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的前一天，系裏要雇用三位技工，倒有幾十個人來申請。先挑了十幾個人請他們來口試。系裏面有一屢試不爽的經驗：就是一九六幾年以後大陸無論什麼學校畢業的，均不必考慮。為什麼呢，專門知識根本沒有基礎尚在其次，重要的是無一不是那種懶的態度。懶的態度會影響其他的技工。

像他這麼大年紀的人，是已不大能適應新的電子技術了，我向他道謝，前來應徵。他看出大概已沒有什麼希望，用一種我形容不出的眼光看著我，同時把手中的一卷紙遞過來，你不看一看這些證件嗎？我說，你在履歷表中都寫過，不必要證件了。他由失望變成絕望的樣子，我與他握手時，他很緊的握住我的手。有時候你在岸上拉起一個水裏的人會感出這種握法的。

有一位在美國時就相識的朋友，他往大陸去時我不知道；出來後，我才見到。他的神情總好像在作了一場惡夢。他說，我去大陸前有物質上的準備，也有心理上的準備，物質上的準備是給親朋們帶三轉，手錶，一轉也，縫紉機，二轉也，腳踏車三轉也。心理上的準備是大陸上的生活水準是相當落後的，可是沒有想到卻落後到這種地步。這是非我始料所及者之一；親朋們恨不能把他們的子女都送給我，好像我可以把他們的子女帶出來似的，這是非我始料所及者之二；他們對共產主義之懷疑，恐怕比我們這些人都厲害，這是非我始料所及者之三。

無論問這位投考的人什麼技術的問題，他總是答覆了以後，再加上一句，這大概已經過時了罷。我說，有些過時了，你們不看外間的雜誌嗎？他說看的，但自己研究的成果則不發表，有工廠索閱才供給。

我也問過他，你為什麼離開澳洲呢？他說，那裏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人從生到死，都由政府來管，而所掙的薪水幾乎一半都交了稅了。大家的待遇反正差不多，常常念完了中學，就不願再念了。是那個社會主義把人的性情都弄懶了。

我反而告訴他，老舍如何被鬥而自殺的，吳密的腿如何被打斷，巴金最近卻好像又活動了。

從中文大學的吐露港到九龍去，坐一段小火車和圖書。這一趟火車是從北面的羅湖起到九龍的紅磡止。快到紅磡的前兩站是大學的站。我如去九龍或香港時，一定坐這火車。

「沒有關係，」她說：「你看臺灣多像一條船，但這條船是大船，是不會動搖的船，是立在堅實的地球上的石船。」

我說巴金最近說的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文藝是應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過去這三十年來的文藝是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這倒是一針見血之言。

因為十二月十八日要在台北開計算機會議，我十六日從香港啟程。十六日的上午九時，一位同事朋友送我去啟德機場。車轉過沙田後，他忽然說：「台北好像正在開緊急的會議，教授知道嗎？」

我就問他，你看過搞新文藝新學術的人嗎？他說，他看到冰心，卻沒有看到巴金，看到費孝通，卻沒看到潘光旦，我說，潘光旦早已掃地出門而死，你太不知道世情了。

在美國的中國人，有不少到大陸去探親或由公司派去裝機器。經過香港時，常易見到。他們在大陸上有一共同的經驗，就是站站都有人相接，站站都有人護送，站站都住在華僑旅館裏。你找誰都可以找到，從黑龍江、海南島都可以飛到中部的華僑旅館來看你。有一位朋友很天真，他想在上海住到他兒時朋友的家裏，沒有想到，這不在安排之列，他就堅持，最後終於住進他兒時朋友的家裏去了，而這個家是前一夜才搬來的，是由原住的一間房改成了新住的六間房，他的朋友說，沾你的光了。同時不言而喻的拉起他的手讓他摸一摸昨晚剛刷過的牆，油漆還沒有乾呢！

這位朋友是我們系裏的同事。在廣東出生，在澳洲長大，在香港教書已好幾年了。他跟臺灣可以說沒有什麼關係。還是去年暑假學校派他到台北來參加計算機會議，回港以後，他常跟我說，台北市容如何漂亮，連台北的夏天天氣也很好。

「好像美國承認了中共。」

在剛一去時，我們系裏一位印度同事告訴我要和圖書坐這火車時最好坐頭等，因為票價只貴一元，而在二等車裏常被帶扁擔的給撞碰。我當時也搞不清是什麼意思。

不過，這次綜藝團的節目裏，除了看了兩片段的樣板戲，還聽到劉詩昆的鋼琴。他手指被紅衛兵打斷過，是大家知道的，傷創更深的是他在台上那種神情。與聽眾是如此接近，又如此遙遠。他沒有一秒鐘不是木然而又漠然的。

我下了飛機，臺北機場擠得水洩不通，待了足有兩小時才得出場。家裏一群朋友正在等著我，問長問短，問東問西的。

香港的中文大學是在吐露港。山之明水之秀很像這個詩意的名字。到夜晚以後，常有一陣狗吠，而海面上總有一兩個小艇放著掃描的燈光。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是追蹤偷渡的警艇。偷渡而能達到這裏，已快成功了，但被警察抓到而送回的，仍不時見到。每天早晨校門口也常出現一隊警察，那是陸上截人的。

有一位朋友說，你不要舉外國典故，什麼蘇聯的饑饉啦，東歐的變革啦，北歐因行社會主義自殺率最高啦，英國因社會主義而衰竭得不成樣子啦，加拿大因社會主義而疲憊不堪啦，澳洲因社會主義而昏昏在睡啦，你能不能舉些中國古時的故事呢。

他的聲音有些不安，我反而安慰他說：「沒有什麼，值不得這樣驚慌的。」

中文大學計劃的很周詳，建築也很優美。即使是路旁的指標牌，也寫的很講究。有一次，校長在家請客，我在走去的路上看到一個指標上面塗了赫然的幾個簡單的紅字，真好像用血寫的，「人民沋泳逃亡」。晚上在校長家的客廳裏，拿著一杯酒，我喝不下去。飯桌上，一半中國人，一半英國人；中國人字斟句酌的在挑用合適的英文字；英國人用玩笑當作掩飾，用高傲壓下空虛的紳士詞彙，不是說英國公醫制度有什麼好處，就是說醫院裏找不到收費處是如何的驕傲，可是掛號以後要等幾個月才看得上病，他們就有意無意的省略了。

香港中文大學裏有一位同事，送他太太去他們的故鄉山東青https://m.hetubook.com.com島看一看。如果可以，他天真的想回家找一塊墳地。他太太到了青島，她所曾經住過的如畫的城市，已經不見了。根本像一個大垃圾堆，所有樓的玻璃都是破的，找不到新的玻璃換補，有的釘以木板，但木板也沒有，只有糊些紙了。遠看去，非常像個垃圾堆。他的哥哥當然更是老人了，每天所做的事是在胸前掛著一個口袋在街上轉，在街上見到排隊的馬上去排。究竟排隊在買些什麼是不問的。反正有東西才可以換來別人的東西，他低聲告訴他妹妹說：大家已經絕望了，絕望了好多年了。可是最近因為來來往往的人多了，他們始而知道臺灣並不是吃香蕉皮，繼而是知道臺灣的窗子上有玻璃，現在知道了臺灣的居民有衣穿有肉吃，不必用布票、肉票與糧票。現在連鄧小平也承認臺灣生活水準高了，所以他們在絕望中又燃起了希望。

到了紅磡火車站，站外總有一群人用焦灼與期待的眼光來接他們。迎接的人與到達的人並不一定很熟識，我打聽之下，才知道這些人多是到香港來探親的。探親是其名，申請好幾年才獲准，當然探親之後也就不回去了。他們所帶的是全部的財產與禮物，——身上是藍的或灰的制服，袋裏是黑色的鹹菜乾兒或土色的蕃薯乾兒。笑而笑不出來的面容，左右顧而茫然的眼睛，到了馬路旁不敢過馬路的猶豫。與遠望一下香港的樓宇而目瞪口呆的神情，使人很難忘。可是這些人全長的好像一個面孔，穿的的確是一樣的服裝，每天到九龍紅磡火車站，好像總是見到這麼一批人出站。

我說王安石可以說是行社會主義的，失敗了，王莽其實也是。但最顯明的例子，我想是滿清。滿清的文治武功，都很了不起，可是不到二百年就煙消火滅，我覺得最大的病是他們進關後立了一個制度，凡是旗人都可以不必工作而領薪領糧。是這個制度，這個社會主義的制度把滿族滅亡的。

我勸這些朋友說，共產主義已經破了產，大陸上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向資本主義投了降。不只是共產主義，破了產；社會主義也在破產中。因為這些主義好像蘊藏著內在的崩hetubook.com.com潰因素，好像是根本不會穩定的系統。

我吃不下什麼東西去，又在那裏出神。我在想像如何游泳逃亡的樣子，可是想像不出來。

口試以後，我問他幾句閒話，他既然在復旦畢業，有什麼教授我可巧也知道的嗎？他說黃昆在那裏待過。

「你挑這麼個日子去台北？」

黃昆原來是在英國研究理論物理的。在實用掛帥時，自然是研究半導體了。正如華羅庚的研究優選學而把數論群論束諸高閣一樣。那是因為優選學好像與工廠操作拉得上關係。黨既然在計劃一切活動，所謂學術活動更是不在話下了。

香港忽然從大陸來了個綜藝團。是剛在美國演完，經過香港重演幾天，正在北角的新光戲院上演。我要去時，秘書為我擔心起來。他說，新光是前幾天香港鬧事的中心，新光附近是他們做炸彈的地方，然後他又把當時香港政府如何用直昇機在新光開戰、火花橫飛，一片煙海的情景描繪一遍。他最後加上一句，不過你看，也好，綜藝節目中一定有樣板戲，樣板戲在演什麼，在開始兩分鐘後，你就可以把結局完全不錯的預料出來。這大概就是巴金所謂的意料之中，不過那個故事都帶點天外飛來的工裝神，岩洞出來的白毛女，實在想不出情理何在？

「都到台北了，你一直望著窗外，想些什麼？你不是去京都罷！」一口標準國語，我說：「我上飛機前，聽到一個消息，美國宣布斷交了。」她一堆笑容忽然收起。好像在一聲霹雷一道閃電過後一朵蒼白的花在震顫。不過，沒有多少時間，她又恢復了花一樣的寧靜。

「什麼事？」

前天最後一個口試的人穿著很講究的西裝，年紀是中年以上了，一問果然是很早就大學畢了業的而以探親的名義三天前才來港的，當然也是不回去的了。這個人的專門知識還不錯，但作電子這一行的事，是嫌老了。

現在在捧周恩來了。周恩來倒是不折不扣讓他自己所創造的怪物——共產主義——給吞掉的。

飛機上，我凝視著窗外。九龍、香港的海岸線整齊而又錯綜的排比著。比紐約的還漂亮。飛機由綠坪，划過水面，飛入雲端了。

我的思潮有時湧入未來，有時流迴過去。而有時卻像飛機似的無邊的雲霧向上提昇，而雲上面是一晴朗的天。

我問他，你怎會看得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懷疑呢？他說，當然不是從說話裏聽出來，而是從他們面部的表情看，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顧之間看出來的。比如說起四人幫的罪惡，卻伸出五個手指來。

還有一位，非要去看俞振飛不可，而護送的人對俞家的住所熟悉得令人吃驚。那是因為前一晚曾來過，送來待客的點心，俞振飛也沾光了。

我想他們看到美國與大陸交往的消息又要一次的陷入絕望之中。但我們不要使他們失望，我們不忍使他們失望。

到了啟德機場，一位台北去到香港玩的出版界的朋友在那裏等我，因他這次到香港來，我們只通過了電話還未見到面，所以到機場一同喝杯咖啡。我告訴他這個消息，他點心也顧不得吃了，在飯廳中給香港報社的朋友打起電話來，他氣急敗壞的告訴我：「是的，報社說，已經斷交了，據說台北很憤怒。」

因為頭等車中差不多讓由美國日本等處來而去大陸的遊客給坐滿了，常常沒有座位，所以我就乾脆坐二等。二等車上常出現穿著藍制服，頭髮短而亂，面有菜色兼土色的一些人。肩上總是一個短的竹扁擔或木扁擔，前後擔著兩個包裹。這些包裹多是用麵袋做的，不只是舊的，而且，因為用過很多次，洗灰了，上面印的字也模糊，布紋也洗稀了。從布紋的間隔中，逐漸看出，裏面裝的東西。大概蕃薯乾兒或鹹菜乾兒之類的東西。

我印證他的觀感說：胡喬木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是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院長，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歷述資本主義的優點。在那篇長文中，痛苦之中，是有些由衷之言的。

飛機報告快到臺北，大概我沒有聽見。我座旁坐著一位穿綠色西裝的女孩，因她上來時與隔座的日本人說過幾句日本話，我以為她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