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日，當日本發表出兵華北的聲明後，蔣介石即致電宋哲元說：「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域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所謂建國訓練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要訓練我們如何儘量貢獻我們的聰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給國家，如何用我們的血汗來培養並充實救國的力量，以突破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洗刷國家近百年來所蒙受的一切奇恥大辱，使我們的國家能夠真正自由獨立強盛起來。再扼要地說一句，這一次訓練，就是國家爭自由、民族爭生存的最後戰鬥的訓練。」

七月七日深夜，在盧溝橋地區進行軍事演習的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和受到射擊，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方面的嚴詞拒絕，竟悍然向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縣城發起了進攻，駐守宛平的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偉大的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由此揭開序幕。

就在日本終止同南京國民政府直接交涉的那一天，蔣介石下了廬山，回到南京，一心處理中日之間的危機。不過，在和平未根本絕望的前一秒鐘，蔣介石也「還是希望和平的」

當時，恰逢中日之間外交交涉停頓之際，且是在日軍反覆舉行挑釁性大演習之後的交戰，所以日本對於全中國開始其正規軍事侵略，已有極大的可能性。

平津危急！

在這個講話的最後，蔣介石說：「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須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七月十一日，宋哲元奉蔣介石之令，從山東老家啟程返回北平。在北平郊外豐台車站，宋哲元乘坐的火車剛剛駛過，「轟」的一聲巨響，枕木飛濺，硝煙濃烈，一片狼藉。中國在華北的最高行政長官險些成了第二個張作霖。回北平後的宋哲元，立即著手部署對日軍事。八天以後，如有神助的他，再次從日本特務的地雷下死裏逃生。

這一天，他在日記中憤憤地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七月的廬山，風景秀麗，清爽宜人。據說，廬山的夏天，天晴時一日如三季：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的確是個避暑的好去處。蔣介石喜歡廬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裏有水。他曾說過：「峨眉之不及廬山美麗，乏人避暑，就因為峨眉少水。」蔣介石愛水，尤其喜歡靜靜聽潺潺流水聲，以助思潮。「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常年在軍界政界摸爬滾打的他，內心深處依然存有詩意般的追求。

接著，蔣介石談了四個方面的内hetubook.com.com容。

要應戰，軍事中樞不可不立。蔣介石指示何應欽聯合軍委會參謀總長、訓練總監、軍事參謀院院長、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及有關軍事機關長官，組成軍事統帥部會議，決定應對策略。

當時宋哲元正在山東老家樂陵省親，華北防務由他的部將張自忠負責。廿九軍將士在當時已經奮起反擊日軍入侵，日軍也在考慮擴大事態，但宋哲元顯然對盧溝橋事變的性質和全國的抗日熱情估計不足，沒有及時對平津防務進行調整，而把大部精力用於與敵談判周旋，以期「和平」解決上。

廬山牯嶺。七月八日清晨，一封華北地方當局的「特急電報」呈上蔣介石的辦公案頭。為躲酷暑移到廬山辦公的蔣介石以及南京政要們已經顧不上欣賞如詩如畫的風景，思緒一下子都飄飛到了遙遠的北國。戰爭就這樣開始了嗎？一時間，蔣介石還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釁的真實企圖。

不過，日本人已經不會讓他繼續體驗唐詩般的寧靜安謐境界了。

日本人所說的柳條溝事件就是「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關東軍先行破壞了柳條溝附近的鐵路，反誣中國軍隊所為，悍然發動了對東北軍的攻擊。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東北軍撤入關內，東三省就這樣拱手讓給了日本人，熱衷於「安內」的蔣介石頭上從此多了一頂賣國賊的帽子。在「九一八」事變前，東京也曾盛傳九月十八日將發生柳條溝事件，後來果然絲毫不差地證實了這個預言。那麼，現在這個預言還會靈驗嗎？

根據統帥部的決定，南京國民政府很快發佈了軍隊總動員令和軍事徵用令。全國軍隊統一配置，分別調集陝、豫、鄂、皖、蘇各省有關部隊，向隴海、平漢路沿線集結，並徵用平漢、隴海和津浦三條鐵路線上的列車。同時明確要求宋哲元：不可放棄盧溝橋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談判以求緩後也須作抗戰之準備；如廿九軍需要彈藥和物資，中央可以源源補充。為此，統帥部特別派專人乘飛機將盧溝橋工事圖送往前方，並提出要在石家莊設置行營，在保定設置前線總指揮部，做大戰的準備。

與此同時，蔣介石急電也雪花般地飛到廿六軍總指揮孫連仲、四十軍軍長龐炳勳、八十五師師長高桂滋的指揮部，命令他們親率部隊火速向石家莊集中。蔣介石再次電示宋哲元：「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工事」，強調「守土應具決死決戰與積極準備之精神」，即使談判，也「務期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

盧溝橋是中國富有詩意的勝地之一。從金朝起，經元、明、清數代，「燕京八景」名稱雖屢有變動，但其中的「盧溝曉月」一景卻一直保存下來，成為文人雅士吟詩作畫的生動題材。日軍在此處發動進攻並非迷戀於當地詩意般的景色，實在是由於它的戰略地位太重要了。這裏是北平以至整個華北通向中國南部的咽喉之地，有詩贊：「盧溝石橋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盧溝橋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現在，由於日偽已經構成了三面合圍北京的態勢，位於平漢線附近的盧溝橋地區，軍事地位更是非同一般。如果中國軍隊守住這個橋頭堡，進可攻，退可守；而一旦被日軍佔領，北平就成為了一個孤立無援的死城。一場國人期待了多年的全民族反侵略戰爭就在這個敵我必爭之地打響了，盧溝橋從此又成為中國人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徵。

關於外交方針，蔣介石重彈了幾年前「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老調。他說：「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既然中央已經初步表明了「應戰」的決心，國民ｈｔｔps://ｗwｗ.ｈｅtubｏok•ｃoｍ•cｏm黨與國民政府的各個部門開始行動起來，不管是和還是戰，做好最壞的打算都是應該的。

國民黨在廬山開辦的訓練團隨時間不同，名稱和内容各異，一般統稱廬山軍官訓練團。最早開辦於一九三三年，受訓的主要是初、中級軍官，當時「訓練唯一目的，就是要消滅共產黨」。以後，各類訓練團都在廬山舉辦，規模越來越大，範圍也越來越廣，受訓人員的級別也越來越高。應該說，這些政治、軍事、民政等訓練的確強化了國民黨的軍事、政工隊伍。連續四次「圍剿」紅軍的失敗，使得蔣介石冷靜下來，將共產黨作為一個高明的對手來對待。針對紅軍的作戰方法進行的一系列正規訓練，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與此是有很緊密的聯繫的。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出席廬山第二次談話會，發表了題為《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的講話，政府對日政策才明確亮相。

關於日本政府態度和日軍動向的情報，雪花般飛向南京。日本方面奪取華北的意圖已明，既然南京方面並不想使華北變成「滿洲第二」，那麼戰爭已是不可避免。隨著另一密報傳來，參加統帥部軍事會議的軍政要員們意識到情況比想像的要更加複雜。據密報，十一日晚，冀察當局背著南京中央政府已與日方簽訂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承諾向日方道歉，處分責任者；撤退盧溝橋及其周圍的駐軍，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徹底取締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抗日團體。面對這一形勢，軍事統帥部會議開始出現意見分歧，何應欽等對是戰是和舉棋不定。

但是，和平的幻想很快就被不斷傳來的密報粉碎，日方大批援軍正從關外和天津方向源源開來，僅關東軍一周時間就調來了一個師團的兵力，日本國內和朝鮮另有五六個師團的兵力正在增調中。特務系統收集的情報紛紛傳至南京，蔣介石等人非常明白，日本當局肯定有更大的企圖，至少，日軍這次不拿下冀察平津地區，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盧溝橋事件連同華北危急的時局一同在廬山上傳開了。不同尋常的「莘莘學子」們開始感受到沉重的現實壓力。

隨著紅軍撤離南方根據地，開始長征，特別是日本的得寸進尺的侵略直接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廬山訓練團也逐漸加入了抗日禦侮的内容。

中華民族既然是愛好和平的民族，盧溝橋事件也尙存和平解決的希望，對於解決盧溝橋事件的中國立場，蔣介石當然得公諸於世。既讓國人放心，又讓國際間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友好國家作個評判。對此，蔣介石可不敢大意。

七月初的重慶，戒備森嚴。川康整軍會議由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在這裏召開，矛頭主要是指向劉湘等當地軍閥。正當劉湘為蔣介石裁減其嫡系部隊大傷腦筋時，傳來蔣介石的一封加急電報，召何應欽速返南京。

「最後關頭」到來，拚死抗戰將是毫無疑問的。那麼，盧溝橋事件是不是「最後關頭」呢？這是與會者最想搞清楚的。對此，蔣介石當然不能避而不談。

何應欽顯然也同意緩兵的意見，他認為，中國至少還需要兩個月的時間來準備應戰，否則抗戰將難以持久。不過，徐永昌則認為這種準備至少需要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他甚至直接向蔣介石進言，並託人轉告外交部長王寵惠：「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因為兩國強弱太過明顯，我方準備太過欠缺，一旦開戰，中國有陷於分崩離析不可收拾的危險。

東京盛傳的預言又一次應驗了，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日本人有先知先覺的能力？都不是。在日軍侵華史上，一切的巧合都是人為的安排。但是，日本人預言了「七七事變」，卻難以預料事變的結局。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越來越不受日本歡迎m.hetubook.com.com：他竟然停止了對共產黨的軍事圍剿，更為可恨的是，他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開始向天皇的軍隊動槍動炮了。對中華大地久已虎視眈眈的日本，再也不甘心也不滿足像蠶兒吃桑葉一樣慢慢地吃掉中國。蔣介石的變化不僅激怒了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而且讓他們心生懼意。不能再猶豫了，一定要速戰速決，絕對不能讓已經與共產黨聯手了的蔣介石從容地為天皇的軍隊掘好墳墓。日本開始策劃新的「大陸計畫」，它決定「鯨吞」中國。

戰端已開，人們所以還會有講和的想法，是因為事變之初北平的形勢還不夠明朗。自七日夜起，雙方在盧溝橋和宛平城地區多次衝突。意想不到的是九日又告停火，甚至商妥同時退兵，日軍退回豐台，宛平縣城交中方保安隊填防。不過，日軍回撤後，次日再度向盧溝橋推進，廿九軍也不得不再派兵阻擋，雙方重新交火。此後接連幾天，雙方一直打打停停。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在廬山舉辦暑期訓練團，自任團長，訓練的對象為全國「各界文武同志」、「全國公務人員」。至於訓練團的訓練精神與教育目標，蔣介石是這樣說的：「在總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詔示之下，在中央統一禦侮、救亡圖存的一貫政策之下，人人奮發建國的熱忱，激勵其救國的責任心，向著共同的目標，能夠自動努力，自動奮鬥，盡忠於其本職，隨時準備為復興民族而犧牲，就是要人人盡忠於各人的職務，要人人知恥明義，犧牲奮鬥，自立自強，自動地發揮其愛國的精誠，這是我們此次廬山暑期訓練的精神，也是本團教育唯一的目標。」

蔣介石的態度有無投機成分，對當時的形勢實際上已無多大的影響。這是因為，抗日救亡運動興起六年來，已漸漸成為洶湧的浪潮。面對南京政府節節退讓，喪權辱國，國人久已忍無可忍。如果說過去還可以用「攘外必先安内，統一方能禦侮」來搪塞輿論，如今面對日本步步進逼的武裝侵略，再也難以為不抵抗找到任何的藉口。因此，不管蔣介石願意還是不願意，「應戰」，也就是抵抗已經成必然之勢。

從七月十一日起，軍事統帥部開始具體部署應戰行動。戰爭並不僅僅取決於熱情，倉促應戰又談何容易。根據各部門的報告，這時南京國民政府只儲存有可供二十個師作戰用三個月的彈藥；可供五十萬人、十萬匹馬用一個月的糧秣；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裝就緒，雖有兩百架飛機可以用於一線作戰，但相當部分性能較差，備件不足，且北方無論燃料、炸彈還是機場，均少準備。不過，在最初兩天的會議上，軍事準備上的這些欠缺似乎沒有過多地影響到與會軍事人員們的「應戰」決心。畢竟，從「九一八」事變以來，任何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都憋著一口氣。況且，守土抗戰本就是軍人的職責。

蔣介石不敢有絲毫大意，在當天立即致電宋哲元，指示如下：「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這次，蔣介石已經準備應戰了。

「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的故鄉，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是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華北危急！

盧溝橋事變之後，雖然蔣介石很快就得到報告，但是消息傳達的範圍並不廣，山中並未完全知曉。七月九日，蔣介石在廬山暑期訓練團開學典禮上發表了一個長篇講話。一開頭，蔣介石就說：「此次我們舉辦廬山暑期訓練團，如今全國各界文武同志來此受訓，其意義是在繼全國統一之後，當外患緊迫之時，來發動一個舉國一致救亡復興的建國運動。」

南京方面緊鑼密鼓的籌劃應變方略的同時，日本方面也沒有閒著。七月十一日上午，東京。五相會議正在日本政府大樓內進行，研究盧溝橋事件的善後。經過激烈的討論，終於作出了出兵華北的決定。傍晚，經過天皇的批准，日本政府在軍部的支持和推動下，正式發表《派兵華北的聲明》。隨後，軍部開始大規模地向華北調動軍隊。日本政和*圖*書府和軍部攜起手來，準備將華北的緊張局面擴大成為全面的侵華戰爭。

一九三七年，南京的夏天像往常一樣的悶熱。每年的夏天，蔣介石都要到廬山避暑和辦公，今年依然不例外。華北一向是宋哲元的天下，他對蔣介石、對日本、對救亡都有兩面性。對蔣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級關係，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用人、行政、關稅、鹽稅、統稅等都歸自己支配，成為獨立化的政權。對日本，他是一面妥協，一面敷衍，碰到大問題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決。對救亡，他是一面反共，一面主張「槍口不對內」一面不敢公開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救亡運動，一面反對在冀察兩省舉行抗日遊行示威。對於危機潛伏的華北時局，蔣介石憂在心頭，但那裏沒有中央軍，鞭長莫及，只能電告宋哲元加強警惕，多做準備，以防不測。

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擔心，他一向認為中國無力與日本開戰。關於軍事儲備的統計資料，與會的人都已經看過。前兩天的討論中，看著其他的人主戰熱情高漲，徐永昌心裏就在犯嘀咕。宋哲元私自與日妥協，又使徐永昌意識到内部並非一條心，他更加不主張立即開戰了。徐永昌說：現在我們準備未周，開戰難操勝券，若日方真的如其宣傳那樣，不欲事態擴大，則我似應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協。最好中央給予宋哲元妥協的標準，使其便於商談。

同時也對宋哲元指出：「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與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算必為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今日對倭之道唯在團結内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

國難紛至遝來，當局又遲遲拿不出積極的對策，雖然身處仙境般的廬山，與會者沒有一點心曠神怡的感受。遙望華北，可憐無數山！

暗中進行的陰謀活動破產後，日本決定採取赤|裸裸的武力進佔華北。七月十六日，日軍在準備停當後，全力向華北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面對日寇的步步進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為抗戰雖然也作了一些準備，但蔣的重心仍放在「圍剿」紅軍和共產黨方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西安事變爆發，在國共兩黨和張楊兩將軍及全國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了由國內戰爭向合作抗日的偉大轉變。

七月廿三日，南京政府的中樞要員討論了宋哲元報來的《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其實，就在四天前，宋哲元剛剛與日軍又簽訂了一個協定細則。這個細則明顯地違反了蔣介石關於中央政府所派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換，以及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接受任何約束的最低限度條件，承諾可以按日方要求罷免官員以及撤退軍隊。對此，蔣介石顯然是睜一眼閉一眼，像唐生智所建議的那樣，裝作不知道。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歷次挑釁無不以蠶食、控制和侵佔中國土地為目的。何況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早就公開聲明，要「以武力驅逐國民黨和蔣政權於華北之外」，並一直在緊鑼密鼓地引誘、脅迫坐鎮華北一方的頭號地方實力派人物、第廿九軍軍長宋哲元脫離南京政權，宣告華北自治，這次進攻至少是與其分裂冀察平津地區的陰謀有關。因此，從一開始蔣介石就隱隱地意識到，這次真的是退無可退了。

日軍在華北發動全面攻勢的同一天，國民政府為共赴國難而召開的談話會也在廬山開幕。牯嶺圖書館大禮堂裏坐滿了各界名流、賢達人士，廬山頓時冠蓋如雲，名流遍地。十六日的談話會由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主持。他雖然大談「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但是並沒有提出明確的辦法。一席話不痛不癢，不著邊際，與會者如墜雲山霧海，根本搞不清楚當局的積極政策在何方，滿懷信心上山來共赴國難共商國是的名流和-圖-書賢達對此很不滿意。

一九三七年夏天，駐屯華北的日軍不斷向負責華北防務的國民革命軍第廿九軍尋釁滋事，一時間華北劍拔弩張。戰爭的烏雲瀰漫了華北的上空，使得這裏的夏天更加的煩悶。此時的東京，正盛傳這樣的謠言，「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兩天後，蔣介石關於「最後關頭」的講話公開發表，次日，日本對南京國民政府徹底關閉和談的大門。不過，冀察地方當局與日方的交涉還在繼續進行，只是越來越艱難。

一開始，蔣介石就直奔主題，他說：「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已，世界輿論也都是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把中日之間的事變同國際和平聯繫起來，這並不是一般的外交辭令，而是蔣介石抗日方略的重要一環。

徐永昌之後，參謀總長程潛也表示，現在緩兵最合我意，這樣可以完成我方之準備。一旦準備完成，則無論實行持久戰或殲滅戰，都有把握。當然，他主張眼下也還是要加緊軍隊的動員工作，以防萬一。

華北不會上演第二個「皇姑屯事件」，也不會出現第二個「滿洲國」。

廬山談話，確定了抗戰的方針，表明蔣介石已經接受了中共宣導已久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主張。

蔣介石沒有趁此機會談論盧溝橋事件和對日的政策，他還需要時間去觀察和進一步的思考。即便如此，受訓的學員們還是感覺耳目一新，感覺到時局似乎發生了什麼重大變化。典禮結束後，一時有了不少關於時局變動的傳言。這時，華北的形勢在惡化。

雖然得知那個傳言的中國人並不多，不過，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心，華北不會變成第二個「滿洲」。不管怎麼說，一九三七年的中國已經不是昔日那個內戰困擾的中國，一九三七年的蔣介石也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完全不抵抗的蔣介石了。

吞併中國是日本的既定國策。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先是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接著又占熱河、察哈爾兩省，並不斷向中國內地滲透。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妥協政策指導下，中國軍隊一讓再讓，已到讓無可讓的地步，此時全國軍民都抱定與日寇決一死戰之決心。

既然盧溝橋事件有可能成為「最後關頭」，那麼，政府關於抗戰具體持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呢？這是與會者關心，蔣介石不得不談的話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在一片緩戰主和聲中，只有訓練總監唐生智表示異議。因為宋哲元私自妥協一直是討論的焦點，唐生智也就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宋哲元已經在中央允許之外從事妥協活動，如中央再授予他和平妥協的意圖，則前途將不可測。與其他人主張低調謀和不同，唐生智建議目前中央仍應表示強硬態度，軍事準備絕不可中止。至於宋哲元現在的妥協活動，中央可以聽任其發展，既不明確支持也不反對，就裝作不知道。如結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則可追認之，否則可否認之。

一九三七年夏天，蔣介石又在廬山舉辦訓練團，這次的規模特別的大，涉及軍事、民政、警察、教育、黨務、童子軍以及「新生活運動」諸多方面，尤其主張能夠軍事訓練，受訓的軍長有七人，師長及師級軍官有一百九十四人。因為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望建立，訓練是以日寇為假想敵的，訓練内容是抗戰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