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何察六微，暗中查訪六種臣下可能用以為奸的方法。大權獨攬而不尊君，謂之「權借在下」；君臣利害有異，臣挾外自重，謂之「利異外借」；人臣假託類似，欺騙君主而首成其利，謂之「託於類似」；事有利害，若見害不見，利則人有私吞其利，謂之「利害有反」；宮內嫡庶匹敵，人臣顯貴相當，引起內憂，謂「參疑內爭」；敵國用計操控君權，使對其有利，謂之「敵國廢置」。凡此六微，皆群臣劫其君之能也，謹防。

所以「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蓄王資，而承敵國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

（甲）疑詔詭使，故意下用意不明的命令，使執行的人無從惴測，因而戰戰兢兢地不得不把本分做好。使密探探查，以所得之事檢測官吏，使之以為上級無所不知，不敢為非。

另外，護法的目的在於富國。法只是富國政策之一，其他一切可使國家富強的辦法，韓非都視之有價值，而且加以宣揚和實施。反之，對國家毫無貢獻之蠹蟲，「以文亂法」的儒，「以武犯禁」的俠，以致工匠、商賈、說客之流，都無價值，都該以任何方法厄殺淨盡。

一旦觸及法例，賞罰必然執行，「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外儲說左下》絕無例外，甚至以嚴刑來禁奸，刑越重，法越有效，統治越鞏固，「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務使以刑去刑，必其賞罰。

法術勢三者均為治國之具，缺一不可。君主冶國，不求聖賢，但求官不踰職；不賞有功，但求無過；不存智治，一斷於法。抱法處合於冶，中人之治合於時，無為又無不為，國之治者，兼法術勢也，韓非信之。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權，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術是君主駕馭百官的權術，以防止官員徇私侵權。它神秘莫測，即使「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難三》。君主治吏不治民，故君主用術用以治吏，這是因為「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民亂而有獨善吏，故明主冶吏不治民。」《外儲說右下》；只要群臣治理安當，群臣便會把人民治好。另外，君主最常亦最易與臣下發生衝突，這是基於「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數臣利立，而主利減。是以姦臣者——荀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內儲說下》所以「君以計畜臣」《飾邪》是合理不過的。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冶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和圖書。」《難勢》勢足以屈賢，足以制臣，足以服民，足以禁暴，足以絕姦，擁有勢力就足以壓制，支配別人，故「權勢不可以借人」《內儲說下》，是君主獨有的治國法寶。「善任勢者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姦劫弒臣》

至於定法，有何標準？首先，法是客觀的，「設之於官，命之於百姓」《難三》是成文的是公佈的，不容許任何人憑主觀意見隨意更改或曲解，而且「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一斷於法，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使犯法之人「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後法之內」，達到「使人無離法之罪」《大體》的境地。

不管從哪一種關係看人，都只表現人性可惡的一面。在韓非眼裏，人是無可救藥的，只有以嚴刑峻法禁止他們違規，不求禮愛教化使王天下。

至於術如何運用？韓非對此有很多的發揮，但基本有三種類型：無為術、刑名術、何察術。

韓非的人性觀，受其師荀卿影響，認為人只有自私，並無仁義可言，更不用教之以禮，「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難二》），無論父子、夫妻、主僕、君臣、群己皆只有利害，別無其他。

（乙）挾知而問，即明知故問，以試忠姦。

無為術的精椊，在於君主不自我表現，以免好惡顯現，就會被臣子利用，「君無見甚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貴；去智去舊，臣乃自備。』」《主道》況且一個人的心力有限，若君主事必功親，「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八說》，「故曰：吾無從知之，推無為可以規之。」《外儲說右上》如此，虛靜無為之術，使君主不用自己智能而任用臣子的智能，君主無為，而臣下有為，「明君之道，使智者書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主因能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下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這就是守法責成，惟有操臣之扼要，靜處不變，方可應萬變全。

刑名察術，是韓非之術重要的一環。名與實有固定的關係，名以指實，實以應名，考驗名實是否相合，謂之審合形名，形名相合，則合乎治道。凡君主設官分職，用人聽言，乃至考核績數，都能應用此術。「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主道》，名與形，言與事，兩兩相對，合則賞，異則罰，「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主道》，為此，君主要使臣下「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以免亂名，而wｗｗ•ｈｅｔubｏｏk.coｍ•coｍ不能責實，違背名實相符的原則。

由形名之術演變，又有「參伍術」，所謂參伍，即參考比較各方意見，以知人善任，防止奸邪，反之，「不以眾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亡徵》

無為術提供用術的背景，形名術提供條件，何察術則為實際的審合手段。用此術必要隱藏，因為它是用以試探群臣愛好，韓非對此論述主要分佈於《內儲說上》中所述之「七術」與《內儲說下》的「六微」，現略述其殊者如下：

富強之法，在內不在外。國家如不先在內政上求改革、圖富強，而在外交上講策略、事縱橫，足以誤國亡國，換言之，外交須以內政為盾，富強之本，在內政，不在外交。故「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則亡不可振也。」（《五蠹》）外援不足持，修政可玫強，富國之法，其本在於鼓勵耕戰與獎勵軍勇，與之相反的國家害蟲，韓非極力禁止。

法家學說，或說「形名之學」，或說「法術之學」，或說「帝王之學」，一言蔽之，就是「政治學」。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哲學理論大致達到有系統的階段。其學說以性惡、變法、守國、富強為基礎，有其獨特的人性觀、歷史觀、價值觀與國家觀，以至尚法、用術、任勢三者兼行，是一套完整的治國方法，其哲學比以前的任何一位法家都更完美。

若君主「無術以御之，集勞，猶不免亂」《外儲說右下》，所謂亂，輕則君臣倒權，重則身死國滅，臣子使「制萬乘而字大利」《難四》了，這是絕不容許的。

法屬於君，立法因情。「度量之立，主之棄也」《揚搉》法由君主制定，制定要因人情。「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效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經》又要因勢，法與時移，法定而穩，「法莫如一而固」《五蠹》，反之「法禁災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亡徵》，還要易知易行，使立法明確而眾民皆知，「明主之表易見，數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數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用人》

韓非言：「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內儲說上》「凡此人者，人臣之所道成姦，也主所以雍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八姦》

韓非的勢，要求與法配合運用，使權力不致濫用而生變，而且以法為制，不以私智治國，則任何人掌握政權皆可以順利治國，不須期待堯舜的降臨，便是「中人之冶」，平庸的和_圖_書人也可以治，所以韓非認為任勢勝於任賢。

（丙）倒言反事，故意說顛倒的話，做相反的事，以試探所懷疑的人，就可以把奸|情查出來。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定法》）理至易明，法就是官方公佈的規則律令，主要以賞罰來控制。行為合於法的，就賞；不合於法的，就罰。「法」即是「令」，「令」即是「法」，「法令」出於官府，即由主上與官員公佈實施。至於官員，亦有其法，「臣不得越官而有功——越官則死。」（《二柄》）所以法的集權，就在君主手中。而其覆蓋範圍，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庶民百姓，甚至官員的升降職級，以至編制，職掌都透過決策明確劃分，「明主以吏，宰相必起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王之道也。」《顯學》

勢，就是權力，稱權勢，又稱勢位，又勢重，又威勢，不論如何，勢都指權力。勢是中性被動的，它只是工具，可以導致正面價值，也可以導致負面價值，「夫勢者，非能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冶；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難勢》關鍵就在使用的人的素質。把勢與法結合，以法約束勢為治國工具，就叫「抱法處勢」。

法家哲學的基礎，就在於其黑暗的人性觀、變化的歷史觀、重國的價值觀與致強的國家觀。這些基礎的思維，使韓非所述的法術勢三者得以建立而不覺其刻薄寡恩。

（戊）謹防八姦。六微指事，八姦指人。韓非在《八姦》篇提出防止八姦的方法，在此不詳述，惟述八姦之類，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養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強」、八曰「四方」

推行法令，要君臣二者皆尚法，一切依法行事，量功賞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以一己之見害法，「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最終違到以法為教，一國之治，非人而任法，「明主之一，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執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外，為勇者盡之於軍。」《五蠹》

韓非認為，不能「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上古、中世、近代，情勢各有不同，治國因應不同情勢，有不同的處理手法。「不期循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這是存在決定了意識。至於三王五帝，韓非評為「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又認為「古者，大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https://m.hetubook.com.com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亂。」（《五蠹》），純粹以財貨與土地的「物」之供求情形不同作「變法易古」的根據。故韓非譏笑儒者說：「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無易常。』——伊尹母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南面》）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六反》）即使親如父子，都是互相利用，沒有對等的利益，便互相責怪，「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難二》）況君臣乎？至於夫妻，靠男女感情關係相結合，「愛則親，不愛則疏」，比父子天倫之情更脆弱，「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疑見疏賤——」（《備內》）夫妻利異。主僕之間，是錢財與勞力的交易，韓非認為亦無情義可言。至於君臣，「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內儲說下》）不能輕信，否則身死國滅，所以韓非總結說，「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八經》），「故君臣異心；君以計蓄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飾邪》）以計蓄臣，非無道也，禁奸邪之法也。群己之間，本就無感情基礎，「王良愛馬，越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備內》）

法的價值，遠超越人民的生命，為了護法，這些都不足持，可以犧牲。秦大饑，應侯請發粟活民，昭襄王否案，認為「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蔬而治。」（《外儲說右下》）為了國法「有功受賞，有罪受誅」，寧可餓死饑民，不可毀法致亂，結論是「生而亂，不如死而治」。法的價值超越一切，包括生命。

人性險惡，只會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勢必利害有所衝突，然後相爭，引起混亂。為了使人人能如願地各為其利，便需要一套辦法，有系統地維護共同利益，這一套系統，便超越了利益而成為價ｈｔｔｐs://ｗｗｗ.hｅｔｕｂoｏｋ•ｃｏm.ｃoｍ值之所在，荀卿認為禮可以成為此系統之主宰，而韓非則認為人心之惡，以禮不足禁，惟有法可以治民。

所以總括而言，韓非因為這類「事異則備變」的歷史觀，否定上古帝王祟高的說法，不必「法先王」，人只是隨著物質條件變化而變化，要掌握時代，必須因應時代，即因應變化的物質情勢於聖人之治中，而聖人之治的原則，只在於「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不在「因循法古」。

另外，法是公平的，法律統治之下，並不偏袒任何人，「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超越於階級，一律平等，而且賞罰都以法斷，「爵祿生於外，誅罰生於罪」，全仗自己表現，故賞不思主，罰不惡朝，因皆出於己行。

韓非認為，國家的一切高於社會的一切，但凡對國家有利的，如農戰，如軍爭，都會積極提倡。至於提出這些富國政策，乃為了使國家繁榮昌盛，以玫霸天下。國家與國家之間，並無禮讓，只有力爭，這是潮流的發展，「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八說》）既然此為「大爭之世」，國家對外，就只有靠實力，「力多則人朝，力少則朝於人」（《顯學》），決無國際和平，亦不宜講仁義辯智，所以國家的五種害蟲，均須滅絕，以免「外不能戰，內不能守」（《慎法》），終國亡身死。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湧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六反》）道家「貴生之士」、儒家「文學之士」、游士「有能之士」、辯者「辯智之士」與墨家「磏勇之士」及「任譽之士」，都是國家的害蟲，卻受到獎賞；死節、全法、生利、整穀、尊上、明上之民，卻世毀之。如此治國，耕無農，戰無勇，「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