滲透文學的汁液。莫斯科國家圖書館門前高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銅像，苦得肩背高聳，腦袋縮著，好像正在熬住疼痛，或有人將要打他：他竟為後來的俄羅斯預先悲苦了麼？從那尊像，我有點詫異為什麼蘇維埃賦和_圖_書予他無保留的尊敬。

噴泉屋是一幢長形老公寓，二樓展室當天被阻止進入，裡面像在開會，聽得清晰的發言和掌聲。窗台日光斜在地板上，每一嘩響，樓道更安靜。三樓四十四號公寓的詩人故居開放著，門口照例坐一位看守老婦。戰時女詩人並不住在這裡，她享受國家給予的雙重特權：一面，自一九二一年起，詩書被禁；一面被視為國寶，德軍圍城時，日丹諾夫派飛機將她運到莫斯科，轉送塔什干地區避難，直到圍城解除的一九四四年，返回彼得堡。公寓五六間房間屬於她的前夫和前夫的妻子，詩人住在走廊盡頭的一間，活到一九六六年。進門右手第一間是連著過道的廚房，廚桌和煤氣灶放滿當年的鍋壺盆盞，過道頂端像中國人家一樣，釘上隔板，堆滿二戰前的箱籠和雜物，其中一台攝影顯影器是她那被捕的兒子的玩具麼？瞧著這些我在小學同學的西式住家看熟的物件，我又恍然置身六十年代的上海了。

車子開過市區，開上涅瓦大橋，朝霞照亮冬宮、廣場和空曠的大街，城市還沒醒來。我感到的不是彼得堡可能給予的驚異，而是廣大的淒涼。

圍城期間的列寧格勒人燒傢俱過冬，作家剝離木頭縫的糨糊，用來泡湯；戰後，倖存的書生聚在舊書店裡，與歐洲完全隔絕。當時阿赫瑪托娃五十六歲，孤身一人，懷抱革命前的記憶，和革命後第一次來訪的西方客人縱談文藝掌故——以賽亞熱愛屠格涅夫，不喜陀思妥耶夫斯基，女詩人則對屠格涅夫「不屑一顧」，並「討厭」契訶夫……通宵達旦，詩人僅有的款待是一盤烤馬鈴薯。

出普希金故居不遠，轉個大彎，是為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而建造的滴血教堂；沿教堂的河岸走到涅瓦大街，西行，折向北端庫茲涅茨克小街，就到了生還的死刑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舊居，舊居斜對過，也有一座拜占庭老教堂。

他也沒有辜負十九世紀。唯十九世紀，所謂「世界」有可能在這林中宅邸相匯聚，進入文學——此前的世代，林中地主只是地主，此後二十世紀，直到我們的時代，持續發達的訊息分割一切，支離世界：如今，單個的人，輕易飛越列國，然而再難出現托爾斯泰般俯瞰觀照的大世界——在托爾斯泰的時代，至少，以他全息的感知與巨大能量，世界是均衡的，可把握的。知識與經驗、內心與外界、閱讀與閒暇，總之，在人與行動的尺度之間，十九世紀誠然是長篇小說的時代。

雖然知道詩人是皇親國戚，但步入這典型十八世紀的西歐貴族宅邸，海頓莫札特的寓所與之相比，真是下人的居所了——普希金時代，法國革命才剛詆毀皇家文化，而模仿西歐的俄羅斯貴族生活方始開張——讀普希金詩，一股子金貴的少年氣，在他家件件貴重的器物間，他是一位王侯。真的王侯，果然怒髮一衝，披掛上陣的：昔年讀到他縱馬參戰，只道是理所固然，全不知何為貴族氣，此刻逐一瞧著光亮的傢俱和用件——金鐘、羽鍵琴、銀盞細瓷、大理石雕刻、羅西尼樂譜、帶鎖的皮面書、土耳其彎刀、銅製的馬具，錦盒裡躺著嵌滿象牙雕飾的手槍，槍身玲瓏而修長，如閨閣的珍玩——我暗暗驚異這位大老爺果真視富貴如敝屣，跑到雪地上，與人決鬥。

如今彼得堡引以為傲的遺跡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此外，城裡分佈著文藝家舊居，停留一周，我拜訪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瑪托娃的老家。

有誰願意翻譯？迄今我不知道蘇里柯夫的生平——三十二年前投考中央美院，我被告知必須交付論文，竟寫了長長的《論蘇里柯夫》。寫了些什麼呢？那時未敢夢想見到他的真跡，除了幾份印刷品，對他一無所知——這位俄國的憨人似乎完全置身同代的爭論之外，笨拙而狂熱，描繪一個又一個怒目圓睜的死刑犯、流放犯、被貶黜的人。他可曾提及俄國文學麼？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麼從未說起他？在十九世紀，這群傢伙和西歐所有藝術家一樣，全是單幹戶，既不歸屬作協、美協，更不曾受封「人民藝術家」。據說蘇里柯夫全是自己出錢，走訪實地，僱請模特，買回各種古俄羅斯服裝，一步步湊成他的大畫。特列季亞科夫先生以不多的款項買了去，他不高興，然而繼續畫，就像那位扔了妻子而氣呼呼的拉辛。

出故居，漫步巡看大道西側的僕役下房，南面的馬廄……蘇維埃集體農莊時期，這田地與莊園怎樣經營呢？雅斯納亞．波里亞那的正式名稱是托爾斯泰國家博物館，解體前後恐怕都歸政府養著，蘇聯換了新俄，照樣禮敬文學。沿林蔭路回到出口，幾輛長形房車依次開來，掖起婚紗的新娘一下車就和小伙子們做出迪斯科舞姿，據說這裡早已是新人舉辦婚禮的上佳地點，年輕人嬉鬧一陣，沒入濃蔭，走向林中故居：一百年前，托爾斯泰從這裡逃走了。

「小說《罪與罰》主角地址一覽」。

他的後人的苦境，遠勝於他，更勝於托爾斯泰——布爾什維克的清洗與殺戮，會嚇死他倆；古拉格群島的檔案足夠使十九世紀的文學聖人精神失常。悲慘的素材太多，小說會少下來：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丈夫被槍斃，兒子被囚禁，探監的人群中有位女子慘然問她：你會寫嗎？換取女子的慘然一笑，詩人給出偉大的回答：能。此後我們所能知道的經典，就是這監獄門外的一問一答——我沒讀過阿赫瑪托娃，是英籍俄裔的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將這問答轉告世界。一九四五年蘇英同盟戰勝了，他以英國官員身份首次進入鐵幕後的蘇聯，在列寧格勒與女詩人通宵長談。這份談話應該獻給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看看，他倆會重新想想令他們苦惱萬端的十九世紀。

認真而富遠見的西化，先看造型的西化，造型的西化，先在藝術收藏：俄國的西化實在是一路認真過來的——到了蘇聯，那就不叫做西化，而是樹了全新的主義和軍力，企圖化被全歐，統轄世界了——以我有限的見識，能與冬宮收藏的雄心與規模相匹敵，是巴黎盧浮宮、倫敦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遙想十八九世紀，聖彼得堡派出的搜羅者早經穿行歐陸，遍佈世界，還價，付錢，然後忙著給俄羅斯朝廷打包裝運了。是為皇家的豪奢與體面麼？容我再引約翰．伯格的話：「所有古代藝術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所謂超級大國的夢，俄國人從那時就做了起來。

早聽說《罪與罰》主角犯案的樓房與街區，至今仍在彼得堡。動問執勤的姑娘，她揚起眉毛，轉身從紀念品專櫃取出一疊明信片。打開一看，嚇得不輕，我剛才尋來時或許就經過這些地方：八張照片包括拉斯柯里尼科夫公寓，放貸老太婆公寓，妓|女索尼婭公寓，殺人犯前往自首的彼得堡警察局，還有他發昏遊蕩的老橋與老街……每一圖片的英文說明直接摘引原著片段，明信片封套標題是：

在我落戶的山村，我也會聽見聲調愉快而拖長的訴苦，看見扭曲的拇指和蚯蚓般的腿。草屋裡，我們的頭一道菜是米飯加辣椒，第二道菜是辣椒加米飯，飯後，我有托爾斯泰。後天我要去到雅斯納亞．波里亞那，我猜，是那裡的田野哺育了托爾斯泰的慈悲與健康：

上個月買到俄國收藏史圖冊，歷數兩百多年來幾代藏家的搜購故事，很想請人譯介。我所屬意的不是這份巨藏的縱線——歐陸各大美術館收藏原屬廣義的家譜，畢竟優越，但止於繪畫雕刻，範圍不出歐洲的文明——使冬宮博物館名列世界十大館的理由，是收藏者的橫向視野：巴比倫、埃及、波斯、印度、中國、日本、韓國的古物文物與器物，凡能搜索到的，統統收進宮來，其中印度的壁畫格外驚人。在帝國崛起的十八九世紀，各國皇家也向俄國朝廷饋贈重禮，到了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俄羅斯已是列強之一。上世紀二次大戰，蘇軍直抵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頓，雙方打到一片焦土，俄國人尚且不惜將士傷亡，護助隨軍學者掠劫德國人於十八九世紀積攢的富厚收藏（為此蘇聯拍過一部正面歌頌的電影《五天五夜》，六十年代曾在中國放映），其中包括希臘與土耳其的早古文物（冷戰後為俄德關係，鄭重歸還），可惜旅俄期間冬宮的中國館關閉修繕，不然，或許會見到俄軍在故宮擄走的部分文物吧，此外，俄國學者長期收藏中國歷代民俗藝術，包括剪紙與年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