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被夾纏不清

或者說,所謂義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大義之義。義理之義,義者,宜也之義,並非狹義廣義等的義利之義。其實,都是一樣,不管是什麼偉大的義理,都是力行於義,才能有利於成其為君子,所以這也是利便是義,義便是利的真實道理。
以我們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來說,關於公與私之辨,有兩派極端相反的思想。一為墨子,一為楊子。其實他們都由道家的思想脫胎演變而來。
綜合上面這些分析,來看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關於義利之辨的話,試作一個結論。
第一,孟子一開始就對梁惠王說,你何必去貪求這種眼前短暫的近利、小利呢?你應該提倡仁義的道德觀念,推行仁義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長遠的大利。因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實行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道德之治,所以他對梁惠王就這樣直接地提出來,不保留,不婉曲,不虛飾,這態度本身就是一種不問利害的道德行為。
自從孟子講仁義,強調了義利之辨以後,影響到後世的www.hetubook.com.com重視義利之辨,而漸漸地,後世的義利之辨,又與自私無私之別,混為一談,以為「義」與「無私」同義,「利」與「自私」不殊。因此漢唐以來,儒家的義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與無私之別,兩者分不開來。所以談義利之辨時,往往在邏輯上就會夾纏不清,而使我們現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於產生「儒家思想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錯覺。
第二,無論東方或西方,任何一種文化、一種學術思想,都是以求利為原則。如果不是為了求利,不能獲利的,這種文化、這種思想,就不會有價值。
因為後世受此影響,每談義利之辨,就成了談有私與無私之辨。遂進一步牽涉到中國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牽涉到人類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為的中心——公與私之辨的問題。
墨子講「義」,但是墨子講的,和孟子講的,雖然同為一個「義」,卻有不同的觀念,含義上是有所差異的。墨子講的義,是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從頭頂到腳底,https://www.hetubook.com.com都可以放棄自己而去為別人謀利,是徹頭徹尾的犧牲自我,以利別人。
由於義利之辨的文化思想發展下來,到了宋明以後,構成中國文化的商業道德,便有「貿易不欺三尺子,公平義取四方財」的說法。即使專事求利求財的商業行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義利之辨。可以說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業道德上的教育成果。
既然墨子和楊子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調和論,是兼容並蓄而仲裁為適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漢以後變了樣的儒家思想),當然是崇奉了仁義之義,向梁惠王提出建議。同時,在提出建議時,也不採用當時縱橫家們為博取富貴權勢所慣用的遊說態度。孟子雖懂得遊說的辭令技巧,但卻不用,還是很嚴正地主張行仁由義,極力宣揚仁義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說只有仁義最好。
即如宗教家們的修道,也是為利。修道的人,看起來似乎與人無和*圖*書爭。實際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是講究牛求自利的人,他拋棄世間一切去修道,修道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這也是為了自己。雖然說自利而後利他,那也只是擴充層次上的差別,其唯利而圖是一樣的。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這也是為了利。
我們不妨引用清人的兩句詩:「莫言利涉因風便,始信中流立足難。」正好作為孟子對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風格,其難能可貴的定評。
同樣是孟子的這個意思——勸梁惠王行仁義政治的意思,假如換了當時另外一些遊說之士,例如蘇秦、張僅這一班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來說,那麼他們就絕對不會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這一班人,一定會拐另一個彎,婉轉地對梁惠王說:「我有一個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長遠之計,你梁惠王想不想聽?」這樣先賣一個關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的時候,他才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天下是如何混亂,道德淪喪,人人都在渴望仁義。你不妨如何利用仁義,hetubook.com.com如何以仁義為口實,頒布一些政令,那麼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國來了。你有這許多人民,領土也會增加,國家富強,自然就完成你的霸業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誘導他聽從他們的說辭,慢慢實行仁義的政治。當然,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自己有進身之階。
而楊子——楊朱的思想,則與墨子絕對相反,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但並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卻該全部給我。他是主張天下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假如能做到這樣,又是另外一種社會形態了。
從哲學的觀點看,一切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離苦得樂」。飢餓是苦,吃飽了則得樂。疾病是苦,醫好了則樂。天氣太熱則苦,到樹蔭下乘涼,或到有冷氣的房子裡,全身清涼則樂。一切生物的一切行為動態,目的都在「離苦得樂」,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易經》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現代觀念想辦法在我們活著時,活得更好。像設法利用太陽能,https://www.hetubook.com.com淨化空氣,防止水源的污染,目的都是使我們好好地活著,這些都是《易經》中所說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任何學說思想,如不能求利,沒有利用價值,則終必被淘汰。
如果把墨子和楊子兩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細的研究,那會怎樣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犧牲,只圖利他人,這是做不到的。那麼依楊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利益著想,絕對不為別人的利益犧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顯,那當然是不行。人類可真是奇妙的動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這個程度,卻也沒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類都這樣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無私,也難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無私,則天下共利,結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楊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為自己,絕對不妨害別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現代所說的,爭取自己個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麼也可天下太平。但這兩派的主張,事實上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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