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是我的兩句口號。繼這本書而後，我將寫《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一書。蓋近幾十年來政治上紛紜擾攘，總不上軌道，實為中國問題苦悶之焦點。新中國之建設，必自其政治上有辦法始。此無可疑也。然一旦於老中國有認識後，則於近幾十年中國所以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後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將繼此而請教於讀者。

就在為中國問題而勞攘奔走之前若後，必有我的主見若心得。原來此一現實問題，中國人誰不身預其間？但或則不著不察；或則多一些感觸，多一些反省。多感觸多反省之後，其思想行動便有不得苟同於人者。縱不形見於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許一例相看。是之謂有主見，是之謂有心得。我便是從感觸而發為行動，從行動而有心得，積心得而為主見，從主見更有行動，……如是輾轉增上，循環累進而不已。其間未嘗不讀書。但讀書，只在這裡面讀書；為學，只在這裡面為學。不是泛泛地讀，泛泛地學。至於今日，在見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體系滋大，吾雖欲自昧其所知以從他人，其可得乎！

說我今日見解思想；一切產生於問題刺|激，行動反應之間和-圖-書，自是不錯。然卻須知，儘受逼於現實問題之下，勞攘於現實問題之中，是產不出什麼深刻見解思想的；還要能超出其外，靜心以觀之，才行。

前後四本書，在內容上不少重見或複述之處。此蓋以其間問題本相關聯，或且直是一個問題；而在我思想歷程上，又是一脈衍來，儘前後深淺精粗有殊，根本見地大致未變，特別第四是銜接第三而作，其間更多關係。所以追上去看第三本書，是明白第四本書的鎖鑰。第三本書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內容分上下兩部；上半部為認識中國問題之部，下半部為解決中國問題之部。——因要解決一個問題，必須先認識此一問題。中國問題蓋從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勢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東方來，乃發生的。要認識中國問題，即必得明白中國社會在近百年所引起之變化後及其內外形勢。而明白當初未曾變的老中國社會又為明白其變化之前提。現在這本《中國文化要義》，正是前書講老中國社會的特徵之放大，或加詳。

這是我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於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一），《鄉村建設理論》（作於一九三二～一九三六），而和圖書後之第四本書。先是一九四一年春間，在廣西大學作過兩個月專題講演。次年春，乃在桂林開始著筆。至一九四四年陸續寫成六章，約八萬字，以日寇侵桂輟筆。勝利後奔走國內和平，又未暇執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從南京返來北碚，重理舊業，且作且講。然於桂林舊稿僅用做材料，在組織上卻是重新來過。至今——一九四九年六月——乃告完成，計首尾歷時九年。

所以「我無意乎學問」，「我不是學問家」，「以哲學家看我非知我者」；……如此累次自白（見前出各書），在我絕非無味的聲明。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起：梁某究是怎樣一個人？便為我回答說：「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或說：「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如其說：「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那便是十分恭維了。這本書主要在敘述我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見解，內容頗涉及各門學問。初不為學者專家之作，而學者專家正可於此大有所資取。我希望讀者先有此瞭解，而後讀我的書，庶不致看得過高或過低。

就以人和*圖*書生問題之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東西百家。然一旦於人生道理若有所會，則亦不復多求。假如視哲學為人之應該懂得一點的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這是與專門治哲學的人不同處。又當其沈潛於人生問題，反覆乎出世與入世，其所致力者，蓋不徒在見聞思辨之內；見聞思辨而外，大有事在。這又是與一般哲學家不同處。異同得失，且置勿論。卒之，對人生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的為人行事。同樣地，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動，並耽玩於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諸學。然一旦於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復以學問為事。究竟什麼算學問，什麼不算學問，且置勿論。卒之，對中國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今日我的主張和行動。

於此見出我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的。我是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決，從而根追到其歷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尋個明白。什麼「社會發展史」，什麼「文化哲學」，我當初都未曾設想到這些，更無意乎玩弄這一套。從一面說，其動機太接近實用（這正是中國人的短處），不足為產生學問的根源。從另一面說它卻不是書本和_圖_書上的知識，不是學究式的研究；而是從活問題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點心得。其中有整個生命在，並非偏於頭腦一面之活動；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體驗在，並不是一些空名詞假概念。

我生而為中國人，恰逢到近數十年中國問題極端嚴重之秋，其為中國問題所困惱自是當然。我的家庭環境和最挨近的社會環境，都使我從幼小時便知注意這問題。我恍如很早便置身問題之中，對於大局時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雖在年逾半百之今天，自歉「我終是一個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盡力於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然我卻自幼即參加行動。我一向喜歡行動而不甘於坐談。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實踐。特別為了中國問題，出路所指，赴之恐後；一生勞攘，亦可概見。wｗｗ•hetｕｂooｋ•ｃｏm.cｏｍ

於是就要敘明我少年時，在感受中國問題刺|激稍後，又曾於人生問題深有感觸，反覆窮究，不能自已。人生問題較之當前中國問題遠為廣泛、根本、深澈。這樣便不為現實問題之所囿。自己回顧過去四十餘年，總在這兩問題中沉思，時而趨重於此，時而趨重於彼，輾轉起伏雖無一定，而此牽彼引，恰好相資為用。並且我是既好動又能靜的人。一生之中，時而勞攘奔走，時而退處靜思，動靜相間，三番五次不止。是以動不盲動，想不空想。其幸免於隨俗淺薄者，賴有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