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書來研究。《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種型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可是哪一種個性，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有一本書名《高士傳》。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則稱「處士」。

孔子認為道家走隱士路線，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沒錯。所以他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仔細一研究，孔子是贊成的，並不是反對。鳥類是高飛的，要高飛的就高飛去吧！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裡的，自然就在山林過他們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飛，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點人世間的事情吧！

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兩句話是hetubook.com.com中國人的隱士思想。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和圖書下是打來的，你們嚕囌什麼？」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佈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後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們，很可惡，不應該。而認為有學問的人們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作學問不肯出來？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在後面的《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挨了罵。那麼孔子挨了罵後怎麼講呢？下論中就講了很多。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這個話解釋錯了。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對隱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聖人胸懷，對於社會國家，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知www.hｅtｕbｏｏｋ.com.ｃom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為聖，就在這裡。明知道這個人救不起來，我盡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這是孔子之聖。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這是道家走的路子。

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https://m.hetubook.com.com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歷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致用。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

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璞，宋真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逼他出來了。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裡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時的種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不想出來。

呂后問計於張良。張良就告訴呂後，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和圖書就不敢廢太子了。呂後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黨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發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隱士們的道家思想，則救不起來就不救。這時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道家對時代思想的潮流，視之如山洪的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就是傻子，必定被沖走。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處的下游，稍稍一引導，就引進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則不然，對於時代的趨勢，也視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但是要跟著這股山洪旁邊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個算一個，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勢，將洪水導入河川渠圳。這兩種思想都對。

下一節孔子接著講學問的道理與個人的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