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把全部道藏運到靈巖寺，所以我們這一幫人，有假期就跑到那裡去看道藏、佛經。馮友蘭一輩子的名著，就是在靈巖寺住了三個月下來寫的。我們在山上就笑，馮友蘭在這裡看了三個月禪宗的書，下去就寫《新世訓》《新原道》了。

所以我說我很幸運，文官武將，在這幾個大時代和圖書趨勢的變化中，我認識太多的朋友。譬如學術界的逃亡，楊麟只提到西南聯大、西北聯大，我前面也提到成都就有六、七個大學，這些學者文人很有趣的。

譬如說在抗戰的時候，我在四川灌縣靈巖山（青城山旁邊）的靈巖寺，住持和尚傳西法師，他是歐和圖書陽竟无先生的弟子。他一個和尚帶兩個佣人，好像也有個小和尚。他供養的都是我們這一班學人，所以我們都在一起，不但我的老師袁煥仙先生在那裡閉關，當時在那裡的還有馮友蘭、錢穆、郭本道（燕京大學名教授）、李源澄、謝无量等名學者。

同時這一批學人，譬如馬一浮和圖書先生，也在嘉定樂山烏尤寺辦復性書院，歐陽竟无佛學大師，則在江津辦支那內學院。還有個人很奇怪，我也見過，就是共產黨的創辦人陳獨秀，他也在江津閒居，生活都是蔣給他的，也聽說他未接受，當時他已很衰老了。

楊麟本身的經歷對這類的逃亡，就有許多的感想。因為我各方面和-圖-書的經歷太多，事情太多，一下講不清楚。我經常笑自己，一輩子對黨、政、軍，作官、做生意，我是統統買票不進場，自己也沒有參與啊，但都有關聯。

蔣介石考浙江講武堂沒有考取，後來就跑到保定軍官學校去了。

這些名流的學者們，包括宗教界的章嘉活佛這一批，除了年輕的流亡大遷移到和-圖-書大後方的重慶和成都外，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在四川、西康、重慶一帶，所以我說我有最好的機會。

你說進場了嗎？不進場。我的個性，不買票，看不清楚裡頭演什麼戲；進場了，怕參與進去戲演不好，一輩子這樣。

後來碰到我一位同鄉的將領姚琮（味辛）講起來，好像陳獨秀在浙江講武堂還作過老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