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前一段時間公開表示要辭去諸如「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國寶」之類的「帽子」，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固然是季先生一貫的深懷謙虛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熱鬧紅火，對背後的忘卻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和「看家本領」，乃是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語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並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難題。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門立雪》的封底，特意標出了這麼一段話，我相信季先生也會認可的：「如果說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條貫穿其中的紅線，那麼，這條紅線非印度古代語言研究莫屬。無論是對於研究中印關係史、印度歷史與文化、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吐火羅文、糖史，還是翻譯梵文等語種文學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工作、成就、造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出生於一九一一年的季羨林先生今天已經是九十七歲高齡了，在我考進北京大學的一九八四年，季羨林先生也已經是七十三歲，年過古稀了。撇開季羨林先生崇高的社會和學術成就、名譽、地位不說，就單論年齡，他也已經是燕園一老了。大家稱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門生弟子那樣稱呼「先生」了。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簡樸，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並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經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鄉小學寄錢寄書那是常有的事情。就連在家裡工作過而已經離開了的保姆，倘若喜歡讀書，季先生都會給予支持。我清楚地記得一張匯款單子上季先生的留言：「這些錢助你讀書，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乾淨的。」那件事情是我經手的，所以我的記憶格外清晰。

那麼，對更為年輕的學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地獎掖，無論自己多忙，也無論自己手頭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總是樂於為他們的著作寫序，這就是季先生序寫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僅如此，季先生還往往會在為某個人寫的序言裡面列舉上一大串年輕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於替年輕人看稿子，推薦發表，那簡直是家常便飯了。然而，也確實有一些年輕人後來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給季先生帶來麻煩，但是，季先生總是以非常寬容的心態來對待他們。也正因為這樣，很多年輕人和季先生年齡、地位都相距遙遠，但都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位長者。

這是一個極其冷僻的專業領域，很少有人瞭解。大家對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絲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這裡受場合和時間的限制，也沒有可能予以詳細的評說，只能盡量用最簡單的語言做最簡略的介紹，希望對大家瞭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有所幫助。

社會上對季先生的崇敬可以從媒體的報導中清晰地顯示出來。季先生在素來洋溢著某種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學子那裡，也得到了一種親切的真誠的熱愛。北大校園裡，學生不少是騎車如飛的，前面倘若有人擋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鈴，催促不已的和圖書。然而，我卻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學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著，擋住了他們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們都會跳下車來，安靜地在後面推車而行。不少時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後排起了一條長龍。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開家門，發現門前白皚皚的雪地上，畫滿了來自北大好幾個系所的學生的問候和賀年之詞，季先生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

第三階段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然到今天也沒有結束。季先生恢復了學術研究，在承擔常人無法想像的繁重的社會、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真是爭分奪秒，以拚命的態度搶回失去的時光。在這個階段，季先生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最新材料，於是接續在留德期間奠基的研究，不斷地發現、補充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推衍自己的判斷和結論。第二階段無奈地開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這個階段綻放出奇光異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證明之一。季先生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大家別忘了，這時候的季先生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且不說他肩上擔負著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這樣的高齡承擔這樣的研究任務這一點而言，就已經足以讓我這樣的後生小輩歎為觀止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位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也就是說，如此高齡的季先生在為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這怎麼能夠不讓我這樣的門生弟子、後生晚輩汗顏呢？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辦公樓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錫圭教授正低著頭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麼問題。季先生也放慢了腳步，低聲對我說：「你知道嗎？裘先生，古文字專家，專家。」說這些話的時候還翹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動。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復旦大學的邀請，把講席移回了上海，這實在是上海學術界的幸事，是上海學子的福氣了。

我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的採訪時，曾經說過：「畢竟，季老和我們身邊、社區裡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還是有所不同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道理其實也並不複雜，季先生無疑是一個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但是，這個地位的確立，首先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我們應該努力去瞭解他在學術史、精神史上的創獲與貢獻。

那麼，季先生的主要領域是什麼呢？他的「看家本領」是什麼呢？他又是憑藉什麼樣的重要貢獻才會在國際學術界擁有如此高的聲望和地位呢？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幾年，北大接受了一筆最大的捐贈，就是來自季羨林先生的。這筆捐贈有多大呢？僅僅是古字畫就有數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儉用的錢，幾乎都用於此。他收藏的最底線是齊白石，這些收藏當中甚至有蘇東坡的《禦書頌》。光這些的市場價格應該怎麼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僅是字畫，還有古硯、印章、善本，還有自己畢生積蓄的稿費。總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贈出來了。而且，季先生還不停地把近年來的稿費捐贈出來。季先生是已經有了曾孫的，他的後代都hetubook.com.com過著很普通的生活。請問，這是什麼樣的胸懷？那些無聊而狂妄地評論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上面講的都是和學術界有關的事情。那麼在學術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麼樣的長者風範呢？還是舉幾個例子。季先生穿著極其樸素，經常會被人看成是學校裡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會被來報到的新學生叫住，替他們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動地替他們看守行李，有時候會一看兩小時。自然，這些學生兩三天以後就會在北大的迎新會上，看見季羨林校長坐在主席台上。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堅定地相信，我們的時代正需要這樣的世紀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們太多的精神夢想。對季先生的這種珍惜和尊崇，當然讓我這個弟子感到快樂，但同時也讓我陷入到一種茫然和悲哀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看到，在這股熱的背後隱藏著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懷方面的貧乏和蒼白麼？

「學術泰斗」、「國寶」是一個不重在反映專業學術領域的尊稱，我們可以先不去討論。「國學大師」云云，實際上就作為學者的季先生而論，也確實有未達一間的嫌疑。其實，季羨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他不從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不關注嚴格意義上的經學，也不按照通行的「學術規範」來研究古代文學。通常我們所說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業」。

北大有許多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在將近二十年前，那是稱為中年學者的，行輩、地位自然還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對他們是發自內心的喜愛、尊重，不遺餘力地揄揚他們。我在這裡講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開場合，比如學術會議之類上的舉動，都是私下的言談，不為外界所知的。

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裡「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裡「走俏」了，這就是我說「看不懂」的原因。

作為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季先生贏得了大家的心，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卻未必被大家所瞭解。就連北大的絕大部分教師和學生也包括在內，大家主要是通過季先生的上百萬字的散文隨筆、數百萬字的譯作、季先生對宏觀文化和社會情勢的某些看法來瞭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那一面的。這當然沒有錯。但是，卻實在沒有搔到癢處，卻實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儘管季先生的散文隨筆真摯感人、膾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作家；儘管季先生的翻譯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幾種文字，其中還包括吐火羅語在內的死語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門房、清掃廁所的艱難環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驚天地泣鬼神地翻譯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個翻譯家；儘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觀理論見解引起了全社會乃至國外的廣泛關注和議論，被廣為傳播報導，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理論家或評論家。

我上面的介紹遠遠不足以涵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成就。好在我寫了《季門立雪》，裡面有相對而言比較全面的介紹。

現在已經是著名歷史學家的浙江大學的盧向前ｈttps://wｗｗ.ｈｅｔuｂook.ｃｏm•cｏm教授，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他應該也有一頓難忘的飯。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時候，曾經托盧先生代為查閱一份敦煌卷子，為了表示感謝，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來到雜亂不堪的學生宿舍，邀請盧先生吃飯。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轟動，傳為美談。

北大有司機班。大家知道，司機可是見多識廣的，而且往往並不那麼好說話。然而，北大的司機都願意為季先生服務。為什麼呢？季先生每次都會為他們準備一些小禮物，比如當時還比較少見的國外帶回來的香煙。可是，這些能夠打動司機嗎？不能！有幾位司機告訴我，他們接送的大人物，幾乎都是不怎麼和他們說話的，到了家也是自顧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車道謝不說，還要站在門口目送車子駛遠。這才是令他們非常感動的地方。

對於這樣的一種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看呢？

季先生的主要學術生涯和學術貢獻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從一九三五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到一九四五年回國為第一階段。季先生的留學，抱有一個和當時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絕對不利用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先天優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的題目。換句話說，季先生對那種在國外靠孔子、莊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獲得博士學位，而回到國內卻又靠黑格爾、康德、尼采把國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為然的。他決心進入當時國際人文學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擁有巨大先天優勢、深厚傳統的印歐語言學領域裡大展身手，所謂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完全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南斯拉夫語、阿拉伯語等的學習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間完成和發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幾篇非常厚重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為關注點，並且引起了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方法論層面的重要貢獻：比如，利用語尾變化、特殊的動詞形態等語法形式，在幾乎沒有信史資料的情況下解決佛典的年代和來源問題，利用不同語言的平行譯本解決還幾乎處在破譯階段的吐火羅語的語義問題，甚至還解決了古希臘語裡面一個從未得到確切理解的重要語尾的問題！這些都是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參看。

這是一位什麼樣的長者呢？對比自己年長的人——當時馮友蘭、王力、陳岱孫等比季老高一輩的人還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據我的日記，一九九〇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隨侍到燕南園向馮友蘭、陳岱孫二老以及朱光潛先生的夫人賀年。路上結著薄冰，天氣是非常寒冷，當時也已經是八十高齡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靜而深情的語調，贊說著三位老先生的治學和為人。先到朱光潛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再到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只有馮先生的女兒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和*圖*書年。最後到陳岱孫先生家，陳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來訪，頗為驚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其時正好兩卷本《陳岱孫文集》出版，陳先生去內室取出書，題簽，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把書送給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接過，連聲說「謝謝，謝謝」。冬天柔和的陽光，照著兩位先生的白髮……這幾幕場景過了十七年了，卻一直鮮明地印在我的記憶裡。

還有一次，當時還在四川大學剛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朱慶之先生——後來調入了北大並且擔任學校的教務領導——評職稱，請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蔣紹愚教授寫推薦意見。表格當然先送到季先生處，季先生寫好封好，命我送給蔣先生。蔣先生拆開一看，愕然說道：「季先生怎麼這麼寫？這可叫我怎麼辦？」我當然茫然不解，蔣先生微笑著把表格遞過來：原來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了專家推薦欄目的底下一格，這樣，蔣先生不就只能將自己的名字簽在季先生上面了嗎？這怎麼會不讓當時才四十多歲的蔣先生為難呢？

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是關於季先生請年輕人吃飯的。一次是請我吃飯。有一年假期，我沒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簾關緊門，點上蠟燭看書，隱隱約約聽到樓道裡有窸窸窣窣的聲音，一會兒有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錚老師陪同下，特意來叫我去吃飯。這頓飯吃的什麼，今天是一點都想不起來了。但是，開門看見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樓道裡的情形，卻至今猶在目前。那些年，經常在季先生家吃飯，也經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這頓飯是很特別的。

我想「季羨林熱」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為一位長者的季先生的為人風範和人格魅力。要知道這位樸素如老農的長者是留學德國十年的哲學博士，是當時已經為數極少，現在更已是碩果僅存的建國後第一批文科一級教授，是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的文科校長，是全國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雜誌的主編——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態，這裡難道不是存在著巨大的不和諧或反差嗎？可是，難道不也正是這種所謂的不和諧和反差，反而更增加了對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嗎？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棄了在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離開德國，到一九七八年，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階段。這是三十四歲到六十五歲，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這理應是季先生學術生涯最輝煌的階段。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最黯淡無光的苦難時期。這個階段勉強還可以一分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為前半階段，受到國內資料和對外聯絡、政治環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季先生無奈地放棄了在德國已經打下極好基礎、具有極高起點的本行研究，被迫轉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譯工作上。至於從一九六六年以後可以看做是後半階段，季先生幾乎被迫害至死，好幾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幾次動了自殺的念頭，和-圖-書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學術研究。只有在「文革」的後期，季先生擔心自己把梵文給忘了，偷偷地開始翻譯《羅摩衍那》，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們只能說這是傷心滴血的輝煌了。季先生的《牛棚雜憶》就是寫自己在這後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記錄瘋狂野蠻時代的傑作。

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彷彿無法用堂皇的語言來言說他的魅力。我這麼說，也許會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詞，最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季先生當然不是神，也不是聖人。但是，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任何人無法對這一點有任何指責和爭論。該守望、該堅持的東西，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再舉一個和上海有關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從書房裡拿出一封信來，對我說：「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嗎？他給我寄了一些有關吐火羅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沒有見過，實在是難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見一下徐先生。」下面我還會介紹，季先生是中國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羅語語言本身的學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這方面的藏書恐怕還要超過國內的圖書館。徐先生當時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但是，對國內外的學術動態的瞭解，已經是在國內罕見其匹的了，所以能夠提供連季先生都沒有見到過的材料，現在早已經是教授級的編審了。季先生對徐先生是推崇備至，凡是見到上海來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我們還必須牢記，在這第三階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還投入到包括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等等等新的學術領域和學術組織的開創、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面提到過，季先生曾經一身擔任了一百多個學術領導職務，為新時期中國學術的繁榮發展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做出了別人無法替代也很難相比的巨大貢獻。季先生贏得中國學術界的廣泛尊敬，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們難道不應該對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嗎？

季先生已經到了天高雲淡的境界。我在想，老人家若是知道了我今天的這些講演，會說什麼呢？老人的心裡會怎麼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季先生也許會像巴金老人這樣說：「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而活。」

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象，而到了現在，季先生和他那樣的人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實際上，對北大的情況稍微有點瞭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歲以前，他在北大朗潤湖的寓所的大門，幾乎是完全敞開的。張中行先生筆下那幕一位小書店老闆抱著一大摞書上門請季先生簽名的情況，根本就是經常發生的。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輕人為他做過什麼嗎？我相信沒有。很偶爾的，季先生會讓我們為他查找一些資料，這原本是我們應該做的，況且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就連這樣的舉手之勞，季先生也絕對都要在文章裡、書裡寫上一筆。有不少媒體問過我，季先生工作那麼忙，還發表了那麼多的文章，是否有學生代筆的？這不算是一個太離譜的疑問。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追隨季先生那麼多年，連替他寫個信封的事情都沒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