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驢技窮的日本政府認為這是「拒絕的答覆」，一怒之下決定終止「陶德曼工作」。這也宣告日本試圖不經戰爭而使中國屈服的陰謀歸於失敗。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至十日，蔣介石的代表曾廣、章友三（前駐德大使，當時任最高會議秘書）、陳超霖（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和日本代表鈴木卓爾、今井武夫、臼井茂樹（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大佐）在香港東肥洋行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議。為保密起見，中國方面除曾廣以外人員均出示了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簽發的證明書，日本方面人員也出示了陸相簽發的證明書，相互確認對方身分。當時為了確保這次會談進行，蔣介石在五日就特派宋美齡到香港，從側面協助中國方面的代表。會議的結果除了利用無線電聯絡外，還特別設立聯絡組，每天乘班機往返於香港和重慶之間。

不過外交部次長徐謨在一九四〇年十月的一段話，更能說明蔣何以突然停止對日「和談」。他說：「委員長以及中國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員現在感到，美英兩國正日益認識到中國的鬥爭可能對於這兩個民主國家未來的安全起重大的影響；而且遠東的這場戰爭與歐洲的戰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因此，中國目前比開戰以來任何時候都更不願接受和平建議。」

德國此時也樂於扮演「調停」的角色。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德國一直同國民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蔣介石的大部分軍事顧問和武器都來自德國，當然德國也從中國獲得了自己缺少的工業原料和外匯。日本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德國一直面臨兩難的選擇：如果支持中國，就會得罪日本，這有損於法西斯的全球戰略；但支持日本，又會損害在華利益。但更重要的是，此時希特勒正野心勃勃地想挑起歐洲戰爭，因此希望日本在遠東保存實力，以牽制蘇聯，必要的時候給英法在遠東的勢力範圍以致命一擊。心心相印的德、日終於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共同對中國政府實施勸降和逼降活動。

當然，對於德國政府和陶德曼本人的努力，蔣介石表示感謝。為顯得有誠意，蔣介石還憂心忡忡地告訴陶德曼：「如果我同意閣下從日本帶來的要求，中國政府將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垮，中國一定會發生革命。日本人在執行錯誤的政策，他們提出了太多的要求，十分苛刻，這不是真正向著友善和和平努力。如果日本人繼續錯誤的政策，中國政府傾倒了，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將會在中國佔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番話還真是推心置腹，可惜日本人是不會體諒他的苦衷的，他們也信奉實力，也崇拜鐵腕人物。

十二月廿七日，兩人第一次會見，曾廣表示：日本方面破壞了陶德曼工作，中國政府被迫繼續抗戰。現在，還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舉行會談的誠意。日本所說的尊重主權和保全獨立值得懷疑。曾廣向鈴木轉達了重慶方面關於收拾時局的意見：日本若尊重中國的名譽和主權，就準備和日本和談，因此希望在承認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協商；中國希望美國等第三國從中調停；在談判前休戰，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證；請日本相信國民政府會鎮壓共產黨的抗日行動；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國民政府進行改組等內政。

一九三九年底，日本積極地開展了誘降蔣介石的「桐工作」。蔣介石對於日本的誘降，曾一度表現出積極回應的態度。

到了一九三九年秋季，隨著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日本開始主動地展開誘降蔣介石的「桐工作」。這種形勢的變化主要表現在：

十月三十日，陶德曼奉德國政府之命，在南京會見了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正式轉達了德國政府願意斡旋中日直接談判的意向。他「勸告」中國政府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不要抱什麼希望，應與日本直接談判，並為此而重新確定與蘇聯關係。

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一直呼籲英美等國支持中國，制止日本侵略。但令他失望的是，這些經常因為中國的民眾運動而驚詫的友邦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時候，一個個都打起「不干涉」的旗幟，對日本的侵略置之不理，對中國的求援和災難無動於衷。國際正義、國際友誼也有偽善的一面，強權就是公理，友誼就是有被利用的價值，蔣介石深深感受到實力在國際生存中的重要性。

二月五日，曾廣赴重慶向蔣介石等做了報告，並研究對策。為穩妥起見，蔣介石的幕僚建議在舉行正式和談之前，先由雙方各派三名代表舉行圓桌預備會議，討論和談條件。

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外相松岡洋右又物色西義顯（南滿鐵路公司總經理）同中國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接觸。這次談判議案為：國民政府統一日軍全部撤退；日本和中國統一政府訂立防共同盟條約。日本政府對以上提案卻不答應。十一月十三日，制訂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要蔣單方面屈服，更不願撤軍，被蔣介石拒絕。十一月廿八日，「錢永銘工作」停止。十一月三十日，日本承認汪偽政權。「錢永銘工作」在拖延日本承認汪偽政權的問題上還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國民政府與日本密談的動機既有反共對日妥協的一面，也包含著延緩日軍進攻步驟、阻撓和推遲汪精衛偽政權成立的目的，這也是蔣介石抗和圖書戰兩面性的具體反映。

而此時日本的政府也隨著軍事上的暫時勝利，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新的「媾和」條件。

雖然雙方在目標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國民黨並不是沒有投降的可能性的。談判需要妥協，妥協作為增進成功的一門藝術，本身就有很大的風險。在實力弱小籌碼不夠的情況下，風險更大。鴉片戰爭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與列強進行了不計其數的談判。每一次妥協，只不過是給國家和民族多增一分苦難多烙一個傷疤，實在是難以找出什麼好處。現在好不容易把全民族的力量初步統一到抗日的大旗下，在慘痛的犧牲剛積累起一點持久抗戰的基業時，本該扛大旗的人卻在偷偷摸摸地謀求與敵妥協，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們的目的何在。更何況，國民黨蔣介石同日本以及歐美列強在反共問題上一直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鑒於民眾的抗戰情緒，蔣介石與日本的謀和密談都是秘密進行的。

對於日本新的媾和條件，蔣介石不顧日本限定的期限，採取了拖延作答的策略。

近衛則於八月廿一日，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最近閣下將與阪垣中將會見。余深信，此次會見當能確立兩國邦交之基礎。」阪垣也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保證」「對於蔣汪合作問題，不作為一項停戰條件」。

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又會見了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轉交了日本的「議和條件」，這是蔣介石第一次會見陶德曼，蔣介石表示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條件。他仔細權衡接受日本的七項條件會產生的後果：共同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是自己的心願；停止反日政策，減低對日本貨物的關稅，尊重外僑權利，並不是很困難；在華北和上海建立大的非軍事區，因為是由中國的警察和官吏維持秩序，也可以考慮。但是默認滿洲國和在內蒙古建立一個與外蒙古情形類似的自治政府，卻是事實上的裂土分疆，不能不慎重。況且，日本決不會滿足於現有的條件，中國政府一旦應允，更多的要求將源源不斷地提出。因而，即使這些可以考慮的條件也是不能答應的。

蔣在會見陶德曼時，首先詢問了日本的要求是否和歷來所要求的一樣。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蔣介石表示，對於那種認為日本已經從這場戰爭中成為勝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夠接受，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不過可以考慮以這些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但絕不是議和的條件。蔣介石強調，華北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在和平談判中，不得涉及中國與第三國之協約，而且自始即由德國任仲介人。對陶德曼不辭辛勞來回奔波，蔣介石再次表示感激，當然他的民族情感決定了他不會向日本無限制的妥協。

宋子良是宋子文宋美齡的弟弟，時任國民政府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因宋家在民國政壇上的特殊的地位，宋子良雖然沒有顯赫的社會影響，他卻是能接近蔣介石而又不會引起外人關注的最佳和談人選，鈴木對此特別滿意。但是鈴木並不知道，同他接觸的宋子良是冒名頂替的，其真實身分是國民黨特務曾廣。不過，這並不影響與蔣介石的謀和談判。由於這個假宋子良直接聽命於蔣介石，對於謀和交涉似乎更有利。

十二月十三日佔領南京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談話，盛氣凌人狂傲至極地說：「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都市不守，國民政府的實體已成問題了。」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暴露無遺。就在佔領南京的第二天，在日本策劃下的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十二月廿一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了《為日華和平談判事項給德國駐日大使的覆文》，狂妄地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乞和，方能進行日華直接談判。。

對於日本而言，征服和滅亡中國是日本對華最高戰略，「和平交涉」與軍事打擊是日本為實施其總戰略而進行交替使用的策略。在戰略進攻階段和相持階段的前期，日本策動的「和平交涉」不是國際法上一般意義的「媾和」，其性質是政治誘降。因為日本政府的目的在於顛覆中國政府，全面爭奪中國的國家主權，把中國變為日本的獨佔殖民地。

由第三國出面接洽中日直接談判，是國民政府的一貫政策。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在和與戰之間的抉擇上，國民黨內部實際上是有分歧的，外交部的態度比較悲觀，政府裏汪精衛等一撥，人也大肆散佈消極言論，軍方的何應欽等也有許多顧慮，希望緩戰。這些必然會影響蔣介石的態度，所以國民政府一方面表示了抗戰的意向和決心，另一方面又企圖將盧溝橋事件作為局部衝突，謀求外交上的和平解決。八月份，蔣介石就約見過德國大使陶德曼，提出希望德國出面調停。九月初，蔣介石又派蔣百里赴德國和義大利，促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代表斡旋中日直接談判，德和*圖*書國也表示會把握時機居間調停。

首先，國際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九月歐戰爆發，日本欲乘機南下，但因其主力已深陷中國戰場而無法自拔。日本希望儘早解決「中國事變」以便騰出兵力，大舉南下，進而實現其稱霸亞太的野心。日本參謀本部於九月十五日改變方針，決定把汪工作和重慶工作同時並進，力爭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不得已時在建立後），使日軍和重慶軍達成停戰，並促使汪、蔣政權合流。

兩天後，廣田陶德國向中國政府出示最後通牒：「假如中國不接受這些條件，日本……將被迫以完全不同於前此所持的觀點來對待目前的局勢。」

國民政府與日本的謀和密談，有一部分並不是經蔣介石同意而進行的。汪精衛、周佛海之流就以收集情報為名，派高宗武到香港與日本人秘密接觸，高宗武還私自到日本去過一次。後來事情敗露，一切罪責都推到高宗武身上，周佛海說他擅自行動。汪精衛、周佛海的叛逃是早有準備的。精明的蔣介石當然會有警惕，這件事雖然沒有進一步深究，但不可能不加深了他同汪精衛、周佛海之間的猜疑。蔣介石不是不允許和談，他只是不希望有人不尊重自己的權威，而且，他認為在妥協和讓步的條件上必須由自己把關。

一月十六日，近衛首相根據御前會議的決定，公開發表否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聲明，大言不慚地宣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

再者，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國內經濟已呈現危機，電力不足，糧食缺乏，通貨膨脹，財政混亂。經濟狀況已陷入侵華戰爭以來「最暗淡的時期」。軍事方面，由於戰區擴大、戰線延長，深感兵力不足、力不從心。經濟和軍事的困境，使日本難以支撐持久的中日戰爭。一九三九年十月，日本陸軍參謀長澤田茂說，「外強中乾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陸相也有同感：依靠武力解決中國事變的作法是沒有出路的，「要想讓蔣介石放棄抗日，只有立即從瓦解其政權著手。」

關於東北，日本要求蔣方公開承認「滿洲國」。蔣方代表最初主張由中日雙方共同作為「滿洲國」的保護國，在遭到拒絕後，又提出採取事實上默認的方式來滿足日方的要求，但日方對此毫不讓步。為了給蔣介石考慮的時間，日本把汪偽政權的成立的時間推遲到三月三十日。可見，日本對此還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七月廿二日，第二屆近衛內閣組成，日美矛盾趨於激化，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對「和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

日本方面同意舉行圓桌預備會議，但在二月廿一日下達的《對實施桐工作的指示》中，先行規定了進行「和談」的基本條件：重慶政府保證放棄抗日溶共政策；重慶政府和汪精衛進行適當合作；重慶政府保證按照新中央政府和日本商定的日華新關係調整原則，正式調整中日邦交。

蔣介石卻不急於這一時一刻，他還要等待更加有利的時機。戰局雖然危急，太原和上海並未淪陷，希望前線將士的苦撐能獲得國際關注，使正在舉行的布魯塞爾會議做出有利於中國的決定。蔣介石表現的比較強硬：「假如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將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在會見的最後，曾廣還不失時機地表達了中國方面對日本的質疑：日本是否想重新考慮不以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若想重新考慮，用什麼辦法使中國方面確認此點？如果日本果真是採取中日經濟提攜的話，那麼，在能夠達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局面？日本政府有沒有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蔣介石本人道出有關和平問題的親筆函件。因為公開進行會談對蔣介石的對日和平工作造成極大妨礙。

在倒汪問題上，蔣介石對汪精衛欲取而代之的行徑十分憎恨，因而以「和談」來破壞汪精衛另組政權的圖謀，在汪偽政權出臺後，又用和談拖延日本政府對汪偽政權的承認。對蔣介石在「和談」中的倒汪意圖，日汪方面也有所察覺。這次日蔣「和談」歷時十一個月，蔣介石在其中一直居於幕後指揮。

在這種形勢下，六月四日至六日，日蔣代表又在澳門市郊舉行了第二次預備會議。會前.曾廣對今井武夫私下表示：「蔣介石委員長表面上姑且不談，內心在希望和平卻是事實，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會議的備忘錄中，日本方面如能認可中國方面的意見，估計必然可以簽訂協定。」「中國在日華停戰的同時，就要發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會議中希望從時間到內容方面能同日本協商。」會上，雙方代表幾經交涉，仍無實質性進展。最後，雙方同意了一項令人不敢想像的建議：請蔣委員長、汪精衛和阪垣征四郎三人在湖南長沙會談，一舉解決一切問題。從此，雙方把希望轉向高級會談。

日本人看到了德國在中國的巨大商業利益，中德兩國政府間「良好」的外交關係，加上德國又是自己的盟友，自當竭盡所能照顧日本的利益，對於這樣理想的仲介人又怎能放棄呢？

蔣介石如此寄希望於德國是有原因的，德國一直是他嚮往和學習的國家。一戰後割地賠款備受懲罰，但是不出幾和圖書年，德國就迅速擺脫了任人宰割的困苦境地，再次成為歐洲以至世界都舉足輕重的國家。德國的鐵腕人物俾斯麥、希特勒等令他心折，統治欲極強的他又何嘗不想在國內能一言九鼎，在國際上也擲地有聲呢？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對日抵抗的同時，並未放棄與日本妥協的企圖，一直斷斷續續地與日本進行謀和密談。特別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軍事進攻與政治誘降並舉的兩手政策後，國民黨政府內的對日妥協空氣有所增長。武漢失守前後，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曾通過多種管道與日本秘密接觸，進行「和平」試探和討價還價。在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〇年九月，國民政府與日本進行了自抗戰開始以來第二次重要的秘密談判，日方稱之為「桐工作」（「桐工作」是重慶和平路線的暗語），國民黨稱之為「宋子良路線」。

正在他有些悲觀的時候，歐戰的爆發大大震驚了世界。美英對於中國的抗戰也表示出更多的關心。蔣介石一時左右逢源，成為美英蘇和日本都想積極拉攏的人物。他想待價而沽，同日本和談以刺|激美英，從而得到更多實質性的援助。最重要的一點是，蔣介石希望通過「和談」來達到「倒汪」和「反共」的目的。

歐戰業已爆發，美日矛盾日趨激化，蔣看到他盼望已久的國際形勢變化正在臨近。在《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後，蔣介石高興地認為「德、意、日三國同盟，果已實現，此在抗戰與國際形勢下於我實求之不得者。抗戰必勝之屬已定矣」。

蔣介石與日本談判有三個目的。一是希望通過和談，做出有限妥協，結束戰爭。二是做給美英蘇等國看的，從而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蔣介石認為美英等在中國都有投資，而且都想在華獲得更大的利益。當年美國提出中國對各帝國主義國家門戶開放，就是要各列強利益均沾。如果日本侵華目的得逞，美英等國在華利益必定會喪失。更何況日本侵華的目的是吞併中國獨霸東亞，美英等國在東亞的利益也將受到威脅。不僅如此，日軍還會騰出手來，北進或南進，美英蘇等國的本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因此，隨著日本侵華步驟的加快，中國國土進一步喪失，這些國家不會袖手旁觀。三是拖延時間，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苦撐待變」是蔣介石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蔣介石一方面利用我國遼闊的國土，以空間換時間，消耗敵人；另一方面，試圖通過談判，與敵人周旋，爭取時間。蔣介石認為，只要中國抗戰三、五年，國際形勢總會有變化，到那時我們就轉危為安了。正因為如此，蔣介石明知談判不會有滿意的結果，因為他不可能答應令自己喪失統治權的條件，但他仍然不放棄談判。

日本那群狂妄的戰爭瘋子以為蔣介石已經被逼上絕路，只有求饒和任人宰割的份了。但是，下達最後通牒已經十多天都還不見回音，日本人開始心虛；國都都已被皇軍佔領，蔣介石莫非還想負隅頑抗，他是想拚命還是有恃無恐呢？日本人覺得不能再等了，他們還真怕蔣介石有什麼強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日本內閣把最後通牒的時間限定為七十二小時。

十二月廿六日，陶德曼會見孔祥熙，送交了上述條件和日本的備忘錄。蔣介石已經開始打消和談的念頭，他表示：「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今日除投降之外無和平，捨抗戰之外無生存」，他決定對於日本的條件「一概不予理會」。

前線依然在激烈地戰鬥，侵略進攻的一方囂張狂妄，竭力去實現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防守抵禦的一方慷慨悲壯，發誓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烽火硝煙視死如歸，一方是為了虛無縹緲的武士尊嚴和天皇榮耀，一方是力爭實實在在的國家生存和民族延續。就在前線雙方的將士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後方的政治家卻準備握手言和，雙方都把企盼的目光投向勢頭正旺的德國。

不過，讓蔣介石惱火的是，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漏洞，秘密謀和的消息還是被外界知曉了。就在會見陶德曼的第二天，宋慶齡拿著一張刊登有關消息的報紙找上門來問罪，蔣介石的矢口否認不過是增加了自己的尷尬，暴露了自己的心虛罷了。

陶德曼向蔣介石透露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將於次日正式簽訂反共協定，還告訴他英法等國對於這種針對蘇聯的活動不僅不會干涉，反而會暗中鼓勵，即使暫時有損他們的利益也會隱忍。所以，陶德曼勸告蔣介石從速抉擇，不要在打得筋疲力盡的時候才想起與日本人談判。

據今井的回憶，「秘密會談如果成功，當然要討伐共產黨，已經制定了討共計畫，如果可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實行。胡宗南、蔣鼎文、朱紹良、衛立煌、薛岳等將領已經集中在重慶等待協議完畢。因此，和平恢復後，恐怕要向日本請求補充武器等援助」。對此，日本軍方亦向蔣方代表暗示，「準備討論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並考慮了採取「轉移兵力，局部討伐，日華兩軍策應」等各項政策，以配合蔣介石的反共行動。

好在中國已不是清末的中國，中國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戰爭爆發後兩個多月以來，日本雖然不斷增兵，不僅毫無結束的跡象，而且事態愈來愈擴大，天皇還有陷進泥潭的危險。蔣介石著急的時候，日本人並不比他輕鬆多少！

七月三十一日，蔣方代表向日方提出三hetubook.com.com項要求並要阪垣親筆答覆：要求近衛以某種方式取消以前發表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要求在蔣與阪垣會談時，不要觸及蔣汪合流問題；要求日本廢除日汪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

十二月二日，蔣介石第二次會見了陶德曼。當時，上海、太原已經淪陷，南京也處於敵人的包圍中，九國公約會議於十一月廿四日在毫無實際結果的情形下收場，日本正企圖利用軍事上的優勢迫使蔣介石投降。

在實行「宋子良路線」之前，蔣介石與日本還有一次秘密會談。一九三九年三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和柳雲龍與日本的萱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蔣介石提出的和談條件是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萱野對此根本不予理會。日本政府也於九月十三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談判因此告吹。

蔣介石知道真正決裂的時刻已經到來，該來的總會來，與其逃避，不如坦然面對。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外交部長王寵惠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向陶德曼送交了回覆函，認為：「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條件的性質和内容，以便仔細研究，再作確切決定」，否則「也不能做出任何決定，又不能表明任何意見。」

日本基於和英美的矛盾，想排除英美插手中日之間的爭端；另一方面為了避免陷於持久戰的泥沼，十月一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在「軍事行動取得成果與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儘快結束」戰爭。這樣，在中日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日本示意歐洲盟國德國出面「調停」，他們已經準備在反共的旗幟下永結同心，以他們為軸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內愛國抗戰派以及全國人民的反對，是迫使蔣介石中斷這次「和談」的最主要原因。在「和談」中，蔣介石方面雖然一再要求日方保守秘密，但消息還是洩露給了上海報界，遭到全國民眾和各抗戰派的強烈反對，一致要求中斷「和談」。中國共產黨對此不僅發表了聲明，更是發動了百團大戰，使一度低迷的戰場有所改觀，挽救了抗戰的危險局面。在國民黨內部，孫科、于右任、馮玉祥等對「和談」也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與反對。蔣介石此時擔心一旦達成和平協議，不僅會使國民黨面臨分裂，國內大亂，而且會讓共產黨在國內佔優勢，這恰恰是他最不願看到的。最後，蔣介石只能中斷對日「和談」，而中國仍能以統一的力量來進行抗戰。

蔣介石不希望前線奮戰的將士因為和談的消息而引發混亂，十一月一日那個突然回防的命令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了。是啊，消息傳到前線會有什麼反應呢？進攻的一方當然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把皇軍的威風更多地顯耀在享受勝利的果實上；抵抗的一方卻一片迷茫，知道抱薪救火飲鴆止渴後果的人群情激憤，貪生怕死苟延殘喘的人則興高采烈迫不及待。總之，對等待中的蔣介石來說，公開這個消息是絕對不利的。所以，他特別關照陶德曼，要求嚴守秘密。

與日本直接談判，在一定程度上謀求中日關係的妥力圖避免和儘量延遲中日戰爭的發生，是國民政府的一貫方針，這也是蔣介石接受陶德曼「調停」並同意與日談判的動機所在。正因為德國與中日有這樣的淵源，國民政府又有如此的方針，德國的調停才會一度有所進展。一份份絕密電報開始在德國柏林、日本東京和中國南京間輾轉循環，三國政要和外交高官也開始在這張無形的電波網中體驗悲歡喜怒。

六月二十日，曾廣答覆日方，高級會談大致到七月中旬可以舉行，地點可定在長沙。日軍為推進高級會談，將派參謀次長澤田茂到南京作現地指導。七月廿二日，日蔣代表交換了高級會談備忘錄，約定八月中旬在長沙舉行高級會談。

此間，為了爭取蘇聯參戰，蔣介石把德國大使陶德曼充當調停者的中日和談建議及日本的備忘錄透露給史達林，暗示蘇聯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國，他將被迫議和，加入反共協定的軸心國。

可以看出，日蔣的和平條件是有著很大差距的，蔣介石方面側重於停止戰爭，反共倒汪，日本則希望蔣汪合流。這樣的差距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這次「和談」的命運。

為配合「和談」的進行，日軍從一九四〇年五月初起，發起了宜昌戰役。六月，佔領襄陽、攻陷宜昌，進逼四川，空襲重慶、成都等地，企圖迫使蔣介石就範。

蔣介石能夠在「和談」的道路上懸崖勒馬，主要原因有：日本要蔣介石下臺，要其承認「滿洲國」，都超出了蔣可能接受的限度。蔣介石從維護其統治地位的根本利益出發，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關於汪偽政權問題，日方要求實現蔣汪合流。蔣方代表則表示，在中國國內反汪空氣日益高漲的形勢下，要重慶政府與它合併，無論如何也是不能考慮的問題。可見在承認「滿洲國」、在華駐軍和蔣汪合流問題上，兩者的矛盾依和圖書然很尖銳，在其他問題上則分歧不大。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面對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迅猛發展，蔣介石的恐懼與仇視日益增長，認為這是危及他統治的「內在隱憂」。於是他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內外政策。但是，蔣介石深知，抗日與反共難以雙管齊下，必須有所側重。於是，希圖利用與日本在反共主張上的一致性，通過「和談」以犧牲中國的部分主權換取日本的妥協讓步，進而勾結起來共同反共，以鞏固其統治地位。這一企圖在蔣方代表同今井武夫的密談中，曾有過露骨的表露。

其次，日本對積極籌備中的汪偽政權能否結束中日戰爭還存有嚴重的疑慮。汪派所聚集的大部分是過去黨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者腐敗分子，在廣大民眾中沒有絲毫基礎。在日本陸軍和興亞院中有大批人認為，汪精衛只是個空頭政客，既無兵力又無財力，作用有限，根本不是解決中日戰爭的決定性力量。而蔣介石則掌握著大量軍隊和主要權力，而且又在抗戰中得到中國人的支持。因此，對蔣介石實行誘降才是必要的。

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失守，大片國土的淪喪，美英對日的暧昧態度，使蔣介石的持久抗戰信心有所動搖，認為中國抗戰已經進入「最黑暗的時期」。他開始希望能正在有限的妥協下結束戰爭。

從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為初步接觸階段。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決定重新起用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駐於香港，命其策劃建立與國民政府間的聯絡路線，即開展所謂「桐工作」。十二月，鈴木通過香港大學的張治平與一位自稱是宋子良的人，進行接觸。

關於共同反共與日本在內蒙和華北等地駐兵問題，日方提出，兩國締結共同防共協定。對此，蔣方代表當即表示同意，並答允將内蒙古作為共同防共的特殊地區。不過，蔣方代表堅決反對日方在內蒙和華北駐兵，但同意考慮等到和平恢復後，在重要地區推遲日本撤兵的時間。

三月廿四日，蔣介石給香港答覆：「關於承認滿洲國問題，政府內部的意見形成對立，不易決定。希望延期到四月十五日再作確定答覆。」對此，日本政府很惱火，認為這是「辜負了我們的期望」。於是在三月三十日汪偽政權就成立了。

日本政府並不是真想同中國政府停戰議和，更不滿足於佔領東北和華北，而是要獨佔整個中國。所謂「議和」，只不過是滅亡中國的另一種手段而已，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軍並沒有停止軍事進攻。正當蔣介石在陶德曼的斡旋下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談判，並作出一定讓步的時候，攻佔了上海的日軍從三個方向直撲南京，欲置蔣介石於戰敗求和的絕地，憤怒與民族自尊心一下沖散了他比較勉強的妥協意向。十二月五日，在日軍的隆隆槍炮聲中，蔣介石痛別南京，他憤然宣稱：日軍不先退出中國，就沒有和平可談。

陶德曼「調停」期間，正值華北和東南的戰局惡化，國際對日綏靖又日益盛行。與蔣介石不同，汪精衛被日軍的攻勢嚇得失魂落魄，從中日準備和談一開始，他便欣喜若狂，竭力慫恿蔣介石接受日方的條件，與日方談判。國民黨中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主張抗日亡國論的人，這時更是鼓吹民族失敗主義，說中華民族生來就沒有日本大和民族優秀，所以注定是要失敗的。十二月六日，汪精衛主持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在他的授意和引導下，通過決議要求接受日本的條件。但被蔣介石拒絕。

九月五日，曾廣答覆日方：近衛親筆信仍然沒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同時，近衛對阪垣出席長沙高級會談，不是全面支持，而是旁觀的態度。蔣介石對近衛的親筆信表示了斷然拒絕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就中斷了「桐工作」。

日本人還獅子大張口，又提出了四項新的「媾和」條件：中國應放棄溶共抗日政策，以協助日「滿」防共；在必要地區設置非武裝地帶，並在該地區各個地方設置特殊機構；在日、「滿」、華三國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中國應向日本帝國作必要的賠款。日本人還不覺得滿足，同時又擬訂了九條談判細目，想獲得更多的權益和多建立幾個偽政府。日本人也沒有信心完全統治偌大一個中國，不得不分而治之。這是一個由日本任意解釋的無所不包的條件，並限定國民政府在年內答覆，派遣媾和使節到日本指定地點談判。

一月十八日，日本召回駐華大使，中國也召回了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從此中斷。十九日，國民政府針對日本的「一一六聲明」發表《維護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的聲明》，嚴正表示「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的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在日軍佔領區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僭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至此，陶德曼「調停」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接著在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二月，兩人連續在香港進行了四次個人接觸性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