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質上，關於災難性崩潰的觀念，也比烏托邦來得古老。濛昧的遠古留給人類心靈的印記，無論在東西方，都是關於洪水滔天的記憶。那是一種真實的恐怖。它把人類祖先對大自然敬畏的信息留在人們的潛意識裡，只是人類後來借助科學技術而傲慢得漸漸把它淡忘了，可是人類至今還是不斷遭到「天罰」。再說，在洪水之前，甚至在人類還沒有出現以前，還有冰川期。地質學家甚至悲觀地認為，人類不過是兩個冰川期之間的暫短現象。我常想，在我們前面的冰川期之前的那個人類，是在怎樣的大災大難中滅絕的？

「六四」以後，中國大陸走進了一種崩潰的機制。這種機制也有它的一套程序，環環相扣，像多米諾骨牌的倒塌一樣，無可遏止。

然而我卻祈望每一個中國人，包括那些不再對中國的未來負責的形形色|色的政客們、軍人們、大佬們，都讀一讀這本《黃禍》。

崩潰一般會按三個層面依次推演：社會心理的坍塌、政治制度的解體、倫常法則的中斷。至此，社會開始大分化、大動亂，各種力量輪番廝殺，直到殺出一個新的遊戲規則，崩潰機制才會停下來。否則社會就會一直解體下去，直到文明的總崩潰。這裡非常關鍵的一環是政治制度的解體，它是崩潰的中心和高峰，研究它的發生、演變機制，尤為重要。

導致滿清滅亡的另一個政治機制，是皇權的非程序轉移。後宮當朝，垂簾聽政，臨終託孤，在傳統中國政治史上歷來都是亡國的結局。慈禧更是連親兒子的改革都要戕殺，哪有不亡之理？

後一種恐黃症更廣泛，而且根深蒂固，一直伴隨在中國人向海外移民的歷史之中。早在一八七六年，美國西海岸掀起排華浪潮，聯邦國會派一委員會前往舊金山調查時，形形色|色的黃禍論都在聽證會上湧出來了。一個叫斯陶特的加州醫生，以公共醫生的監督者身份出面作證，極言保持安格魯撒克遜種族純潔之必要——「每有一個中國佬在我們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來，都會使我們自己的血統降低」。另一位叫德梅隆的律師在作證時，更援引一些人種學家的理論，斷言任何種族，如果他們的平均腦容量不超過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沒有能力建立自由政體，而他把英裔美國人的腦容量定為九十二，把中國人定為八十二，比非洲土著黑人還要低一個立方英寸。他說：「這些中國佬同南方的黑人合在一起，將危及選舉權，使之降低到為保持一個自由政體所必需的平均智力和品德之下」。

大清帝國的崩潰，一般學者都認為，因一系列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加重賦稅，短短四十年就形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坍塌，朝廷的權威一落千丈，動亂的心理基礎已經奠定。但是要讓如此龐大而富有經驗的一個政權垮掉，卻不那麼簡單。這完全是另外一套崩潰機制，而且偏偏是因應著這個政權拼命挽救自己的那種努力，而不知不覺產生的。滿清的這個過程發端於太平天國造反，八旗綠營無力剿平，朝廷只得放棄禁例，允許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大員募鄉勇去向「長毛」拼殺，這便開了中國近代軍閥的先河。太平軍滅，湘淮軍坐大，論功行賞，兩系軍閥囊括封疆大吏，兵權實已由京師轉移分散到全國各地。這個格局一旦形成，朝廷只有坐以待斃了。所以，後來武昌一聲槍響，四百年大清轟然倒下。這其中的道理，便在於各路軍閥紛紛「自保」、「中立」，皆不勤王，活活將大清肢解。和圖書而肢解以後，孫中山也當不了大總統，得等這些軍閥廝殺個十年，才能由蔣介石去收拾。滿清靠軍閥而滅於軍閥的這種自殺式崩潰機制，實在也是它那種制度無法選免的。

不是每個人都能超越功利去領會上天的玄機的。因此，去年「六四」周年台灣華視播出我的記錄片「亂世之初」時，沉醉在溫柔鄉裡的人們並不以為然。也因此，當我在加拿大「新聞自由報」上讀到《黃禍》的頭幾章時，便知道那不相識的作者和我心心相印。今天終於讀到全書，中華民族那結局之慘烈，幾度令我掩卷，直讀得一身冷汗。我猜這書作者大概在「六四」以前就動筆了，並且作了長時間的醞釀。有一種強烈的崩潰感一直在內心衝擊他，「六四」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現實的驗證罷了。

黃禍論在西方的出現，偏偏是清帝國發生崩潰之初。那時，最早提出「來自東方的巨大危險」的，是俄國人巴枯寧，一個被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們所崇拜過的無政府主義大師。巴枯寧在他晚年所著《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從俄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奉勸沙皇「如果真的要從事征服，為什麼不從中國開始呢？」巴枯寧認為，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歐美已將歐洲文明的最新成果——新式武器和歐洲人的紀律輸入中國，如果這些東西「同中國人的原始的野蠻、沒有人道觀念、沒有愛好自由的本能，奴隸般服從的習慣等特點結合起來」將對俄國構成巨大威脅。他認為中國人不僅將塞滿整個西伯利亞，而且還將越過烏拉爾山，直抵伏爾加河邊。一八九八年，英國出版了一本小說名為《黃種人的危險》，也聲稱難以勝數的中國人按西方的裝備武裝起來衝進歐洲。黃禍論自此風靡。

還是我在大陸逃亡的時候，從邊陲某城的小書店裡買了一本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的《大預言》。薄薄的一冊，經不住我半天功夫的飢渴吞咽。以後帶在身邊隨時看。「六四」血光之災剛一發生，我便被某種強烈的崩潰感攫住了，這仿佛是同「六四」前的那種世紀末恐懼一脈相承的。

細察西方人的黃禍觀念，有一個很大的內在悖論。一方面，他們很擔心以佛教式儒家為核心的黃種文明的強大，會構成對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西方工業社會的威脅，形成生存競爭；另方面，他們又壓根歧視黃種人，斥為劣等民族，很怕黃種人在全世界「泛濫」。

《黃禍》這本書，將這種種變數，和那雪崩般的坍塌，悉盡描繪出來，寫得驚心動魄。中共政權在強人辭世、法西斯青年軍人搞暗殺搶班奪權、大軍區司令們見風使舵、東南裂土、少數民族獨立等一系列崩潰程序中解體，一環環都彷彿是無解的死結，一直引向核子戰爭、大飢荒、瘋狂的全民族大遷徙：神州淪為地獄，人退化為獸；由中國的滅頂之災再擴散為世界性的大劫難。人類文明整個崩潰了。

當然，我們不能像諾查丹瑪斯或「推背圖」那樣預言其中的玄機和具體的人事，但崩潰機制的大致模式，卻是可以從歷史經驗中獲得參照和啟示的。

這些隔世之音，如今聽起來荒唐，但當我們了解了美國曾經是一個種族歧視很嚴重的國家，也就不覺得奇怪了。直到今天，對亞裔的歧視不是比比皆是嗎？西方人的黃禍觀念，從根本上來看，種族偏見只是表面現象，和*圖*書隱藏在它背後的是西方人對東方那個以龐大人口作載體的古老文化的陌生和疑懼。他們不能不承認這個五千年文化之悠久和完備，令他們望塵莫及；但他們又從這個文化在近代所顯露出來的自責、麻木和衰敗中，感覺到一種控制和影響不了的無奈。甚至擔心這個文化和它那搖搖欲墜的制度的崩潰，由於人口太龐大而不能不影響整個世界。所以西方人關於中國說的最頻繁的一句話，就是「讓她昏睡吧」。驚醒她是愚蠢的——這便成為西方人自認為最聰明的選擇。

奇怪的是，當大清奄奄待斃，處於國力最虛弱的王朝末日之際，黃禍論反而在西方甚囂塵上了。細看中日甲午戰爭時的歷史就會發現：在上個世紀末，緊追在西方工業強國後面的，是東方的三個國家——中國、俄國和日本。三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現代化後來者之間，有一場優勝劣敗的殘酷競爭。以進入現代化的準備條件而論，古老傳統賦予中國許多遠勝於俄國和日本之處，無奈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卻掌握在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手中，而這個政府又掌握在那個極為昏聵的老佛爺手中。

一個曾經是西方人的恐懼，如今卻變成我們自己的恐懼。今天你在香港、台灣這些中國人的社會裡，已經可以隱隱約約感到一個龐大的威脅正在逼近，甚至能夠聽到那沉重腳步聲了。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經聽到了來自蒙古高原的馬蹄聲。

但願「黃禍」只是幻想。

黃禍（The Yellow Peril），久違了。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很昏庸，但畢竟沒有慈禧那麼保守和固執。只有明治天皇年輕、開放而野心勃勃。於是在中、日、俄的這場角逐中，中國第一個敗下陣來，龐大的北洋水師被輕捷的日本魚雷艇擊潰。緊接著，同樣龐大的俄國太平洋艦隊也被日本打敗。發生在東方的這場將決定未來一個世紀命運的拼殺中，只有一個贏家，那就是日本。所以甲午海戰後西方一再驚呼的「黃禍」實際上是指日本人。當然也包括擔心中國效法日本。

至於社會心理的坍塌，經過「文革」的摧折，連中共自己都不諱言了；再經過「六四」那番坦克的碾壓，老百姓的心已經死了。一個不再合作的民眾成為巨大的、沉默的未知數，只有當這個政權解體來臨的那一刻他們才會牆倒眾人推。對這預設的崩潰的防範，也將使政府支付巨大成本，最後耗盡它的精力。

很難想像人類如果沒有大限的觀念，文明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無論是基督教的末日大審判，還是佛教的來世觀念，對未來的恐懼的預設，都成為遏止人性惡和對倫常道德的最終制約。「聖經．啟示錄」描繪了那雷轟、閃電、大地震，江河大海都變成血水，日月星辰昏暗，大火從天降下，七位天使輪番懲罰人類的情景，強調一個整體性的大限，而諾查丹瑪斯則把這個大限具體地預言在「一九九九年恐怖大王自天而降」。不管世人以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世界大事件來印證、附會諾查丹瑪斯的預言如何如何準確，那都反映了人類迫切希望聽到上天警告的敬畏心理。諾氏與「聖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更強調災難來自人類自身的愚蠢，預言人類將毀於第三次世界大戰。

本世紀初，西太后挑唆義和團跟基督教和洋人作對，事敗後，她逃到西安，德國將軍瓦德西率領八國聯軍一路攻進北京，這位德國軍人似乎已經把m.hetubook.com.com威廉二世那幅「黃禍國」變成現實了，但列強對中國的處置卻發生三種方案的爭論：瓜分、改朝換代、維持滿清。當時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老謀深算地擺平了這場爭論。他在「雙周評論」上撰文寫道：「把現存的王朝作為一個正在活動著的東西而接受下來，並且，一句話，竭力利用它。」赫德認為支持現政權是恢復秩序的最省事的辦法，同時他也意識到遲早會有一個黃禍的問題，「這就像太陽明天將會出來一樣肯定，問題是怎樣才能延遲它的出現。」

寫得如此恢宏又章法井然的政治預言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上，恐怕還是第一部。作者想像力之大膽奇詭，知識結構之寬闊豐厚，文筆之雄健渾熟，都是令人驚詫的。在整本書的大悲歌中，雖然你感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但你還是會被那漸漸邁進的恐怖的大限引著往前走，在經歷一次幻想中的、但卻並非絕不發生的中華民族的毀滅。

自然，中國人畢竟只有亂世恐懼而缺乏大限的觀念。儒家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佛家也強調個體的輪迴和對輪迴的超脫，道家則更是只講羽化成仙，即使董仲舒的「天譴」也只管得了改朝換代。這種超越不夠的文化對崩潰的體認不深刻，卻反而比較容易趨向烏托邦。近四十年中國大陸在烏托邦思潮下的大瘋狂，其端緒在於對一百年前那次大崩潰的準備不足和強烈反彈，錯亂至今難以理順。基督教文明整體性的大限觀與個體性的超越，使得他們對崩潰有一種更強的耐受力和自我調整。我不知道，我們民族在大瘋狂之後會不會再遭受一次大崩潰。至少《黃禍》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文學寓言式的模擬。英國人奧維爾寫了《一九八四》，日本人也拍了電影「日本列島的沉沒」。我們也該有一部《黃禍》，無論它寫得多麼慘烈，即使按照我們祖先的觀念來看，對今日中國之迷亂，也該發出一個「天譴」了。

四十年共產制度在大陸實行，委實曾經把中國變成最令西方頭痛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澤東讓八億中國人勒緊褲帶造原子彈，並聲稱中國最不怕打核子戰，充其量死掉三億人，看你們西方誰賠得起。這一招很厲害，逼得精心設計了冷戰和核戰理論的基辛格先生乖乖上北京去與他握手言和。這位高歌「成吉思汗，一代天驕，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東方強人，創造了一個令中國人揚眉吐氣卻也痛苦萬分的奇特時代，等他一死，這個民族的最後一點元氣也快耗盡了。

如今，輪到鄧小平用黃禍來恫嚇全世界了，歷史怎麼會演出如此荒誕的一幕？「六四」後香港「文匯報」援引鄧小平的話說：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對中國的控制，將會有一億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亞，一千萬到泰國，五十萬到香港。四周恰都是正在崛起的「小龍」們，都在那裡盼著一個吉星高照的太平洋時代，誰不害怕大陸這條老龍撒野。於是黃禍終於變成了黃種人自己的恐懼。

人類關於崩潰的觀念，與人類關於烏托邦的觀念一樣，都是浮蝣般苦短的人生對漫長宇宙時空的一種揣度。只不過，一種取向天堂，一種取向地獄，按人類的本性抑或是人性的弱點，人們自然更願意揣度那天堂，死後升天總比入地獄有吸引力——這便是宗教和共產主義比其他什麼主義，更使人瘋魔的道理。但老實講，關於崩潰的ｈttps://ｍ.ｈｅｔｕbｏｏｋ•com.ｃｏｍ看法要比烏托邦深刻得多。

這個恐懼已經在東南亞蔓延。直到今天，我們還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夠制止它。於是，香港人紛紛往加拿大跑，台灣人也往美國跑。大家都在跑「黃禍」。跑到離那個大陸越遠越好。那種彷彿像一千年前的蒙古高原一樣，快要噴湧了——

西方人的黃禍觀念，是否起於當年那個「成吉思汗風暴」我沒見到考證的文字。只從魯迅罵中國人自以為曾跟著成吉思汗征服過世界這一點看，知道一百多年前我們遭受西方凌|辱時，曾有人頗拿這黃禍來作「精神勝利法」。

這次叫得最兇的是德皇威廉二世。日俄戰爭前他不斷給尼古拉二世寫信，鼓勵他去跟日本人打仗，以「捍衛歐洲，使它不致被龐大的黃種人侵入」。威廉二世最擔心的是，「二千萬至三千萬受過訓練的中國人，由六個日本師團加以協助，由優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軍官指揮——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繪的那個黃禍正在成為現實」。威廉二世在這裡指的是一幅畫。列夫．托爾斯泰曾嘲笑這幅畫說：「威廉皇帝近來畫了一幅畫，描繪出所有的歐洲國家持劍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長米迦勒的指示，注視著高坐在遠處的佛像」。這幅畫由威廉二世親自用鉛筆畫出草圖，並由一個叫克納科弗斯的畫家完成，然後作為禮物送給沙皇，一時轟動歐洲。

試觀今日的大陸之政局，上述兩種崩潰機制均已顯露。「六四」調大軍進京殺人，使軍隊介入了政治糾紛，從此脫不了關係。軍人干政或曰「槍指揮黨」的前景已被註定。日後，這個政權對軍人的依賴會越來越大，暴力解決政治分歧的趨勢也無可挽回了。再加上一班黨內大老皆不久人世，原來按程序派定的胡耀邦、趙紫陽接班順序都被攔腰斬斷，鄧大人「臨終託孤」之勢已不可逆轉，黨內再沒有可以號令全軍的權威人物，只剩下大大小小的野心家，等著老人嚥氣後擁兵自重。

一百年快過去了，西方人擔心的那種黃禍並沒有發生。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和他們那種制度也依然沒有被中國人所接受。但是，曾令西方人恐懼的中國傳統文化也在這一個世紀裡急劇崩坍了。誰能料到，中國人偏偏接受了西方的另一種觀念和制度：共產主義——是為了避免亡國滅種，也是為了重新成為強國而接受了專制。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既是西方列強摧毀傳統中國的結果，也是西方工業文明威脅下日本與中國競爭的結果——這兩個黃種人廝殺得最慘。這情景，被列夫．托爾斯泰嘲笑威廉二世的「黃禍圖」的另一段話說得最深刻：「把基督教給忘掉了的歐洲各國，曾經以自己的愛國主義名義，越來越激怒這些愛好和平的國家，並且教給了它們愛國主義和戰爭——真的，如果日本和中國像我們忘記了基督的教導那樣，把釋迦和孔子的教導忘得一乾二淨，那麼他們很快就能學會殺人的藝術（他們學這些事是學得很快的，日本就是一個證明）」。

毛澤東的中國如白駒過隙，曇花一現，中華民族從瘋狂中醒過來一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比滿清那時也強不到哪裡去。又經過一個鄧小平的改革十年，元氣漸漸恢復，誰料到「六四」天安門槍聲一響，舉世嘩然，國運從此跌墜。偏又是行將就木的老人們殺了一群孩子，古今罕見，天理難容，真把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全賠了進去。當今中共的老人們真是像西和圖書太后那樣不管身後洪水滔天了！

人們對大陸未來變局有種種揣測，不外是宮廷政變、兵變、內戰等等，但無論怎樣，遏制崩潰機制只能靠另一種機制來取代它。而這種新機制形成的最起碼前提，是某種法則和程序及其權威性，它不僅能夠懾服那一大群有實力的野心家，也必須能夠控制暴民傾向。然而，這種可能性都被當年的清廷和今天的北京政權斷送了。

關於這一點，也是深具殖民經驗的英國人不同於其他西方人之處。他們是第一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的，但他們除了通商之外，根本不想改變這個民族。他們對於由他們入侵而引起的這個古老民族的一系列急驟反應，如動亂、變革和革命所採取的態度，反而是一如臨往地維持那個最不稱職的滿清政府。在太平天國時期，儘管這是打著上帝名義的造反，也儘管李秀成一再向「洋兄弟」表示和睦，但英國起初聲稱「中立」，後來就協助李鴻章剿滅「長毛」。

威廉二世一類的黃禍論者，不過是一些信奉種族生存空間理論的封建霸主。舊普魯士的現代化水平，當時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進入工業化的英國人看得更深遠。有一位名叫戴奧西的英國地理學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黃禍圖」時，舉出了他讓一個日本畫家畫的一幅「真正的黃禍圖」：畫面是一個繁忙的工廠，大群拖著辮子的中國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導下熟練地生產。戴奧西解釋這幅畫說：「我們就應該熱烈地祈求，讓天朝永遠繼續保持昏睡狀態——西方工人每天力爭少勞多得，他們有什麼把握來和千百萬樸素、馴良、驚人地節儉、聰明、熟練的中國工人相競爭呢？」戴奧西這類黃禍論者，在本世紀初所擔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業東亞」。

中國先民自古也有天人災異的觀念。在先秦，「春秋」以紀錄災異表達人感應，顯示大自然對民生經濟和政治施行有重大的影響。秦燔六經，這套原始天人感應觀念失傳，後人只能從「呂氏春秋」中看到一點影子。西漢董仲舒雜揉「春秋」推衍陰陽五行說和黃帝素問等，鑄成一系統的天人災異學說，首創了中國人的「天譴」觀念。它利用人類對大自然之災變的恐懼心理，以撥正人類離善趨惡的傾向，成為士大夫堅持以天道匡正人君的精神信仰；自然，也成為民間反抗惡政的思想武器。每逢亂世之初，便有「天譴」出現，如：東漢末年的讖緯大流行，明宋的「十八子，立神器」等等。李淳風之「推背圖」，則更是以通俗的形式預卜未來，與諾查丹瑪斯有異曲同工之妙。

況且，我們還不能排除其他非政治性的誘因，如江河泛濫、大地震、農業歉收、瘟疫等等。末世多難，天人感應格外強烈，人心浮動如黃河伏汛，無言下覆蓋著巨瀾，遇一穴而潰決，哪裡是防得住的？

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這幾年我老陷在對清朝末年那次中國大崩潰的興趣裡面，總覺得這個文明氣數已盡；而眼前這個政權又露出如始皇帝那樣「一世而斬」的暴戾之氣，短命是無疑的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極權形態的瓦解，將是一場可怕的崩潰。帶著這樣的心情讀諾查丹瑪斯的《大預言》，對中國的災難性的前途便更加充滿神秘和恐懼。兩年來，人們對未來作了種種不祥的預測，但眼界都還比較迫近和狹窄，都只能在「六四」這個事件上打圈圈，無法透過它體驗到歷史在冥冥中安排著怎樣的崩潰。