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社會如中國者，要討論其有沒有階級，則土地分配問題自應為主要關鍵所在。此據我們所知，先說兩點：

第一，土地自由買賣，人人得而有之。

此調查工作係在社會調查專家李景漢先生領導之下，又得當地民眾之同情了解與協助，絕對可靠。而準此情形以言，對於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階級社會，相離是太遠了。我承認這情形不普通。但我們兩個鄉村工作團體，當初之擇取鄒平、定縣為工作區域，卻並沒有意在山東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選其土地最不集中之縣份。乃結果竟不期而然，兩處情形相同如此；則至少這情形在北方各省亦非太不普通了。

直到十八世紀之中葉，發明很為稀見。事實上，技術的情況在一七五〇年以前，相當停滯，達數千年。到了現代，往往一年間所發明，要超過一七五〇年以前一千年所發明的。（巴恩斯（H.E. Barnes）《社會進化論》，王斐孫譯本第二百一十一頁，新生命書局版）

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佔百分之十以內。

那面限制了商業發展，這面限制了工業進步。在工業上復缺乏商業的刺|激，在商業上復缺乏工業為推進。他且不談，就在這兩大限制之下，中國工商業往復盤旋二千多年而不進，試問有什麼稀奇呢！似此只附於農業而立的工商業，雖說便於發財而不免購求土地，卻又不能為發財而經營它，其勢不能凌越農業而操縱了土地，則甚明白，所以，由此而壟斷土地，形成地主佃農兩階級，那是不必慮的。而在這種工商業本身，一面沒有經過產業革命，生產集中資本集中之趨勢不著，一面循著遺產諸子均分之習俗，資本縱有積蓄，旋即分散；所以總不外是些小工小商。像近代工業社會勞資兩階級之對立者，在此談不到，所不待言。可以說，秦漢以來之中國，單純從經濟上看去，其農工生產都不會演出對立之階級來。所可慮者，仍在政治勢力之影響於土地分配。

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如一wｗｗ.heｔuｂoｏｋ.ｃｏm.ｃom般所公認是沿著秦漢以來，兩千年未曾大變過的。我常說它是入於盤旋不進狀態，已不可能有本質上之變革。因此論「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於論「二千年以來」。但亦有點不同。一則近百年到今天尚未解決之中國問題，正形成於百年前的中國社會之上，故對它亟有認識之必要。同時，我們對近百年的事知道較親切，亦復便於討論。再則在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之間，兩千年來雖大體趨向於後者，卻亦時而進（向著階級解消而職業分途），時而退（向著階級對立），時而又進，時而又退，展轉往復。而百年前之清代，正為其趨向較著之時，所以就借它來說。又所謂「百年以前者」，初非在年限上較量，蓋意指中國最近而固有之社會情形，未受世界大交通後之西洋影響者而言。

工業本身一面之限制，是人們的心思聰明不用於此；因之，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無法進步，而生產力遂有所限（關於此層詳論在後）。近代西洋在此方面之猛進，正為其集中了人們的心思聰明於此之故。在此之前，亦是同一樣不行。所以說：

既然如此，那麼，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農頗多，又何自而來呢？這一半來自工商業勢力，一半來自政治勢力。古語早已說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見《史記．貨殖列傳》）。現在之經濟學家則指出農業上遠沒有像工商業那樣的競爭；土地集中遠沒有像資本集中那樣的容易；大規模經營壓倒小經營，工商業有之，而農業不必然。從封建解放後之土地自由經營，其本身是不可能發展出這局面來的。只有由工商業發財者，或在政治上有錢有勢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並維持之。而一般說來，中國的工商業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遠不如南方之多。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但他們要土地，不過覺得不動產牢穩，用以貽子孫；其積極興趣不在此，絕不是想要改行。雖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時時受其影響，而土地集中總不是一種自然趨https://m.hetubook.com.com勢所在。造成此種不自然趨勢，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業勢力所能為（理由見後），而必在政治勢力。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全國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於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此種逆轉，勢不可久。歷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吾人固已見之矣。

所以綜而論之，至多不過給予外商與我交易機會，而少有我們商業向海外發展，推銷國貨的情形。這樣，就根本限制了商業只為內地城鄉之懋遷有無；其所以刺|激工業生產者之有限可知。在內地像長江一帶，有水運方便還好；否則，凡不便於運輸，即不便於商業。以舊日交通之困難，內地社會雖甚廣大，正不必即為現成市場。直接限制了商業，即間接限制了工業。同時，工業還有其本身之限制。

四、有地而不自種者佔百分之一二。

對於人類文化史之全部歷程，第二章曾提出我的意見說過。除了最初一段受自然限制，各方可能互相類似，和今後因世界交通將漸漸有所謂世界文化出現外，中間一段大抵各走一路，彼此不必同。像上面所敘之社會階級史，恰是在那中間一段。凡所說階級如何一步一步解放，只在敘明其理有如此者（即極容易如此演進），不是說它必然如此。淺識之人，聞唯物史觀之說，執以為有一定不易之階梯。於是定要把中國歷史自三代以訖清末，按照次第分期，納入其公式中，遇著秦漢後的兩千年，強為生解而不得，寧責怪歷史之為謎，不自悟其見解之不通，實在可笑。我自己的學力，根本不夠來闡明全部中國歷史的；而我的興趣亦只求認識百年前的中國社會。本書即非專研究中國社會史之作，對此自亦不及多談。第為討論階級問題，以下要說一說百年前的中國社會，並上溯周秦略作解釋。

故我以自耕農較多之北方和佃農較多之南方，兩下折衷起來，以歷史順轉時期和其逆轉時期，兩下折衷起來，籠統說：「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地的人頗占多數」。—和*圖*書—土地集中壟斷情形，是有的；但從全局大勢來說，尚不著；以有地者和無地者相較，當不止五十一對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自信所說，絕不過分。

換言之，若依然像中古人生態度而不改，便再經一千年，產業革命在西洋亦不得發生。從來之中國人生態度與西洋中古人生態度誠然有異。但二者之不把心思聰明引用於此，正無二致；其相異，不過在後者自有一天轉變到心思聰明集中於此，而前者殆無轉變之一天。那亦就是，若無西洋工業新技術輸入中國，中國自己是永不會發明它的。

要知道此種情形並非奇蹟，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在當時定縣中等土地每畝值錢普通不過四十元。而一個長工（僱農）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給外，每年工資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節儲幾年，他自己買一畝地，有何不可能？這是說，有地並不難。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在此。又中國社會通例，一個人的遺產，由他諸子均分。所以大地產經一代兩代之後，就不大了。若遇著子弟不知勤儉，沒落更快。這是說，縱有大地產，保持正不易。一百畝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河北省諺語「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間的變化，可能富者不富。貧者不貧），又說「窮伴富，伴得沒有褲」，都是由此而發。

三、有地一百畝以上者佔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者佔千分之一二。

（上略）是唐時法制，實主極端之閉關主義。雖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為屬地，而國外貿易曾未聞稍加提倡，轉從而摧抑之；亦可見吾國人思想之錮塞矣。（見原書第一百一十二頁）

據其報告，分別在不同之三個鄉區作調查：一區六十二村，一萬零四百四十五家；一區七十一村，六千五百十五家；一區六十三村，八千零六十二家。總和_圖_書起來，可得結論如下：——

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第二，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土地的人頗佔多數。

中國工商業發達，儘管像先秦戰國那樣早，像唐代元代那樣盛，卻是從唐代至清季（鴉片戰爭）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見更有所進（某些點上，或反見遜退）。其間蓋有兩大限制存在。我們知道工商業是互相引發的。要商業上有廣大市場，乃刺|激工業生產猛進；要工業生產增多，乃推動著商業前進。反之，無商則工不興，無工則商亦不盛。而商業必以海上交通，國際互市為大宗。西洋古代則得力於地中海，到後來更為遠洋貿易。近代工業之飛躍，實以重洋冒險，海外開拓為之先，歷史所示甚明。然中國文化卻是由西北展向東南，以大陸控制沿海，與西洋以沿海領導內地者恰相反，數千年常有海禁。雖然亦許禁不了，且有時而開禁。還有許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國商業史》，一面述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龍編、廣州、泉州、揚州），一面卻說：

對於第一點，大致人人都可承認，不待論證。第二點易生爭論，須得一為申說。中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而地籍不清理者久而又久。民國以來，縱有一些調查統計，如北伐前北京政府農商部所為者，如北伐中及北伐後國共黨人所為者，皆根本不可靠。其間有可靠者，則國內外學術專家私人之所舉辦，又嫌規模小，不可以一隅而概全局。故土地分配情況究竟如何，無人能確知。就耳目常識之所及，則北方各省自耕農較多，東南西南佃農較多。然在南方某些地方並不見土地集中者，亦非罕例。同時北方如山東之單縣曹縣，亦有大地主累代相承。抑且不止此。好些地方，一縣城東之情形或與其城西不同，城南又異乎城北。總之，話難講得很。因此，論者恆不免各就所見而主張之。我自然亦只能就我所見者而說，但平情立論，不作過分主張。

我家兩代生長北方，居住北方，已經可說是北方人。我所見者，當然亦就是北方的情形。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數人都有土地。雖然北平附近各縣（舊順天府屬）有不少「旗地」（八旗貴族所有），但他們佃農卻有永佃權。例不准增租奪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權（類如南方地面權地底權）。我所曾從事鄉村工作之河南山東兩省地方，大地主雖亦恆有，但從全局大勢論之，未見集中壟斷之象。特別是我留居甚久之鄒平，無地之人極少。我們在鄒平全縣所進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國廿六年上半年將竣事，而抗戰遽作，今手中無可憑之統計報告。但確實可說一句：全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過有些人的地很少罷了。這情形正與河北定縣——另一鄉村工作區——情形完全相似。定縣則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巨冊，其中有關此問題之報告。ｍ.heｔubooｋ•ｃｏｍ.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